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了等价交换和剥削,现在转谈工资的秘密,也就是劳动力自身价值如何确定问题。按照《资本论》的定义,工资就是劳动力自身价值的市场价格(价格随供求规律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如果不考虑供求波动因素,我们可以假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工资)应该等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也就是生产(形成、制造)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说白了,也就是保证工人能出卖劳动力的必要生活保障。包括他和家人的衣食住行、学习、娱乐、医疗等等开支,还要包括生儿育女的各种费用,否则无法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持续供给)。

表面看来,工人的生活费用是个相对固定的从常量,只要把维持家庭日常开支的各种账单加到一起,就不难算出每月或每年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费用。如果工资水平相等于这个固定的开支数量,就可以说,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薪水,和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之间,是等价交换,谁也没有吃亏。当然,劳动力唯一独特的使用价值,是它能生产出剩余价值,也就是大于自身价值的新价值。而这个新价值,完全被形形色色的资本家按比例瓜分,无偿占有,也就是上文说过的等量资本等量利润。《资本论》是这么说的,共产党官方的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是这么灌输的。我上文说过,如果按比例瓜分合理的一份,也不能算剥削,否则谁愿意投资?生产如何可能?这里不赘。

工资收入:是贫困化,还是水涨船高?

至于工人阶级,似乎仅有工资收入,没有薪水之外的其它收入,也就是不能从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分到任何好处,仅能用工资收入补偿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所以,只能处于贫困化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还分“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两个方面。绝对贫困化是因为产业大军(也叫后备军)的存在,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永远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往往人为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迫使工人透支体力和脑力,导致工人健康下降,寿命缩短,儿童失学,犯罪增加,社会动荡,如此等等。

相对贫困化,则是说,即使资本家给的工资,能够补偿工人劳动力的支出,也能保证家人的正常生活,和劳动力的持续不断供应。但是,由于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瓜分,工人一点也沾不上光,所以,相对于有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上升,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也不可避免。两种贫困化的结果,最终迫使工人阶级起来革命,用暴力剥夺“剥夺者”,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对这个贫困化理论半信半疑,因为它和生活现实中听到看到的并不一致。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反驳马克思的理论破绽所在。

现在尝试从两方面提出质疑:一是贫困化理论不符合尽人皆知的社会现实;二是贫困化理论也跟马克思自己对工资构成的说法自相矛盾。先看生活现实方面。假如我们的眼光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描述过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类似于中国重回市场经济之后的原始积累阶段,比如富士康的工人自杀),或许觉得他们有一定道理。可是,如果纵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其实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既没有绝对下降,也没有相对下降,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总量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借用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话来说,就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

先看绝对贫困化方面,其荒谬性十分明显。如果工资被普遍而且长期地压低到生存线以下,首先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工人自然会拒绝受骗上当,因为他是自由人,不是奴隶,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也不可能不知道老板给的工资能否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即使奴隶主对待奴隶,如果想让他持续不断地为自己卖力干活,也得让他从体力上和脑力上保持健康状况,除非奴隶主成心想把奴隶虐待致死。更别说在自由交换的商品市场上,固然老板有挑选工人的自由,工人也有挑选老板的权利。另外,只要看看自由市场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在逐渐改善,还是在持续恶化,也不难看出贫困化理论的荒谬。即使在贫富分化全球闻名的中国,自发的劳工抗争无日无之,大多数劳工阶级的衣食住行,也比半饥半饱的毛泽东年代有显著改善,尽管人均收入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还有上亿,农民工的实际地位还是奴工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自由人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的西方社会,起码在衣、食、和行这三个方面,有产者和无产者基本没有太大差别,无非是富人多穿名牌,穷人多穿非名牌;富人多吃有机水果蔬菜,穷人多吃肉蛋奶;富人多开名牌新车,穷人多开非名牌或者二手车,等等。唯一差别比较明显的是住房,富人多住高尚社区的豪宅,穷人多住市中心区的公寓楼房等等。其实大多数中产阶级(包括众多劳工阶层)也都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宅(在中国统称别墅房)。据说,全体美国居民,多一半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有少一半是租户。而自有住房当中,又有多一半是独立住宅,只有少数属于楼房单元(康斗),所以说,即使包括住房在内,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也是说不通的。

反观中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疯涨,但大多数劳工阶层和白领阶层,都买不起住房。有的开发商和冒牌学者,居然说什么“城市楼房本来就不是给穷人盖的”。正是这种荒唐逻辑和错误的土地政策,制造了数量众多的空置楼房(鬼城)。假如盖楼的目的不是给大多数人住,不知道他们生产的出发点何在?这还是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按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不是为市场,不是为赚钱,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的官方理论,至今还继续堂而皇之地写在高考大纲中。

