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剑 华人号2020-03-04

1.

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已离开我们多年了,可每当想起中国知识界的种种离奇的现象和其困境,便会自然地回忆起这位以自由主义进行精神重构,并努力超越体制、试图推动社会整体思想进步的探索者。今天在整理书稿时,一篇当年发在外面的悼念文章让我再次心动,并做了些删改将它编辑重发,也算再次表达自己对已故先生的深度敬意。况且,我们又正在遭遇瘟疫,某种老旧的教训我们没怎么记住。

先生走的那年正遇北京爆发令人惊慌的“非典”。虽然疫情造成了许多人的意外死亡,但最终依然没有引起社会对某种制度文化应有的反思。实际上,中国的历史社会,所遭遇的各种严峻问题远比突然的一场灾难更加使人不知所措,解决之道也更加充满艰辛而令人疲惫不堪。尤其是,当一个人或极少数人企图通过不同方式的努力,去纠正整个社会及其巨大的群体所偏离的意志与方向时,那种挣紮与痛苦的程度便可想而知。

2.

曾有个机会,参与了一次深入的、类似于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也获得了一场风雨同行的深刻体验:中国农民与中国知识分子,正是这个社会在物质与精神两个不同层面的“弱势群体”。一个没有掌握土地的自由,另一个缺乏表达思想的自由,这属于两个中国社会跨世纪的重大难题。也一直是我这个非主流的思考者挥之不去的一个沉重心结。诚然,民主的缺失所引发的局部抗争是难免的。在农村,出现了部分因失地等而自发的“维权人士”,尽管成效并不显著,毕竟这是乡村社会一种生存自卫的举动,是改善底层命运的某种希望。

至于城市的知识界,对存在价值的自我认同,显然会比乡村农民更能展现知识分子对生存意义上的寻求,表达对个人生命尊严的维护。他们比起头脑简单、适应了长期坚忍生存的农民似乎也更加脆弱不堪。就比如,安徽小岗村的十几个农民可以豁出性命、按下手印去争取土地承包,给在贫困与苦难的乡亲们找一条最后的活路。而知识分子呢,心中透亮着戊戌六君子的形象,起码也在头顶掠过竹林七贤的魏晋之风。但是,为了妥妥地搂住眼前所获,维护既得的成果,他们更多学会的是隐忍,在察言观色中自我消磨。

所有的社会与时代,都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显得与众不同。他们致力于对现实世界各种关系的思考,以人类普世价值的眼光,不断观察和揭示个人历史命运与社会现实政治之间的重要关系,从而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形成更深层次的命题,引发人们对相关制度与文化的广泛关注。就中国而言,慎之先生,便是其中令人尊敬的代表性人物。数次对他直接与间接的接触了解实在获益巨大,让我对体制内外的所谓“知识分子”多出一份区分,也获得了某种必要的觉悟意识。

在我的心目中,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学识与品格、思想与实践的鲜明同一性,也可以提炼出如何判别现实中真伪知识分子的一项指标。他为我提供了一个重要文化原则的参照系,即一种真思考、真觉悟、真行动,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空间,其存在的思想都具有不可否定的进步性。深陷体制内矛盾挣脱了几十年的先生,在晚年的意识梳理中发现几乎走到了绝境。但是,他最终还是以自由主义给自己做了历史性地澄清,尽管一生都没有疏离与马克思主义的复杂关联。

3.

先生离世不久,就读到《纪念李慎之》文集。这是一次非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的集合体,代表的是自由主义的方向。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先生的思想与行为做出简洁、深刻的回忆、评价与发挥。从中看出,这些知识人的思考在同先生吻合的同时,也表露了与体制思维的巨大差异。在这些人当中有先生的知遇者和同仁,有爱戴或尊敬他的学术与人品的思想者。所有悼念的心声都是让人感动的。其中就有于光远、杜润生、茅于轼、徐友渔、朱学勤、秦晖等人。

