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一个画长卷的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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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康是刘宾雁特意推荐给我的。大概一九八七年吧,一次刘宾雁忽然叫我去他家,那时他已被邓小平开除党籍,还威胁要“法办”(投进监狱),可把我们一帮“自由化分子”急坏了,四处寻求律师的帮助,那个节骨眼上,宾雁只要来电话,我一溜烟跑得极快。到了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宾雁指指坐在沙发上的一个人,跟我年纪相仿的(尚未蓄胡),说“他从重庆来,自愿来做我的秘书,你们认识认识吧。”他就是王康。

这些天我又从一本一九八八年的日记上,找到十一月三十日记载:

“今晚四川王康(曾做宾雁秘书)来,谈得颇投机。”

只有这么一句,谈的什么也忘了。

王康跟我同年。我们相识蔓延三十年,却只有头尾相见,中间的一大块时间,互不通音讯,因为我在外面,他在里面。所以能说的交往,也只有两次,恰又跟两位时代性人物有关,有点传奇。话说那次他来我家聊天之后,我不记得再见过他,因为第二年就发生学潮,旋即屠杀,我从此流亡海外。以后三十年间,王康在里面做什么,我不曾闻讯,只听说他搞了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人物长卷,非常轰动,还去台湾展出过。同时也听说,他在文化界非常活跃。

直到2006年底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郑义北明张罗一件事情,即中国学社同仁要送余先生一件贺礼,最后由王康在国内设计、制作,竟是一件银盾,高17公分、宽10公分、厚1公分,配装在汉砖基座上。所以我再跟王康相遇,又是因为余先生的缘故,虽然这第二次相遇,我们没有谋面。

后来他终于也流亡出来,好像是2014年初夏,六四25周年,在华盛顿国会倒影池附近的晚会上,我看到王康出现了,留起了胡须。

两年后,我偶遇从北京来的周孝正,他说暂时住在王康那里,并且告诉我,王康最近查出癌症,刚手术过,“人瘦得只剩几十斤”。我于是开车带上孝正去看王康,他已一头白发,胡须也是白的。他说他正构思一幅巨画,以《共产党宣言》,加上十月革命一百年为题,叫着“审判马克思”,画面构图,分为被告、法官、陪审、受难等八大群,说着又领我到地下室他的画室去看草图,齐墙高的白纸上已经画满人物,惟妙惟肖,这令我想起他的抗战长卷。

我忽然对他说,你应该参考巨幅西洋油画的构图思路,如教堂壁画,引入一点宗教意味,可能会多一点全球性、宇宙性。王康一向迷恋俄罗斯,而俄罗斯绘画、音乐、小说中蕴含的宗教性,极为深沉,构成了所谓“俄罗斯悲怆”,说不定他的“长卷”意识,正是来自俄罗斯呢?

我又顺便向王康谈起患癌去世的傅伟勋教授,他确诊后倾注全副心思著述一本“死亡学”《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获得一种生死洞穿,坦然面对离世的大哉问。我在心里祝愿,王康若能忘情地投入他的第二幅长卷,或能战胜癌症。王康一生被某种精神所困扰与激励,那是一种属于八十年代中国文人的特征,来自生命力的躁动,成就了他。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May 2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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