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斯·巴恩斯通/文 西川/译
2014-11-19 13:42 来自 文化课
编者按：博尔赫斯这位失明者的声音始终如一。他的声音以一词等同于宇宙，这个词的中心无所不在，无处为其边界。那些听过或者读过他的人们，终其一生都被他影响。本文系巴恩斯通为《博尔赫斯谈话录》所作的新版序言。原文标题《博尔赫斯：天言智者》。
1963年，伏案书写的博尔赫斯。
1982年阿根廷和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血腥战争结束后，有人问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谁是正义的一方？博尔赫斯是地地道道的阿根廷人，先祖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西班牙征服者和克里奥尔人，但他的祖母是个英国人。作为亲英派的古英语教授，博尔赫斯是惠特曼、梅尔维尔和切斯特顿的博学的朋友，但也是激进的阿根廷联盟党中重要的民主派，反对执政的大农场主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谴责他的祖国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肮脏战争之后他参加了审判，谴责军政府犯下了绑架、拷打和谋杀成千上万反对者的罪行。现在他会偏向谁？独裁的阿根廷还是那位好斗的玛吉·撒切尔治下的英国？对此，着迷于黑色幽默的博尔赫斯宣布：“福克兰群岛那档子事是两个秃头男人争夺一把梳子。”
只有带着苦笑的博尔赫斯能把战争的无意义转化为一个疯狂的隐喻。
在其作品和谈话中那位自相矛盾的博尔赫斯，实乃源出一人。印刷的书页和口头的表达，复合为一个实体。在其自讽的绝妙寓言《博尔赫斯与我》（“Borges y Yo”）中，书本和传记辞典中呈现的博尔赫斯的公众形象，截然不同于那个行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喜欢沙漏、地图、十八世纪印刷术、咖啡的气味和史蒂文森散文的人。在寓言的最后他说：我不知道是谁写下了这些，博尔赫斯还是我。书面的与口头的语言由此成为一体，正如作为公众人物的博尔赫斯与他本人。
博尔赫斯的写作展示的自我形象为普通读者所了解；而他的谈话显示的，是他在朋友们中间，在采访、录音、正式演讲以及非正式的聊天（西语称之为charlas）中表现的自我。他以口述的方式揭示自己的艺术创造，使之成为记录下来的文本。在古代世界，要将在雅典街头听到的苏格拉底的巧辩之舌，与他那位杰出的抄写员柏拉图在《克力同篇》和《申辩篇》中记载的内容区别开，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人类的先哲——老子、佛陀、苏格拉底、耶稣、以赛亚——他们的谈话天才之所以为今人所了解，有赖于他们兢兢业业的记录者。对于博尔赫斯，他由声音和笔墨所揭示的个性，皆为他众多的朋友和偶然成为他听众的人们（以及录制他谈话的设备）切实体验过。《博尔赫斯谈话录》（Borges at Eighty: Conversations），是口述的逻各斯。
博尔赫斯中年失明，确立了这种谈话和书写的联盟。他必须把所有文字口述给他人，这为他后期的每一部作品带来一种旋律式的流畅。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需要做学术查证的论文写作，但依然口述故事、散文诗和诗歌。无论是坐在汽车里，还是正走在拉普拉塔河畔那些古老的联邦党人的街道上，他那传说中的百科全书般的记忆允许他在口述给助理之前就在脑子里撰写和润色好一首十四行诗或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福内斯》中，他让我们领略了人无法控制记忆的情形。故事讲述一个年轻的乌拉圭加乌乔人，在经历一次马背跌落事故后再也不能忘记任何事情，从造物的第一个瞬间，到他果园中每一片闪烁的树叶。但在记住每一个绵延不断的细节的同时，他无法再进行抽象思维，“也丧失了思考的能力”。博尔赫斯对一些纽约读者承认，“我的小说中只创造了一个人物，福内斯，那就是我。”）博尔赫斯作为演讲者和作为作家的统一性始终如此。让演讲者与作家分裂，将会颠覆博尔赫斯的文学奇迹。
