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列宁之争（四）
考茨基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五节《专政》中写道：
“……国家通过一种官僚制度或者通过人民中某一个阶层的专政来组织生产，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需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组织上的训练，社会主义要以无数个经济性的和政治性的自由组织为其前提，并且需要最充分的组织自由。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应该是一种兵营组织。
“少数派的专政，如果想要给人民以最充分的组织自由，就会因而损害自己的权力。如果相反，这个专政企图用束缚这种自由来保持统治，那么它就会阻碍朝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促进这种发展。”
仔细琢磨考茨基上述论述，我们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之所以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原因: 有我无你，有你无我。考茨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肯定是一种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因此，他的观点被列宁痛骂是不足为奇的。 “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不应该是一种兵营组织”。 回顾从苏联到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事情的发展却往往不幸被考茨基而言中。从苏俄的军事共产主义，到中国在文革中某个时期将工厂、学校基层单位改称 “班、排、连、营”，还有红色高棉令人不寒而慄的 “安卡”(组织)，无不在警示后人，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革命在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泯灭人们的良知人性方面功率卓著，令人震惊。
考茨基接着写道: “少数派的专政总认为一支忠诚的军队是它的最有力的支柱。但是它愈是用武力来代替多数，它就愈来愈迫使反对派用诉诸刺刀和拳头的办法而不是用选票的办法来寻求出路，因为选票对他们来说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样，内战就成为政治矛盾和社会矛盾的转化形式。……这样，专政就陷入内战而不能自拔，并且经常面临着一种被这种内战推翻的危险。
“但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再没有比内战更大的阻碍了。……对于社会经济来说，内战的危害性比对外战争的危害性还大得多。内战是在国家境内进行的，它对国家所起的摧毁作用和瘫痪作用同敌国侵入同样严重，内战在这方面甚至还残酷得多。
“……内战中的情况也不像在民主国家里的情况那样: 在民主国家里，诸少数派受到保护，因此，处于少数派地位并且不得不放弃执政地位的任何政党，决不因此就必须放弃它的政治活动或者哪怕只是限制它的政治活动，而且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任何政党都一直保留着那种争取成为多数派并从而取得政权的权利。
“在内战中，任何一方都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失败的一方面临完全毁灭的威胁。由于意识到这一点，就使内战很容易变得非常残酷。一个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才取得政权的少数派尤其倾向于以最血腥的手段来镇压反对者并且用最凶残的屠杀来惩罚反对者，如果这个少数派在叛乱中受到了威胁并且终于能够把叛乱镇压下去的话。……
“无论是长期内战的局面，还是这种局面在专政之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一群众陷于完全冷漠和灰心丧气的状态，都会使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建设实际上几乎成为不可能。然而，那种必然会引起内战和冷漠状态的少数派专政竟然成了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完美手段！
“有些人把内战同社会革命混淆起来，认为内战是社会革命的形式，并且倾向于用下列理由来为那种在内战中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辩解: 即没有暴力行动就不可能有革命。据说在任何革命中过去总是如此，而且今后将永远如此。
“而恰恰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抱这种看法: 即凡是过去一直是如此的情况今后也就必然永远如此。我们根据迄今所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实例而形成了我们所想象的革命图景。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实现。
“……今天的无产阶级，至少在西欧，将在下列这样的国家里取得政权:在这些国家里，几十年以来，民主一一即使不是 ‘纯粹的’ 民主，但毕竟是一定程度的民主一一已经扎下深根，而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完全脱离人民。在这种条件下，在那里构成人民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究竟将如何实现其夺取政权，这还需要等等再看。我们无论如何也决不需要推断，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会在西欧重演。如果今天的俄国显得同1793年的法国很相似的话，那么这仅仅证明俄国是何等地接近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
