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之十四
“不合时宜的”高尔基（三）
作为 “无产阶级的作家”，布尔什维克党多年的同路人，列宁的朋友，高尔基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激烈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呢？从《新生活报》高尔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践踏法纪，罔顾人道的野蛮行为激怒了恪守人道主义信念的作家，使得他不得不拍案而起，口诛笔伐这些不法之徒。请看1918年5月18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文章中披露他收到来自农村一封信的内容:
“……4月3日，大约300名赤卫队员开进了我们巴斯卡村。他们洗劫了所有富裕的房主，也就是说向村民们勒索钱财，向有的人要了一千卢布，向有的人要了二千卢布，最高达到六千卢布，从我们整个村里一共搜刮了85350卢布; 除此之外，他们还从我们村的农民家里抢走了各种财物一一面粉、面包、衣服等等东西，这些就没法算了。……这两天，我们巴斯卡村人所感受的那种恐惧是难以描述的。大家都觉得，这些强盗对我们的折磨要比地狱里的苦难更难忍受。
“我们村里再没什么更大的新闻了，但是在巴拉诺夫卡村、鲍尔达西也夫村和斯拉夫金村，在赤卫队走了之后，村里最贫穷的阶级学着那些强盗的榜样，也开始抢劫起自己村子的富裕公民了，甚至还在夜晚袭击别的村庄。一句话，这儿的日子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对此，高尔基在文章中说: “……所有这一切就像是一张漫画，一场闹剧。不过，很遗憾，这是 ‘生活的真实’，是 ‘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 这一口号从乡村的兽性中呼唤出来的 ‘生活的真实’。
“……人们之所以要去抢劫村庄，是因为他们牢牢记着这样一条厚颜无耻的强盗和愚钝绝望的失败者编造出的并不愚蠢的说法: ‘靠正派的劳动建不起大瓦房。’ 农夫们苦役般的劳动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遵循着古老的习惯，而不是靠最新的知识成就，所以无法培养起对 ‘正派的’、不懈的、诚实的劳动的向往，而俄国经济发展史的进程却能使人、甚至使傻瓜确信：‘私有财产就是窃来之物。’ 这是千真万确的。”
1918年1月30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一篇文章中说: “不久前，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将他的领袖们的丧失理性的讲话转换成一个普通群众中的憨直语言，他说: 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
“我并不认为这一声明是吹牛自夸……逐一杀害不同思想的人，这是历届俄国政府国内政策中已经验证的老方法。从伊凡雷帝到尼古拉二世，我们所有的政治领袖都随意而广泛地运用这种同叛逆作斗争的简单而方便的手段，弗拉基米尔.列宁又为什么应当放弃这种简单的手段呢？
“他确实也没有放弃并公开声明，他会不择手段地将敌人消灭干净。
“但是我想，由于这一类声明，我们将得到一场全体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优秀部分反对那种由斯莫尔尼宫的领袖们极为起劲培养的动物性无政府状态的、残酷而持久的斗争。”
以后的事实远比这位工人的声明血腥残酷: 在列宁执政的六年里，俄国因内战、政治迫害、饥荒死亡人数至少为一千万人！难怪高尔基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我并不认为这一声明是吹牛自夸，而且尽管我坚决不承认那些可以为大规模屠杀作的辩护，但是我想，在我国是会杀掉一百万 ‘自由的公民’ 的。甚至还可能更多。……”
高尔基耳闻目睹布尔什维克的暴行，挺身而出，以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卫士对这些暴行进行毫不留情的谴责。在1918年3月17日的《新生活报》上，他愤怒地呼喊：
“在如今可怕的日子里，良心已经死亡。……
“枪杀毫无过错的六名大学生这件卑鄙的事在被摧毁的文化人圈子里也没有引起良心的波动。(注:1918年3月2日夜，六名大学生在一次聚会时被怀疑从事非法活动被逮捕，押往斯莫尔尼宫。次日晨，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区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苏维埃革命法庭组织的专案组经侦讯后宣布，枪杀是在未经侦查、审讯，沒有任何负责人批准的情况下实行的。)
“塞瓦斯托波尔和叶夫帕托利亚在几十名几十名地杀死 ‘资产阶级分子’，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问 ‘社会’革命的制造者: 他们是不是大规模屠杀的精神鼓舞者？
“良心死了。……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就没有文化的位置，而如果政治渗透了对群众的恐惧和对群众的谄媚一一就像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具有的主要缺点一样一一那么谈论良心、正义、对人的尊敬及其它的一切就都完全是毫无益处的，……”
高尔基对良心的呼唤和对暴行的谴责引起了一些红色公民的不满，一些 “革命群众” 在报刊上对高尔基展开攻击。1918年3月21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发表文章予以回击：