一本书,就如一把黑夜中照明的火炬。社会不正常,一些不得不习惯在枷锁中思考的人们,忽然能以集体的力量挣脱开来,在体制之外把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的观念与其人生的精华一并鲜明展示,让一种灵魂的光芒格外闪现,是对非凡的生命一次表达荣耀的礼赞,也是当下知识界的难能可贵的一场壮举。尽管还能感觉到其中不能畅达的思想缺憾,但透过纪念,已彰显了先生思想的影响,哪怕尚未超出知识界,也未能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积极的变革。

作为一个具有深刻哲学洞见的知识分子,先生不断要反思这个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制度的过去与现在。对现实制度与文化的参与和探索,在赞扬“马克思主义”科学成分、认同执政党最初理想的同时,也大力鼓吹自由主义,宣扬完整的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批判政治与文化上的专制主义——这对从延安“出炉”的他又谈何容易?也许,先生只能让自己先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来观察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生态,才能摆脱历史思维的纠结?

4.

先生生前为知名学者,邓小平的国际问题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原副院长。但并不因其思想深刻、学术公正、社会威望而得以分享一个“现代公民”的基本权利——言论与出版的宪法自由。除极少数知识分子外,想必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并不了解他。这似乎也不算什么奇怪。翻阅一下现当代史,人们很难看到活着的和死去的思想家有多少占据主流的尊贵地位。我们的民族,几乎更擅长对权力意志的领悟和焠锻,而不太善于继承或催生某种真正伟大的思想。

即便是清末,那位以大翻译大思想欲以现代文明改变沉疴中国的大学者、中国的自由主义鼻祖严复先生,包括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胡适先生,也都没有获得多少应有的社会尊荣,而只成为少数历史研究者热议的对象。或许有个大例外,这就是鲁迅。作为思想家,他能够实现一个人的跨时代“吃香”,并成为政治需要的文化符号,也是一种历史的阴差阳错。然而,再牛的鲁迅,是不可以再做一个活人进入他未知的世界。

想当初,政府的确也宽宏大量,思想家可以继续借助文学,对中国人人性的丑陋、文化的龌龊加以冷嘲热讽或大放厥词,甚至批判与攻击堂堂的总理大臣也安然无恙!这份珍贵,对于历史自然十分稀罕。至于到了所谓新社会,死去的鲁迅则是一种被拧巴地出炉。作为中共以往的事业同情与支持者,思想家成了“工具理性”,拿来印证现实所以进步的重要文化注脚。立场决定了他的“民族脊梁”的象征存在,以过去式的形态继续“得天独厚”下来。

现在的鲁迅只属于文学家活在中国的民间。人们也看到文学或电影中阿Q的傻,而非阿Q的悲。鲁迅曾经的思想不过是一块“半殖民地”里的爱国硬骨头,也有丰富的民族主义血肉。当然,对于复杂的鲁迅,人们可以见仁见智,各种批评的说法也不乏其人。但我却记住了他在否定传统以外的一种特别的肯定:自古以来,我们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民族的脊梁。而鲁迅自身毫无疑问是其中一根粗壮的脊梁。

5.

而李慎之先生,当然也是一根当代社会的民族脊梁。作为知识界、也是体制内少有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的反思精英,先生的思想存在对社会进步的真正意味,却并非活动在文化层面上的人们都能体会。这不是说先生神秘难以靠近和解读,当然不是。要真正理解也非难事,那就是将公民的社会权利与历史的发展进程连在一起,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现实连在一起,将他李慎之和我们时代的生活、人的价值与尊严连在一起。

就是说,要了解一个真实的思想家,这需要完成一种思想同现实的链接。而真正能完成这种链接、并能形成借力再创造的,大概属于那些具备完整的现代常识的知识分子。依靠理性与逻辑的力量,就不可能不理解这个开放与探索时代所需要的李慎之。人们不时要议论:当代中国有无思想家,或者说有无一个真正的思想界?这问题听起来似乎让人感到有所惊骇听闻或有故弄玄虚之嫌。从实而论,寥寥无几,几近可悲!

