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11-16

中国新希望在于,日益增多的男女不再认同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不再接受难得糊涂的犬儒哲学,对陈子明等为自由民主奋斗不息而英年早逝者,满怀敬悼,奉为国士。

陈子明

●陈子明今夏在波士顿求医期间,曾约见王丹(图)王军涛,留下遗言。病情严重,返国不久即告不治。

约有一千二百亿人曾经降生于世,然后死去。存活在世的七十亿人和将要出生者也要走完他们或长或短或显赫富贵或饱经磨难的一生,摇篮曲和安魂曲统治着世界,无一例外。人类劳作于生死两端,只有祭祀——不服从死亡的宿命。

所有宗教都抗拒腐朽和寂灭,指向永恆与无限,它们的共同法门就是祭祀。密佈地球的圣殿教堂寺庙之所以烛火不灭,皆因通向天国的钟声应合着心脏的脉跳。就连自诩唯物论的共产党领袖也无法抵制祭祀的诱惑,这些无神论者除了使无数普通人和国家英才死无葬身之地外,就是莫斯科、北京等地几座存放他们水晶棺材的陵墓。

在人类自由与专制的较量中,祭祀是一种特殊的场合。帝王坟墓没有任何对应物,庶民百姓只余无边荒塚.欧洲帝王的陵寝规摸有限,中国同行则趋于无穷,一如他们身前的威仪;欧洲无论帝王平民,除异端外,都配有十字架的祝祷,只有尺寸大小之别.

俄国:思想者的祭祀万众瞩目

近代西方,人权兴起,人生而平等的原理渐成潮流,不可阻遏。领先者是人类社会的新型祭师:作家、诗人、学者、艺术家。没有圣器、经文、法式,他们用演讲和悼词以亡者名义宣判旧制度,发佈新思想。雨果借伏尔泰百年冥诞挑战王权,开劈了思想取代权力的时代。雨果自己的葬仪则演为法国和欧洲自由精神的光荣凯旋,同样的盛典先后发生在狄更斯、巴尔扎克、拜伦和左拉等人的丧礼上。祭祀权柄自此从王朝转到“思想王者”手上,欧洲皇冠陨落的同时,殉道者的荆冠和思想者的桂冠成为万众瞩目的星辰。

沙俄帝国打败拿破崙后崛起,俄国成为欧洲专制联盟的盟主,自由精神也几乎同时降临.十二月党人在光天化日下拉开自由大幕,他们以五座绞架和西伯利亚矿井的苦役,献祭黑暗笼罩的俄罗斯。后继者保持着强劲势头,生死与之。十九世纪的俄国繁星满天,天才、圣徒相约而至。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辩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他们发表宏论,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罗斯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

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向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市民为诗人涅克拉索夫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各大报刊都争相报导他的死讯。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作家继承帝国抗议传统,他们以密集的牺牲和自杀为俄国祭祀。西方同行则走向荒原,面对奥斯威辛毒气室,伟大的自由精神沦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西方再没有引领时代的祭奠。俄国重演了西方精神溃散的一幕,苏联败亡,自由精神也失去方向。继一九八九年二十万莫斯科人送走萨哈罗夫后,伟大的祭祀也随之消失,连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也因为普京等俄国新权贵的到场而黯然贬值。

陈子明追悼会:八九后空前壮举

进入二十一世纪,带有悲剧性质的悼念东移中国。二○○五年,刘宾雁病逝普林斯顿,近千人士组成治丧委员会,借助互联网,一次世界规模的追思会为“中国的良心”送行。此前此后,李慎之、何家栋、包遵信等人在国内辞世,当局成功阻止了本应举行的祭祀。二十五年间,所有中国自由人士都不能享有应有的哀荣.中共重新垄断所有资源后,再次隔绝了来自死亡的任何启示。但是,伟大死亡仍然召示着中国,林昭墓前鲜花常新,天安门母亲坚持不止,河南义士犯险公祭六四,胡耀邦赵紫阳旧宅的清明慰问??

