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7）
「二七」大罢工真相
本人最早从影片《风暴》与闻「二七」大罢工，长成后亦仅知其概，未得其详。近读《包惠僧回忆录》、罗章龙的〈回忆「二七」大罢工〉以及其他相关回忆录，略窥庐山真貌，得知这次大罢工来龙去脉。史料庞杂，只能撮精述要。
中共初期——全力工运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按照马列原则，全力从事工运。一群书生尙不知如何搞兵运、抓军权，同时「认为掌握政权、军权是卑鄙的东西，不是无产阶级应该干的事。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掌握政权、军权的本领。」[1]
8月11日在上海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兼总部主任，南方支部主任谭平山，北方支部主任罗章龙。1922年1月，张国焘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上海北成都路一幢靠街屋内，挂出招牌。受英租界捕房查询，张国焘撤下牌子，遣散一些办事员，自己去了北京。[2]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所有经费均出自赤俄。[3]
共产党既然定位「工人阶级先锋队」，工人又是所谓受压迫最深、最有反抗意愿，首事工运便是合乎逻辑的政治取向。就当时实际情况，大革命尚未掀起，农运还不可能成为政治运动主要目标，分散落后的农民也无法像大中城市的工人那样集中组织。京沪穗鄂湘鲁等地的中共「一大」代表，均以积极从事工运为职志。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至1923年2月7日，乃二十世纪中国工运惟一高潮。南方的海员组织与北方的铁路组织，形成全国工运两大洪流，吸收不少工人入党。
李大钊1921年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吴即通电「劳动立法，保护劳工」，工运得到当局承认，可合法进行。1921年12月，汉口租界五千余黄包车夫罢工，反对车行老板加租，施洋律师出面调停，资方接受要求，赔偿车夫罢工时期损失，罢工胜利结束，并用赔偿费成立人力车夫工会。[4]
一时，各地工潮纷涌，汹汹成为潮流。1921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开始组织八条铁路罢工——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成功，形成全国性影响。不久，又组织坚持25天的开滦煤矿大罢工。1922年9月14日爆发的江西安源路矿大罢工（1.3万工人参加），三天取得胜利，路矿当局被迫接受13项要求。1923年安源党员80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个党支部」。[5]杨尚昆提供资料：安源占全体中共党员人数1∕3。[6]另据罗章龙文章，安源党员最多时占全国党员1∕2以上。安源不仅是中共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还成立第一所党校、第一支工人武装、第一家消费合作社。小小安源，中共摇篮，有「小莫斯科」之称。秋收暴动亦以安源为中心，三个团安源矿工（武汉工人纠察队）占一半。文革初期（1967），那张〈毛主席去安源〉印刷9亿多张，全球油画印数之最，毛泽东之所以要剥夺刘少奇「安源工运领导人」的历史资本，底牌在这儿呢！[7]
这一时期，先后上安源搞工运的其他著名红角：李立三、陈潭秋、关向应、贺昌、萧劲光。[8]
1922年7月，刚刚毕业于湖南一师的郭亮（1900～1928），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奉命奉粤汉线长沙、岳阳从事铁路工运。最初，他开办夜校、出版《工人之路》周刊，8～9月在长沙、新河、岳阳、徐家棚成立工人俱乐部。9月上旬，郭亮以路局破坏工人俱乐部为名，并要求增薪、改良待遇，领导四处俱乐部铁路工人罢工。9月10日，率工人卧轨，阻断武昌至岳阳的铁路。萧耀南派出一连，当地打死六名工人、伤数十人，郭亮等二十多名工人被捕。这次罢工坚持半月，「在湖南、武汉和全国工人的声援下获得全胜。」[9]
1922年3月初，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举行成立大会，地点在距汉口约15里的刘家庙小镇。郑州、信阳、驻马店、广水等各站各厂均派工人代表祝贺，粤汉铁路徐家棚总站工人俱乐部、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会、汉口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均派代表到场。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以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身分出席，另一位「一大」代表包惠僧以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代表出席。第一位发言的是洋人——江岸总段法籍厂长，操着不熟练的汉语讲了半小时，介绍法国与欧洲各国工会活动，论述中国成立工会之必要。大会气氛十分祥和。此前，江岸各厂工匠小工全体加入俱乐部，踊跃缴纳会费。
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乃「二七」工运的开场曲，主要发动者：包惠僧、项英、杨德甫、吴汝明。俱乐部进行各种娱乐，开办夜校。一向被人看不起的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工程师坐在一起开会，一起下棋唱戏，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小工们对俱乐部十分崇仰，俱乐部对小工的凝聚力也最强。