实际上,别说偌大的中国与悠久的文明积蓄,就是将当下那些专门拿着国家俸禄,以研究学问或教学为业的学者们集中起来,也足以站成一片森林了,何以构不成一个完整的、蔚为大观的思想界?但事实却是,人们从未看到一种思维自由的、摆脱了权力政治纠缠的思想界,哪怕只是一个公开而独立的“思想沙龙”;也没感受到任何一个思想群体的重拳连击,不断推动时代向前的一种自由强大的精神意志力的存在!

在我们少有思想家的大环境中,存在着一个注意力难以集中、形体显得支离破碎、精神涣散无力的“思想界”。换句话说,就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思想界的成长状态是真正的独木不成林!也许是这一人文社会的地理、气候原因,或者就是我们精神上被异化的民族在主观上并不需要一个什么思想界。学者们的话语权还是当政者有限的施舍,而非一种宪法精神下的神圣赋予。思想、言论的宽松自由,依然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非现实,整个社会的声调还依然是压抑大量异同的一种“大和谐”——面对21世纪人类的如此之怪现象,我们的知识分子们也许不可能不显得“牢骚满腹”,并且还擅长“引而不发”!

6.

但是,这样的局限令人无能为力。由于没一个可以依赖的独立的思想界,也没多少可以承载不同思想的自由媒体,我们有许多富有思想创见与精神发现的个体,就只好选择了隐晦表达或干脆沉默。或许也深谙“枪打出头鸟”的道理,更多知识界、文化界、学术界乃至文学艺术界的人士,宁愿隐忍现实与有负历史,也不愿将自己摆放到“枪口”之上。如此的环境与相互间的示范作用,人们个个有望成为所谓“惊弓之鸟”,而非手握思想的利器,进行大胆理性地问题揭示与社会批判。

和许多仰慕先生学问与人品的人们一样,我是通过拜读先生那些见地深刻、凛然大义之雄文,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风雨苍黄五十年》等等,才知道中国的知识界居然还存在一把不老的思想宝刀,还有如此无私无畏的博学之士。当你去细细品尝那一篇篇用良心造就出的文章时,便能从中感受到什么叫振聋发聩,什么是思想真实的力量!这种特别的力量,在我以往认识的学者身上很少遇见,尽管他们之中不乏著名或标杆式的学术人物。这是一种久违了的良知震撼,每一回的遇见、每一次的翻阅,也总有深深地抓住它们营养自己的愿望,正如身陷一片茫茫沙漠中的绿洲寻求者。

2000年初夏,在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先生介绍下,我和友人、学者唐继无一道,在中科院宿舍拜访了李慎之老先生。待彼此坐定后,他听我们再做一次自我介绍和来访的目的后,便开始谈起自己对“公民教育”问题的看法。先生思路一打开便是一番天南地北,话题从眼前追溯到过去,从北京现状到延安时期,从莫斯科到西柏坡;从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到1949的中国红色革命,从伏尔泰们的启蒙主义运动到梁启超们的君主立宪理想,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到前苏共日丹诺夫的哲学报告;再从当代中国的新儒家和自由主义之争到德国的哈贝马斯等西方新的哲学探索……尽管话题繁杂、涉及广阔,但先生的思辫十分严谨,围绕着“现代公民”这一主题,对我们进行了一次历史、政治、文化上的逻辑梳理。

先生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其前提是必须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否则,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及民主自由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未来还有一节很长的路要走。三十年,五十年或是更远。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说过一句话:“只有当我成为一个社会公民的时候,知道自己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确,由于我们太过缺少一种如同先生所大力倡导的“现代公民教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绝大多数欠缺或几乎没有“公民”的常识,恰恰习惯于“人民”这种泛政治化称谓,而无法明确自己身份的一种宪法定位。“老百姓”才是被上下热衷使用的、凸显传统等级与愚民色彩的普遍称呼。

甚至,今天的外部世界、外国人,都并不十分了解和理解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有何种深刻的愿望或危机。她并非仅仅需要物质意义上的全球化、GDP快速增长的经济数据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满满自信,再听到中国人能对外国人吼上几个“不”字,而是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文明观念与现实文化、政治、社会的结构。简单地说,中国更需要的是一种类似美国与日本国家与民族那样的创造力、凝聚力与自信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得益于国家经济在有序发展的同时,其政治制度得到变革、各种社会优质力量正常均衡地发展,包括进一步确立法治的权威、淡化过盛的政权意识,积极而全面复兴现代教育与文化科学等等。

7.

