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志东:“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们眼中的“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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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FT中文网,标题为“‘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们眼中的‘白左’”,2020年7月1日。这里是加长版。)

近一个月来,海内外一些华人自媒体或者网络平台,比如《知乎网》、《观察者网》、《星系花园祕境》等,尤其是一些颇有名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对美国发生的抗议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事件发出了一片挞伐之声。因为中国人的参照物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很多人惊呼美国人正在搞“文革”,即所谓“到了上海才知道钱少,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美利坚才知道文革还在搞”。

他们把推倒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的塑像等行为称作“破四旧”。减少对警察局的财政支出以支持其他社会服务,甚至解散警察局(全国只有一个城市提出来,而且实行起来因为民主制度的原因会困难重重)被看作是“砸烂公检法”。可能很快就要把美国一些大学的招生制度改革,比如不看SAT成绩,说成是“工农兵上大学”了。

不过这些都是夸大其词。论者漠视了“破四旧”和这些事件根本性质的不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故意语不惊人死不休。官媒不敢提文革,站在一个自己并没有拥有的道德高地上,只提反对种族主义;自媒体又要赚眼球、拿赏赐,所以众声喧哗也就可以理解了。正如资中筠先生在“妄议美国”一文中所说,“国情如此、人情如此,身边事无能为力,只能妄议隔洋之事,替他人担忧了”。

但是这个所谓“担忧”的背后其实是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朗普化”与人们对所谓“白左”和“政治正确”的偏激的看法。所以要搞清楚现在这个所谓的“美国文革”“破四旧”问题,可能需要先从上面几个现象谈起。本文首先讨论什么叫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朗普化”、“白左”和“政治正确”,然后分析一些所谓“破四旧”的具体案例,看人们对所谓“政治正确”的批评到底有没有道理,之后解释民主制度如何处理“政治正确”可能矫枉过正的问题,最后我们解释为什么说“特朗普化”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批判所谓“白左”、“政治正确”是脱靶的行为。

“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林垚在一篇题为“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2020) 的文章中,说“川化”,即“特朗普化”,实际上跨越了知识分子内部的传统意识形态分歧。“特朗普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由于对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惨痛记忆,认为欧美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是中国效法的榜样。默克尔、欧巴马他们对中国的集权体制采取了绥靖政策,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就对这个体制用贸易战的方式发起了挑战。所以他们对特朗普便赞誉有加,认为或许特朗普可以救中国。

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最近出版的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回忆录揭示,特朗普对中国的民主、人权,甚至公平贸易,基本没有兴趣。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政治利益,即下届能否连任。美国的民主体制也是问题多多。不过这些并没有阻碍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这个体制和特朗普的热爱。

林垚说“特朗普化”的自由派中国知识分子们除了在政治、经济上将西方作为完美的灯塔之外,对西方的白人/基督教文明也非常憧憬。于是他们对非白人移民欧美、对伊斯兰难民在欧美寻求庇护,忧心忡忡。就和亨廷顿的担心一样,他们认为这个基督教文明会被稀释掉,欧美都会被伊斯兰化。甚至中国也会被黑人化和伊斯兰化。西方文明的灯塔将不复存在。于是他们对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政策、反移民政策、反同性恋政策非常推崇,生怕西方文明被沦陷。

丛日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特朗普上台,“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趋势予以遏制,美国真的就会走向更激烈的冲突甚至内战”(从道若云,2018年8月29日在钱满素教授《文明给谁看》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特朗普阻止了“西方文明的自虐、自残与慢性自杀”,“让美国文明重振自信、重现辉煌”。为此,他希望特朗普“能干满八年,甚至还能让他这一派人继续干一段时间”。显然,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特朗普既是美国的救星,也是中国的救星。

林垚在文章里还举了一些例子;高全喜为特朗普的白人至上辩护,认为穆斯林不可能融入欧美社会:“事实上许多异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炉’中熔化,反而成为社会福利的挤占者、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敌人”。刘瑜说欧美左转会出现拉丁美洲化的问题,所以特朗普当选即使是恶也是必要的恶;“政治正确”让白人为他们的祖先背锅是不对的。刘军宁认为左倾是一切政治罪恶的根源。郭于华说“西左中左都一口咬定川普是流氓,其实他们造谣生事、丑化泼污川普的话语和行为暴露了他们才是真流氓!”孙立平认为特朗普破除“政治正确”,犹如我们当年打破禁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样,对美国未来走向、世界格局都会产生深刻影响。与周濂对谈的包刚升、施展、刘苏里也都表达了类似高全喜那样的忧虑。

