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论俄国革命（三）
（1920年，奥托.鲍威尔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这本著作的序言开篇文字是这样的：
“一个世纪以来曾是欧洲反革命堡垒的俄国成了最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舞台。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一个大国取得了统治。第一次进行了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
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无疑是满怀喜悦的。但正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坚定的信仰者，鲍威尔对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掌握政权后的一些所作所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动：布尔什维克党人所进行的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事业吗？马克思曾经担心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俄国成为现实了吗？考茨基在1918年写出《无产阶级专政》，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作为考茨基的学生和战友，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鲍威尔在观察研究了两年之后，写出了这本小册子，继考茨基之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剖析批判。
下面摘录部分内容，供大家了解这位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观念。）
……俄国革命向无产阶级指出了达到目的的另一条道路：凭借暴力建立不加掩饰的残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对民主制的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使无产阶级走上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但是在西欧和中欧，无产阶级在这条道路上遇到了和俄国迥然不同的障碍。于是，思想发生了分歧。苏维埃专政还是民主一一这一争论使无产阶级分成社会民主党人和CP人，使社会民主党本身发生了分裂，使国际四分五裂。
俄国革命的方法是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所产生的，还是俄国社会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唯一可能、唯一能达到目的的方法，还是仅仅适合俄国的特殊情况而不能应用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方法？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要力求回答的一些重大问题。
（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年多，列宁一手促成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建立，企图在欧洲首先复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宏伟蓝图，以证实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时，欧洲正处于革命高潮。匈牙利和德国都爆发了革命，而且一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当时欧洲革命运动的主流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虛弱性，在第三国际成立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有所反映一一当时参加大会的各国CP（包括俄共<布>）只有七个。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全世界只有13个以CP命名的政党。而这些CP还没有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在革命运动中起不了领导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是不成熟的，第三国际的诞生完全是人为的早产儿。列宁对各国CP力量的微弱，并不是完全没有察觉，但是，他还是认为“西欧许多国家的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共产主义革命”。他当时特别寄希望于德国，认为世界革命“这链条的主要环节是德国，因为德国革命已经成熟，而世界革命的成功多半取决于德国革命”。列宁把德国革命的成败看作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生死攸关的大事，认为如果德国革命不发生，我们无论如何是会消亡的。
但是，西欧并没有像列宁预言的那样，“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而是相反，已经到来的红色革命很快就消失了。德国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5月，革命的火焰断断续续地燃烧了半年，曾两度在一些城市出现了苏维埃政权，在慕尼黑还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但仅仅18天后，列宁下令支援德国CP的粮食和三万军队还未起运和出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覆亡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及其后“三月发动”的失败，证明列宁预料的西欧革命高潮是幻想。
在德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前夕，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对此列宁兴奋地说：“匈牙利革命已经极其迅速地一下子走上了共产主义轨道”，并且指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但是，当列宁欢呼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万岁”声犹在耳边的时候，匈牙利这场悲壮的共产主义革命戏剧却落幕了。
德国和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列宁希望进入波兰的苏俄红军能够煽起波兰革命的风暴，并期望革命风暴从东欧刮进西欧，使整个欧洲淹没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大潮里。1920年7月，苏俄红军占领了波兰东部一些地区，马上扶植成立了一个“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立即宣布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波兰。但是一个月之后，苏俄红军兵败华沙城下，被迫撤退。列宁的武装冒险计划破产，红色波兰政权也宣告解体。）