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后，中国劳工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书记包惠僧，自南而北发展各地工人俱乐部，同时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俱乐部毕竟不等于工会，只是工会前身与基础。当时，工人没有集会结社自由，法律也无工会法，能否集会结社成为重大政治斗争。再则工人觉悟很低，封建帮派意识浓厚，内部很不团结。中共认为组织工会有利于工人消除帮派意识，提高阶级觉悟。组织者用「工人无祖国」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希望达到团结工人，瓦解帮派。
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各站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亦于1922年4月成立。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各站也在积极组织发动。工会的实质性作用之一是调解工人之间纠纷，消弭各帮派之间冲突。如林祥谦、张连光属福建帮，杨德甫、周天元属湖北帮，黄桂荣、曾玉良属江南帮。
筹备总工会
1922年7月底，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随即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会期三天，出席者张国焘、包惠僧、吴汝明、林育南、许白昊（《劳动周刊》记者）；各站工人代表：江岸杨德甫、张连光；郑州凌楚藩、刘文松；长辛店王俊、史文彬；新乡张德惠及其它各大站代表。议决总工会筹备会负责人：委员长杨德甫，副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总干事项德隆（项英，1898～1941），副总干事吴汝明，全路15个大站均设筹备委员，并起草总工会章程草案，由各筹委带各厂站征集工人意见。会后，包惠僧奉调北京交通部，离开武汉，不要他过问京汉铁路工运。
半年后，全路16个大站均成立工会，小车站也成立工会小组或工会委员会。1922年底，总工会筹委会在江岸举行，决定1923年2月1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设在全路中心郑州，成立大会亦定于郑州举行。
1923年1月，李大钊出席中共北方区委会议，总结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教训，决定今后斗争方向。鉴于过去罢工多偏重经济，要求以后应注重政治，将斗争矛头引向反帝反军阀、争取组织工会自由权利等，将政治斗争口号提到首位，并希望于适当时机全国范围采取一致行动。李大钊南下时，罗章龙送行握别：「这次郑州开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洛阳西宫想无意外？」李大钊深思片刻：「吴子玉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白坚武（1886～1937），李大钊同学、吴佩孚政务处长、主要幕僚。李大钊对吴佩孚的估计比较乐观。李大钊对吴佩孚的自信有一定「出处」。周佛海（1897～1948）的忆述：
当时共产党因为要和吴佩孚勾结，所以首先送吴一个「开明军阀」的尊称。当时孙洪伊和吴佩孚接近，而李大钊却和孙洪伊关系密切。他们利用这种关系，就和吴佩孚私通起来，李大钊曾赴洛阳数次，似乎当时报纸也有记载。[10]
更重要的是中共史书一直掖藏的「联吴疏孙」。1921年马林来华，共产国际对中国赤色革命并无专门指示，马林依据共产国际「二大」列宁主持起草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以及他在印尼爪哇等地的赤运经验，一到中国就认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可以合作的是吴佩孚而非孙中山。「联吴」由中共北方局负责，具体由李大钊执行。[11]这一策略经「二七」血案证误，中共习惯性掖丑。
1923年1月中旬，挂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正式对外办公，而且事前得到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同意，答应由江岸挂专车接送出席成立大会的郑州以南代表，郑州以北的代表由局方发放双程免票券，拨头等、二等车厢接送。一切安排妥贴，全路工人一片欢欣，鼓舞雀跃，专等成立大会召开。总工会筹委会还在京沪汉粤各大报刊登大幅广告，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1923年1月25～30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均刊出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
吴佩孚不同意开会
此时，吴佩孚的态度发生变化，吴同意成立总工会却不同意召开成立大会。包惠僧认为可能受后台英国指使，罗章龙的分析更具体。洛阳工会党团截获保定、北京给吴佩孚的密电，其中曹琨、交通系等认为：
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巿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合该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
交通系首脑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赴洛阳西宫，请求吴佩孚制止赤化：
