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11-16

【查建英按】父亲1990年就去世了。当年在社科院时,他的确热衷于招揽青年才俊,严家祺就是父亲把他从不知哪里调过来的。父亲颇为此得意,于是我早早就知道了“小严叔叔”。但陈子明居然也进了父亲的研究室并一直没有正式“摘帽”离开,这我可是头一次听说!惊讶,但也并不完全意外。父亲一直很赞赏严,说他不仅有才华,而且为人正派。我相信他老人家对陈的评价也不会低,只是因为我当时正在美国留学,所以没听他在家里说起陈。我不大相信他会为有这样两位“下属”而头疼不已。父亲一直被自由派人士认为是保守分子一个,尤其当年曾与方励之辩论,几乎称得上“反动派”了。但我所知道的父亲,却要複杂得多。说他是个开明的保守派大概更恰当。不过,开明,保守,进步,反动,左派,右派,这些帽子都太简单了。人这种动物,哪里会有这样简单。感谢朋友转发来“小严叔叔”这篇悼念文字,令我知道,我素所敬佩的两位仁人志士,原来都曾是我所深爱的父亲大人的昔日“下属”。

惊闻子明去世,深感悲痛。我在近四十年前的1976年4月5日那天下午,离一辆被推倒的警车不远的地方,看着陈子明、候玉良等四个人,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前的拥挤人群中,自告奋勇地作为“谈判代表”,挤着、最后踩着一些人的肩膀,进入“小灰楼”。事后,候玉良告诉我,其中一人是陈子明。

1979年,周为民、王军涛、陈子明、闵奇、毕谊明、刘迪、吕嘉明等人,创办了《北京之春》杂志,当年在陈子明、王军涛主持下,编写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我就是从这时开始,与陈子明、王军涛、李胜平和他们的朋友们熟悉起来。

陈子明的一生,两次“天安门事件”对他影响最大,而且,正是这两次“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他的一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他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而且,在“天安门事件”作为“反革命事件”的三年岁月中,他也不屈不饶地为“天安门事件”为“平反”奋斗呼号。

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特别在北京“戒严”后几天,陈志明又深深地卷入了进去。两次“天安门事件”中,陈子明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正是他的民主信念和英雄主义气概,强烈地推动着他的一切行动。

在两次“天安门事件”之间的岁月中,陈子明又不断与我“相遇”。1980年陈子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分子生物学专业,同时担任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但我当时是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一名“助理研究员”。我的“顶头上司”是查汝强,就是今天闻名中国和美国的查建国、查建英的父亲.我刚刚脱离哲学所查汝强的“管辖”,参与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筹备工作,陈子明这时就主动踏进了查汝强领导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

政治学所经过五年“筹备”在1985年宣佈成立时,陈子明作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一名研究人员,在1986年创办了“民办”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后又成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对前后有这么两个“不事专业”,而“热衷政治”的人头疼不已。问题是我名正言顺离开了哲学所,在“政治学所”工作,而陈子明头上还“顶着”一个“自然辩证法”的大帽子,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研究人员.我不知道,在1989年陈子明被捕时,是否还是社科院哲学所查汝强的下属。

“六四”后,陈子明、王军涛被判13年有期徒刑,我在《欧洲日报》上撰文,声援他们、为他们呼吁。他后来没有再从事他熟悉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我却在2006年为撰写《普遍进化论》一书,几年中断断续续读了许多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学的书,当时我就多次想到在中国过着“半软禁”生活的陈子明,我想,要能请教他多好。

我与陈子明是中国科技大学前后校友,都出身自然科学,都进入了查汝强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都投身两次“天安门事件”,都热衷与研究政治学,我们两人还在中国公安部1989年6月24日同一个“通缉名单”上。1989年,我在友人的帮助下,在6月21日逃离了中国,而陈子明却被判刑13年,受尽折磨,英年早逝。

今天在中国,依然是苦难的中国。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陈子明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翻案的目标和中国民主化的理想,一定会实现.我虽然出身自然科学,常常探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问题,但陈子明与我一样,都认为,中国的头等大事,还是政治制度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化问题.

(写于2014-10-21 Washington DC 郊区)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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