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7日，中纪委第八巡视组组长张基尧向黑龙江省反馈了巡视结果，指出存在九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其中“吸取‘田韩案’教训不够深刻”这个问题引人注目。田韩案已过去十多年了，它的教训到底是什么？这个教训有多少“深刻吸取”的价值？笔者认为，读懂了田韩案的教训，也就读懂了“中国特色”。
一、田韩案引发的那场政治大地震
田韩案是2003年至2004年间黑龙江爆发的两个具有关联性的贪腐大案，案件主角分别为曾任黑龙江省长的田凤山和曾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的韩桂芝。
2003年10月15日，田凤山被“双规”。2005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田凤山受贿一案。法院审理查明，田凤山利用其担任黑龙江省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黑龙江鸡西市委副书记曹国辉、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等多人钱款共计436万元。最后田凤山被判处无期徒刑。
由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案，牵出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卖官受贿案。2004年2月20日，韩桂芝在哈医大高干病房被中纪委的人带走。2005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韩桂芝受贿案。法院审理查明，韩桂芝利用担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马德等多人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最后韩桂芝被判处死缓。
韩桂芝案引发黑省“大地震”，6名副省级干部落马，副省长付晓光、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省法院院长徐衍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在同一天“被辞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启文，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秋阳被免职。省委机关和省政府机关30多名厅局级别干部被牵连，其中10多名厅级干部被免职或撤职。13个地级市及森工总局的主要领导几乎全军覆没，其中10余人被免职、辞职、撤职或移交司法机关。2005年中央向黑龙江空投了24名干部。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被判处无期徒刑，鸡西市市委书记丁乃今被判处死缓，牡丹江市公安局长韩健被判处无期徒刑，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跳楼身亡，鸡西市委副书记曹国辉服毒自杀未遂，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吴杰凯神秘失踪……
田韩案受贿金额分别为436万元和702万余元，当年还没有通胀，这些钱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就是天文数字了，加上案件牵连的人多，所以田韩案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买官卖官案”。
二、田韩案是一个烂尾工程
田韩案在媒体先后公开时，都有那句把中国人的耳朵磨出茧子的鬼话：“再一次显示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可是，这次的决心是豆腐做的。
田韩案大案套小案，母案套子案，串案套窝案，如果再查下去，黑省就要“亡党”了，就没有人再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所以，中纪委与黑龙江省委拿出了“政治智慧”。
首先涉案金额缩水。纪检部门当初公布的马德涉案金额为2385万元，法院开庭后公诉机关指控其受贿金额为603万元，涉案金额间悬殊过大。
其次是使用“家法”进行“高举轻打”。对向韩桂芝行贿的6名副省级干部给予引咎辞职、免职、双开的处方，其中要人仍然享受原职务待遇，有人东山再起。2013年12月17日，中纪委对1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典型案件发出通报，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付晓光，通报原文只有百字：“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严重后果。经中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中央批准，给予付晓光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按程序免去其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职务，由副省级降为正局级。”这时人们才知道付晓光早已经复出。对陪韩桂芝睡觉的“四小龙”厅长给予免职、享受原职务待遇的处分，后来将为副厅级干部异地使用。
第三对“太子党”直接保护。民间传说，韩桂芝在牢里检举时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杜宇新送给她一个价值40万元的古董玉镯，中纪委找杜宇新谈话时，他拿出了韩桂芝送给他的一件古董，中纪委定性“礼尚往来”，让他继续当常委，现在他是哈尔滨市委书记。
第四，对行贿干部的钱是哪里来的不再追查，既免刑事追究，又免党纪处分。当年绥化市有副处级以上干部303人，其中265名牵涉马德案，但除了几个行贿20万元以上的人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之外，余者全部保住了乌纱帽。马德案刚刚爆出时，《中国青年报》曾报道，由于涉案干部多，纪检监察部门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因此，绥化市纪检委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切实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端正一方风气”，而抓大放小的具体办法就是：受贿、行贿5万元以下的干部不予追究。等到2005年4月，《法制晚报》记者到绥化时，得知“10万元以下免予刑事处罚”，10万元成了一道“腐败底线”。记者发现，曾向马德行贿的原绥化市某区委干部现在已升任为局级干部，曾行贿4.5万元的耿某已由县政法委副书记升为县人大的副主任。绥化市纪检委一位干部对记者说：“查处中剔除了一部分因人情往来而送礼的干部，这些人认错态度较好，都作了检讨，能放的就应该放。”