米.纳杰日金公民在《红报》上质问我：“请问，在农奴时代，当成百上千的农夫被往死里鞭笞时，可曾有过良心？……又是谁的良心？”
……
我有权说出有关人民的令人生气和痛苦的真实情况，而且我坚信，如果第一个说出这些实情的是我，而不是人民的敌人，那对人民要好得多。现在人民的敌人在默默地积蓄着报复和凶恶的感情，以便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将这些恶意唾到人民脸上，……
不要以为只因人民受过折磨，他们就是神圣和道德高尚的了，……同时，也不应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当 “人民” 获得了对人身施行暴力的权力后，他们变成了不比他们昔日的折磨者逊色的兽性的和残酷的折磨者。
米.纳杰日金的推论方法把他引进了一个无出路的怪圈，因为人民受过折磨，所以现在他们也有权折磨别人。但是要知道，他们这样做就授人以用痛苦对付痛苦，用暴力对付暴力向他们报复的权利。怎样才能走出这一怪圈呢？
不，我们最好还是说出实情，实情是有益健康的，只有实情才能治好我们的病。
那些看见自己同村的邻人挨饿，又不把粮食卖给他们，却因有利可图而用粮食酿酒的人不是好人民。不应当夸奖作出如下决议的人民：任何一个不在自己村里，而在邻村出卖某种食品的同村人都应当被逮捕起来并被关押三个月。
不，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布尔什维克的蛊惑宣传激化了农夫的自私本能，扼杀了他们的社会良心的萌芽。
说真话，道真情，讲真相，这是高尔基始终坚持的底线。他因此而在十月革命后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所不待见，但他仍然我行我素，不为所动，哪怕报纸被封，本人被迫出走国外。
1918年5月3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严厉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箝制言论自由、迫害异己的不法行为：
日前，一些该死的聪明人宣判一名17岁的青年人从事17年的社会劳动，仅仅是因为这位少年坦白而诚实地表示: “我不承认苏维埃政权！”
不用说，在俄国不承认委员政权的权威的人可以找出千百万人，要把这些人全部杀死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有益的是提醒严厉但不聪明的法官们想一想，这个被他们如此荒谬而严酷审判的诚实青年是从哪儿来的。
这位青年完完全全是一些正直、无畏的人的化身，这些正直、无畏的人几十年间生活在警察监视、特务横行、叛卖频繁的环境中，不知疲倦地摧毁着君主制阴暗的监狱。他们冒着对自身自由和生命的危险，把自由、权利、社会主义思想带到愚昧的工农群众当中。……
这位青年是以那些优秀的俄国人为崇高榜样培养出来的，那些优秀的俄国人数以千计、数以万计地死于流放、监禁、苦役，现在我们就是要在他们的尸骨上建设一个新俄国。
这是一位罗曼蒂克的理想主义者，他从心里厌恶暴力和欺骗的 “现实的政治”、教条的狂热信徒们的政治。这些教条的狂热信徒由于他们自己的觉悟程度而被滑头和骗子们包围着。
……现在这些人不懂得，诚实的敌人要比卑鄙的朋友好得多，给英勇的青年判了刑，只是因为他如同应当做的那样，不能也不想承认践踏自由的政权。……
……极端的俄国式的愚蠢就是这样用古怪的想法和荒诞的事情遮盖着通向国家复兴的大道和小路；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感情上，这种做法无论是对政权自身，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毫无意义和极端有害的。社会主义的死敌正是怀着幸灾乐祸的感情在庆祝苏维埃政权的每一个不正确的措施、每一个错误以及它的一切自觉的和不自觉的罪孽。
从上文可以看出，高尔基对苏维埃政权的差评并不是偏见，而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现。他并不希望新生的红色政权的 “罪孽” 成为白卫分子的把柄，但他却无力纠偏，只好用文字不时地敲打人民委员们。这种敲打的分量有时能达到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程度。请看高尔基在1918年2月1日《新生活报》上一篇文章中的论述：
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它怎样称呼自己，都力求不仅要 “把握” 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且要根据自己的原则和目的来培养这一意志。最蛊惑人心的和最机灵的政府通常都用 “我们表达人民的意志” 的话来掩饰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养这一意志的企图。
当然，这不是真诚的话，因为归根结底政府的理智力量将压倒群众的本能，如果统治机关无法做到这一点，它们就将使用武力来压制与它们的目的相敌对的人民意志。
不管是用事先在办公室里想好的决议，还是用刺刀和子弹，反正政府总是必然力图控制群众的意志，使人民确信，政府正在引导他们沿着最正确的道路走向幸福。
这一政策是任何一个政府不可避免地必须做的，因为既然它相信自己是人民的理智，它就需要用自己的立场向人民灌输这一信念：他们拥有一个最聪明、最诚实、最忠诚地忠于人民利益的政府。
人民委员们追求的正是这一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像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毫不犹豫地枪毙、杀死和逮捕与它意见不同的人们，毫不犹豫地对敌人肆意诋毁和造谣。
……
人民委员先生们根本不懂这一事实：当他们呼喊 “社会” 革命的口号时，身心备受折磨的人民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口号翻译成下面几个简单的词：