陈子明北京追悼会充扩了这种亦悲亦欣的局面。相对十四亿,到场的四百余人少得不成比例。即使将应到人数扩大若干倍,对于中国,也是绝对的孟什维克少数派,跟巴黎二百万人参加的帝王式的雨果葬仪和俄国撼天动地的安魂集会,委实难以比肩。不过,历史并非数字游戏,改变俄国、青史留名并备享哀荣者也就数百人。

陈子明老友、着名社会学家郑也夫代表逝者亲友致辞(据信是逝者最后愿望之一,想必该辞多半经过有关机构审读),明确宣称,与其非凡人格的逝去相匹配,在子明成长与奋斗、磨难与升天之地,理所当然地会有这样一场盛大的追悼。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必有无数人在默哀。子明很可能是当代中国赢得四面八方的、最多挽联、悼词、追思、赞誉的人。悼词减轻了尖锐的政治色采,而平添了道义与历史的涵义.让世人侧目的是,这次在帝国京城成功举行的追悼会,以其公开、规模、挽联内容以及参予者的敏感浓度,堪称八九后一次空前壮举,衍射出若干意味深长的光谱.

中国社会各种危机持续加剧,时代借这次追悼透露了它的忧思、焦虑、压力,知识界的忍耐已达至某种临界,其沉重感已接近历次危机关口;追悼会没有显示任何激进情绪,相反,它有序、平静而克制,透露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味;统治集团色厉内荏左支右绌,徘徊于厉行专制与因循求变之间,踯躅于内外危机与建立红色大帝国的冲动之间.死者为大,一位曾属反对派中坚而不再居于政治较量前列的人物的去世,促成上述某种脆弱平衡,中国在北京郊区一座殡仪馆暂处休止状态.

摆脱犬儒哲学,奉陈子明为国士

就祭祀而言,中国早已丧失固有的肃穆神圣.“追悼会”这一不伦不类的称谓,丧失了入土为安的庄严过程,充斥着党国官僚体系僵硬麻木和世俗化的程式。尽管不能摆脱俗套,陈子明追悼会还是别具意味。亡者殉道者般的悲剧人生,中国吉凶未卜的前途,参予者各自的特殊经历、处境和共同忧思,精心佈防和无处不在的监控,使这次祭祀呈显着久违的悲慨、深沉,其氛围和意蕴将感染广远——卓越的人物即使在死后,也继续为国家服务。

中国的一种新希望在于,日益增多的男女不再认同成王败寇的强盗逻辑,不再接受难得糊涂的犬儒哲学,对陈子明等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斗不息而身陷囹圄而英年早逝者,满怀敬悼,奉为国士。

昊天不悯,陈子明到底没有战胜顽症,专制力量对付了又一次死亡事件。与此对照的是,那些七老八十、阴霾般的恶人,那些丧失廉耻、唯权力财富名位是争的奸佞肖小,他们窃据着要津肥缺,欺世盗名巧取豪夺,颐养天年并荫庇子孙,继续盘剥着陈子明们呕心沥血一点一滴欲以改善的中国,——历史当然不可能以如此悖谬的方式终结.

死亡是伟大的纯洁剂,它使尘世的一切显露本色,并以后死者难以察觉的方式影响世运.在此意义上,死亡是一种休止,一次谢幕,陈子明的北京追悼会,可视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自由还需志士仁人以其荆棘路的跋涉乃至生命的殒灭去验证,帝国还需防范一次国殇般的祭祀,芸芸众生还不能意识到,先驱为他们而受难,殉道者的死亡是民族的不幸,是历史遗留给民众的一座宝藏。——无论如何,紧随欧洲和俄国之后,中国也终于开始领略一次祭奠所启示的危机与希望。这是严酷而伟大的历史辩证法,也是寡情而多义的时代训诫.可以预表,叩击时代神经的祭祀将默默降临,中国将一次又一次被触动,直到转上她的正道。陈子明北京追悼会,且作如是观.(2014,10,26依萨卡康乃尔大学)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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