三、吸取田韩案教训是个伪命题
田韩案的教训到底是什么？2005年6月《瞭望东方周刊》以“黑龙江正走出腐败大案阴影”为题，发表了与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的对话。宋法棠在谈到田韩案的教训时说：“近几年黑龙江省连续揭露出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件，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世界观出了问题。从组织上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一是党风廉政建设教育不够有力，要求不严，没有做到警钟长鸣；二是发现问题没有及时严肃处理，积累起来，‘小洞不补，大洞尺五’。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人文环境，黑龙江人比较重感情，有些人开始是人情往来，后来发展到权钱交易。所以我们在总结教训中，也提出提倡健康的礼尚文化。群众包括官员之间不是不要礼尚往来，而是要健康的礼尚往来。我们正在全省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宋法棠说的田韩案教训，是“从组织上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即中共中央的统一口径，他是代表“组织上”谈教训的。但是，这哪里是什么教训？这分明是重复邪教的教条。
“组织上”说田韩案的主要教训是“领导干部世界观出了问题”，世界观是一个哲学用语，是人们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看法。这种根本看法，是建立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回答之上的。我们一直以来接受马克思唯物观的教育：物质是第一性的，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由此推导出，正确的世界观一定是建立在“物质第一性，世界是物质的”这一基础之上的。贪官利用权钱交易进行敛财，以夯实自己的物质基础，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整天脑子里就装着“物质第一性”，他们树立的当然是正确的世界观，怎么会“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呢？
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是人性的表现，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改变这种人性何其难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靠改造世界观遏制腐败的先例。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各朝代即使严刑峻法反腐，例如朱元璋使用了几十种残忍手段惩治贪官，也未能消除腐败。半个多世纪里中共也使用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治手段，也是越反越腐。即使在今天“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态势下，王岐山也不得不感叹：“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主宰，贪官们把自己犯事都和世界观扯上关系，无疑是为集体蒙羞的中共献上一块遮羞布。这正像《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洪波所说的，贪官们即便丢掉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观，还是封建主义世界观，都没有公开鼓励贪污，都以贪污为耻。
“组织上”说田韩案的教训是“党风廉政建设教育不够有力，要求不严，没有做到警钟长鸣”。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级党政机关领导班子每周五利用半天时间进行廉政教育，各党支部每个月还要进行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生活会，还要加上贪官忏悔报告会，廉政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廉政宣传教育月等各种临时教育活动。夸年度的全国集中教育就搞了三次，江泽民搞了“三讲教育”，胡锦涛搞了“党的先进性教育”，习近平搞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三讲教育”之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员们成为富可敌国的“公仆”：“先进性教育”之后，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性高潮，共产党变成了“通奸党”：“群众路线教育”之后，中共无可奈何地宣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在人类的历史上，同样没有靠教育能预防腐败的先例。朱元璋也曾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他先后发布了《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告诫文臣武将权为皇帝所赋、权为民所用。凡受贿数额在六十两以上的官吏，枭首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填进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明朝刑法中有一字叫“醢”，即是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吸取教训。但是，朱元璋到死也不明白为何“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朝杀而暮犯，就是早上刚刚杀了前任官员，接任者晚上就开始贪污受贿。你听说过西方国家搞过世界观教育吗？那里也有腐败，但在中国已是“无官不贪”，少则几百万元，多则几千万元、几亿元，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而仅有的。
