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温家宝发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谈起

就拿治水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起,就受到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特别重视,治国如治水嘛,都想当大禹。怎么治水,没有经验,就向老大哥学习,派个代表团,看看苏联有什么好经验。于是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带着张光斗等一行去了莫斯科,取回了“真经”,建设水库大坝,既能防洪又能抗旱,还有能发电。每上一个水库大坝工程,就要吹嘘一下工程的效益,能防N年一遇的洪水,能灌溉N亩农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建完一个水库大坝工程,洪灾依旧,旱灾依旧,好像忘了先前的承诺。又见洪灾,又见旱灾,采取的对策是再建一个水库大坝工程。历史就这样不断地循环重复,中国已经建造了超过十万座水库大坝工程。洪灾依旧,旱灾依旧。

最近宅在家中,看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资料多一些,发现也是一样,历史是不断重复的,人们总是犯着同样的错误,然后采用同样的措施。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了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紧接着国家科技部也在2月14日推出了《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各个部门也都强调要加强对实验室,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确保生物安全。据说生物安全立法,应该就是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讨论的重点。东森新闻报道说,中国科技部推“实验室管理意见”,强调“加强病毒管理”确保生物安全。中国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专门召开记者会进行解释,国家科技部推出这个指导意见,主要是为了加强规范管理和服务,高效有序推进全国应急科技攻关,条文中要求实验室发挥平台作用,服务科技攻关需求。好像之前没有什么法规条例似的。

习近平要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国家科技部推出的《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是针对什么问题,不让说,不让讨论。要发表有关文章,先要有单位领导的批准,再盖上大红公章,然后报送什么部的批准,才能发表。很复杂,很麻烦。换句话说,建水库大坝是为了针对洪水针对旱灾,这样比较简单,你懂的。

既然历史是不断重复的,那么历史上也采取过同样的措施?

2004年11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日国务院第6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当日,温家宝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24号令,发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即日开始执行。这个条例讲的全是生物安全。

制定本条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以下称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条例第一章第一条)。

条例的适用范围:境内的实验室及其从事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二条)。

病原微生物的定义:本条例中的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使人或者动物致病的微生物(条例第一章第二条)。

实验室的定义:本条例所称实验活动是指实验室从事与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条例第一章第二条)。

可以说,《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得非常科学,非常具体,也非常严格。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是从苏联那里取来得“真经”,才开始大规模建设水库大坝,改造祖国美好的山河。毛泽东的这个主意是山寨来的。

中国的环境保护,是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政府研究尼克松政策时发现的。周恩来的这个主意也是山寨来的。中国的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也是从西方各国的环境保护法那里山寨来的。这个山寨和窃取他人知识产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很多理念是希望别人拿去推广,拿去学习的。比如可持续发展理念,台湾叫永续发展理念,始发于美国,也来源于美国。希望别人拿去用的。

所以,制定一些法律呀,法规呀,条例呀,都是要到别国先去看看,先去学学,找找资料,特别是第一部法律,第一部法规,第一部条例,学得比较象,越往后,往里加的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东西就越多,味道就变了。

所以,《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制定得非常好。

那么是不是哪路神仙托梦温家宝,让他制定这么一个《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呢?当然不是。毛泽东看到有洪水有干旱,才到苏联取经的,才有了建水库大坝的群众运动。

2004年3月至5月,北京、安徽发生源于实验室内感染的SARS疫情,暴露出诸多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善、安全防范措施不力等隐患问题。所以才有国务院制定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如有洪水有干旱,才有水库大坝一般,制定条例是有针对性的。

2014年7月25日《中国科学报》刊发过一篇文章,对实验室SARS病毒泄露、引发SARS疫情有过报道。

事情发生的时间:2004年3月至5月,大规模SARS疫情结束不到一年。

事情发生的地点:首都北京,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简称病毒所)的实验室。在2003年SARS疫情平息后,病毒所被原卫生部指定为SARS毒株的6家保管单位之一。