先生找出一本有他参与、由经济学家于光远主编的《太平洋学报》送给我。说这份杂志的页码不多,但它刊发的文章却都是颇有分量的!我看到上面有一篇用先生的笔名“李中”刊发的文章,是针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进行剖析与批判的。他说已有很长时间不在国内的报刊上发东西了,许多文章也只能放到海外去登。他还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太僵化陈旧,其实也没有必要对不同的新思想太过敏感,“百家争鸣是好事、是幸事”,“做到全天下只剩一种声音那是很可怕、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听先生表述问题看法的确是种享受。他能让你进入到一个十分舒畅的精神气场里,其间不断地感受到一种罕见的思想跃动与鲜活生命。他所展开的思维羽翼,扇动的是同这个民族与人类命运密切相关的大政治与大文化,而决非某些浅尝辄止的理论家们对现代文明所做的平庸曲解、对权力文化所施的主义意淫。实际上,中国数次的思想解放,并未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进步运动,缺乏足够的“革命性”分量。许多开放的讨论,内容不涉及根本,形式也拘泥于圈子领域。

对现代历史的回顾可以发现,中国改革缺少真正的社会性与公众性,即便是1980年代开启的思想启蒙准运动最终也是半途而废。这些问题,先生自然会有答案。第二次拜会,持续了两个半钟头。而且我感觉得出来,虽然够不成一个水平面上的对话交流,但感觉彼此始终都是愉快的。如不算打搅先生,对我这晚辈来说实在是种莫大宽慰!我之前准备的几个问题,如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西方新马问题、前苏联理论家布哈林评价问题等等,都得到了先生的一一解答和指教!那些关于自由主义要义、人类现代性的历史解读,关于包含犬儒主义、工具理性的现实批判,正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政府公务员需要深刻感受的信息。

8.

我曾带上自己一本出版不久的新书送给先生。他接过后换了副眼镜看目录,又翻到扉页看了看我给他的赠言。随后便说:“你还写散文呀?以前我也喜欢文学艺术,后来看得少了,没时间。不过真正写作也不容易,不小心也会写出问题来。我自己也是这样又写又说成右派的,你可要当心哟!”说罢自己便仰头大笑。先生智慧,且风趣幽默!人们知道,他曾当过二十年的“右派”,付出了极高的人生代价!在“摘帽”平反后,他依然坚持讲真话,不迷信某种思想,置疑现实权威。而且,批判比以往更加尖锐!

先生回顾说:“以前的胡风案,‘三家村’的邓拓、吴晗他们,都是作‘错’了文章而受罪的。对了,还有一个辽宁的张志新。不过,现在好多了,共产党进步了。我还在努力写文章,批评某些人的观点和做法,虽然像我这样的老头说的话人家也实在不爱听!”先生顿了顿后接着说:“我虽然说得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也还算是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嘛。搞学术最怕的就是不讲道理,不实事求是……”先生这样说。我自然相信,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曾经信仰或发生怀疑都是真实的。而他经历了一个十分痛苦的思想过程!

在先生为《顾准文集》作的序言中读到过这样的评价:“《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人家问起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而对于陈寅恪的评价,则是特别强调与阐释了陈氏自身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也从中看出了先生对知识分子品格、气节的审美意志。他的那句“不在刺刀下做官”,道出的是一种刚正的政治人格,实在令人振聋发聩!

圈内人都明白,为了使理论学术及知识分子走向更加正常与纯粹,先生与多方发生过矛盾与沖突。当他谈起学术界里的某些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将学术引向歧途时,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思想探索被误导的气愤。他同时也认为,一九五六、五七年是中国知识界最好的年份,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能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对党和人民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如今,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很少了,似乎文化人都已学乖巧了。

9.