“组织上”说田韩案发生“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人文环境，黑龙江人比较重感情，有些人开始是人情往来，后来发展到权钱交易。所以我们在总结教训中，也提出提倡健康的礼尚文化。”黑龙江的人文环境和文化都成为田韩案的教训了，那么，黑龙江的“黑土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
让我们看看当年的省委书记徐有芳与时任组织部长韩桂芝是怎样“重感情”的？是怎样“感情往来”的？在讨论省委副书记的人选时，徐有芳的意见是“此人不可重用”。韩桂芝得到信息后，曾四次带着礼品去哈尔滨和平邨宾馆徐有芳的宿舍“汇报思想”。头两次，老徐既没收礼也没丢原则；第三次，老徐收了礼但没丢原则；第四次，韩桂芝不仅又送了礼物，还把老徐按倒在床上。从此，老徐投降了！后来韩桂芝当够了省委副书记，要当政协主席，老徐赶紧活动，把任期未满的原政协主席马国良调到全国政协任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给韩桂芝腾位子。（据《东方剑》2007年第5期《巨贪韩桂芝的权欲之旅》）田韩案发后，徐有芳被调回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正部级），一直到退休，实现安全着陆。
为什么给韩桂芝行贿的6名副省级干部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他们的行贿只是“感情往来”，副省级领导享受着20万元的“腐败底线”。省检察院院长徐发“被辞职”后，在家里跳楼自杀了。他只给韩桂芝送了20万元的“见面礼”，就“被辞职”了。徐韩两人经常见面，何谈“见面礼”？黑省官场上有个约定成俗的礼节，上级领导高升以新的职务面孔出现时，下级都要送“见面礼”，起点是20万元，就像老百姓谁家儿子结婚随礼拿200元一样，但20万元是公款。所以，徐发怎能不感到冤枉？在这种“健康的礼尚文化”中，他不能“不懂礼”，但20万元从自己的工资里是拿不出来。
以上“组织”所说的田韩案教训，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教训，毫无吸取价值。因此，“深刻吸取田韩案教训”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共的媒体工作者、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各级领导干部中，谁都知道田韩案的真正教训是什么，但谁都不敢说出来，只要你说了，你就违背了“政治纪律”，你就是“敌对势力”了，你就是“砸共产党的锅”，党就要收回你的饭碗。田韩案的真正教训已经成为国家机密和党的隐私。
四、田韩案的教训成为先进经验
这是一块神奇的黑土地，这是一块生产先进经验的黑土地。田韩案成为烂尾工程后，它的教训很快变成先进经验，在全国得到学习推广，甚至有些地方组团到黑龙江取经。
安徽省阜阳市委做到了“学先进、赶先进、找差距”。2008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曾震惊全国的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判决已一年有余，该法院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均被判入狱。然而当初曾连续向刘家义、张自民两任院长行贿15次的何涛，却于窝案判决半月后得以连任界首市人民法院院长。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自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受贿案开始，到原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后高升安徽省副省长）受贿案，再到法院腐败窝案，阜阳市受牵连的干部达八九百人。其中，副处级以上干部200多人。但这些受牵连的人都没有受到处分，其中有些人还得到了提拔。当记者问为什么没有处理这些行贿买官的干部，一位市委领导介绍：“阜阳市为了处理买官干部，专门派工作组到黑龙江绥化市对马德腐败案考察取经”，阜阳市委认为黑龙江的经验值得学习，因为“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如果把这些干部都处分了，阜阳市的干部队伍就会发生断层”。
如今，黑龙江的先进经验已在华夏大地根深叶茂、开花结果。广东茂名，在十年间三任市委书记落马，前两任书记罗荫国与周镇宏已被判死缓，继任市委书记梁毅民刚被调查。其中，2009年查处的罗荫国案牵涉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其中立案查处61人，属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人。2014年3月，中纪委巡视组发现，只有61人被立案查处，“当年放过了160余人”。
2014年4月21日，《新京报》以“广东茂名窝案重启调查”为题发表新闻调查，披露2011年3月19日，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林浩坤在茂名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这次大会作了反腐总动员，“有问题”的官员被限令在4月10日之前向驻在茂名的专案组主动交代，以争取宽大处理。除了限期交代外，当时还划定了一条线：50万元以下的不追究。从此，50万元成了一道“腐败底线”。这几年物价飞速上涨，估计到梁毅民案结案时，“防腐底线”可能突破百万元。
五、中国进入“后田韩时代”
伴随着“黑土经验”的遍地开花结果，中国已进入“后田韩时代”，这个时代，对贪官污吏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语）。说它最好，是因为当上官就可以发财，就可以抢劫老百姓；说它最坏，是因为随时可能被选择性执法，被“抓典型”，患上抑郁症去跳楼。
“后田韩时代”是怎样一幅景象？中纪委巡视组对黑龙江的“田韩后时代”进行了描写：“一些地方买官卖官问题较为突出；有的地方和单位党政一把手连续发案，农垦、森工、煤炭系统及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领域违纪违法案件频发；一些领导干部官商勾结，权钱权色交易问题较为突出，有的贱卖国有资产、向关系人输送巨额利益，有的亲属子女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谋利，有的生活腐化、为情妇经商谋利提供方便，有的利用婚丧嫁娶和亲属生病收礼敛财。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省和各地市均存在一些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一些单位用公款在海南或省内著名景区购建疗养院或培训中心，有的地市超标准车改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涉及群众利益信访问题解决的不够及时。”