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
吴大惊，曹琨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线各站，沿线军警超过二万。
1月26日，罗章龙召集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中共党员。党团书记罗章龙，成员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项德隆（项英）、吴雨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12]
1月28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亲率武装警察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命令，禁止京汉铁路总工会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工会方面因已得京汉铁路管理局同意，认为事情尚有转圜余地，不为所动，仍加紧大会各项筹备。29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靳云鹏师长切实监视京汉铁路总工会，不准举行集会。陇海线工运负责人李震瀛当时也在郑州，他见过吴佩孚，认为：
吴佩孚的事好办，只要同他见了面，我们的态度软一点，他会迁就我们的。我们派几个代表到洛阳去一趟，或有转圆的希望。
于是，推定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副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及李震瀛、李焕章五人赴洛阳见吴佩孚。
1月30日，五位代表专车离郑，郑州军警将代表姓名及求见事项电告洛阳吴佩孚。五代表抵达洛阳，吴佩孚的巡阅使署副官已在车站迎候，直接送见吴佩孚。吴佩孚很快出见五位代表：
京汉铁路的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一向是视部属如子弟的吗？只要与你们有好处的事，我哪一样不同意呢？现在民气是嚣张了，北京的学生打了教育部，据报还有人要推翻黎大总统，我是军人，我有保卫国家维持治安的责任，我不准在我的防地内有任何骚乱，你们把各处的人都邀集在郑州开会，你们能够保证这些人中没有坏人吗？我已下了命令不准开会，我还能够收回成命吗？军令如山，你们不知道吗？我准你们成立工会，就是不准你们开甚么成立大会，免得动摇人心，招致叛乱。
吴佩孚这番话有理有节，并无不妥。今天中共当局不也如此阻止老右派、老知青、「天安门母亲」聚会么？66年后的中共禁得，吴佩孚那会儿为什么禁不得？更何况吴佩孚的理由还大于今天的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可是真正有组织的大规模聚会。老右派老知青、「天安门母亲」的聚会不过是小型聚餐聚议聚奠，根本构不成对「秩序」的威胁。
五代表方面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相继发言，语气十分委婉，骨头却很硬。主要内容为三：一、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二、根据吴大帅政治主张，即「劳动立法，保护劳工」通电，不能出尔反尔；三、大会筹备已久，管理局已经同意，各地代表大部分已到郑州，箭在弦上，成不得不发之势。
吴佩孚见顶了牛，代表们用约法与通电暗示开会的合法性，脸色不悦：
这些道理我还不懂吗？你们不能不顾及我的威信，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你们若说一定非开会不可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
说毕，吴冷笑数声起身离去。五代表退出后，匆忙赶回郑州。
出现分歧
总工会此时呈三种意见：一、杨德甫认为吴佩孚在群众压力下同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已属胜利，虽然召开成立大会合法，但为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的面子，成立大会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与军警发生冲突。这一意见得到不少人赞同。二、凌楚藩主张既然批准成立工会，又不准开成立大会，自相矛盾，且会期已到，交涉还没办好，可以改期开会，延缓一二天，再派代表分赴各地请愿，同时派代表与吴再行交涉。这一意见也得到部分支援。三、项英则主张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求得解放本来就要支付代价，吴佩孚、靳云鹏、赵继贤、冯沄、黄殿辰及大小官员都是压迫我们的人，乃是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还得乖乖听话，那么工会还有什么作用？
项英大声疾呼：
我以为今天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决心和估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是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甚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去，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
项英最后眼圈发红，双手发抖，几乎掉下眼泪。