奥托.鲍威尔在《苏维埃宪法的本质》一节中这样剖析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
……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了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对地方苏维埃的威信而进行的斗争。
为此目的而釆取的第一个手段是建立CP的权威。CP在大多数苏维埃中掌握着领导权。各苏维埃中的CP党团遵循党中央的指示行事。国家中松散的联邦制在执政党內严格的集中制中得到了纠正。执政党的党组织对地方苏维埃的影响使地方苏维埃服从于作为国家中央政权组织起来的党中央。
同反革命的斗争促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成立了“肃清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非常委员会”（契卡），它被赋予了不受限制的全权。这个委员会建立了自己的机构，在各个省和专区都建立了地方委员会，它们都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而它们又各自任命各个市和县的委员。地方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一支“侦探”队伍，还有它自己的经济机构。因而，与苏维埃组织平行，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拥有特殊的、独立于地方苏维埃的地方机构的警察组织，它是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一个拥有不受限制的全权的机构。这个中央政权的统治机构也可以转过来反对地方苏维埃。它可以把持反对态度的成员从地方苏维埃中开除出去，可以将地方苏维埃解散，并在它的恐怖政策的压力下重新进行选举。
（1917年12月7日，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强有力的专政机构成立了。这就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俄文简称为“契卡”，它直属于人民委员会。列宁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委员会主席。
契卡成立时承担的任务有三项：一、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和肃清一切反革命的和怠工的企图和行动，不论这些企图和行动来自何人；二、将一切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并制定与他们进行斗争的措施；三、委员会只进行预审。开始时，委员会只设三个局：情报局、组织局和行动局。釆取的主要措施是：没收、赶走、公布人民的敌人名单等。但成立后其职能迅速扩大，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侦查、反侦查、审讯、就地处决的全部专政职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只对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和党中央组织局委员斯大林负责的专政机构。
1918年2月21日，列宁起草并发布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法令规定：“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1918年9月2日，针对列宁遇刺事件，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决议悍然宣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俄国和同盟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走狗发出庄严警告，警告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活动家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代表者的每一次谋害要由一切反革命分子及其教唆者负责。工人和农民将以反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规模红色恐怖来回答工人和农民政权敌人的白色恐怖。”
布尔什维克党人以上言行是罔顾法治的无法无天犯罪行为。“投机商人、流氓、反革命煽动者”概念模糊，很难掌握准确，完全可以由执法者说了算，谁碰上谁倒霉！至于对怠工者实行专政手段更是骇人听闻。“怠工”的标准是什么？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统治下，劳动者难道连怎样干活的自由都没有吗？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什么叫“工人和农民将以红色恐怖来回答敌人的白色恐怖”？布尔什维克党人滥杀无辜，还想让俄国的工人农民背黑锅呀！从此，“契卡”、“克格勃”这两个词在人类的记忆中成为万劫不复的罪恶铭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此在道义上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鲍威尔在指出“契卡”具有无上的权力后接着指出：
随着苏维埃制度迅速走向中央集权，它不可避免地会官僚主义化。十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官僚机构。将社会从任何官僚统治中永久解放出来，这是革命在这个阶段的希望，是建立在旧的官僚主义结构的实际瓦解的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当时列宁写道：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段，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所以人们曾经认为：可以不需要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公职人员队伍。行政事务可以直接由苏维埃的成员来处理。苏维埃成员甚至可以在这些工作中彼此替换，以便使他们不致于变成官僚。但是当人们得以从破坏旧的国家机构走向建设新的国家机构的时候，当人们企图将各个苏维埃的自发行动变成为一种受控制的国家行政管理的时候，当调节并领导整个经济生活的必要性使得行政管理的任务日益广泛和复杂的时候，人们很快就会认识到：行政管理不能缺乏专门的训练和经验。苏维埃政府、地方苏维埃和各经济机构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在它们的工作中任用公职人员、“专业人员”、“专家和技术人员”。一个新的官僚产生了。CP的纲领也确认，“由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方面的技能，在困难的条件下因为有必要而匆忙地吸收了一批旧的专家参加工作，调走了一批最先进的城市工人去担任军事工作一一由于这一切，就使得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
