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子:流亡中的自在——达兰萨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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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6

达赖喇嘛:“任何事情都有不同角度。举个例子,我们失去家园,成为流亡难民,但这段经历也让我们有机会看见更多。就拿我个人来说,我得到更多机会认识不同的人、不同信仰的实践者,就像你就是,另外也认识了科学家。这些新的契机是在我流亡以后才到来的。”————《最后一次相遇,我们只谈喜悦》(图:达赖喇嘛脸书)

2015年的3月的那个上午,阳光的千千只手抹下暖暖的釉彩,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好友MZ和我夹在几位朋友中间,参加达赖喇嘛同汉人的一场谈话。

MZ和我分别从台北与大阪出发,约定在香港的空港汇合,然后乘坐同一班飞机到新德里,再从新德里北上。然而,我的班机误点误得一塌糊涂,我这个跟屁虫,打的如意算盘是谁有爱疯手机就跟谁走,没带任何通讯装备,跟MZ联系不上,几经周折到香港后眼巴巴看着MZ的飞机起飞,一屁股坐在地上干嚎。

一路颠簸赶到达兰萨拉,即将八十岁高龄的尊者坐在眼前,羞涩的MZ和我,却不知该说什么,原先准备好的几个问题全憋回肚子里,舍不得老人家的时间和精力,在最近的地方呼吸同一空气,足矣。细心的尊者从人群中发现我们,亲切地招呼我们坐在他身边,左手牵着MZ,右手牵着我。

我请尊者给日文版《图博特的秘密》签名,忍不住跟尊者说了书中唯色记录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三·一四”之后,当局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暴乱”,为此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取证”。西藏电视台作为重要喉舌,奔赴各地拍摄“藏族人民的心声”。

在某农村,村长喊来一位平素很听话的阿佳啦(藏语,大姐的尊称)作为幸福的“翻身农奴”代表,事先对好口径,希望可以圆满地完上头交代的政治任务。

“唰”地摄影机摆开架势。

“你认为‘三·一四’事件的主要起因是什么呢?”

阿佳啦硬著头皮吞吞吐吐地回答:“嗯,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些打砸烧干的吧?”

记者差点晕倒。

乡下条件差,摄制组只想早点收工回城。为了多快好省,记者决定提示一下阿佳啦,就直接了当地说:“是达赖干的”。

这次轮到阿佳啦差点晕倒。她激动地轻呼了一声,立即双手合十,神情虔诚地说:“噢,贡觉松(藏语:佛法僧三宝保佑),难道我们的衮顿(藏语:对达赖喇嘛的敬称之一)回来了吗”?

“是我干的,也许真是我干的”。 尊者听了笑得像个老顽童。

建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

尊者听说我来自日本,谈到六十代后期初次去日本的印象,清洁、秩序、食物精致,在取得物质成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关怀历史文化,对日本的现代科技印象深刻。我想起尊者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提到:“9岁就得到一块金表”;“孩提时代的把戏之一,就是把东西分解,然后试着重新组合”。就好奇地问流亡印度后是否还干自己的老行当—修手表?尊者又笑了,“修啊,家里有一个修表工作间,替家人和朋友修好很多只别人看来已无可救药的表,你的手表要修吗?”

我很羡慕王力雄先生得到尊者送的一只手表。尊者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王力雄、刘晓波一样关注西藏命运的汉人知识分子,因为我们是呼吸与共的命运连体儿。现在,汉人中这样的知识人逐渐增多,你们远道而来就是一个证明。接着说,我还送过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先生一只高级手表。那是1954年或者1955年,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还被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同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习仲勋见过几次面。据说习仲勋本人也曾经展示这只手表,“你看,这是达赖喇嘛给我的礼物”。尊者认为习仲勋是一位很开明的人士,对其子习近平也抱有一些期许,仍然希望能够恢复汉藏谈判。

日文版《图博特的秘密》(唯色、王力雄著,刘燕子编、译、导读,集广舍出版)

我这一代是在歌唱解放军进藏帮助“砸碎封建农奴枷锁,实现民主改革”的革命歌曲《洗衣歌》的蹦跳中成长的,正如丁子霖老师说的,“我们中国人的头脑是在被共产党改造的太麻木迟钝了。有时这种麻木和迟钝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89年春天北京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学生民主运动,但是,人们在沸腾、喧嚣的天安门广场上,却没有听到过中国学生声援西藏人民的声音,而参与那场运动的人们不可能不知道,仅仅在这两个月之前,中共当局刚刚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屠杀”。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就在那一年尊者发表抗议声明,“他们让世界看清了他们的手段的真相:原来对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权荡然无存所持的怀疑态度,早就一扫而空”。尔后每一年的六四都呼吁,解决西藏问题不仅仅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

而那首“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的《洗衣歌》,原来是从一首西藏民谣改编而成的红歌。

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西藏婆婆,一心期待返回家乡。

“流亡”,日语汉字写作“亡命”,片假名写作:ディアスポラ,即“离散”、“流散”,原为希腊语的Diaspora,Dia意为“穿越、经过”,Sperien意为“播撒种子”。也写成另外一个片假名エグザイル,即 Exile,二者都有“流放、流亡、离乡背井”之意。

Diaspora这个词语最初用于犹太人作为“巴比伦之囚”的历史。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帝国征服了当时的犹太国,不仅摧毁了神殿,还强迫一部分犹太人离开圣都耶路撒冷,留下另一部分做奴隶。之后波斯王居鲁士(King Cyrus公元前585-529)征服巴比伦帝国,同意流亡者返乡,但是很多的流亡者并没有返乡,而是留在散居地成为“外来的”、“不归属的”的犹太群落。公元70年、公元135年的两次犹太战争,主体犹太群落离开迦南(巴勒斯坦地区)。从此开始世界各地犹太人大流散(Diaspora)的漫长时期。他们居无定所,漂泊异乡,遭受无数驱逐、屠杀和迫害,被栖身国的政治、文化排斥,甚至部分在宗教上、语言上被改变,但是他们没有被同化,一代又一代顽强地脉脉传承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并且自觉吸收他民族的文化的优质部分强壮了本民族文化的母体,确立身份的自我认同。

自1959年起,手背手心筋脉相连的藏人被迫分割成境内与境外两大群体。六十多年来,境内那位阿佳啦一样的子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自己的亲人回家,而境外的流亡藏人哪怕瓦屋漏水,四壁摇摇欲坠,也不肯花力气去修复,因为他们以为很快就能回家,一生都跋涉在回家的路上;无论身在何处,无论用哪种语言生活或写作,骨子里流淌的仍是藏人的血。

犹太人最终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尊者和他的境内外子民,在有形与无形的流亡中自在地回归、滋润、坚实著自己的民族之根。

来源: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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