与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最激烈最强硬的意见占上风。副总干事吴汝明及李震瀛发言支持项英，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主任秘书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代表许白昊（1899～1928）、汉口烟厂工会代表也支持项英。施洋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在场代表及群众跟着呼喊，声震屋瓦，斗争情绪顿时高涨。于是，决定不计一切代价，按原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截至1月31日，抵达郑州的与会代表：京汉铁路16个分会65人，各小站工会小组代表数十人，京奉、津浦、正太、京绥、陇海各段各厂代表60余人，各地30多家工会代表共300余人，武汉学联学生代表及新闻记者30余人。大部分代表都住在郑州市中心五洲大旅馆，会场也在市中心花地岗五庆里普乐戏园，但已遭军警稽查处封闭。罗章龙说「二七」前全国聚郑代表500余人。
郑州大会
2月1日拂晓，郑州全城军警戒严，沿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工会方面认为根据约法组织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合理合法，军警当局奈何不得。上午10点，各地代表手捧对联、匾额、银盾等各项礼物，向会场进发，两路人马汇集普乐戏园门口。因会场封闭，几次派人与警察局长黄殿辰交涉未果，郑州各厂工人也都歇工跑来看热闹，人数越聚越多。11时，项英率纠察队发一声呐喊，三拳两脚，撞开贴有封条的大门，跃上主席台宣布开会。先由主席史文彬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会众欢呼震耳欲聋。不久，两连军警包围会场，警察局长黄殿辰跳上主席台高声宣布：「奉巡帅令，禁止你们开会，限你们五分钟内自行解散，有反抗者以军法从事。」
台上工会诸人围着黄殿辰理论，台下高呼口号：「维持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一呼百应，声掀屋瓦。军警虽上了刺刀，毕竟只在威胁。对峙至下午四时，工会只得宣布散会，代表分途夺门而出，对联、匾额、银盾被军警捣毁净尽。回到旅馆，旅馆也住满军警；上菜馆，菜馆坐满军警；到总工会，仍然挤满军警。吴佩孚对总工会实行「坚壁清野」。连订好的万年春菜馆的饭席，亦不准开席。2月2日黎明，郑州总工会被军警查封，各地代表相继离开郑州。
成立大会流产，各方代表及郑州各厂工人被军警围困，矛盾加剧，情绪对立，杨德甫等温和派也对吴佩孚不抱希望。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斗争方法，向当局反击，展开政治罢工。决议如下：一、将总工会迁至武汉江岸（江岸工人多，工会组织健全，以项英为首的工会核心较巩固）；二、全路总同盟罢工；三、确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四、改组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纪律；五、罢工命令由专人及其他火车司机传达，各地代表回各自岗位，对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实力援助。罢工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委工委书记王仲一等三人组成领导小组。[13]
吴佩孚见已驱散各地聚集郑州的工会代表，以为工潮平息，对全路各处并无警戒，大罢工因此得以组织发动。
总罢工
总工会领导人回到江岸后，立即开会决定全路于2月3日开始总同盟罢工，罢工命令由早班北上快车司机和加油工人分别送达。同时，发出罢工宣言，向北京政府国务院及交通部提出五项罢工要求：
一、撤换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14] 南段局长冯沄、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
二、路局赔偿成立大会损失费6000元。
三、归还各项对联、匾额、银盾等礼物，军乐队送还；占据郑州工会的军队立即撤走，郑州军警当局向工会道歉。
四、星期日工人轮流休假，工资照发。
五、农历年关轮流放假一周，工资照发。
以上要求若不达到圆满目的，全路工人誓死绝不上工。[15]
小儿科级五项要求，掀动偌大总同盟罢工，仅仅为了撤换三个人与赔偿六千块钱、一点对联、匾额等礼品，以及带薪休假。这就是「二·七」大罢工的全部诉求！即使如此，亦可通过其他途径表达，不必采用极端的罢工。
罢工部署与罢工宣言及五项要求，1927年2月3日早晨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名义，分送邮电局及武汉各报发表。4日上午八时前后，正式罢工命令普遍送达各分会。上午九时起，京汉线各站各厂开始罢工，下午一时全路车辆停止净尽，客货军车一律停运，全路机车由罢工总指挥部电讯控制，统一调动行动。总工会还发出「敬告旅客传单」、「敬告京汉铁路员司的通告」，说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及被封闭等经过。4日下午，各报为大罢工出号外。参加罢工人数按铁路局名册计为三万。3日晚，罗章龙率罢工委员会五人、纠察队15人乘专车由汉口北上，巡视沿线，于信阳、广水、郑州、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要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秩序井然。」[16]
支持罢工最力的是武汉各工团与学校。在中共发动下，每日数十人至数百人川流不息来江岸慰问罢工工人。慰问工作由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负责，共青团方面也有数人负责。2月5日，从早到晚各学校团体及女界慰问队逐渐增多，各校准备发动同盟罢课、各厂酝酿同盟罢工，形成声势浩大的政治性罢工。
谈判实况