“后田韩时代”具有三个方面的社会特色——
特色之一：吏治“老路化”。治国先治吏，但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和政治资源已经衰竭，独裁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只会复制模板，靠惯性运转权力。习近平模仿了毛泽东的强权，复制了延安整风时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复制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古田会议，下一步可能复制“以阶级斗争为纲”。
特色之二：效忠“实用化”。如果说田韩时代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效忠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后田韩时代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效忠则完全是实用主义的。虽然人们早已经不再相信“改造世界观”这种意识形态了，但是又不得不假装相信。独裁者的最高原则就是“权力稳定”，而稳定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是制造“敌对势力”，制造恐惧和谎言。赵本山的全国连锁剧场以“灰色”的“政治段子”为卖点，可能得罪了独裁者，被拒绝于文艺座谈会大门之外。眼看自己要被划到“敌对势力”那边，他恐惧得“睡不着觉”，半夜召回弟子，学讲话，表效忠：“你不听党的话你还搞什么艺术？”不仅是赵本山在恐惧，全党干部都在恐惧，他们受到了严重警告：“必须明确告诫人们：跟谁走才有好处、有前途，跟谁走没有好处、没有前途。要让正派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党一条心的人吃香，让和境外敌对势力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人风光不再……砸共产党锅者，要收回共产党给他的饭碗。”（《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研讨会纪要》）
特色之三：腐败“常态化”。在田韩时代，腐败仅仅是一种病态，而到了后田韩时代，腐败已是常态。腐败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多数的公众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腐败已经完全社会化。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平民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对腐败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特色之四：权力“绝对化”。“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已是全人类公认的真理，但直到今天中共还要“牢牢掌握党对依法治国的绝对领导权”。《人民日报》已经公开承认，法律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是党的意志的体现：“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法律是党的政策的稳定化。党从不同社会阶层的各种要求中，提炼出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形成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然后再通过执政优势、组织优势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来确保法律的实施。”（摘自《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日报饶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了党大于法的原点。
特色之五：社会“西西里化”。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这是在公认的社会规则严重稀缺和起码社会信任的极度缺乏环境中，受利益的驱使，黑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组织互相渗透、互为依靠，而衍生出的一种高度畸形、以赤裸裸的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在最近发生的晋宁县致8人死亡18人受伤的群体性事件中，从1000多个穿着统一制服、头戴头盔、手持铁棍的人可以看到社会“西西里化”的程度。
特色之六：改革“全异化”。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所有的行政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都发生变形和异化，都变成了掠夺式的改革，黎民百姓永远是改革的牺牲品。
从田韩时代到后田韩时代，“组织上”总结的田韩案教训一直是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教训。《南方周末》曾经力图通过“宪政梦”说出田韩案及所有贪腐案件的真正教训，但那篇新年献词胎死腹中。人们纷纷到南方周末大楼门前献上黄色的鲜花，悼念死去的新年献词，其中郭飞雄、刘远东、孙德胜等人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关进牢房。因为田韩案的真正教训不能被说出和被吸取，贪腐只能蔓延，抢劫只能继续，悲剧只能重演，一切社会矛盾的解决都成为“一项长期任务”，都“永远在路上”。谁都明白：没有宪政这个制度笼子，政治权力必然会肆意妄为，到处泛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1/16/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