萧功秦也谈到一个美国“白左教授”到他家,他向其表达了未来美国黑人数量超过了白人之后怎么办的担忧(见郭松民,“对萧功秦教授‘臣妾种族主义’的心理分析” 2020/6/19)。许纪霖也在不加批判地使用“白左”这个词(见许纪霖“从反种族主义运动看美国的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2019)。在6月22日华东师大的一次论坛广告里面,他们还把目前的这场运动定义为“‘我无法呼吸’、‘黑人命贵’为中心的反种族主义运动”。“黑命贵”(这也是丛日云的用词)是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口号的恶意歪曲,也即别人的命都不贵,只有黑人命贵,所以提出“所有人的命都是命”来反驳。其实人家口号的原意是别人的命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凸显了大家的命都是命,但是黑人的命为什么不值钱的问题。

上面这些人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海外还有很多类似的知识分子,比如大名鼎鼎的何清涟、廖亦武、李劼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资中筠先生和张千帆教授以及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对上面这些学者的观点也都有所批评,并都撰文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对这两位以及持其他类似观点的人也深表赞同。只是我觉得资先生对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左(自由派)右两派似乎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失公允。没有看到资先生说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反对现政府”哪里反错了。对两党所谓“置广大民生和美国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的批评也有失之偏颇:实际上两党的主流都认为自己代表美国的长远利益。另外很少人宣扬弗洛伊德是英雄。人们针对的是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这不仅是弗洛伊德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党派问题,人们对警察暴力的反感是跨党派、跨族群的。资先生批评说人们借此“煽起对现政府,特别是要竞选连任的总统不满”则未免与事实不符。而宣扬弗洛伊德是个罪犯,只能起到为警察暴力开脱的作用。

另外《纽约时报》评论版编辑辞职(不是“被调离”),原因是要承担编辑疏忽的责任。因为那篇文章不仅有偏离事实的情况(比如说抗议行动被反法西斯组织所指使),还有呼吁政府出动军队参与暴力镇压抗议群众的问题,不是资先生讲的仅仅是发表了“对立面的言论”的问题。而编辑居然没有发现并适当处理这些问题(况且在文章发表前编辑部和这位联邦国会议员作者的秘书是一直有沟通的)。这篇文章现在还在网上,只是编辑部在该篇文章的前面加了一段说明。为了负责任而辞职,和因为“政治正确”而辞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偏离事实与鼓动暴力是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伦理所不允许的,不是党派问题,不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

张千帆教授所说的“下跪”也容易被误读(见张千帆,“种族平等—美国宪政的原罪、救赎与短板”,2020/6/19)。这不是中文意义上的“双膝下跪”,不是认罪或者祈求什么东西,而是“单膝跪地”,表示对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抗议,尤其是在运动场上唱国歌的时候这样做。这是一个极端严肃的、之前被特朗普批判为不爱国、会有严重后果的、一位橄榄球明星卡佩尼克为此丢掉了自己的工作的行为,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表演艺术”。

当然本人对两位文章中表达的基本观点是非常赞同的,那也是本文想进一步澄清的观点。只是我们在防止别人矫枉过正的时候,也要防止自己矫枉过正。我们下面会继续讨论如何防止矫枉过正的问题。

另一方面,“特朗普化”的反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则醉心于“大国崛起”、文明复兴,希望输出“中国模式”,从而坐到“世界霸主”的宝座,至少和美国平起平坐。这样的话,他们就需要压制国内少数民族以及港台的分离势力,这一点又和特朗普息息相通。所以反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样被“特朗普化”了。林垚举了一个强世功的例子。其实王陶陶(见其文章“白左:人类文明的艾滋病”)、“周老师本尊”(见其文章:“白左之恶”)等网红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也无不如此。

中国知识分子“特朗普化”的程度不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一些特点。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特点或者他们的某些观点就抹杀他们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杰出贡献。但是这个现象需要讨论和澄清,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下面讨论“白左”和“政治正确”的原因。“特朗普化”的知识分子是反对“白左”和“政治正确”的。那么到底谁是“白左”,什么是“政治正确”呢?