鄂督萧耀南、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冯沄在请示吴佩孚后，派出二名代表到江岸工会商量复工条件。经过几次会谈，答应只要复工，罢工条件属于路局职权范围之内均可满足，即第二、四、五条可满足；路局职权范围以外，分别转呈交通部及巡阅使署核办。两位官方代表称并不知道禁止召开成立大会与封闭郑州总工会，同意总工会另行择期举行成立大会，赔偿前次损失，其余条件等复工后商议。此时，委员长杨德甫等温和派认为这是路局方面好意，谈判复工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时，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庵会同汉口镇守使到江岸提出两项条件：一、无条件复工；二、交出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等五人，胁从不问。张厚庵当即指挥军队占驻工厂，监视工会活动，迫令大智门车站卖票，并从工人家里捉来两名司机，强迫开车。纠察团马上组织千余工友，包围军警，夺回两名司机。冲突中，军警与工人发生格斗，军警抓去五名工人，再向工会交涉，要求用五名工人换两名司机，工会不同意。张厚庵当天放回五名工人，约定第二天再谈判，但留下一些士兵进驻工厂车站。
2月6日，总工会在江岸举行集会游行，除江岸全体工人，还有武汉各工团学校的慰问队，总共约1．5万人。施洋、许白昊、林育南及学联代表、各报新闻记者发表演说，施洋的演说慷慨激昂，博得经久掌声。会后游行途经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到一码头。这一天，张厚庵未按约定前来谈判。
京汉线是吴佩孚的经济命脉，也是政治本钱。大罢工对他各方面都很不利。他又一直以亲民儒将面貌出现，对待总工会以不破脸为限。因此，郑州军警与工人短兵相接、江岸张厚庵与工会负责人谈判，并没有决裂。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吴佩孚不下命令用屠杀来镇压工会，谁也不敢屠杀工人。」[17]
林祥谦之死
2月7日下午二时许，张厚庵再来江岸，随从十余人，临时驻扎扶轮学校楼上，派一军官通知工会派代表谈判。因有约在先，工会方面毫无顾虑，林祥谦、项英等人前往。工会代表提出先撤走军队再行谈判。张厚庵态度强硬：
国家的军队驻在国土上，哪里要驻军队、哪里不驻军队，这是军事长官的职权，也许复工了这里还驻军队，这是另外一件事，与罢工无关，还是先谈复工的问题。
工会代表：不能无条件复工。
张厚庵：
你们的要求条件已送到北京，和转到吴大帅那里；你们的要求范围太广，涉及的主管部门太多，一时不能决定，现在只能答应你们已在各主管长官考虑中，京汉铁路是国家南北交通要道，与国家政治、军事、治安息息相关，必须马上复工，越快越好，不然的话，如果出了什么事，那只有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放明白些，不马上复工我们对吴大帅是交代不了的！
不等张厚庵说完，林祥谦说：
复工是全路工人的事，既然这样，我们拿什么叫全路工人复工呢？
张厚庵：你叫什么名字？
林答：林祥谦。
张冷笑：你的责任很重，我还给你一个机会，迅速通知全体工人，叫他们马上复工。
林：没有那样简单容易。
张变色：我下命令恢复交通，你下命令复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
项英一看事态严重，委婉脱身：我们马上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商量一下再来回报如何？
张：可以，快去。
工会代表退出来后，项英对林祥谦说：「你去通知各厂处的代表，我去通知纠察团到工会集合。」并示意林祥谦不要回工会，因林是罢工委员会江岸分会委员长，这一职务对外是秘密的。张厚庵在谈话中看出林祥谦是罢工运动重要人物，冷笑中包藏恶意，项英想把林祥谦弄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林祥谦正在迟疑，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军官说：「你们几位通知大家到工会开会，我陪林会长到工会去等你们。」林一看无法脱身，很愤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正正堂堂的集会结社，我们有罢工的自由。我只知道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服从群众的意见，其他一切，我都不管。」林祥谦径直回到工会，失去自由。
其余人都散去，项英叫杨德甫暂避一时，杨说：「我暂到汉口居士林里听你们的消息。」项英便去找纠察团准备抢出林祥谦。
一会儿，车站上发出紧急集合号音，大家以为军队要撤退，岂料来了千余士兵，工会四周布满全副武装的军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二次号音响起，这次是冲锋号，军队散开，以作战姿态冲进工会与各厂，逮捕工人，将林祥谦、李开元等13人及几名火车司机由工会绑至江岸车站。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电线杆上。
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背大刀的士兵问林祥谦：你还不下复工的命令吗？
林从容回答：我下命令给谁？
军官指着火车司机：下命令给他们和纠察队。
林祥谦很激愤，高声说：你们蛮不讲理，暗无天日，要杀就杀，老子无话可说。
军官指挥大刀队在林祥谦左肩砍了一刀，再问：上工不上工？
林抗声：不上！
军官命令再砍一刀，怒声喝斥：你到底下不下上工命令？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命令，我的头可断，工不能上！
军官令再砍一刀，此时林祥谦鲜血浅地，晕过去了，一会儿甦醒，军官狞笑：「现在怎样？」林操着福建口音大骂：
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些王八蛋手里……