列宁对考茨基上述论述十分恼火，指责考茨基反对暴力革命是其叛徒立场的最突出表现。列宁说: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 ‘自行消亡’，根据一般的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忘记了。” 列宁又说，“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机器，用恩格斯的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场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考茨基有关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夺取政权后实行少数派专政的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几乎在十月革命爆发的同时，长达三年的国内战争就开始了。其残酷程度在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攻打冬宫、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中只死了六个人。估计临时政府的伤亡几近于零。然而在随之进行的三年内战中，红白双方的伤亡至少在百万以上。考茨基对此早有预料: “一个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才取得政权的少数派尤其倾向于以最血腥的手段来镇压反对者并且用最凶残的屠杀来惩罚反对者”。这个论断是在考茨基本人并未亲临其境，而俄国内战充其量刚刚开始的情况下作出的。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从考茨基对民主与专政的论证分析中，就可以知道独裁专制者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使用暴力是常态。列宁之所以将无产阶级专政视为至宝，就在于 “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釆取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因此，我们只能把这种专政理解为一小撮寡头 “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而考茨基与列宁的分歧在于: “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理解为别的，只能理解为在民主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统治。”
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党人企图推动世界革命及其后果也有预料: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建筑在这种假定之上的: 即这个革命构成了欧洲普遍革命的起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号召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直到现在，这个假定还没有成为观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们抛弃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责备简直是无的放矢，因为究竟是谁应该对欧洲无产阶级的态度负责呢？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老原则：即革命是不能被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条件中产生的。但是西欧的条件是同俄国的条件如此地不同，以致俄国的革命并不必然会引起西欧的革命。”
“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革命这张牌上。如果这张牌赢不了，他们就不得不陷入一条使他们面临无法解决的任务的道路。他们必须在沒有军队来对付强大而凶暴的敌人的情况下保卫俄国。他们必须在普遍崩溃和到处贫困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为人人谋幸福的政权。实现他们所努力争取的一切目标所需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愈欠缺，他们就愈要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用专政来代替所欠缺的方面。人民群众中间对他们的反对愈大，他们就越发有必要那样做。这样，用专政来代替民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关于他们只要取得政权就能引起欧洲革命的估计上发生了错误的话，那么，他们在关于他们只要夺得政权就会有大多数人民兴高釆烈地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估计上也同样发生了错误。……在革命初期，他们人数还很少，后来他们终于变得如此地强大，以致能取得政权。但是他们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呢？
“这一点本来应该由立宪会议来说明的。正如其他革命者一样，布尔什维克也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甚至在一个时期还大声疾呼地要求过。这是一个要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权来投票选出的立宪会议。
“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即就批准了新政权。当然是在一个强大的少数派的反对之下批准的，这个少数派（孟什维克）退出了大会，表示抗议。但是多数派也还没有拒绝召集立宪会议的主张。批准苏维埃政府的决议案在开头是这样说的：“在召集立宪会议之前，为管理国家起见，应成立临时工农政府，定名为 ‘人民委员会’。”
“这样看来，在这个决议里，立宪会议被承认是比人民委员会更高一级的机构。”
考茨基用布尔什维克党人用武力强行解散立宪会议作例证，证明布尔什维克并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批评布尔什维克对召开立宪会议出尔反尔，使苏维埃的专政成为俄国永久的政府形式。
列宁称考茨基是一个 “带有十岁女孩幼稚表情的、书呆子气十足的儍瓜”，他猛烈地抨击了考茨基对解散立宪会议所作的分析。用列宁的话来说，立宪会议的选举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威望达到最高程度以前过早地进行的。列宁坦率地说，立宪会议之所以被解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失败了，而选举如果能晚一些时候进行的话，布尔什维克就会获胜。看来，按照列宁的逻辑，对事态产生影响的应是预期要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这真是蛮不讲理！
下面回顾一下当年布尔什维克是怎么罔顾民意，用武力破坏立宪会议的经过：
在十月革命前，召开立宪会议（国家议会），组织新政府一直都是俄国各党派追求的目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也是如此态度。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天，召开立宪会议依然是十月事件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议事日程。
但是在随后不久，列宁对立宪会议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如果要如约召开立宪会议，就是要把自己已经掌握的权力交出去。布尔什维克不可能放弃苏维埃而去迎合由各个党派共享权力的立宪会议，而其他党派又绝不愿意让布尔什维克独享国家政权，希望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因此，要不要按照十月革命前的计划召开立宪会议，要不要在召开会议后将它定为俄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党派之间最尖锐的斗争。开不开立宪会议，其实质就归结为一个问题：全部政权归谁，是全部归苏维埃，还是全部归立宪会议？
