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11-16
【查建英按】父亲1990年就去世了。当年在社科院时，他的确热衷于招揽青年才俊，严家祺就是父亲把他从不知哪里调过来的。父亲颇为此得意，于是我早早就知道了“小严叔叔”。但陈子明居然也进了父亲的研究室并一直没有正式“摘帽”离开，这我可是头一次听说！惊讶，但也并不完全意外。父亲一直很赞赏严，说他不仅有才华，而且为人正派。我相信他老人家对陈的评价也不会低，只是因为我当时正在美国留学，所以没听他在家里说起陈。我不大相信他会为有这样两位“下属”而头疼不已。父亲一直被自由派人士认为是保守分子一个，尤其当年曾与方励之辩论，几乎称得上“反动派”了。但我所知道的父亲，却要複杂得多。说他是个开明的保守派大概更恰当。不过，开明，保守，进步，反动，左派，右派，这些帽子都太简单了。人这种动物，哪里会有这样简单。感谢朋友转发来“小严叔叔”这篇悼念文字，令我知道，我素所敬佩的两位仁人志士，原来都曾是我所深爱的父亲大人的昔日“下属”。
惊闻子明去世，深感悲痛。我在近四十年前的1976年4月5日那天下午，离一辆被推倒的警车不远的地方，看着陈子明、候玉良等四个人，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前的拥挤人群中，自告奋勇地作为“谈判代表”，挤着、最后踩着一些人的肩膀，进入“小灰楼”。事后，候玉良告诉我，其中一人是陈子明。
1979年，周为民、王军涛、陈子明、闵奇、毕谊明、刘迪、吕嘉明等人，创办了《北京之春》杂志，当年在陈子明、王军涛主持下，编写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我就是从这时开始，与陈子明、王军涛、李胜平和他们的朋友们熟悉起来。
陈子明的一生，两次“天安门事件”对他影响最大，而且，正是这两次“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他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而且，在“天安门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的三年岁月中，他也不屈不饶地为“天安门事件”为“平反”奋斗呼号。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特别在北京“戒严”后几天，陈志明又深深地卷入了进去。两次“天安门事件”中，陈子明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正是他的民主信念和英雄主义气概，强烈地推动着他的一切行动。
在两次“天安门事件”之间的岁月中，陈子明又不断与我“相遇”。1980年陈子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分子生物学专业，同时担任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但我当时是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一名“助理研究员”。我的“顶头上司”是查汝强，就是今天闻名中国和美国的查建国、查建英的父亲.我刚刚脱离哲学所查汝强的“管辖”，参与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陈子明这时就主动踏进了查汝强领导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
政治学所经过五年“筹备”在1985年宣佈成立时，陈子明作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在1986年创办了“民办”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后又成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对前后有这么两个“不事专业”，而“热衷政治”的人头疼不已。问题是我名正言顺离开了哲学所，在“政治学所”工作，而陈子明头上还“顶着”一个“自然辩证法”的大帽子，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研究人员.我不知道，在1989年陈子明被捕时，是否还是社科院哲学所查汝强的下属。
“六四”后，陈子明、王军涛被判13年有期徒刑，我在《欧洲日报》上撰文，声援他们、为他们呼吁。他后来没有再从事他熟悉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我却在2006年为撰写《普遍进化论》一书，几年中断断续续读了许多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学的书，当时我就多次想到在中国过着“半软禁”生活的陈子明，我想，要能请教他多好。
我与陈子明是中国科技大学前后校友，都出身自然科学，都进入了查汝强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都投身两次“天安门事件”，都热衷与研究政治学，我们两人还在中国公安部1989年6月24日同一个“通缉名单”上。1989年，我在友人的帮助下，在6月21日逃离了中国，而陈子明却被判刑13年，受尽折磨，英年早逝。
今天在中国，依然是苦难的中国。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陈子明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翻案的目标和中国民主化的理想，一定会实现.我虽然出身自然科学，常常探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但陈子明与我一样，都认为，中国的头等大事，还是政治制度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写于2014-10-21 Washington DC 郊区）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