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57,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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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丁论共产主义运动(四)

克劳丁对第三国际的第三个看法是:

三、可以预料,建立在经济主义与 “灾变论” 之上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所固有的机械的方法论,对第三国际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所进行的讨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第三国际其所以无力影响像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的无产阶级,这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共同语言,找不到适合他们需要的行动方式与组织方式,其根源就在这里。

这种经济主义的 “灾变论” 的看法,也大大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第三国际把法西斯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的表现,是它的 “垂死” 挣扎,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也看成是企图克服资本主义结构中的矛盾的另一种徒劳的尝试。……经济灾难即将到来的理论,支配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到斯大林统治的结束,而且此后也没有消失。……

这些理论要点,构成了共产国际策略的永久不变的主要特征。首先,它们赋予争取满足“基本”经济需要的斗争以重大意义。(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策略提纲中的下述段落,概括了这种斗争的意义:

“目前时期的之所以具有革命性质,本质上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不相容的,因此,为争取满足最起码的需要的斗争,就具有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性质。”

列宁和第三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

尽管第三国际在政治上多次转弯子,这种看法却一直是它的行动的一个策略原则。第三国际把 “争取满足最起码的需要的斗争”看成不仅是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统一发展过程的第一个环节,而且是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崩溃的最有效的方法。这种斗争还能缩小改良主义领导人的影响。这可用下述论点来加以证明: 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的 “垂死” 阶段,资本家连工人的 “最起码” 的经济要求也不能答应的话,那么,改良主义领导人作为资产阶级明显的代理人,客观上也就不可能鼓励或领导任何真正的争取满足经济要求的斗争了。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在1929年以前一直是经济斗争的主要受益者,而参加第三国际的成员则甚至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年代里还在大大减少。(除苏联之外,第三国际的成员1928年为445300人,1931年降为318176人)……经济斗争要取得另一种结果,就得成为政治和思想斗争的一部分。政治和思想斗争之所以必要,因为某些或新或旧的矛盾与问题,随着争取 “一片面包” 的斗争逐渐丧失原来的尖锐性而日益在群众当中变得重要起来。主要从经济角度把资本主义视为处于 “垂死阶段” 的看法,却使人们对这种种问题估计不足。这些问题的核心无非就是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自从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工人组织合法存在、使罢工合法化、实行普选等等的时候开始,工人群众就把这种民主视为他们斗争的果实。过去乃至现在都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来运用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无论在思想和政治方面还是在日常经济斗争中,它又是改良主义的一个主要根源。要消除这种影响,不能只是抽象地谴责这种民主是形式民主了事,而要切实地为争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真正民主进行斗争。

第三国际不仅低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对这个问题基本上采取了抽象的、否定的态度。它在纲领上把资产阶级民主同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民主进行对比。但是,它所推崇的这种独特的模式,很难激起在改良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中与社会民主党中成长起来的工人群众的热情,而他们自己的组织又一直在一一当然不总是抱着赞同的态度一一告诉他们有关 “苏维埃民主” 的发展情况。西方的工人群众很难理解,为什么工会的军事化,(既对资产阶级,也对无产阶级)取消政治自由权利,以及等级森严的实行泰罗制的生产组织,反而代表一种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优越的民主形式,后者至少还给了工人某些合法的机会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第三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改变路线之前,只要认为某个具体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势,总是立即就号召建立 “苏维埃”。但是,这种抽象的行政命令式的建议,同受到传统经验限制的群众运动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毫无联系,因而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次收到过具体的效果。要使行动取得效果,就得采取一种不同的政治战略,就得在群众斗争的各个领域內,特别是在工作场所与工会内,经常努力去发扬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CP自己在联系群众与制定政策的方式上,在党的组织结构方面,就得成为这种新型民主的体现者。

然而,对第三国际来说,由于它的理论和组织基础,由于它狭隘地拒绝了欧洲的经验,拒绝了欧洲那种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过程中趋向于大大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运动,上述那种政治战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三国际及其支部出于保卫苏联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需要,采取了保卫民主的立场,可惜保卫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正因为如此,各国CP才得以同工人群众重新建立联系,而且很少的几个党因此而成了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党。……