于是，列宁不再提 “立宪会议”，而是不断强调和反复重申 “党的权力”。11月17日，列宁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说：“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属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 同时，列宁还提出了 “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 的概念：“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人民委员名单，而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政府名单。”
但是，召开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尤其是各地已经纷纷选举产生了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要使立宪会议不能召开，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阻挡代表赴会。要使各地当选的代表不能来彼得格勒参加立宪会议，就只能采用 “不承认代表的代表权” 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列宁所说的 “罢免权”。所以，当12月4日列宁再次提起立宪会议时，他就强调了对立宪会议代表要有 “罢免权” ：“不赋予（选民）罢免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就是不让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也就是篡夺了人民的权利。”
但是，出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预料的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各地顺利进行，在全部79个选区中，有九千万选民（当时俄国总人口约1.6亿）参加了选举，58.5%的选民投了社会革命党（包括左、右两派）的票，投给布尔什维克的为25%，投孟什维克的为2.6%，投立宪民主党的也有5%。总计选出了715名代表。面对这样的结果，列宁只好在12月19日《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中声称：“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令，立宪会议的代表只要有半数即400名按规定到塔夫利达宫报到，立宪会议即可召开。” 同时，列宁又向农民呼吁，声称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宪会议代表是 “靠欺骗” 才当选的，要求农民 “谴责这些农民事业的叛徒”，召回那些代表。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料到，“召回” 策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715名代表中竟有410名代表到塔夫利达宫报到，而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175名，不足会议代表的半数。
文的不行来武的。列宁横下一条心，决定采取另一种办法来彻底解决立宪会议的问题：会议要召开，但结果要由布尔什维克来决定。为了保证立宪会议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计划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紧急军事委员会”，要在立宪会议召开期间部署一千名水兵，“警卫” 彼得格勒的重要地区，尤其是开会的塔夫利达宫。开会那天，水兵警卫集中于会议厅里，一个水兵 “警卫” 着两名立宪会议代表。因此，1918年1月18日立宪会议实际上是在水兵的监视下召开的。
主持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负责人斯维尔德洛夫宣读完《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后，就建议选举主席团。但是，选举的结果是社会革命党切尔诺夫当选为主席。接下来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立宪会议拒绝接受《宣言》。于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所有布尔什维克代表拒绝参加立宪会议的工作并集体离开会场。其时，午夜已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列宁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最后的结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解散立宪会议”。尽管对此决定有人反对，有人弃权，但大多数委员同意了这一决定。
1月19日凌晨4时20分，水兵首领热列兹尼亚科夫率领水兵走进立宪会议大厅，走上讲台，把手放在正在讲话的切尔诺夫的肩上，大声说：“请你闭会！警卫累了，想睡觉。” 切尔诺夫大声质问：“您怎么敢？谁给您的这个权力？” 热列兹尼亚科夫仍然回答说：“警卫累了！” 这时会议大厅一片喧哗：“我们不需要警卫！暴君！强盗！”僵持了一会儿，热列兹尼亚科夫又说：“警卫累了，想睡觉。请服从合法的政权，迅速离开会场！” 4时40分，切尔诺夫退却了，说：“我宣布，休会至下午5时。” 随后，热列兹尼亚科夫率领水兵关闭了塔夫利达宫的所有大门。至此，俄国的立宪会议最终落下了帷幕。
1月1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一句 “警卫累了”，表达了那时布尔什维克的情绪：“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 的口号不耐烦了。和平方法解散不了立宪会议，那就只有用武力了。其实，列宁在1日16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就写得很清楚：“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这就是列宁同志的思路，知道了吧。这就是比资产阶级民主还要民主 “百万倍” 的无产阶级 “民主”。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14）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有一次接受西方记者釆访，记者问他有没有什么嗜好。勃列日涅夫回答: “我喜欢搜集和我自己有关的笑话。” 记者又问:“你搜集了多少了？” 他思索片刻后说: “不少了。那些讲这些笑话的已经住满了两三座劳改营了。”
荀路 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4月24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