慎之先生还这样抱怨说:现在有些知识分子连一般官僚政客都不如!我可以体味到先生的忧心与痛心,因为自己也亲眼目睹许多有知识的中国人在抛弃必要的社会信仰与责任,在不自觉地参与了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渐进损毁!先生无疑是中国知识界“敢为天下先”的楷模。作为一个有着深刻定见的学者,他的著述并不算多,但是每一次文章的问世总是观点鲜明、主张饱满、态度客观、逻辑严谨,所阐述的问题也总是大是大非、发人深省而启迪深远。

不论是对国内问题的剖析还是对国际问题的评论,读者都能从中得到一种深刻的启蒙教益,这也是对时下流行的立场暧昧与精神媚俗的抵制。一种知识分子的风骨良知跃然其间。先生这样对我们说:“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种使命值得去努力,那就是为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去做‘现代公民’的启蒙工作。”先生说这话时,那种神态和语气略有沉重之感,其意味深长我是能够体会到的。

尽管尚未谈及中国的自由主义问题,但我知道先生在这方面所下的工夫。我对政治学与哲学并无什么专门研究,可还是了解西方自由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因此也能够理解:在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社会信仰与价值观念严重缺失的今天,自由主义乃不失为一剂良方。就如同与其相生相伴的市场经济一样,它可以给中国人的生存提供相对可靠的过渡形态。其所具有的普世意义,已被人类社会证明是不可废弃的历史经验。

以理性的态度重申或重释自由主义的现实价值,同我们重新在哲学角度上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需要综合人类任何过去的、合理的,有益于中国社会、民众与正常国家利益的主义与思想。而马克思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包括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所谓“现代新儒学”也好,都是可供利用的思想资源。通过对其真伪辩认、理性整合,或许就可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不足与局限,来尽可能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10.

我以为,要想实现国家强盛、社会公正、人民富裕,靠回归传统是难以奏效的。而对于当下的中国,可资利用的新旧思想与文化资源,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富足,或总被打过严重的折扣!传统的儒学,已被政治的欲望打磨得只剩下权力与物欲的幽光;马克思主义,也似乎再次成为亚洲上空的幽灵;至于自由主义,经历了百余年中国的历程,其思想话语已经融入我们的经济与文化生活,并无形消解着消极的社会意识。虽然如此,大多数中国人,也包括不少文化人在内,实际上都并不了解什么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真实含义。

因为种种原因,更多时候被忧郁地困守在一个很小的专业圈或学术范围里,因而不能充分与社会大众一道来分享自由的思想。其常识的重要性也只被极少数人认知到位。我们无从考证:那些知识界的沉默的大多数,是否也一样需要一种无形的精神生命的质量指数;或需要在实践层面上,证明自己无愧于做一个人类良知的发现者?我们需要自由主义这样的思想,来对社会文化进行新的奠基。故此,也希望有像李慎之先生这样有力量的学者、知识分子,来推动一种学术与理论风向的改变。

记得某日,我突然接到慎之先生的一个电话。原来他看了我书中的一篇关于评论一位历史学家的文章。其中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危害时,用了“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先生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历史观问题。准确无误的应该是“专制主义”,这样就不会产生理论上的混淆。他甚至追究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封建主义”,以其原本含意来说明目前学术界存在的普遍疏忽!再后来,我又接到先生一封信,那是搬家信息与新的联络电话。看来,先生还是记住了我这个幼稚但还算真诚的后生!

几天后我也给先生电话,告诉他自己写作中正遇上一个哲学史的问题需要讨教。先生回答说:“是吗?那挺好!不过,我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将会比较忙的,我们能不能约在秋天?”这当然令我期待。我说“太好了,到时我再去看您!”但万万没料到,没能等到秋天来临,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城。而在此4月间,李慎之先生却也因病医治无效,最终与世长辞。我之前曾委托书法家朋友为他准备好的一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立轴,也没能送到先生的面前,表达一种敬仰。

2005.9定稿、发表
2020.3.3删改重发

华人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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