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是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的。当我们逐步地将“和谐社会”上升为国家主旋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陷入了极其复杂的矛盾和你死我活的社会冲突之中；当我们今天为“虐猫”“杀狗”而愤怒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视人命为草芥，数千万的人民在随后的几十年当中被屠杀掉。我们心情沉重更因为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宪政的目标，即便在一百年过后，仍然是中国人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总结辛亥革命，既要看到她的进步意义，更要从根本上探明：到底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制度？作者从四个方面谈自己的初步看法。
一、将民主宪政变革转变为民族革命，革命的目标错误
到二十世纪初，满清入主中国已经二百六十多年了。经过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漫长演变，满族本身已经由一个落后愚昧的边疆少数民族转变成为同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拥有几乎同样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民族。早在康熙起便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族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1902年，满汉通婚的禁令被废止，满汉之间的融合已经基本没有任何障碍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清末，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战败和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的关头，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各民族紧密团结，共御外侮，以实现整个国家的民族复兴。此时，最不幸的事无过于兄弟相争，而让外人渔翁得利。
可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愤青们开始发作。首先太平天国为了造反，为了夺取清廷政权，拾起二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夷夏之防”理论，排斥满族统治。而把仇满溶入革命，孙中山实是始作俑者。早在1894年成立兴中会，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政纲。1902年孙中山主持在东京召开了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称邹容的《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①]邹容，1885年生，1905年死，总共活了20岁。1903年正式出版《革命军》的时候是一个年仅18、9岁的一个对国家、政治、社会的复杂和凶险一无所知的小愤青而已。正是这样一些小愤青们将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一步步地推入到惊涛骇浪之中。鲁迅在回忆的思想进程时曾说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
作为一个士绅中佼佼者，章太炎的排满思想独具其特殊的影响力。章太炎在1902年在东京召开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上，将种族与革命合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煽动种族仇恨。
在这些排满宣传的文章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将二百多年前清初《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载史料翻腾出来，激发人们的仇满情绪，提出“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
正是在这种情绪之下，中国的革命被推动了。不幸的是，这个革命不是中国急需的民主宪政革命，而是一种指向满清的民族革命。陈独秀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时候说：同盟会（国民党）的成员，“信仰三民主义的加入同盟会的几等于零”[②]，而多半是为排满而加入。
蔡元培解释了革命党主张“排满”的原因。他说：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彼所谓满洲人者，虽往昔有不与汉族通婚姻之制，然吾所闻见，彼族以汉人为妻而生子甚多，彼族妇女及业妓而事汉人者尤多……彼之语言文字、起居行习，早失其从前扑鸷之气，而为北方裨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风习消灭之证明也。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然而满洲人之名词，则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③]”换句白话说，汉族满族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了，排满仅仅是因为夺权的策略考虑而已。[④]
将民主宪政变革异变为民族革命，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仇恨的深渊，为内战创造着条件，而同时却远远地背离了民主宪政的宽容、共存的思想内涵；将民主变革异变为民族革命，使中国脱离了清末戊戌变法、预备立宪、建立咨议局、资政院，国会情愿运动等等正确的轨道。
二、贸然将君主制推翻，使中国逐步走向新型专制并进而发展为全面的无政府状态。
2011年4月29日，英国王子威廉的婚礼仪式，不仅吸引了英国，更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目光。这一事实表明，君主制这一最为古老的政治体制到今天仍然是充满魅力和生命力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英国乃是开创了近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我们就不能不反思：君主与民主宪政难道不是很好的共存着吗？如果民主与君主并非水火不容，那么作为辛亥革命的最主要成就，推翻君主制的意义到底有多大？
群居的动物都有一个王，蚂蚁有蚁王（后）；蜜蜂有蜂王；狼群有狼王，猴群有猴王。人类的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也都可以追溯到其先前的一个王。直到今天为止，人类绝大部分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可以归结为“王国史”。这一事实表明，王的存在是一种“自然规律”，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更深刻的原因或许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认识。一个基本的理解是，任何一个统一的社会都需要一种统一的秩序；而一个统一的秩序一定能够追溯到一个原点。秩序的建立离不开权力，权力的阶梯也必然要追溯到一个最高权力。“王”便是基于社会的这种需要而自然产生出来的秩序的原点，权力的最高点。
这就是说，无论现实社会中是否有一个头衔为“王”或“皇帝”的人，总有人会拥有着与国王具有地位和权力相当的一个人。
如果这个逻辑存在的话，废除君主制的意义就十分有限了，因为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君主制事实上已经身处一系列的规矩和惯例之中了；而新建立的“君主”，尽管其名称可能改成了总统或主席，却没有任何成规去约束他们。因此，我们在现代社会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领袖，尽管他们没有君主的头衔，他们的权力却远远超出历史上君主，他们的暴虐程度也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君主，希特勒、斯大林、萨达姆、卡扎菲等等。