博尔赫斯在他的失明深处是孤独的。他常对我说，尽管有许多朋友，他的命运还是回到几个常做的梦——这些梦之间细节略有不同——然后在白天不完全地醒来。虽然对奉承者不耐烦，他在交谈中还是兴高采烈的。当一个陌生的声音对他说话，这位失明的诗人并不清楚那人是谁。但无一例外地，他对每一个看不见的人说话，待之以同样的亲切以及令对方深受鼓舞的信任，无论那人是身份不明的记者、门童、学生、作家、侍应生，还是公司职员。博尔赫斯的谈话验证了他的写作，正如他的写作验证了他的谈话。听他说话，就是阅读他。阅读他，就是聆听他用低低的男中音叙说。在我认识博尔赫斯的二十年中，我始终惊讶于这位诗人如何献出他的声音。他同样一门心思地分送他写的书，并且固执地坚持书房里不放自己的任何作品。如果邮差送来作品的一个新译本，他会马上把它送给最近到访的客人。甚至就送给那位感到惊讶的邮差。
嘲讽的或者严肃的，谈笑的或者疲倦的，博尔赫斯在每一种环境中谈论着文学。我们经常在简朴的马克辛餐厅边吃边聊，离他位于德拉卡列迈普街的公寓不远。食物是不错的。一些年迈的德国纳粹老兵习惯性地坐在靠里的桌旁密谋着什么。我们的交谈是一次又一次关于他至爱的乔伊斯、弗罗斯特和但丁的甜蜜闲聊。飞机同样提供了无边无际的谈话和创作的论坛。与他数小时在飞机上，从安第斯山脉的城市科尔多瓦出发或回到这里，我为他读邓恩和霍普金斯的诗、史蒂文斯的《星期天早晨》和弗罗斯特的《白桦树》。他能背出许多弗罗斯特的诗，当我朗读的时候，他的嘴唇也跟着蠕动默诵《熟悉的夜》和《白桦树》。我说，这个出生于旧金山，又在麻省钢铁城劳伦斯长大的城里人会记得《白桦树》里的那些事儿，这是不可能的。他并不是那个农家孩子，“在牵着奶牛来回走过”的时候压弯了桦树枝。突然，博尔赫斯那双失去生命的眼睛闪闪发光，他说他有了一首诗。
“你有题目了吗？”
“《不可能的记忆》。”
“是什么样的？格律诗还是自由诗？”
“自由诗。我的惠特曼诗体。”
“有多长？”
“大约四十行。”
几个星期后，我陪诗人去见他在《国家报》（La Nación）的编辑，他常在这份报纸的星期天艺术副刊上发表新作。在拿他自己微不足道的“劣作”打趣之后——1980年阿拉斯泰尔·里德曾在纽约笔会俱乐部问博尔赫斯，“为什么你总是随身携带‘谦逊’这根大棒？”——博尔赫斯把《不能再现的往事的哀歌》（“Elegía del recuerdo impossible”）交给他的编辑，这首诗共42行，有惠特曼式的句首重复和连绵的诗行。那是1976年，就在那一年，《悲歌》作为卷首诗被收入博尔赫斯的新诗选《铁币》（La moneda de hierro）。诗人想要的“不可能的记忆”，是他母亲在她圣伊雷内的庄园瞩望清晨景色的记忆（那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将以博尔赫斯为姓氏）；是丹麦人在亨吉斯特（Hengist）的带领下启航，前往征服那还没有被称作英格兰的岛屿；是在苏格拉底服毒就死的那个下午，听他平静地探讨永生的问题，而蓝色的死神正缘着他已冰凉的双腿爬升；是关于“你说你爱我，我直到天明都未能成眠，既心痛又欣喜”的记忆。所有这些不能再现的往事的探索，都来自他的这一发现：弗罗斯特发明了他在白桦树枝上荡秋千这段不可能的记忆。
我们常常在午夜后深谈，就在科尔多瓦街上的圣詹姆斯咖啡馆，边聊边吃点炒鸡蛋，喝点小酒。博尔赫斯喜欢《西区故事》，喜欢它《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原型。他会请我背诵《弗兰基和约翰尼》的歌词，告诉我探戈北上好莱坞和溜进巴黎时是如何没落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去签名售书的路上，他说他反对自杀，但苏格拉底的“长眠”是“历史上最好的死亡”。他反对崇拜耶稣之死，但后来在京都，他写了一首非凡的诗，叫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详述了耶稣被钉上T形十字架所遭受的肉体痛苦：“他的模样与人们在雕像上看到的不同。它是严峻的，犹太人的脸……这人浑身筋骨折断，不发一言……他不是神，他能感觉到坚硬的铁钉。”就个人而言，有幸知悉他的声音，就是拥有另一个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是一位哲学诗人，他通过间接的经验，过着那些他最崇拜的人们的生活：赫拉克利特，叔本华，斯宾诺莎。他让希腊人赫拉克利特做他的朋友，他常常阅读叔本华的德文原著，并对斯宾诺莎有着深切的认同——这个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聚居区生活的泛神论哲学家是个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正如博尔赫斯的一些祖先。他在《斯宾诺莎》的诗行中召唤这位谦卑的磨镜人：
