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7）
《吴法宪回忆录》撩起长征真相一角
诸多中共红色神话中，二万五千里长征被长期神化，直至完全诗化的〈长征组歌〉——铁流滚滚所向披靡，秋毫无犯纪律严明，与藏彝民族关系融洽，云云。但是，许多负面史实被长期掩盖。港版《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7年）以亲历者撩起帷幕深深的一角，世人得窥那一截真正史实。
本来，数万红军乃江南客军，进入西南滇黔川康，一切吃穿用度必须就地解决，走到哪儿吃到哪儿，这是常识。由于刻意塑造高大形象，必须将红军说成始终坚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许多史实便成了不得不掖掖藏藏的「阴暗面」，成了必须「照顾大局」的政治禁区。空军司令吴法宪中将（1915～2004），最后十年写出回忆录，披露这一截史实，缀上红军长征史上一直缺失的一块补丁。
1935年6月，红军翻过夹金山进入藏区，等越过懋功抵达卓克基、两河口，已见不到一个汉人。
问题逐渐严重起来，主要是缺粮、饥饿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
藏民们都跑光了，家里东西却没法带走，粮食牛羊猪鸡，样样都有。一开始红军还能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动庙里与藏民家的东西，但走了几天，从芦山、天全带出来的粮食吃完了，部队眼看就要断炊，心里不免矛盾起来——
一方面要讲纪律，另一方面部队又确实没有吃的。红军也是人，也必须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去行军打仗了。（页78）
一开始，红军从藏民地里挖些豌豆苗填肚子，但不能解决饥饿，下一步便发展到吃老百姓家里的粮食。
有人说那时候吃了藏民百姓的东西，有的留了钱，有的留了借条。不过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情况都不是这样的，因为即使想留钱，我们那时也没有多少钱。有的人倒是留了条子，说是以后还，可谁都明白，这是「老虎借猪，一借不还」。以后，那是到什么时候啊！后来有的干脆连条子也不留了。哪里还能还，不可能还了。所有的部队都一样，见到了就吃，找到了就拿，把藏民家里的东西吃光，既不给钱，也不留条子。（页78）
再往前走，藏民得知红军一路「就地找食」，便把食物埋藏到山上，甚至锅碗瓢盆都带上山，藏寨一个个空空荡荡，连个问路的人都找不到。
没有吃的怎么办？为了生存，只能公开违犯纪律了。有就拿，没有就搜，搜不到就挖。有时候，一挖，好家伙，能在地下挖出一窖一窖的青稞麦！凡是挖到这样的「大家伙」，一个部队拿不了，就赶紧通知另外一个部队来驮。有时油盐等物品也可以从地下挖到。挖了以后，没有留钱，也没有留什么条子，只要能弄到就行，大家分了吃了。（页79）
由于红军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抓藏民牛羊、去挖埋地粮食，「藏民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也就更加仇视红军。」（页79）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在阿坝附近，被藏族骑兵打得一塌糊涂，向前过不去，后退又找不到吃的，饿了七八天后，六团官兵从上到下都不成人样，路都走不动了。全团1300人，只剩下五六百，死了一大半。
前往凤梨茨的路上，一些掉队红军士兵全被藏民杀死——
因为天热，有的遗体已经开始腐烂，长了蛆。我们看了心里真难受。当然也不能怪那些藏民，为求生存，我们把他们的东西吃了，把他们的房子占了，他们没有地方去，只好跑到山上，躲在树林里，受尽日晒雨淋之苦，所以恨死我们了。在我们大部队进行时，一个挨着一个，他们不敢下来。但如果一看到中间有空隙，或有掉队落伍的，他们就跑下山来，一下抓几个，用刀砍死了就走。一路上就我亲眼所见，被藏民杀死的红军战士就有百把人。为了搞点粮食，就牺牲这么多人，真惨哪！（页82）
红军中还有不少逃兵。在凤梨茨，一个班对革命前途失望，集体拖枪逃跑。据博古、邓发、王稼祥等人说，「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出发的八万余人到遵义会议的三万余，大量减员主要就是逃兵。[1]进入藏区后，逃兵自然少了，离家远了，红一方面军兵源多为赣闽湘农民，没什么文化，不认路，回不去了，不可能逃了。
这一时期，红军没打什么仗，却严重减员，原因就是「找粮食」。一次，红二师五团政委带领团直属队去搞粮食，被藏民打死七八十人，团政委也被打死了，还被藏民抓走十余人。师长陈光派人向藏民道歉，表示愿意赔钱赎人。藏人说不要钱，只要红军不再去搞粮食，他们就放人。
这确是真人真事。不仅我们这样搞粮食，中央纵队也一样，也是每到一地就派出工作组出去到处搞粮食。刘少奇同志就曾经带着队伍去为中央纵队搞过粮食。（页84）
红军为了生存用尽一切办法寻找吃物，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朱瑞等则提出整顿军纪。吴法宪难捺怨气：