君主在一个国家内是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乃至道德秩序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保障者；推翻了君主，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马上就会进入了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推翻君主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并使一个国家进入一个秩序重建的过程中。从这一点看，辛亥革命是幸运的，因为它并没有一下子使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之中，其原因是革命党太弱小了；清王室也太衰弱了。南北议和从旧政权中寻找到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军阀——袁世凯。
可这也是新的不幸的起点。皇帝是旧的；总统是新的。皇帝是一个六岁的娃娃；总统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大军阀。溥仪（包括摄政王）与袁世凯相比，谁更有能力专制？皇帝有王公大臣们的约束，有运行了上千年的儒家礼仪的约束；袁世凯谁来约束？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临时约法约束不了他，国会也约束不叫他。袁世凯远比满清皇帝更难办？
如果不推翻满清，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已经无比衰弱的皇帝根本无力再行专制了。而拥有最强大实力的袁世凯即便再有权力，在法律地位上仍然位于皇帝之下，推行专制显然是有阻碍的，更不用说以后的“称帝”了。推翻了满清皇帝，为袁世凯的称帝搬开了障碍。而随着袁世凯的暴亡，结合多年以来的反满仇恨宣传，以及暴力、暗杀的蔓延，中国一步步地走向了全面内战的深渊。
三、对暴力的迷信使得革命的手段与民主宪政这一目标之间南辕北辙，渐行渐远。
当我们深入了解了清末的社会现实的时候，的确对满清政权的颟顸、顽固充满了绝望。一方面，这个国家饱受着专制统治的蹂躏，而另一方面理想的民主社会又是如此清晰，为何还要等待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是，人们很自然地期望通过暴力革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建立理想社会。
然而，“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革命运动，无论开始时多么理想主义化，都以暴政统治告终。”暴力革命推翻一个又一个专制政权，却又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专制政权，而且这个新建立的专制政权比先前被推翻的政权更加专制。在英国，十七世纪的革命，推翻了专制的查理一世，而建立的政权却是更加独裁的克伦威尔。在法国，路易十六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宽厚的君主，他也正在恢复历史上的三级会议。然而，革命者根本没有耐心等待。暴力革命的结果却成就了一个更大的独裁者拿破仑。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暴力本身的性质有关：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专制政权，无论多么腐朽，多么摇摇欲坠，也并不容易推翻。要推翻一个专制政权，你必须有相当强大的组织力量。革命的形势一旦展开，双方必然势不两立，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之中，其结果必然演变成暴力革命和军事上的对抗。而一旦发生军事对抗，军事斗争的规律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军事斗争中，民主必须让位于命令与服从，因为只有最团结一致的军队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团结就要有核心，就要有旗帜，而革命阵营中的最高领袖很自然就成为他们的旗帜和核心。
这样，革命者在他们追求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必须率先将自己弄成一个专制的队伍才有可能取得胜利。随着革命的进行，民主的理想越来越淡漠，世俗而现实的目标却越来越清晰：这就是夺取国家本身。革命胜利了，当他们面临着分配胜利成果——整个国家的时候，谁还想着当初的民主理想！
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将自己的领袖树立为团结的旗帜；他们一点一点地放弃自我，服从自己的领袖，从而将自己的领袖培植成全知全能的上帝。如今，革命胜利了，新的专制君主已经完全准备就绪，你还向他要民主，还要限制他的权力，怎么可能？
晚清的中国民主革命者们显然并没有弄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真正的逻辑关系，他们仅仅看到了英国革命了，然后民主了；美国革命了，然后民主了；法国革命了，然后民主了。中国要民主，所以中国一定要革命。革命者们并没有充分地理解，在这些革命中包含的专制暴政倾向和实际历史现实，更没有注意到在真正建立民主制度之前，他们各自国家所进行的妥协协商的过程。
从性质上说：民主宪政的原理是协商和说服；专制的原理是靠暴力压服。通过暴力建立民主宪政，从手段上看与其力图实现的目标之间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四、对经济民主和经济平等的过度追求使革命的理想迷失，并为极权政治开辟了道路
在思想上，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就有倾向社会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基础。早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廷驻伦敦使馆诱捕，后经友人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脱险之后，孙中山在伦敦居住了9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当时在西方流行的许多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1903年9月至1905年6月，孙中山再度游历欧美各国。1903年12月他在回复友人函中说：“所谓社会主义，乃弟所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近年来欧美已有试行之者，然彼国势已为积重难返，其地主之权直与国家相同，未易一躐改革。若吾国既未以机器施于地，作生财之力，尚恃人功，而不尽操于业主之手。故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之富者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则我之措施当较彼为易也。”[⑤]这段话表明孙中山初识社会主义之后，对社会主义一直记挂于心中。从1903年同盟会成立起，孙中山就开始将“民生主义”视同社会主义来使用。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提出：“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然后他接着回答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⑥]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之上乘”是“共产主义”。人们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同父子兄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⑦]孙中山到了晚年，则将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了起来。如1923年11月底孙中山在批评邓泽如等人的反共呈文中说：“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⑧]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加之长期以来追求革命事业的一再挫败，当得知社会主义的俄国愿意帮助他组建军校，重组国民党以后，孙中山也就也自然地采纳了苏联的党国体制，军队体制。这样，辛亥革命的领袖就为中国随后进一步走向极权主义准备好了一切条件，只等着北伐，将一个地方独裁体制扩展到全国。
来源：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