犹太人那双仿佛半透明的手
在昏暗中研磨着水晶的透镜，
即将消逝的傍晚带来忧虑和寒意。
（傍晚和傍晚没有什么差异。）
手和晶莹的空间
黯淡无光地在犹太区边缘，
对那淡泊的人几乎已不存在，
因为他在梦想一个明净的迷宫……
博尔赫斯口述的十四行诗，描述他能感知到的黄色光晕，描述他的渴望——渴望看到他的书，看到苍穹，看到一张脸。一个傍晚他来到了我的公寓，问我玛丽亚·儿玉的面容是什么样的，“因为她总是说，她的脸是丑陋的”。他触摸过她的脸，但不能肯定。我告诉他，她是美丽的，她看谁一眼，那人就当心存感激。这位诗人所做的一切，都延伸自他切身体会的那个失明的世界。他从弥尔顿描写幽灵、纪念亡妻的著名诗篇中取了标题：《关于他的失明》。博尔赫斯希望看到这个将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成为他妻子的女人的脸。他甚至无法辨认出自己在镜子里的脸。在周遭的一片黑暗中，唯一留下来的他的诗歌习惯，正如他在《失明的人》中写到的：
我瞅着镜子里的那张脸，
不知道瞅着我的是谁的脸；
我不知道谁是那反映出来的老人，
带着早已疲惫的愠怒，默不作声。
他谈到失去的东西：
我在幽暗中用手摸索
我不可见的容貌……
我失去的只是
事物虚假的表象。
给我安慰的是弥尔顿，是勇敢，
我仍想着玫瑰和语言，
我想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脸，
在这个奇异的下午我也许会知道自己是谁。
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博尔赫斯成了游走四方的圣人。他的足迹从日本的出云，一直远及克里特岛的弥诺陶洛斯迷宫，他乘上热气球飞越了加州的纳帕谷，也曾前往伊斯坦布尔瞻仰圣索非亚大教堂黄金的穹顶。在他所有的航行和所有的闲谈中，博尔赫斯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口头文学，他的听众无处不在。这个失明的人倚凭拐杖缓步行走，似乎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但一旦开口说话，他就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发言人，就像一个世纪前的马克·吐温。
圣人只有口述作品传世，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古老传统。他们当中有佛陀、耶稣、第欧根尼，以及雅典学园的逍遥派哲学家，这些人物不仅不屑于把他们的思想固定在书页上，将之限定于此，并且希望能够避免话语演变为教条这一危险。于是柏拉图通过设计苏格拉底对话录中的问答，让他的书带有一种口语的自发即兴感。这位前摔跤手和哲学家指出，人的思想变动不居，其无法固定一如海浪上的墨水。我们大多数先贤的记录来自偶然的、匿名的抄写员，他们碰巧在他们的时间里记录了下来。
中国道家的老子——他实际上也可能是三个人，或者只是人格化的清静无为传统——据说某一天骑着一头青牛遁入戈壁，越过文明的边境，在那里创作了他的诗篇和寓言。佛陀离开了他的宫殿，隐入山林打坐冥想，将他的教化口述为诗节。博尔赫斯直到最后一刻，不断在口授诗歌、寓言，以及一些散文和故事，但他越来越多借助的媒介还是“谈话”，这是现代人的辩证术。在那些带着问题的同行和听众面前，这位语言大师用他的谈话创造了一份我们时代的公开约书，这约书在性质、强度和范畴上，与他和朋友们的私人闲谈并无不同，这在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一直是他的“道”，是他分享那些未成文的文字的方式。
散步时，餐桌上，闲谈中，这位失明者的声音始终如一，清醒或者恍惚若梦，就像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在《人生如梦》（La vida es sueño）中那样。他的声音以一词等同于宇宙，这个词的中心无所不在，无处为其边界。它破译了时间的字母表。它绝望。它奇异地飞驰着跨越了围栏。这声音包涵了其他一切。失明者的声音是最本质的博尔赫斯。那些听过或者读过他的人们，终其一生都被他影响。
威利斯·巴恩斯通
2013年于加州奥克兰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