美国的所谓“白左”和“政治正确”

张晨晨认为“白左”这个蔑称最早出现在2015年左右的网络上面,通常指那些只关心移民、少数族裔、LGBTQ权益以及环境保护的人士;他们对真实世界上的真实问题没有概念;他们虚伪地宣传和平与平等以满足自己的高尚的道德感;他们执著于“政治正确”以至于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目的而容忍落后的伊斯兰价值观;他们相信一个养懒人的福利国家;他们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是一群无知的、傲慢的西方人(见张晨晨,“The Curious Rise of the ‘White Left’ as a Chinese Internet Insult,” 2017)。林垚也说“白左”是对欧美那些主张社会公益、反对各种歧视、提出多元文化主义的人的蔑称。反对“白左”的人认为“白左”在幼稚地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保护伞,用“政治正确”来为那些低等族群、野蛮人辩护。

但是所谓的“白左”却是欧美主流自由派知识分子(liberal intellectuals),或者说是“进步人士(progressives)。遐思客认为“白左”代表了西方的法治思想、民主制度和物质成果。如果没有这些思想和制度,华人不可能在美国生存。(见遐思客,“‘白左’的名与实”,2019)。如果“白左”们的种族平等观念被认为是“政治正确”,应该被反对,那么应该支持“白人至上主义”吗?那不是和华人自己的利益有所冲突了吗?

连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周老师本尊”都说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言论自由、程序正义、种族平等、性别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机会平等、个体自由”这七项,概括起来叫进步主义。他自言自语说,这“难道不是普世价值吗?这有什么好争议?主张这很好呀?”但是他话锋一转,说“这个玩意是不是普世价值,我们先按下不表”。然后就开始批判黑人、批判民主党、批判LGBT、批判环保组织、批判移民等等。显然他是不相信普世价值的。但是他对“政治正确”的七项主张的总结是对的。

而特朗普竞选时就以打破“政治正确”为他的主要诉求之一,也即反对普世价值。他在竞选的时候以“政治不正确”为荣,比如在竞选造势大会上直接辱骂西班牙裔美国人是贩毒者、强奸犯,模仿嘲笑一个有残疾的记者。在6月20日的造势大会上,他把抗议者说成是“犯罪分子”,他的儿子把抗议者说成为“野兽”。其实把人当人,尊重他人,是做人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国的很多问题不就是因为不尊重人引起的吗?特朗普上台以后还立刻出台各种限制移民的措施,于人权与不顾。所以特朗普成了反“政治正确”的英雄,他其实是无视人类基本价值与尊严的反面典型,但是却得到了“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而这种“特朗普化”则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以及市场经济你死我活的竞争理念基础上的(见张晨晨上文)。这也是和华人作为少数族裔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的。

“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怼“白左”和“政治正确”有没有道理?

关于LGBTQ和移民问题,最近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决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违宪的。最高法院还裁决特朗普政府不能将那些从小随父母非法移民到美国来现在都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驱逐出境。从最高法院的角度来看(除了自由派法官外还包括支持这两个判决的保守派法官),至少这些保护人权的“政治正确”的确是正确的。“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两个问题上怼“白左”和“政治正确”已经是脱靶了。

那么在所谓的“破四旧”问题上呢?美国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禁止在其活动中展示邦联国旗、美国海军陆战队命令从自己的军事设施上出去联邦国旗的标志、弗吉尼亚的抗议者将邦联总统Jefferson Davis 的雕像拉了下来。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的雕像在多地被拉了下来或者在即将被拉下来的风险中。美国众议院也将在邦联做过高官后来又当过多众议院议长的四位人物的肖像摘了下来,因为这些人代表的是邦联的暴力偏见和种族主义。不过类似的努力在参议院被共和党人阻拦。

为什么人们要移除邦联将领或者官员的雕像呢?这些雕像最早大量出现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890年代,是白人反抗种族平等运动的一部分,是他们要种族隔离合法化运动的一部分。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些雕像是奴隶制的标志,是在提醒他们种族主义是美国民主的一部分。如果你认为美国黑人也是美国公民,应该享有所有美国公民的权利,那么这些雕像是应该被取下来。(见《纽约时报》Tariro Mzezewa,“The Woman Who Took Down a Confederate Flag on What Came Next” 2020/6/14)。

所以这些“四旧”是应该被破除的。“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脱靶了。正如张千帆所说,如果在天安门广场放个东条英机或冈村宁次的塑像,你们会觉得舒服吗?其实中国人不是老在抗议靖国神社供奉一级战犯的牌位吗?如果你觉得这样做不好,那么供奉南方邦联那些支持种族歧视的、为奴隶制而战的、企图分裂美国的、不爱国的将领不是也不好吗?你会竖立一个汪精卫的雕像吗?

如何矫枉才不过正?