这真是够主观主义的，一个老百姓都见不到，这种时候怎么讲纪律？要粮食没有粮食，要钱没有钱，可我们还要活命，还要行军打仗，怎么办？其实各个部队早就不讲纪律了，早就把老百姓家里的东西拿来吃了，把山上藏的东西搜来吃了，把地下埋的东西也挖来吃了，哪还有什么纪律不纪律！不这么样怎么办？难道要部队在那里等着饿死？（页85）
红一团有个通讯员拿枪打死一头猪，刘亚楼整顿纪律，全团大会上指控通讯员犯了纪律，枪毙了他。六十多年后，吴法宪还为这位通讯员叫冤：
这个通讯员死得真是冤枉！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候确实没有办法讲纪律，大家都是这样干的，不然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红一师三团首长黄永胜、林龙发上师部出席军纪整顿会，回团后连传达都没传达，「因为谁都知道，那时根本不可能做到。」（页86）
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红三团停留三天，专门搞粮食。上级要求每人必须搞到15斤左右。但前面部队已将能搞的粮食搞尽了——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藏民们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庙里供的，几乎都吃光了，甚至连地里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地里惟一剩下的，是一些刚灌完浆、成熟得比较晚的青稞。
红军将这些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个摘下来，搓去外壳。吴法宪弄到大约八斤。由于青壮藏民都跑光了，红二师过草地只找到一位60多岁的藏族大娘当向导，一路上需要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
因为缺粮，过草地时红军多有饿毙，实在没吃的，一些掉队战士拨翻粪便、拣吃里面尚未完全消化的青稞麦粒。没有磨过的青稞麦粒很难消化，常常吃进去青稞麦粒，拉出来还是麦粒，雨一淋，麦粒便在粪便中露出来，到河里洗洗，就能吃第二次。许多战士饿得实在无力行走，只能在草地「革命到头」。（页94）
吴法宪：
这一阶段确实是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因为找不到吃的，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所以，在藏族地区，虽然藏民们逃避我们，也打死打伤了我们不少人，但是我并不恨他们，只觉得对不起他们，觉得我们欠下了他们的一笔债。
对高级干部总还是有点照顾，最苦最困难的是下面的普通战士。（页96）
显然，吴法宪的记述很真实，可以用常识检验，合乎「求生本能」。笔者无意指摘红军那一阶段「军纪败坏」、「抢掠藏民」，也可以理解红军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我不能容忍指鹿为马的捏造虚假，无法接受明明抢掠藏民粮食家畜，还说成「秋毫无犯」，尤其反感用艺术掩盖真相。直面这一截惨烈过程，有助于全面数点赤色革命所支付的代价，反思革命的必要性——代价的价值与意义。
回忆录还提及鲜为人知的一大负面事件。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打响平型关之前，师参谋长周昆赴洛阳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司令部，领取全师第一笔军饷三万银元。周昆见利忘义，携款逃跑，隐名埋姓，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页185）
再据范长江1936年访陕通讯，可知为何飞夺泸定不说对岸川军兵力？勇夺天险腊子口也不说守军兵力？原来，守备大渡河的杨森川军仅一营，且大部布防于渡口安顺场。本来南岸无船，安顺场团总自有一船，以为等红军来了再跑还来得及，不料红军神速，团总行动笨拙，被红军占了渡船。然河水太大，无人敢划船，红军重价征船夫，每划对河一次，领洋一百！重赏出勇夫，有人应命。可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十数人，出其不意袭攻杨森守兵，再顺势奔袭上游川康孔道泸定桥。
甘肃岷县白龙江腊子口，两岸绝壁，凿石壁间，至不能再凿处，乃架一小桥至对岸绝壁。如将小桥拆卸，数万红军至此，只能徒唤奈何。甘肃守军仅置一班兵力守险，缩踞小桥两侧碉堡，桥亦未拆，戒备甚懈，被红军奇袭而下。原来均是守军恃险轻敌，兵力极微。
中共长征史书均不介绍上述关键细节——既有损红军无往不胜的形象高度，亦有损军民鱼水的「阶级情」。此外，会理西昌一带，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之前，彝人打死近百红军，也是中共史书不愿记载希望淡却的一截。[2]
初稿：2008-2-14～15；增补：2009-8-18
[1] 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23。
[2] 范长江：《塞上行》，新华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90～191。
原载：《开放》（香港）2008年7月号（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