再看相对贫困化方面。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分化程度的指标,通常用吉尼系数表示,有一套十分复杂的计算公式。简单说来,如果系数是0,表明这个社会处于绝对平均状态,也就是没有贫富分化。而如果是1,则表示贫富分化无限大。就是极少数人拥有几乎全部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在比较和谐的正常社会,吉尼系数通常保持在0.3到0.4左右。如果超过0.5,社会就会不稳。超过0.6则进入社会动荡期。因为这是战后才流行起来的社会统计指标,因此无法找到过去的历史资料。

为什么工人也能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

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美国1947年的数据是0.413;1967年0.397;1968年0.386;20年间略有下降。但从1980年开始,略有上升,为0.403;1990年0.428;从2000年到2010年间,基本上保持在0.46左右。为什么战后前30基本稳定,略有下降?而后30年略有上升?我认为基本原因是前三十年就业率比较高;后三十年全球化带动制造业外移,造成美国就业率居高不下。看来,就业率的高低,是决定吉尼系数升降的一个主要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人给资本家干活(或者叫“受剥削”),并不会贫困化,反而倒是失业(没活干,“不受剥削”),才会贫困化。可见,当年刘少奇说的“剥削有功论”,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在毛时代,曾经一度流行平均主义,当然不是绝对平均,因为高干特权从来未曾消失。但就大多数普通干部和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确实很小。但是正如经济学家于光远所言,那个时代是“平均化了贫困”,或者是在低消费水平上的平均主义。中国官方估计,80年以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7左右,主要是城乡居民的差距比较明显,并且逐年扩大;而城市居民内部和乡村居民内部,差距的确很小。这从8级工资制,粮油定量和购物卷的发放等也能看出来。可是从80年代起,尤其从90年代后期开始,贫富分化程度明显提高。90年代末超过0.40,2011年达到0.474.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62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超过0.47的国家只有34个,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另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等人估计,官方统计对于特高收入阶层的数字有低估之嫌,而对特困居民的实际收入有高估之嫌,更不用说几乎无官不贪、动辄上亿的残酷现实,而贪污的数量不可能进入统计范围。因此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并不真实,真实数据可能早已超过了0.5水平,甚至接近0.6.

无论如何,从美国战后吉尼系数的发展变化趋势,并不能得出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化结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追一步:为什么在法治化的市场条件下,工人的收入水平,不仅应该,实际也可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水涨船高呢?秘密就在于,工人阶级其实也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

我们知道,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社会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水平并非仅仅相等于补偿劳动力支出的那个固定数额,而是往往高出那个数额。高出部分来自什么地方?当然来自(也只能来自)工人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工人虽然不能像资本家那样,用投资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个别工人有钱买股,或者像微软那样,用股票奖励员工,这些情况暂时存而不论),但是,他们有投资以外的其它手段来参与分配,因为他们拥有两个十分有利的杠杆:一个杠杆是工会组织;另一个杠杆是社会舆论。这两个因素虽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产物,但却是民主法制社会政治博弈的产物。如果深究,也并非和马克思所说的市场等价交换毫无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自由人,自由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力价值不被人为压低,必然要依靠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力量。而结社自由就必然导致工会和左翼政党的产生;言论自由则不但保证信息畅通,每个公民有知情权,而且能通过自由媒体形成公众舆论,凝聚社会共识,最终左右选票的走向。

因此我们看到,自产业革命至今,几乎所有对劳工阶层有利的法律和政策,无一不是欧美国家工人集体抗争(也叫集体讨价还价)的结果,从8小时工作制到5日工作周,从同工同酬到带薪水的假期,从法定最低工资制到根据物价上涨而自动调薪等等,更不用说司空见惯的罢工潮,常常迫使资方大规模上调薪水幅度、改善福利待遇了。对比而言,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有点奇怪。在毛泽东年代,除了农民没有8小时工资制之外,大多数工矿企业,都还能遵守比较严格的八小时工资制,虽然偶然也有人为破坏的时候,比如搞政治运动式的突击生产,“大战XX小时,向党献礼”等等,不过在常态管理之下,8小时工作制和某些劳保福利(产假、公费医疗,低水平的职工住房等)还基本能够兑现,据说这跟学习苏联有一定关系。但从邓小平走资开始,基本福利大幅缩水,仅仅在政府和少数国营企事业单位,还有些福利,个别官办机构的福利还有显著提升。但在个体、私营、合资、外资等大多数企业中,政府对工人的生存状况睁眼闭眼,基本不闻不问。一旦劳资纠纷发生,政府往往站在资方立场,动辄武力镇压。种种压制劳工的恶劣行径,恐怕连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政府都要自叹不如。

马克思说的“道德标准”是指什么?