正在相持之际，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约百余人冲进车站，都快扑到林祥谦身边了，军官一声吆喝，军队再度发出冲锋号音，枪声四起，弹如雨下，刘家庙江岸车站立刻乱作一团，一片枪声、喊声、哭泣声。电线杆上被绑的13人，除林祥谦被刀砍死，其余12人及一部分纠察队员倒在血泊中。
车站枪响之时，江岸工会门前亦发生屠杀。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在林祥谦被抓走后，集合20余名纠察团员前往抢救，受伤后抓住一持枪士兵，拳打脚踢，再用口咬，士兵亦受重伤。曾玉良膂力过人，冲打起来像一只发狂老虎，旁边官兵不敢近身，一名军官拔出手枪，连发数响，曾玉良与持枪士兵同时中弹死去。江岸工会几位值班者也被乱枪打死。
江岸血满长渠尸横遍地，37名工人身亡（包括林祥谦弟弟林元成），重伤27人，被捕百余人，轻伤及失踪者难计其数。武装部队会同路警在刘家庙工人宿舍区逐户搜索工人，工人押进工厂，司机押上车头，一部分工头也出来为军警服务。京汉路于次日开始复工。
2月7日下午3～5时，京汉铁路全线各站厂，都发生军队武力镇压罢工，信阳、郑州、新乡、保定、长辛店逮捕很多工人。长辛店还开了枪。工人纠察队在执行罢工纪律和拒捕中均有死伤。
长辛店：死难5人，负伤29人，被捕20余人；
信阳：死难2人，重伤数人。
其他各分会当时难以调查统计，事后更不可能有确切资料。江岸与各地被捕工人在工潮平息后均得释放，但数十人遭开除失业。施洋在汉口被捕，当即押解过江，武昌军法审判处略加讯问，8日凌晨枪决于洪山，次日京汉铁路恢复通车后才准收尸。
面对屠刀，中共指挥罢工机构认为：
如坚持和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遂决定忍痛复工。会上曾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没有采纳。[18]
于是，发出复工通电。
至于「二七」被杀京汉铁路工人，1951年5月21日中共华东局称被杀三四百名，[19]夸大十倍以上。1923年2月27日，中共《向导》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内有「现在我们39个烈士已经惨死了」。[20]
正定花絮
2月8日，吴佩孚令第12混成旅长葛树屏带兵到正定督促复工。葛到正定后，先叫工会代表谈判，僵持到半夜，军警绑缚工人代表，要中共党员、正定铁路工人俱乐部委员长康景星（1891～1932）下令复工，康不从，士兵举枪瞄准，正要射击，康大呼：「且慢！我还有几句话要向大家说。请等几分钟，等我把话说完，我说声打你们就开枪。」然后长篇演讲，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半小时：
你们当兵的，本来和我们工人一样，同是无产阶级，同是替人佣工，同是无自由受人愚弄，作人牛马，你们不要忘了自家的生日。你们想想，你们每月所得不过六块钱，你们便黑了心，不顾自己的人格，甘替军阀作走狗。这是对的吗？你们想想，保定军阀的出身，比你们高了多少，他们竟是财产几千万、婢妾满后宫，这也是应该的吗？我们这些作苦工的，几条穷命，在我们想来值得什么？不过你们有枪不去向侮弄你们人格的军阀——你们的敌人打，却来打为人类自由而战的我们。这未免太可笑了。……我现在把话说完了，你们要枪毙就来开枪吧！
此前举枪瞄准他的士兵面红耳赤，气呼呼又举起枪，一军官向前拦住他：「不能打他！」军官向康景星竖起大拇指：「好样的，好样的，中国的人、中国的工人，个个都像你，像你这样的志气，有勇敢的精神，中国早就好！」[21]
事情放到今天，中共军官会让「暴民」发表如此长篇大论么？会枪下留人么？
余波
开枪镇压后，中共派鄂人包惠僧、刘子通等上北京参众两院请愿，联合鄂籍议员胡鄂公、彭养光、范叔衡、白玉逾、吴昆等对吴佩孚、萧耀南、赵继贤提出弹劾，并要求通过劳动法案，争取工人集会结社及罢工自由。胡鄂公乃「今日杂志」派首领，曾派人上莫斯科申请加入第三国际，被拒绝后加入中共，对弹劾案与劳动法案十分卖力。虑及北京政府需要吴佩孚支援，征求联署人时，弹劾对象划去吴佩孚。劳动立法案顺利提出，但未得通过。
难属要抚恤，入狱者要营救，失业者要接济，工会力量毕竟薄弱，各地劳工组织尚处萌芽，募捐十分困难。教员、学生、记者、工人节衣缩食凑捐的一点钱十分有限，捐款主要来自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和赤色工会，这部分捐款数目不少。由于缺少经验，缺少必要监督，京汉铁路南段善款负责人张德惠，北段负责人张连光，发放不公、贪污浪费。张连光最后卷款五六千潜逃福建老家，销声匿迹。张德惠也拐走三千多现款，几个月后钱用得差不多了，回来交了一篇假账，报销了两千多块，还差800多块说自己用了，党组织不再信任他，他便上津沪汉穗等地招摇撞骗，说「共产党骗俄国人的钱」、「共产党被俄国人收买」、「共产党陷害工人，煽动罢工」。
陈独秀在《向导》上专门写了一篇〈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惠等人也以为共产党有钱不给他用。中共内部也发生互责，林育南认为张连光卷款潜逃乃项英用人不当，对项英提出过分责难，李之龙则为项辩护：「张连光是京汉铁路工人推选出来的，就是用错了他，也不是项英一人之责，我们都有责任。」两人争论起来，甚至打一架。
关押在保定监狱的「二七案犯」约三四十名，军法处审讯多次，不得确实口供。罢工受谁指使？工会与书记部的关系？党羽、幕后人物等等，入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拥护民主自由、约法允许罢工。入狱工友直到1925年直系军阀倒台，才营救出狱。
包惠僧：
我党负责这一次罢工运动的指挥调度的是项英……还有施洋、李之龙、许白昊、陈潭秋、廖干五等，长辛店方面的是吴汝明。[22]
