维舟:新冠疫情冲击下的权力与权利,边界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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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观察家 2020-02-17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换言之,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也确保个体权益不被公权力“误伤”。这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常被视为是一个“度”的问题,但确切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某个不可侵犯的“硬边界”,否则执行者就不清楚那个“度”在哪里。

所有这些事例都透露出同一个信息: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仍处在模糊、动态变化之中,这不仅有待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参与博弈,而且本身就在考验当权者的治理水平和政治智慧。

新冠疫情何时结束,至今仍未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但有一点似乎已经渐渐明朗:这远不只是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也大幅度冲击、修正、改变了中国社会原先的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不论好坏,这一切正在发生,但它将留下什么遗产,则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如果不借此契机厘清这些边界,那么,现在的紧急状态就可能被永久化。

▌被清空的宿舍与被焊死的大门

为了收治隔离疑似病患,武汉紧急征用几所高校的学生宿舍。这原是好事,但看到武汉软件学院粗暴清空学生宿舍的视频,触目惊心。每到这时,总会出现一种声音认为,都这时候,你个人受点委屈算啥?正如很多人都已经指出的,问题是这里“受委屈”与局面改善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纯粹只是对个人权利的漠视。

不过,这种辩解能被许多人公然宣之于口,仍表明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在很多人看来,“大局为重”,要“识大体”,不存在不能为大局牺牲的个人利益——尤其如果是别人的利益。这很自然地把对个体权益的侵犯正当化了,而往往不去、也来不及辨别哪些举措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结果常常是在“毁家纾难”的崇高名义之下,无谓地牺牲、浪费,“毁了家”,却对“纾难”未必有多大帮助。

哪怕是在浙江这样曾被赞赏处置得当的省份,也出现了将疑似患者锁门乃至焊死的情况,广东则通过条例准许征用私人财产——这些其实都已接近战时状态,公权力以紧急事态为由,越过了日常时默认的个人权利边界。这再一次提醒人们,这个边界不仅模糊,而且防线极其脆弱,很轻易地就被突破了。

尽管如此,年轻一代的权利意识毕竟已比上代强多了。这条“请别用疫情绑架学生”视频,在B站上已有330万播放量,评论和弹幕几乎是一边倒地谴责学校无视学生财产。尽管其中夹杂着大量“垃圾学校”的谩骂,但这种情绪反弹本身表明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从学生的呼吁来看,只要确实对隔离病患有帮助,他们并不反对宿舍被征用,而是反对征用过程中的粗暴做法,质疑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 B站某Up主发布“请别用疫情‘绑架’学生”的视频谴责高校暴力征用学生宿舍,损害学生个人财产,引发广泛关注。 © 哔哩哔哩

换言之,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在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也确保个体权益不被公权力“误伤”。这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常被视为是一个“度”的问题,但确切地说,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某个不可侵犯的“硬边界”,否则执行者就不清楚那个“度”在哪里。

▌强制隔离中的权力博弈

看到豆瓣上武汉女孩“郭米兔”近日的记录。她1月底生病,体温忽高忽低,但服药后退烧了,恐惧之下她也做了核酸检测,从未确诊。然而社区每天打无数电话催促,她还是被强制隔离,她担心自己原本只是普通感冒,反而因此被感染了。

2月13日,她在网上抱怨:“没有任何道理,普通病患也被定义成疑似冠状肺炎。我不发烧不咳嗽,家里人都健康正常。我从未被确诊,就被强制隔离,跟这些发热病患一同关在学校宿舍里。之前社区采取哄骗的卑鄙手段,大半夜不让人睡觉,折腾病人,现在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医生没有药物也不会给你做核酸检测,只是被关在这里,不见天日。我目前的状况就是从离开家之后,吃不好睡不好,身体状态每况愈下。我十分绝望。”

与此同时,武昌湖街道茶港社区桃山村小区数百业主联名举报邻居陈北洋,说这一家在春节前后发病,核酸检测下来已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但他们却拒绝入院治疗,而是凭个人关系开药后,在家隔离。他们原住张家湾小区,后因小区里多户感染,管理较严,周围人又都认识他,均已发热患病的一家三口遂从2月4日起陆续搬到桃山村居住;此后,陈本人经常出入小区,完全无视是否传染他人。