“攻击，抢夺，毁坏……”
于是，罕见的俄国农业文化的巢穴正在被毁坏，罗斯的城市、葡萄园、果园，甚至灌溉系统正在被毁坏，到处都在毁坏，一切都在毁坏。
当人民委员在过分雄辩和惊慌失措地叫喊必须同 “资产者” 斗争时，愚昧的群众把这种叫喊理解成直截了当的杀人号召，而且他们也证明了这一点。
……
人民疲惫不堪，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充满了复仇、凶狠、仇视的感情，这些感情仍在继续增长，并根据自己的力量在组织人民的意志。
人民委员先生们是否认为自己的使命是表达这种病态意志的破坏意图？或者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使这一意志康复并加以组织呢？……
他们理应以正直人的直截了当和斩钉截铁的态度把这一问题提到自己面前。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能够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他们的理智和良心审查。
他们被澎湃汹涌的俄国自发势力所包围，成了理智上和道义上的瞎子，现在他们已经是被过去折磨得精疲力竭的、被他们自己激怒的野兽利爪中的软弱无力的猎物了。
高尔基上面的论述使人们有这样的感觉：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打开了一个 “潘多拉的魔盒”，让俄罗斯底层民众受压抑的情绪尽情发泄，结果造成毁灭性的后果，自己也被裹挟进去成了猎物。这种结论并不是高尔基对底层民众有偏见，而是由于他本人就是在俄国底层社会成长起来的，他对俄国老百姓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所以深知一些病态的东西在民众身上根深蒂固。所以，他尖锐地指责苏维埃的人民委员 “从根本上很不理解 ‘俄国的自发力量’ ”，“根本没有考虑到将近四年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毫无结果的折磨造成了一种可怕的心理氛围，由于这一心理氛围， ‘俄国的自发势力’，即俄国群众的心理变得更加阴暗、尖刻和凶狠。”
在《列宁的一生》中有一节专门记述了列宁和高尔基之间的恩恩怨怨。其中有高尔基对俄国农民阴暗心理的领教：
……对工人和农民的崇拜成了使他们变得粗野的政治上的根源。过去在这个首都居住过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埋怨道：“1919年在彼得堡召开‘农村贫农’代表大会。从俄国北方一些省份来了几千个农民，其中有几百个农民被安置在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里住宿。当代表大会结束、这些人走了之后，发现他们不仅把宫殿里的所有澡盆，而且把大量极其珍贵的北方萨克森花瓶和东方花瓶都用做便盆而弄脏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来不及大小便，一一要知道皇宫里的厕所并没有出毛病，自来水管道也能使用。不是的，这种流氓行为表现了他们要把美好物品弄脏弄坏的那种思想。”
1918年3月22日，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表达了自己对民众中缺点错误的担忧和领导者对此的麻木不仁。他以清醒的头脑向布尔什维克提醒：
批评的权利要求人们不仅无情地批评敌人的行动，而且也必须无情地批评朋友们的缺点。对发展人的社会正义感来说，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在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地指出我们的缺点、错误之前，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策略上都要好得多。
不应该忘记，敌人在谴责我们的朋友时常常是正确的，而真实情况又会加强敌人的打击。比敌人更早地说出关于朋友们可悲而又难过的真实情况，就意味着使敌人的进攻变得毫无力量。
布尔什维克中的小鸟们几乎每天都在对我说，我已经 “脱离了人民”。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被 “钉” 在人民身上，以至于发现不了人民的缺点，而且因为我并不争着当首长，所以我没有对这些缺点保持沉默和为俄国人民中的愚昧群众大唱蛊惑人心的颂歌的愿望。
……
我们都有点害怕批评，而自我批评几乎使我们感到厌恶。
……
幻想家们和书呆子们想用这种材料，即用愚昧而萎靡软弱的农村人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不仅形式上，而且本质上、精神上的新国家。很清楚，建设者们应当根据材料的特点工作，而农村人的最主要的和最难消除的特点是疯狂的私有者的个人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将向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宣战，宣布残酷的战争。
巴黎公社是农民扼杀的，这一点工人阶级必须记住。
但是他们的领袖们却忘记了这一点。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以工人阶级成员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先例，而以农民为主体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无不充满血腥暴力。看看苏联、中国、柬埔寨、朝鲜的情况，你就会明白高尔基同志为什么对农民耿耿于怀。
（未完待续）
荀路 2018年10月初稿，2020年3月31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