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罗莎”批判列宁（二）
“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一一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一一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1918年秋天，被关在德国布勒斯劳监狱中的卢森堡非常关注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她在消息来源有限的条件下写作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论俄国革命》。在其中一页稿纸的左边她写了上面一段话，未说明插入何处。这段文字成为罗莎留给后人的至理名言，以上文字后面是这样一句话: “这不是由于对 ‘正义’ 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 ‘自由’ 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
《论俄国革命》开篇即指出: “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最好地驳斥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 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 她进而论道: “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从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声誉。” 她还认为 “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们是第一批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出榜样的人”。但是，这部手稿的重头是对十月革命出现的不良现象和负面影响进行批评剖析。其中除了土地问题和民族自决问题卢森堡是从左的方面对列宁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之外，最有争议的是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见。 她批评布尔什维克党把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强化专政而取消民主。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今天读她的这篇文章，仍能深切体会感受到那种难得的历史洞察力。 卢森堡在分析了一些具体问题，如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武力解散立宪会议事件，苏维埃政府关于选举权的规定，恐怖统治等等。她指出: “……没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报刊，没有不受阻碍的结社和集会活动，广大人民群众统治恰恰完全不能设想的。这是一个彰明较著、无可辩驳的事实。” 这个斩钉截铁的论断抛地有声，把那些口口声声喊叫让人民当家做主，实际却把人民当牛羊驱使的 “领袖” 的虚伪嘴脸暴露无遗！
卢森堡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时写道: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 而历史归根到底是有机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它同有机自然界完全一样，有一个好习惯，总是在产生实际的社会需要的同时也产生满足这一需要的手段，在提出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是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用命令实行的; 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证据: 1905年和1917年2一10月)政治方面和那时一样，经济和社会方面也一样。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否则社会主义就将是十几个知识分子从办公桌下令实行的，钦定的。”
(卢森堡对社会主义不能 “钦定”的认识，建立在全体人民群众必须参加国家的公共生活基础上。这一标准似乎偏高，但应该是个必要条件。而实现这个条件的前提是自由不能受到限制，而这正是苏维埃政权遭人诟病的关键。卢森堡虽然并未身临其境，但她得到的确切消息使她能断定，列宁又犯了 “粗暴的机械的激进主义”毛病。)
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列宁语)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已经退化的群众在精神上彻底转变。社会本能代替自私本能; 群众首创性代替惰性; 把一切苦难置之度外的理想主义，等等，等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只不过他釆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 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
(如果我是列宁，我会认为上面的言论是妇人之见。卢森堡被敌人称为 “ ‘嗜血的’ 红色罗莎”，你连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都不懂，谈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呢。对阶级敌人讲什么仁义道德呢？难怪《论俄国革命》出版后，列宁于1922年2月写了《政治家的短评》一文，称它是一部 “犯了错误的著作”。 一百年之后，经过历史的风雨历练，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是谁在当时 “犯了错误”？即使是列宁，虽然对卢森堡的批评感到面子上下不来，但仍然认为 “她始终是一只鹰”。鹰的特点就是飞得高，看得远。从卢森堡的文章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卢森堡在这篇文章的手稿散页写有一些未说明插入何处的笔记和论述，这些文字从内容看显然是有所指向的。作者虽然没有指明批评对象，但读者完全可以根据上下文判断出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分子的。这里摘录如下，以供大家研析：
列宁关于纪律和腐化的演说：
在我们这里以及在所有的地方无政府状态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附在资产阶级社会身上，同它是不可分离的。
证据：
一、东普鲁士， “哥萨克人” 的劫掠。
二、德国普遍发生抢劫和盗窃。
三、证据：工会领导人迅速堕落。对此，严酷的恐怖措施无能无力。相反，他们还进一步腐化。唯一的解毒剂：理想主义和群众的社会积极性，不受限制的政治自由。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同流氓无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一个本身具有高度重要性的问题。我们在德国和所有的地方也将遇到这一问题。流氓无产阶级分子深深地附在资产阶级社会身上，不仅作为特殊的阶层，作为在社会制度的墙倒塌时特别大量增长的社会废物，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随着道德和法律的因袭的界限和支柱被废弃，资产阶级社会直接地不受阻拦地干脆堕落了，因为它的最本质的生存规律就是极度的不道德：人对人的剥削。无产阶级革命将不得不到处同它的这一敌人、同反革命的这一工具进行搏斗。
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恐怖也是一把钝剑，甚至是双刃的剑。严酷的战地司法对于流氓无产阶级骚乱的爆发是无能为力的。不错，任何持久处于攻城状态的部队都不可抗拒地会趋向专横独断，而任何一种专横独断都会对社会起腐化作用。无产阶级革命手中唯一有效的手段在这里也是：采取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性质的措施，最迅速地改变群众生活的社会保证，点燃革命的理想主义，但后者只有在政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依靠高度活跃的群众生活才能长久保持。
正像太阳光线的自由发挥作用对于疾病传染和病原菌是最有效的净化和治疗手段一样，革命本身及其革新的原则，由革命唤起的群众的精神生活、积极性和自我负责态度，从而也就是作为革命形式的最广泛的政治自由，是唯一起治疗和净化作用的太阳。
卢森堡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夺取政权后的所作所为，但她对红色恐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知情的。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实行 “恐怖统治” 进行谴责是基于一个理想社会主义者的良知。她的消息来源虽然有限，但她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中大量无辜者的鲜血横流。她的道德观念和人道情怀使她无法直面自己信仰的主义会导致独裁暴政。她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批判，其用意是将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扭曲的社会主义切割开来，正本清源，以正视听。她在文章中给列宁留有余地，是因为她并不十分了解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如果她得知列宁及其手下几年中杀的人比历代沙皇几百年杀的人要多成千上万倍，她又会有何反应呢？