列宁根据他对欧洲革命形势和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错误分析,制定世界革命的战略,竭力煽起能够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烧成灰烬的熊熊烈火,但他的幻想终归破灭了。虽然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但这主要是工人要求民主、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民主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当时所谓资本主义“崩溃”、“垂死”、“总危机”,实际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危机,而不是临近死亡墓穴;另一方面,各国CP缺乏群众基础,难以打开局面,因此欧洲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三国际这个指挥世界革命的总部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屡屡出错也就在所难免。

克劳丁接着指出他对第三国际的第四个看法:

四、20年代中期,第三国际的正统观念由于加进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得到“丰富”。这个学说与经济主义的 “灾变论” 异曲同工,就是要使人们对俄国革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增强信念,……

这个理论宣称,即使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发生革命,俄国也可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但这种革命仍是必要的,它可以使俄国“完全的社会主义” 免受任何外来的攻击,为它的安全提供最后的保证。第三国际的文件,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同对世界革命的期待结合了起来(到1934年转弯子之后,文件中才不提这种期待了)。可是,这个新的因素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的某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在此只是概括地谈谈几点主要的修正:

1)斯大林的学说假定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单独的地区内完全建成,而不一定非得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不可。这种假定同马克思认为十分重要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假定(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方法)是矛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宣称甚至共产主义也可以在苏联建成。这两者都是抽象的判断,缺乏任何严肃的理论基础,而且是以一种权威的方式强加于人的。……

2)马克思和列宁认为,世界革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取得重大进展。在他们看来,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各种类型的革命,可能十分重要,有助于这一体系的关键地区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只有革命在关键地区获得了最后胜利,才能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必需的经济与政治条件。……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战略思想产生了根本变化。按照第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说法,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火车头……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的国际解放的主要因素”。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成了决定世界革命进程的“新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说,第三国际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进行推翻它的革命斗争,而是保卫苏维埃国家,使它免遭一切外来的攻击而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

3)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从其本质来说,不可能从属于任何一国的民族利益。第三国际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被认为是完全从属于世界革命斗争的利益与需要的力量,是第三国际的一个单位,而不是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红军初期宣誓效忠于国际)实际上,如本书分析的过程中所示,第三国际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苏联领导人,……
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从属关系不仅在实践中加强了,而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还给它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旦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被规定为世界革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一旦保卫这一目标免受外来威胁成了国际的首要任务,国际的活动就自然理应由直接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来掌握了。

4)整个说来,斯大林的修正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革命理论比起它处于经济主义的 “灾变论” 影响之下来,宿命论的色彩甚至更加浓厚了。按照这种新观点看来,如果说 “垂死的” 资本主义不能保证生产力长期有较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苏联的生产力又能无限制地增长,为建成 “完全的社会主义” 创造物质基础,那么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不能进行革命,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刻,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的。最后,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像成熟的果子一样,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树上掉落下来。

出席第三国际会议的各国代表

克劳丁在本书《作为修正主义者的斯大林: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一节中就此问题这样写道:

在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即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的决议,决议重新肯定了马克思的传统论点: “第四次代表大会提请各国无产者注意,无产阶级革命决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它只能汇合成为世界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 1924年5月,斯大林还完全忠实于这一论点,他写道: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一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努力”。但是,从这一年年底起,在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斯大林开始修正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国际性的理论,提出有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在《十月革命与俄国CP人的策略》(1924年12月)一文中,斯大林开始把“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 这一论点,说成是 “各国的机会主义者” 的论点,而这些机会主义者当然包括托洛茨基。但是,这个论点本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也是列宁1917年写《四月提纲》之前的观点。……他断定说: “毫无疑问,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万能理论,社会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是编造的没有生命力的理论。”……

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和各国CP内失败以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成了第三国际的正式学说,成了第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通过的纲领所表述的世界革命观的基础。它的要点是:

“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更为明显了。因此,决不能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看作是到处同时发生的一次行动。社会主义因而也就很可能首先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甚至只在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胜利。”

……提纲又说苏联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成了“一切被压迫阶级开展国际运动的基地,国际革命的中枢,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因素”。 “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的祖国,是它取得各项成就的最重要的支柱,是它在全世界获得解放的主要因素,因此,国际无产阶级有义务帮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免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袭”。各国的阶级斗争和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仍然是世界革命的重要因素,但其基本的因素则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领导着整个世界革命运动”。
……

一旦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被视为世界革命的基本的、决定的因素,其它一切革命运动客观上就降到了从属地位,第三国际的战略和策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那些革命运动的。值得提出的是,第三国际是从一开始就通过了革命运动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它的整体利益的原则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强有力地再次肯定: “为使革命工作和革命行动得到协调,为了对之进行适当的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有国际的阶级纪律……这种国际的纪律应当表现为运动的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服从运动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无异于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一旦被确定为世界革命基本的、决定的因素,(由此)它也就成为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 的最高表现。所有其它 “局部利益和地方利益” 都应该服从它。……

总之,社会主义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一旦变成第三国际的理论基础,就意味着世界革命一一它的每个阶段和每个事件一一要服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是,在真正爆发革命的地方,革命是不会服从任何权威和理论的。能使之服从的不过是第三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活动而已。第三国际的机构高度集权,它的顶峰是具有无上权力的执行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又为苏联党的领导所控制,这就正好成为保证从属关系得以实现的理想机构。

……“一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景,并不是科学地制订出来的目标,而只是向苏联人民宣扬的神话,借此证明要求他们作出巨大牺牲是有道理的。因此,它不能把群众培养成对自己的历史任务有严格要求并采取批判态度的有觉悟的人,而是相反,把他们培养成没有批判眼光的、态度顺从的,因而易于操纵的对象。

干个五年计划后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神话,同所有为适应未能加以科学解决的实际需要而编造的神话一样,成了有效的工具。它唤起了幻想,激起了信心,有助于动员群众和压制任何批评意见。当规定的期限已满,该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这时神话却开始破产,信心慢慢变成了怀疑,高尚的感情变成了玩世不恭,政治热情变成了对政治的冷漠。当局不得不釆用恐怖手段使神话能维特下去。问题越来越复杂。问题的数量方面让位于质量方面,而应付这些问题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因为流行的思想越来越贫乏,人们的思想能力由于受到恐怖措施的压制,特别是由于形成了不动脑子的习惯而越来越衰退。当这个进程还刚刚开始,只有少数人开始看透了这神话,并且因为自己头脑清楚而付出了昂贵代价的时候,苏联就卷入战争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拯救了神话,1945年的伟大胜利又给胜利平添了新的活力,但是好景不长。俄国在工业、技术、文化方面有过巨大“跃进”,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文化方面,跃进是数量而不是质量上的,主要表现为发展了一种顺从官方的、小资产阶级的、工具式的群众文化)。那么,这就是社会主义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如下回答: 苏联还没有社会主义。斯大林30年的统治期间,就只有官僚与警察专制,没有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怎么谈得上劳动群众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呢?

克劳丁的上述论述,揭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建成了一个官僚专制极权国家。第三国际实际上是一个维护苏维埃俄国利益的工具。而且,从上面所说的事实中人们可以得知: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共产主义的先知来说,他们的一些信徒出于某些策略,不会把他们的信条视为金科玉律。理论往往要适应于实践而遭到无情的剪裁,而这种手段对于某些得势者来说就是 “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某些失势者来说则被贬为“修正主义”。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43)

有一天,苏联某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 “看,我们有炸鱼吃了!” 妻子说: “没有油啊。” “那就煮!” “没有锅。” “烤魚!” “没有柴。”

伊万气得跑到河边把鱼扔回河里。那条鱼在水里游了一圈,跃出水面,激动地高呼: “勃列日涅夫万岁!”

荀路 2018年12月初稿
2020年6月28日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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