还以美国为例,三十多年前联邦规定的法定基本工资,也不过每小时四五美元而已,如今奥巴马政府酝酿上调到十美元,而个别州和市,居然要超越联邦,上调到每小时13到15美元。背后的推动原因,正是工会、社会舆论、和选票压力。当然,除了企业内部的薪水福利,还有企业外部的各项社会措施,许多也是通过集体抗争和社会舆论推动而实现的。这在儿童福利、教育、医疗、残障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尤其明显。当然,这些福利和开支,涉及到税收、财政等二次分配,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再分配过程。但毕竟也是多数民众长期斗争的成果。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果真不受选票约束,而仅仅由资本家集团推举出来当资本家的傀儡,他们凭什么要通过和执行这些明明和资本家利益相对立,也往往受到大财团抵制的社会福利措施?

除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也不能忽略社会舆论的重要性。舆论能影响公众立场,立场决定选票去向。所有维护劳工权益的立法条文和行政命令,都是通过议会辩论和投票表决后才能最终形成。而执法机构和人员能否尊重法律,公正执法,不受个别政党和利益团体的游说收买,除了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从业人员的人格操守之外,也相当程度上看他们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大小。这里就要说到马克思所说的“道德因素”了。在分析劳动力自身价值量如何确定的时候,马克思说到过两个标准:一个叫“生理标准”,另一个叫“道德标准”。

所谓“生理标准”,是指满足工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也就是吃喝拉撒睡等等,这个标准相对来说容易量化,也容易满足。只要看看每月基本开支的账单收据,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些基本开支就是劳动力的自身价值。如果说劳动力和薪水是等价交换,那么,工人每个月的薪水花光吃净,刚好补偿了他的劳动力支出,从而形成新的劳动力继续出卖。

而所谓“道德标准”,比较抽象,很难量化,但不难理解。就是道德上能过得去,表面上“看得过去”,舆论上“说的过去”,差别不至于大到天上地下,或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程度。它跟宗教信仰、历史传统、社会舆论等许多因素有关,只能大体上猜测和估计。这里不妨举例说明:你富人开私家车,我穷人凭什么就只能走路、骑车或挤公交车?你能开好车新车,我是否也可以开普通车或者二手车?你住豪宅大屋,有绿草坪、网球场、游泳池等,我是否也可以住公寓楼房,有空调、暖气、洗澡间等等?你随时可以游山玩水,我是否也应该有几天带薪水的假期?如此等等。因为说到底,所谓工人的需求,并非仅仅是饿不死、病不倒等基本生存,也包括道德和心理上的更高要求,因为他和他的家人迟早要跟别人攀比,看差距有多大,是否合理。而攀比、思考和觉悟,乃是人类的特性之一,虽然机器和牲畜也可以给人干活,但它们都是工具,只有人类才具备思考和攀比的能力,对合理和不合理有个价值判断。这不但是人之常情,而且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道德标准”。

人类进化之初,兽性大于人性,恶大于善,弱肉强食合乎自然规律。别说抓到俘虏可以任意强迫劳动,甚至在饥荒时期还可以杀了吃肉。即使在不太遥远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下等人和上等人之间的鸿沟也难以逾越,很少有追求平等和攀比消费水平的意识。资本主义是一大社会进步,与前资本主义相比,最根本的区别还不是科技进步,而是人的解放与社会结构更趋合理,更合乎人性,其中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制等价值观念的普及。正是这些进步,促使劳动者不再认可穷富分化无穷扩大。所以形成了相应的道德标准和公众舆论,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道德标准”。有道德标准的制约,加上工会等社团组织的集体抗争,才能维护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正当权益。这也正是为什么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收入能够出现水涨船高的趋势。按说马克思既然看到了这个“道德标准”,也应该看到“水涨船高”的大体趋势,也就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趋势。可是他的结论居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解决”,只有“消灭私有制”一条路,这岂不自相矛盾?

其实,马克思的错误还不仅仅表现在“道德标准”这一个问题上,还有另一个错误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个定义问题,也就是商品供求能否平衡,剩余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如果说“道德标准”是个软指标,带有主观判断因素,难以强制遵守的话,那么,市场均衡(供需平衡)和价值实现,则是个硬指标,要想赚钱就必须遵守。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能展开,留待下一篇拙文(之三)再深入讨论。

《纵览中国》首发:Saturday,November 15,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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