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其回忆录《雾霭》一书中，对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拿权后的血腥暴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1918年9月5日，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决定中说：“听取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肃反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来保障后方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有计划性，必须尽量多派负责的党内同志去；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枪决。”
恐怖进入了新的阶段。
据《北方公社报》（1918年第98、99、100、101期）报道，仅仅1918年9月、仅仅彼得堡一地，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有949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第一批人质512人于9月初处决。第二批人质437人随后处决。请看他们的社会构成：部长2人，海军上将1人，将军21人，上校22人，军官320人，海军军官18人，商人18人，银行家3人，工程师7人，大学生3人，妇女2人，各党派成员15人，罗曼诺夫家族亲王4人，普通士兵1人。
1918年到1919年的7个月内，处决了8389人。其中：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1206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234人；基辅肃反委员会825人；全俄肃反委员会781人。集中营关押了9496人，监狱中关押了34334人；扣作人质13111人；上述时期共逮捕86893人。
叶卡捷琳诺格拉德市监狱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处决了将近3000人。敖德萨肃反委员会在11个月内处决了 “15000至25000人，报上刊登了1920年2月至1921年1月期间将近7000名被处决者的姓名。敖德萨还有8万人在关押地”。 1920年9月，斯摩棱斯克镇压了卫戍部队的起义，镇压过程中处决了1200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消息报》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单，处决了1634人，其中妇女78人。据报道，“纳希莫夫大街上挂满了军官、士兵和非军人的尸体，他们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经审判即匆匆处死的。” 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的肃反委员会处决了将近29000人。据马克西米利安.沃罗宁证实，恐怖的第一个冬天（1920年）克里米亚处决了96000人。
杀！杀！杀！布尔什维克除了用杀人维持政权，还能有什么招数？这种用暴力支撑的政权，你能想像它能践行宪政法治、自由民主吗？卢森堡所欣赏的 “政治自由” 正是布尔什维克所厌恶的资产阶级 “骗人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只会用刀枪来说话。它不需要什么多党政治、议会民主，它一旦上台，就根本没有下台的思维意念。它的 “伟大理想” 就是千秋万代 “为人民服务”，永远当 “人民的公仆”。如此推理，谁反对它谁就是 “人民的敌人”。既然是 “人民的敌人”，那就应该逮捕、监禁、处决。
布尔什维克为了垄断“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 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面对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人们不禁要问：布尔什维克分子吃了什么迷魂药，以致于 “为人民谋利益” 到了如此走火入魔的地步？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他所著的另一本书《一杯苦酒一一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中论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不能不带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易消逝的性质。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概念从最初开始所反映就是他那个时代而不是未来的时代的思想道德标准、知识水平和固然看法。
社会主义梦想自我了结的时刻，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自我消耗殆尽的时刻迟早将要到来。
暴力不可避免和暴力有用的思想，对立双方势不两立、肉体冲突以至互相残杀的思想，建立崭新社会形态的人间天堂的思想已逐渐过时。跃进的思想原来是与生活格格不入的。
信息匮乏使苏联人了解不到由现实生活产生的新知识。为了迎合教条，忽略了例如没有多样性就不可能有运动和发展、反对分化实际上就是反对进步的前提这样明显的道理。
人们开始醒悟，尽管是缓慢地、左顾右盼地，但总是开始醒悟了。
如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强迫你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要你思想上没有别的想法，对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戒律不产生怀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大学生，只要他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就一定能发现，他们文章中讲的很多东西与20世纪人类发展的实际经验是矛盾的。
生活本身已起来反对许诺用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暴力）来创造人间奇迹的救世主论，反对诡称自己有权决定各民族、各阶级命运以及文明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的专横与傲慢。
我经常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我国乌托邦思想能掌握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愿意寻找别的能代替暴力的手段？
为什么自由和社会公正的思想遭到如此粗暴和如此野蛮的践踏？
为什么社会会同意消灭富农、对本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对生态采取野蛮态度、毁掉历史的物质和精神象征？
为什么会形成一帮专门靠永远希望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的人民来过寄生生活的党和国家的官僚？
为什么人民如此软弱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能够避免？
就在不久以前，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在为暴力鼓掌叫好，还相信只有消灭 “人民的敌人” 及其子孙后代才能获得幸福。
事实是，布尔什维克在消灭了千百万 “人民的敌人” 之后，并没有建成一个人间天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9）
在苏联一个偏远的村庄里，三个老太婆就 “什么是共产主义” 发生了激烈争论，得不出结论。于是，她们就推举其中一人到莫斯科去问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这位老太婆，听了她的问题后，指着窗外停着的两辆高级小轿车说: “你看，黑色的那辆是我的，灰色的是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的，等将来旁边再有一辆你的小汽车，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这个老太婆回到村庄后，另外两个问她: “什么是共产主义你弄清楚了吗？” 她回答: “我懂了。这很简单，我家里有一篮子土豆，你家里有一篮子土豆，等她家里也有一篮子土豆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
荀路 2018年11日初稿
2020年4月15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