2月12日武昌区、司法厅、社区一行十余人劝说4个小时,这一家才开门“接见”,还提出在家核酸检测等等无理要求。在被贴封条后,他们又将封条撕了。这引起整个社区的恐慌,联名要求尽快将这一家收治,甚至建议取消陈氏副厅级待遇,开除公务员队伍。次日,他们终于上公务车,被接去隔离点。

这两件事视角不同,但处理手法相似。乍一看,两例最关键差异在于前者并未确诊,而后者明明已经确诊,但在实际执行中则被“一刀切”了;不过公平地说,郭米兔按政策的确也属于应被隔离的群体,只是由于隔离条件比较差,也不够人性,她有很多不满。虽然她早已不发烧,但现在发烧筛查已经不保险了,而且,由于样本可能有偏差,核酸检测结果也不一定准确。

▲ “方舱医院”的概念是指使用大型场所集中收治轻症病患。2月15日,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首批17位患者出院。 © 高翔/中新社

更棘手之处在于:在这些事件中,每个人主要是关心自己的情境有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照,被强制隔离既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但如果已经感染,且有可能感染他人,那这就不再是个人的事,而变成了一件公共事务,此时个人意志就失效了,这也是桃山村小区居民联名上书要求强制隔离患者的逻辑出发点。也就是说,这里的“疑似”本身存在某个模糊争议的地带,而执行隔离的又并非专业医护人员,而是采取行政手段,于是,公共医学上的界定问题就变成了权力是否越界的争议。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被隔离收治的过程中,普通人是社区人员“连哄带骗”、软磨硬泡地做工作,而面对一位司法厅退休干部,则需要出动更高层级、更多人上门,且仍未能当场强制隔离,以致要闹到小区数百户联名上书。这是我们这个社会运作的缩影:无论是个体权利还是权力,依据的不是专业意见或法定条款,最终都取决于复杂的权力博弈。

▌公共/私人领域的边界在哪?

武汉女孩“小杭”因一家三口被感染,绝望之际上网求救;她父母先后病重去世,她自己也危在旦夕。然而,她满含血泪的痛苦呼声,被自媒体作者“亦忱”借用过去,渲染之后竟然变成一篇10万+的网文,而文末“赞赏”所得一分钱也没给她。

看到自己的痛苦被人利用,是加倍的痛苦,她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隐私权,将之删除,很多人也谴责这是在“吃人血馒头”,但得到的竟是一句傲慢的答复:“这馒头我吃定了。”

很多朋友在谈及此事时都气到发昏,连平素向来温和的人都说“真的是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对于无耻的人,仅仅泛道德的谴责其“无耻”通常没多大杀伤力,但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可以将这种口头的非正式制裁转变为正式制裁,例如微信公众平台对此做出的惩处。

回到事件本身,与其说这是个人道德(“无耻”)问题,不如说是个人权利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说到底是因为在网络时代,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边界十分模糊。这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娱乐明星的处境:他们的任何个人私事,都可能被公共化乃至娱乐化。这种没有隐私空间的生活当然不好受,所以范冰冰才说:“万箭穿心,习惯就好。”

在法律上有“强制性坦诚”的概念:公民有知情权,即有权了解与自己有关的事务。像总统等公共人物是国家事务的操纵者,那么他们就不该享有一般普通公民的那种隐私权;因为他们的任何隐私(例如疾病)都有可能造成国家事务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的私人领域其实也是公共领域。

对普通人而言,私人领域的事当然属于隐私范围,甚至在网上谈论可能也在此范畴,但社交媒体的传播,却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越出这一分界。像李医生本来也只是在亲友群中悄声告诫大家注意,结果却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个人在网上的求救,如何界定这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

本来中国社会隐私权利就未确立,现在更出现了公共/私人之间的大片模糊地带。但无论如何,不能以“这是公共的”来为自己的侵权行为辩护,在当事人说出要求删除时,就已明确其本人感受到权利受侵犯,如果他本不属于“强制性坦诚”的公共人物(换言之,其私事并不涉及公众利益),那么尊重其隐私权利是唯一正当的做法。

所有这些事例都透露出同一个信息:权力与权利的边界仍处在模糊、动态变化之中,这不仅有待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参与博弈,而且本身就在考验当权者的治理水平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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