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谈了等价交换和剥削，现在转谈工资的秘密，也就是劳动力自身价值如何确定问题。按照《资本论》的定义，工资就是劳动力自身价值的市场价格（价格随供求规律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如果不考虑供求波动因素，我们可以假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工资）应该等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也就是生产（形成、制造）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说白了，也就是保证工人能出卖劳动力的必要生活保障。包括他和家人的衣食住行、学习、娱乐、医疗等等开支，还要包括生儿育女的各种费用，否则无法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持续供给）。
表面看来，工人的生活费用是个相对固定的从常量，只要把维持家庭日常开支的各种账单加到一起，就不难算出每月或每年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费用。如果工资水平相等于这个固定的开支数量，就可以说，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薪水，和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之间，是等价交换，谁也没有吃亏。当然，劳动力唯一独特的使用价值，是它能生产出剩余价值，也就是大于自身价值的新价值。而这个新价值，完全被形形色色的资本家按比例瓜分，无偿占有，也就是上文说过的等量资本等量利润。《资本论》是这么说的，共产党官方的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是这么灌输的。我上文说过，如果按比例瓜分合理的一份，也不能算剥削，否则谁愿意投资？生产如何可能？这里不赘。
工资收入：是贫困化，还是水涨船高？
至于工人阶级，似乎仅有工资收入，没有薪水之外的其它收入，也就是不能从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分到任何好处，仅能用工资收入补偿体力和脑力的支出，所以，只能处于贫困化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还分“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两个方面。绝对贫困化是因为产业大军（也叫后备军）的存在，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永远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往往人为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迫使工人透支体力和脑力，导致工人健康下降，寿命缩短，儿童失学，犯罪增加，社会动荡，如此等等。
相对贫困化，则是说，即使资本家给的工资，能够补偿工人劳动力的支出，也能保证家人的正常生活，和劳动力的持续不断供应。但是，由于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瓜分，工人一点也沾不上光，所以，相对于有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上升，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也不可避免。两种贫困化的结果，最终迫使工人阶级起来革命，用暴力剥夺“剥夺者”，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对这个贫困化理论半信半疑，因为它和生活现实中听到看到的并不一致。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反驳马克思的理论破绽所在。
现在尝试从两方面提出质疑：一是贫困化理论不符合尽人皆知的社会现实；二是贫困化理论也跟马克思自己对工资构成的说法自相矛盾。先看生活现实方面。假如我们的眼光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描述过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类似于中国重回市场经济之后的原始积累阶段，比如富士康的工人自杀），或许觉得他们有一定道理。可是，如果纵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其实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既没有绝对下降，也没有相对下降，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总量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借用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话来说，就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
先看绝对贫困化方面，其荒谬性十分明显。如果工资被普遍而且长期地压低到生存线以下，首先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工人自然会拒绝受骗上当，因为他是自由人，不是奴隶，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也不可能不知道老板给的工资能否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即使奴隶主对待奴隶，如果想让他持续不断地为自己卖力干活，也得让他从体力上和脑力上保持健康状况，除非奴隶主成心想把奴隶虐待致死。更别说在自由交换的商品市场上，固然老板有挑选工人的自由，工人也有挑选老板的权利。另外，只要看看自由市场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在逐渐改善，还是在持续恶化，也不难看出贫困化理论的荒谬。即使在贫富分化全球闻名的中国，自发的劳工抗争无日无之，大多数劳工阶级的衣食住行，也比半饥半饱的毛泽东年代有显著改善，尽管人均收入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还有上亿，农民工的实际地位还是奴工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自由人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的西方社会，起码在衣、食、和行这三个方面，有产者和无产者基本没有太大差别，无非是富人多穿名牌，穷人多穿非名牌；富人多吃有机水果蔬菜，穷人多吃肉蛋奶；富人多开名牌新车，穷人多开非名牌或者二手车，等等。唯一差别比较明显的是住房，富人多住高尚社区的豪宅，穷人多住市中心区的公寓楼房等等。其实大多数中产阶级（包括众多劳工阶层）也都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宅（在中国统称别墅房）。据说，全体美国居民，多一半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有少一半是租户。而自有住房当中，又有多一半是独立住宅，只有少数属于楼房单元（康斗），所以说，即使包括住房在内，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也是说不通的。