这样一来，从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的后果一一无政府状态中，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产生出一个极其强大的中央政权，它依靠一支军队和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将地方苏维埃变为单纯的自治机构，从而保证了自己成为全国的决定一切的政权。中央政权凭借恐怖政策赋予它的各种权力手段，不受任何社会上起作用的公开反对派的干扰，也挣脱了在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中形成的“社会舆论”的任何批评。……这个强大的统治机构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建立这个机构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专制政权并把农民阶级的权力局限在他们狭隘的农村范围内。
但是当无产阶级的统治机构正在这样增强的时候，无产阶级本身却越来越削弱。……工业无产阶级是俄国人口中的少数，现在变得更少了。随着工业的破坏，工业无产阶级实际的社会力量逐渐衰退了。无产阶级的基础对于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庞大的统治机构来说已经有变得过于狭窄的危险。随着上述情况的出现，无产阶级就丧失了领导并监督它所建立的统治机构的力量。苏维埃官僚和红军的统治机构开始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基地而自行其是。这个统治机构有变为一个独立的、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的权力的危险，它只是在思想上代表无产阶级，但是在实际上，它不再是仅仅对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实行独裁统治，而且也对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实行独裁统治。如果我们从苏维埃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生产中的实际作用和工作来观察，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发展倾向正在发生。
（列宁早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不久就表示要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的联盟，以解决党内特别是上层存在的官僚主义。那么，列宁是怎么着手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呢？
列宁是从改革机构着手的。因为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使列宁感到极为不安和气愤。1922年初，列宁因病休养。那时莫斯科正缺乏食品，有一个法国商人愿意给莫斯科供应一批罐头食品。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互相扯皮，事情迟迟决定不下来。最后只好把问题提交政治局，由政治局作出一个决定，说从国外购买食品是可取的，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列宁感叹道：“你瞧，不通过俄共中央政治局，这4700名负责工作的人员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奇特的观念。”所以他认为，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基础建成以前灭亡。正因如此，列宁把官僚主义看作两大敌人之一，而把改造“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看作“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很重视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有这样一句在过去的列宁著作中被删去的话很能证明这点：“有一定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当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注：这下大家明白列宁的这句话为何被删了吧>，是某个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看来，列宁也明白，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监督检查如果不能涉及党的领导机关，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这种监督检查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但是后来布尔什维克党人按照列宁的有关指示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了吗？根本没有！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里，讨论的问题五花八门，连派哪个学者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得政治局来讨论决定。而许多大事反而不经过政治局讨论，而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说了算。例如三十年代大清洗逮捕处决那么多党的高层领导人，就是由斯大林及亲信批准执行的。即使列宁在世时，他的一些建议也没有得到实施。他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想法，一提出就受到或明或暗的抵制和反对。列宁要求发表他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政治局就不同意，有人甚至建议单独印刷一份刊有此文的《真理报》去糊弄列宁。更有甚者，到了三十年代斯大林当政，干脆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取消了它同中央委员会并行的地位，把它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这就取消了它监督中央工作的可能性。
列宁关于加强监督的建议之所以会落了空，其关键原因在于是他把布尔什维克党国体制设置为只能自我完善之故。通俗地讲，如果一个人有病，小病小疾固然可以自我治疗，而重病大病非得另外请医生来治。苏俄布尔什维克政权之所以最后走向不归之路，其原因就在于它一直重病在身却自我感觉良好，讳疾忌医，只许人说他好，不许人说他坏，得了癌症还不让别人动手术，结果……）
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既然原来那个联盟的无产阶级基础、社会主义基础已经被抛弃了，那么，难道这个新式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庞大的多民族的所谓‘联盟’，就不会有像昔日奥匈帝国那样总有一天要宣告瓦解的危机吗？”
这真是一语成谶！21年后，“两报一刊”的预言实现了。吊诡的是，这些人又为此感到痛惜不已。一个月前，是列宁同志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但并未见到“两报一刊”（《红旗》变成《求是》了）类的官媒发表文章说点什么。真是物是人非，人走茶凉了。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29）
一个苏联人被法庭判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于是对法官说：“既然你们把美国说的那样可怕，为何不把我流放到那里去呢？”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21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