不过，「二七」大罢工的组织发动者、实际领导者，大革命后不是消极了（如包惠僧），便是过早辞世（施洋、项英、李之龙、许白昊、陈潭秋、廖干五），还有不少叛徒，如铁道大队长刘文松1927年当了国民党特派员、京汉铁路「黄色工会」委员长。[23]中共一向要求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没有「人」自然也就没了「事」。「二七」大罢工的淡化，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1924年1月20日，张国焘以国民党北京代表身分与会国民党「一大」，入选中候委，但张国焘当天即返京，因须筹备「二七」一周年纪念暨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孙中山特意托张国焘捐给铁路总工会2000银元，以示致贺。[24]此后，各地工潮不断，最大的两次：1925年上海五卅大罢工，1925年6月为支援上海工运的广东省港大罢工。
1924年11月，冯玉祥北京倒戈，曹锟、吴佩孚势力南撤，「二·七」罢工被捕者全部出狱。如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史文彬（1987～1942），1922年长辛店铁路机厂支书，1923年2月被捕，此时出狱。1925年初，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恢复，一些前委员（如康景星）仍任委员。[25] 史文彬复任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5年保定支书，再次被捕再出狱，1927年初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副司长，1929年河南省委书记，中共六届中候委，1931年撤销、开除党籍。[26]
记述与总结
1923年2月21日，罗章龙综合京汉各站报告写出〈二七大屠杀经过〉，载2月27日《向导》第20期，篇幅较短。旋接中央来信，嘱详记始末，罗花了20余日整理出十万字及相关资料照片，于北大印刷厂党小组负责印刷，是为《京汉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底初版5000册，后由广州重印多次，前后约印五万余册，畅销南北。国民党时期多次销毁，列为禁书。
1926年，包惠僧在广州任国民革命军教导师党代表，写有小册子《二七工讯》。1953年，包惠僧写下《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包括最详尽的百万字《二七工潮始末》。
包惠僧晚年总结：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工人领袖，及中国共产党在京汉铁路总工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当时犯了对敌情估计不足、警惕性不高的错误，总以为同军警打了几个回合，也不过如此，吴佩孚不会对工会采用屠杀镇压的手段，过于乐观过于轻敌，终于造成很大的损失！[27]
虽说工会方面有轻敌思想，一切以吴佩孚不会开枪为前提，但按现实力量对比，工会明显处于下风，必须「有理」、「有节」。2月5日路局满足部分条件，总工会就坡下驴答应复工，还能有什么办法制止吴佩孚动粗开枪？所谓合法斗争，即以当局接受为前提，一旦突破当局忍受底线，势必动用一切手段。以京汉线实际所承担的国家经济权重，2月5日鸣金收兵、顺坡下驴，从各方面都是最佳选择。
「二七」惨案后，冀豫鄂等省工会被迫转入地下。动摇分子杨德甫、罗海澄及周天元、黄子坚脱离工运。中共派往交通部任职的五同志——张昆弟、何孟雄、陈为人、安体诚、包惠僧，因鼓动工潮嫌疑免职。此五人确实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分别担任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正太五路工人组合部工作。
至于惨案「伟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
罢工运动虽然是失败了，而工人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人的战斗意志和信心增高了。
1986年8月30日，1932年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杨尚昆回忆在上海搞罢工：
工厂罢工说起来就是起哄，一个工头打了人，就一个车间马上停下来。工会也是共产党的。这样一闹巡捕就来抓人。工厂的基础垮了，恢复一段后，手就又痒了，就这么恶性循环。[28]
中共要角对工运的评价也不高呵！
毛泽东提供的一则信息——资本家帮凶的「工头」居然也有革命烈士！
（1965-1-3）粤汉路组织罢工，我在长沙。我们不认识一个人，还不是找了两个工头，一个叫朱绍廉的有两个老婆，他也要革命，因为工头受压迫，工资少，不够用，这个人后来还不是英勇牺牲了。[29]
结语
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原来如此，实在没什么必须用鲜血捍卫的重大原则与不得了的经济利益，不过开个会、撤换几个人，当局态度相当宽容了，满足所有提出的经济要求，至少比当今中共开明。放在今天，哪一条铁路发生罢工，中共政府会以「工人阶级」利益为重么？甚至会允许罢工发生么？
中共当年借助工运折腾出动静，扩大政治影响，「唤醒」工人阶级觉悟，就是要闹点事儿，否则怎么叫「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历史最怕对比，相比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六四」，掐断南北大动脉的「二七」，性质、后果要严重得多，真正伤及国本，极大破坏国家经济。按照中共「六四」开枪逻辑，既然你为「维稳」能够开枪，人家吴佩孚好像也可以「开枪」，其理由与「正当性」似乎远远高于「六四」。1989年的「六四」较之1923年的「二七」，要晚66年，中共不仅没有体现「历史进步」，没有体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反而大大退步——国家政权的暴烈度不降反升。