反观中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疯涨，但大多数劳工阶层和白领阶层，都买不起住房。有的开发商和冒牌学者，居然说什么“城市楼房本来就不是给穷人盖的”。正是这种荒唐逻辑和错误的土地政策，制造了数量众多的空置楼房（鬼城）。假如盖楼的目的不是给大多数人住，不知道他们生产的出发点何在？这还是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按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不是为市场，不是为赚钱，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的官方理论，至今还继续堂而皇之地写在高考大纲中。
再看相对贫困化方面。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分化程度的指标，通常用吉尼系数表示，有一套十分复杂的计算公式。简单说来，如果系数是0，表明这个社会处于绝对平均状态，也就是没有贫富分化。而如果是1，则表示贫富分化无限大。就是极少数人拥有几乎全部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在比较和谐的正常社会，吉尼系数通常保持在0.3到0.4左右。如果超过0.5，社会就会不稳。超过0.6则进入社会动荡期。因为这是战后才流行起来的社会统计指标，因此无法找到过去的历史资料。
为什么工人也能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
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美国1947年的数据是0.413；1967年0.397；1968年0.386；20年间略有下降。但从1980年开始，略有上升，为0.403；1990年0.428；从2000年到2010年间，基本上保持在0.46左右。为什么战后前30基本稳定，略有下降？而后30年略有上升？我认为基本原因是前三十年就业率比较高；后三十年全球化带动制造业外移，造成美国就业率居高不下。看来，就业率的高低，是决定吉尼系数升降的一个主要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人给资本家干活（或者叫“受剥削”），并不会贫困化，反而倒是失业（没活干，“不受剥削”），才会贫困化。可见，当年刘少奇说的“剥削有功论”，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在毛时代，曾经一度流行平均主义，当然不是绝对平均，因为高干特权从来未曾消失。但就大多数普通干部和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确实很小。但是正如经济学家于光远所言，那个时代是“平均化了贫困”，或者是在低消费水平上的平均主义。中国官方估计，80年以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7左右，主要是城乡居民的差距比较明显，并且逐年扩大；而城市居民内部和乡村居民内部，差距的确很小。这从8级工资制，粮油定量和购物卷的发放等也能看出来。可是从80年代起，尤其从90年代后期开始，贫富分化程度明显提高。90年代末超过0.40，2011年达到0.474.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62个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超过0.47的国家只有34个，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另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等人估计，官方统计对于特高收入阶层的数字有低估之嫌，而对特困居民的实际收入有高估之嫌，更不用说几乎无官不贪、动辄上亿的残酷现实，而贪污的数量不可能进入统计范围。因此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并不真实，真实数据可能早已超过了0.5水平，甚至接近0.6.
无论如何，从美国战后吉尼系数的发展变化趋势，并不能得出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化结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追一步：为什么在法治化的市场条件下，工人的收入水平，不仅应该，实际也可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水涨船高呢？秘密就在于，工人阶级其实也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
我们知道，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社会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水平并非仅仅相等于补偿劳动力支出的那个固定数额，而是往往高出那个数额。高出部分来自什么地方？当然来自（也只能来自）工人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工人虽然不能像资本家那样，用投资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个别工人有钱买股，或者像微软那样，用股票奖励员工，这些情况暂时存而不论），但是，他们有投资以外的其它手段来参与分配，因为他们拥有两个十分有利的杠杆：一个杠杆是工会组织；另一个杠杆是社会舆论。这两个因素虽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产物，但却是民主法制社会政治博弈的产物。如果深究，也并非和马克思所说的市场等价交换毫无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自由人，自由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力价值不被人为压低，必然要依靠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力量。而结社自由就必然导致工会和左翼政党的产生；言论自由则不但保证信息畅通，每个公民有知情权，而且能通过自由媒体形成公众舆论，凝聚社会共识，最终左右选票的走向。
