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中国式辟谣,谁还在努力“带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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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观察家 2020-02-19

维舟,专栏作者,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辟谣从来都不是一个信息的消除,而只是添加了信息,人脑只能增加信息。”

如果要竭力控制环境,掌控“风势”来“正确引导”民众,那势必就会想要设法去干预。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说“净化”环境很难彻底做到,即便真的到位,但人们却渐渐地已经不那么容易受环境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新冠病毒影响的,不仅是疫情,还有舆情。在这次危机中,明显可见的一点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从社交媒体(微博、豆瓣、微信群)等非正式渠道获取信息,而在权威媒体上“辟谣”的做法,则遭到公信力的重创。说到底,这是因为在当今信息传播复杂、快速、交互的时代,单一中心的信息发布权威,无法应对网状结构的舆论环境,也无从料见信息在发布之后可能产生的非意图后果。

这种空前复杂的舆论场,势必潜在地造成一种多中心化的倾向,任何个体或媒体都无法单凭自己的权威就使所有人信服,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意见市场”上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解读供人选择,还因为人们在接收信息时,本身就很自然地会根据自己的立场、经验和理念加以筛选、理解,最终才予以接受。

那问题就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众难以辨别信息的真假,因为任何“辟谣”的信息,在进入市场后,与谣言是平等的,对公众来说常常只不过是“又多了一条信息”而已。法国传播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指出:“辟谣从来都不是一个信息的消除,而只是添加了信息,人脑只能增加信息。”更糟的是,按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的看法,“对错误观点的纠正反而会强化我们对错误观点的坚持”。

辟谣有时会起到反效果,因而电影《摇摆狗》中有这样一个讽刺的桥段: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政府顾问为了将媒体关注焦点从总统性丑闻上转移开,对总统建言:“您要辟谣,您就否认有B3型炸弹。”“什么B3型炸弹?没有B3型炸弹啊。”“如果我们否认有的话,那它就存在了。”

尽管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谣言,也都有辟谣,但如果仔细分辨,还是可以看出其背后机制的差异:在美国,即便是最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也是在一个开放、多变的动态意见市场上多元声音的其中之一,而这个“市场”本身既无法控制,甚至也不必干预;但在中国,这个“市场”却是一个被调控、干预、引导的客体,“有形之手”从未停下,而“辟谣”就是主要的干预手段之一。

为什么会这样,涉及的原因就太复杂了,几乎可以说牵涉到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与政治文化。很多人也都就此分析过,但有一点似乎还不曾见到有人提及,那就是:这种积极干预的做法,着眼的是对整个环境的把控,是试图“通过影响环境来影响人”,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假定任何采信、认同、决断都是个人自主决定的。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实际上不难理解。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973年就在其名著《无声的语言》中指出,很多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高语境”的,其人际沟通往往不只是通过语言明白讲出,而是有很多含蓄、微妙的表达,因而哪怕不说话,相处的气氛也能让人领会到很多。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拉美文化中,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当一男一女相处时,不可能每次都克制住“异性相吸”的强烈欲望,于是无论男女,“都指望通过别人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克制来使自己获得意志力”。既然他们受环境力量左右而无法自制,那么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采取男女彼此隔离、防备等相关措施,使他们无法因彼此接触而擦出火花——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这种束缚可能反过来使得人们对异性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不难看出,这与中国社会历来的理念十分近似,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也正是为了提防异性之间无法自制而设置的文化禁忌。因为说到底,中国和几乎所有传统社会一样,都属于“高语境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个体尚未从各种社会组织中“脱嵌”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因而整个社会心理都相信一个人无法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而势必要受到各种社会关系、习惯力量(所谓“风气”)的影响。

越传统的社会,人们的行为、看法越容易受社会影响,越难摆脱它而自主决定。这就像余秋雨在《上海人》里说的,一个外地姑娘在穿什么衣服时难免要顾忌周围人的看法,或自我辩解“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是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换言之,在现代化最深入的大都市里,一个女孩子要穿成什么样,完全是她自己的事,也只有她自己能决定。

在社会舆论的问题上,情况不必说更为复杂,但种种论调和管制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确信人们的观念是深受舆论所左右的。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说法——“带节奏”,就体现了这种心态。这个说法指控别人故意煽动“吃瓜群众”,而其基本假定就是普通人容易受影响(所谓“跟风”),因而带动人们偏离“正确说法”,就是别有居心。

在这一点上,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无数成语、典故都强调社会环境塑造人的强大力量,诸如“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居移气养移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战国时魏国大臣庞葱向魏王讲述“三人成虎”的故事,本意就是预见到了这种影响力,事先提醒魏王不要轻信,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幸预言成真。

既然如此,那么从儒家“秩序本位”的角度出发,“移风易俗”就被视为是确保社会安定的根本举措。所谓“社会风气”的说法,本身就表明中国历来的政治治理有多么看重对社会环境的干预和塑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通过“风气”对每个人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

公平地说,这样的治理思路并非没有道理,它被中国人信奉那么久,毕竟不是偶然的;但问题在于,这对个人的行为和意见表达施加了无形而强大的束缚,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宽泛地裁定为“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2016年,山西省屯留一中24名教师在学校放学后到饭店聚餐饮酒,共消费1390元,AA制每人均摊58元。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既不违规更非腐败,但却被屯留县纪委在全县通报批评,理由是“屯留一中作为全县最高学府,每个教师的精神风貌和个人形象都将作为全县广大教师的缩影呈现在全县人民面前”,因而老师聚会饮酒“给全县教育系统及广大教师抹了黑,更与中央、省市县委关于加强作风建设要求格格不入”。此事后来引起轩然大波,县纪委也向涉事老师道歉,但却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治理思路:一个微小事件都可能被宽泛定性并上纲上线,因为怎样才叫“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是一个无法清晰界定的问题。

连具体行为尚且如此,那么对网上传播的一个说法,就更难界定它究竟是否“造成不良影响”了;但如果要竭力控制环境,掌控“风势”来“正确引导”民众,那势必就会想要设法去干预。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且不说“净化”环境很难彻底做到,即便真的到位,但人们却渐渐地已经不那么容易受环境影响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这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因为现代化势必造成传统社会的逐渐瓦解,“环境”也就无法稳定、持续地对个体施加影响了。孟母三迁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农业定居时代个人生活的社会关系都是紧密、固定而频繁的,耳濡目染之下难免效仿,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本身就侵蚀了这种持续影响,面对接踵而来的新信息,个体如果还总是跟风,最终将会无所适从,慢慢地也就很自然地更愿意自主决定了。

当然,“不愿意受影响”不代表“不会受影响”,现代媒体操纵人们观念的力量甚至更为强大,孤立的个人也不见得就真的“独立自主”了,但无论如何,变化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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