依靠工运、学运起家的中共，执掌国柄后竟不允许工运、学运，对待工运、学运竟比「万恶军阀」还凶狠，对人对己两套逻辑，完全遵循史达林的「一切以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30]，
只讲利益不讲原则，只重目的不择手段，这场艰苦卓绝、伏尸千万的红色大革命算什么呢？
[1]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36。
[2] 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科院现代史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2。
[3] 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香港）1967年，页143。
[4]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72、383。
[5] 〈李立三自述〉，载李莎：《我的中国缘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353。
[6] 杨尚昆：《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8年，页10。
[7]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455、461。
[8] 黄慕兰：《黄慕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67。
[9] 李锐：〈怀郭亮〉（1952-3），《李锐文集》第8册，中国社会教育出版社（香港）2009年，第15卷，页6～7。
[10] 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1927）。《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香港）1967年，页144～145。
[11] 王观泉：《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页213。
[12] 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页5～7。
[13] 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页6、8～9。
[14] 1951年「镇反」，赵继贤5月在苏州被捕，以「二七」惨案元凶押回郑州公审、处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140～141。
[15]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06。
[16] 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页10。
[17]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10。
[18] 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6辑，中华书局1979年，页11、13。
[19] 〈华东局关于处理「二七」惨案元凶的请示〉，载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6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140。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册，页210。
[21] 吴大伯：〈二七罢工中的康景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93～294。
[22]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99～400、395。
[23] 吴大伯：〈二七罢工中的康景星〉，《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94～254。
[24] 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页301～302、421。
[25] 吴大伯：〈二七罢工中的康景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四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94。
[26] 中组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大辞典（1921～2001）》，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635～636。
[27]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99～400、110。
[28] 张培森整理：〈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炎黄春秋》（北京）2009年第3期，页29。
[29]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红卫兵1969年8月编印，页609。
[30]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页183。
初稿：2007-5-18～20；补充：2008-9-5、2009-5-6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4-12-4（删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