人物: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因为此次病毒泄露事件事后被撤职);
中国疾控中心博士生指导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
时任病毒所腹泻病毒实验室主任王健伟;
洪涛院士的一位女博士生,报道称其为任小莉(应该不是真名),王健伟是具体指导导师;
宋某,女,安徽医科大学在读研究生,3月7日至23日,在北京病毒所腹泻实验室实习;
魏某,安徽医科大学在读研究生宋某的母亲;
李某,北京市健宫医院护士,照顾过病人宋某。

事情发生的经过:洪涛院士主持一项关于SARS的科研项目。这个项目团队包括王健伟和任小莉等2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按照现在中国做研究生的行规,称项目主持人、博导为“老板”。任小莉从P3实验室的磷酸盐缓冲液中取出了装着SARS病毒的试剂盒,直接走出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来到隔壁的腹泻病毒实验室进行研究。任小莉常到腹泻病毒实验室来工作,她需要使用那里的一台电镜设备。腹泻病毒实验室不是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只是普通实验室,保护等级低的实验室。任小莉没有注意到,手中危险的SARS病毒还有残活的可能。

3月23日晚,安徽医科大学在读研究生宋某乘火车回合肥。此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已在腹泻病毒实验室里感染了任小莉泄露的SARS病毒。3月25日,宋某感到全身酸痛、发热、身体不适,自服感冒药、抗生素(!),症状未有缓解。3月27日,宋某乘火车返回北京。3月29日宋某前往北京市健宫医院就诊,以肺炎被收留治疗。该医院护士李某曾护理过宋某。4月5日护士李某开始出现寒战、发热、咳嗽等症状,4月7日李某也被收入健宫医院治疗。因治疗后病情无好转,14日李某转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3月31日宋某的母亲魏某乘火车来北京照顾女儿。可怜天下父母心。4月2日,宋某在母亲的陪伴乘火车返回安徽淮南,在淮南矿二院治疗。4月4日,宋某以病毒性肺炎转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继续治疗。4月8日,母亲魏某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4月19日,魏某病情突然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不幸去世。这次疫情,北京和安徽两地共出现9例SARS确诊病例,在短短的几天内有862人被医学隔离,一人死亡。

这才开展传染病调查,从魏某查到宋某,从护士李某也查到宋某。但是从理论上说,宋某并没有条件直接接触到SARS病毒。后来追查到任小莉,是她将SARS病毒带到宋某工作的腹泻病毒实验室,造成病毒外泄,导致宋某被病毒感染。

一场由于实验室病毒管理不善造成病毒泄露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了。为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4年11月12日召开日国务院第6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难道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说的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安体系,国家科技部推出的《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也是因为由于实验室病毒管理不善造成病毒泄露事件?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肖波涛和肖磊在科学论文分享网站Research Gate上发表的论文指出,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实验室(P3实验室)可能是病毒的源头。还有人剑指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P4实验室,认为那里更可能是病毒的源头。更多的人指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没有具体说,到底是哪个实验室,是P3实验室还是P4实验室,比如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法国病毒学家吕克·蒙塔尼耶教授(Pr Luc Montagnier)4月16日在医学网pourquoidordeur.fr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大流行的冠状病毒(Covid-19)来自武汉一个实验室。

袁斌罗列了中共肺炎源自武汉实验室的15条理由。其中第二条就是上述2004年的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SARS病毒外泄事件。

大家最关心的零号病人,他(她)是谁?他(她)在哪里?是不是也和2004年实验室病毒外泄事件中的宋某一样,是病毒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而且还是一位女研究生?

还有人认为是实验室出售做完实验后的试验动物而导致病毒外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因贪污3756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李宁3千余万元贪污款的第一个来源是出售试验后的淘汰动物及牛奶的收入。看来出售试验后的淘汰动物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这是不是历史事件的重演?宅在家中,闲得无事,怎么也绕不开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证明病毒不是来自武汉的实验室,这是当务之急,而且越早出来澄清事实越好。

最后告诉大家一件事,武汉P4实验室与武汉P3实验室的中间是那个著名的雷神山医院。而且这两个实验室距离汉口殡仪馆都很近。难道这也是天数?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1/2020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