因此我们看到，自产业革命至今，几乎所有对劳工阶层有利的法律和政策，无一不是欧美国家工人集体抗争（也叫集体讨价还价）的结果，从8小时工作制到5日工作周，从同工同酬到带薪水的假期，从法定最低工资制到根据物价上涨而自动调薪等等，更不用说司空见惯的罢工潮，常常迫使资方大规模上调薪水幅度、改善福利待遇了。对比而言，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有点奇怪。在毛泽东年代，除了农民没有8小时工资制之外，大多数工矿企业，都还能遵守比较严格的八小时工资制，虽然偶然也有人为破坏的时候，比如搞政治运动式的突击生产，“大战XX小时，向党献礼”等等，不过在常态管理之下，8小时工作制和某些劳保福利（产假、公费医疗，低水平的职工住房等）还基本能够兑现，据说这跟学习苏联有一定关系。但从邓小平走资开始，基本福利大幅缩水，仅仅在政府和少数国营企事业单位，还有些福利，个别官办机构的福利还有显著提升。但在个体、私营、合资、外资等大多数企业中，政府对工人的生存状况睁眼闭眼，基本不闻不问。一旦劳资纠纷发生，政府往往站在资方立场，动辄武力镇压。种种压制劳工的恶劣行径，恐怕连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政府都要自叹不如。
马克思说的“道德标准”是指什么？
还以美国为例，三十多年前联邦规定的法定基本工资，也不过每小时四五美元而已，如今奥巴马政府酝酿上调到十美元，而个别州和市，居然要超越联邦，上调到每小时13到15美元。背后的推动原因，正是工会、社会舆论、和选票压力。当然，除了企业内部的薪水福利，还有企业外部的各项社会措施，许多也是通过集体抗争和社会舆论推动而实现的。这在儿童福利、教育、医疗、残障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尤其明显。当然，这些福利和开支，涉及到税收、财政等二次分配，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再分配过程。但毕竟也是多数民众长期斗争的成果。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果真不受选票约束，而仅仅由资本家集团推举出来当资本家的傀儡，他们凭什么要通过和执行这些明明和资本家利益相对立，也往往受到大财团抵制的社会福利措施？
除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也不能忽略社会舆论的重要性。舆论能影响公众立场，立场决定选票去向。所有维护劳工权益的立法条文和行政命令，都是通过议会辩论和投票表决后才能最终形成。而执法机构和人员能否尊重法律，公正执法，不受个别政党和利益团体的游说收买，除了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从业人员的人格操守之外，也相当程度上看他们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大小。这里就要说到马克思所说的“道德因素”了。在分析劳动力自身价值量如何确定的时候，马克思说到过两个标准：一个叫“生理标准”，另一个叫“道德标准”。
所谓“生理标准”，是指满足工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也就是吃喝拉撒睡等等，这个标准相对来说容易量化，也容易满足。只要看看每月基本开支的账单收据，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些基本开支就是劳动力的自身价值。如果说劳动力和薪水是等价交换，那么，工人每个月的薪水花光吃净，刚好补偿了他的劳动力支出，从而形成新的劳动力继续出卖。
而所谓“道德标准”，比较抽象，很难量化，但不难理解。就是道德上能过得去，表面上“看得过去”，舆论上“说的过去”，差别不至于大到天上地下，或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程度。它跟宗教信仰、历史传统、社会舆论等许多因素有关，只能大体上猜测和估计。这里不妨举例说明：你富人开私家车，我穷人凭什么就只能走路、骑车或挤公交车？你能开好车新车，我是否也可以开普通车或者二手车？你住豪宅大屋，有绿草坪、网球场、游泳池等，我是否也可以住公寓楼房，有空调、暖气、洗澡间等等？你随时可以游山玩水，我是否也应该有几天带薪水的假期？如此等等。因为说到底，所谓工人的需求，并非仅仅是饿不死、病不倒等基本生存，也包括道德和心理上的更高要求，因为他和他的家人迟早要跟别人攀比，看差距有多大，是否合理。而攀比、思考和觉悟，乃是人类的特性之一，虽然机器和牲畜也可以给人干活，但它们都是工具，只有人类才具备思考和攀比的能力，对合理和不合理有个价值判断。这不但是人之常情，而且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道德标准”。
人类进化之初，兽性大于人性，恶大于善，弱肉强食合乎自然规律。别说抓到俘虏可以任意强迫劳动，甚至在饥荒时期还可以杀了吃肉。即使在不太遥远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下等人和上等人之间的鸿沟也难以逾越，很少有追求平等和攀比消费水平的意识。资本主义是一大社会进步，与前资本主义相比，最根本的区别还不是科技进步，而是人的解放与社会结构更趋合理，更合乎人性，其中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制等价值观念的普及。正是这些进步，促使劳动者不再认可穷富分化无穷扩大。所以形成了相应的道德标准和公众舆论，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道德标准”。有道德标准的制约，加上工会等社团组织的集体抗争，才能维护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正当权益。这也正是为什么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收入能够出现水涨船高的趋势。按说马克思既然看到了这个“道德标准”，也应该看到“水涨船高”的大体趋势，也就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趋势。可是他的结论居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解决”，只有“消灭私有制”一条路，这岂不自相矛盾？
其实，马克思的错误还不仅仅表现在“道德标准”这一个问题上，还有另一个错误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个定义问题，也就是商品供求能否平衡，剩余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如果说“道德标准”是个软指标，带有主观判断因素，难以强制遵守的话，那么，市场均衡（供需平衡）和价值实现，则是个硬指标，要想赚钱就必须遵守。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能展开，留待下一篇拙文（之三）再深入讨论。
《纵览中国》首发：Saturday，November 15，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