当然,在和过去的历史对话的过程中,在清理历史、争取正义的过程中,有些行为是失之偏颇的。移除雕像、修改建筑的名称等应该有个合法程序,比如民意调查、议会讨论、行政首长拍板等等。如果是在大学,要征求学生和老师们的意见,最后经过董事会讨论决定,正如Clemson University或者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等学校那样 (见Inside higher Ed., Greta Anderson “Clemson Removes Calhoun Name from Honors College” 2020/6/15; Inside Higher Ed. Scott Jaschik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Will Move Confederate Monument” 2020/6/19)。或者像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那样,由市议会来决定如何处理奴隶制鼓吹者的雕像(见《纽约时报》Rick Rojas and Giulia McDonnell Nieto del Rio “On Painful Anniversary, City Says Statue of Slavery Defender Must Go” 2020/6/17)。

涉及到这些历史人物的雕像、名称等在全国还有很多,比如密西西比州旗中的邦联标志等。这次运动所引起的对这些标志的质疑、辩论、决策,甚至公投,会延续很长时间。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密西西比州参众两院已经多数票决通过“改旗易帜”,重新设计州旗,州长(共和党籍)也答应签署法案。这是一个两党合作、共同反对种族歧视、重建密州的开始。

在社会运动中,偏激行为是比较常见的。不过之后则需要进行弥补。比如英国西南部的Bristol城是17世纪的贩奴商人Edward Colston建立起来的,该城很多建筑物上都有他的名字。Colston的船队曾经贩运过84,000个黑人,其中的20,000人在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的路上死去。美国的这次运动波及到了英国之后,抗议者们(大部分是白人)把他的雕塑拉倒后扔到了海里。该市的市长是黑白混血,对这个雕像也很看不惯,觉得或许自己的一个祖先就曾经是Colston的奴隶。但是他命令将雕像捞起来,准备把他放在一个博物馆里,同时提供Colston的历史与背景介绍。(见《纽约时报》,Mark Landler “In an English City, an Early Benefactor Is Now ‘a Toxic Brand’” 2020/6/14/)。

有人认为把雕像拉倒是抹杀历史。不过将它放在博物馆里则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既尊重了历史,又彰显了正义的例子。对于其他有Colston名字的建筑物、街道或者组织是否要改名的问题,则应该由涉及到这些建筑和组织的人们自己通过民主程序来决定。对于丘吉尔在伦敦的雕像以及Cecil Rhodes在牛津大学的雕像,人们至少应该通过对话、通过对历史的比较完整的了解之后再用民主的办法决定怎么办。那些“特朗普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应该考虑的是自己国家遍布各地的雕像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也计划将放在博物馆大厅的Avery Brundage的雕像移除到一个展厅里,并配备各种介绍与说明。该艺术博物馆在1966年建馆的初衷是收藏他的8,000件艺术品。不过他之前是一个纳粹的同路人,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见《纽约时报》,Carol Pogash “Asian Art Museum to Remove Bust of Patron. That’s Just a Start.” 2020/6/16)

HBO决定将电影《飘》(乱世佳人)先下架之后,又在增加一些历史背景之后上架了,并不是像“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网红们所说的一去不复返了。全面呈现历史,提醒人们注意该电影的一些种族主义的描述、对奴隶制的美化,提醒人们要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这才合情合理。其实非裔美国人在Margaret Mitchell 的小说在1936年出版之后、在1939年电影上映之后,就对小说和电影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并发起了各种抗议运动,但是都被白人控制的主流社会嗤之以鼻,直到现在。(见《纽约时报》Jennifer Schuessler “The Long Battle over ‘Gong with the Wind’” 2020/6/15)。

在美国,右翼人士也担心如果移除南方邦联人物的雕像,是否也会移除华盛顿、杰佛逊等开国总统的雕像,或者为华盛顿州改名。《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见他的电邮群发言,2020/6/13)认为不会,因为我们纪念这两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蓄奴,而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民主国家的功勋。但是在俄勒冈的Portland,杰佛逊的雕像被拉倒了。所以说,在移除雕像或者修改地名之前,的确应该有一个大家协商、讨论、研究、决定的过程。但是总体的方向是符合世界文明的潮流的。

像华盛顿、杰佛逊这样有重大历史贡献的人的雕像或许不应该被拉倒,但是为他们的雕像补充上一些人物历史背景的介绍,还是有必要的。他们建国有功,蓄奴有罪,这是历史事实,应该被全面呈现(见《纽约时报》Charles M. Blow, “Yes, Even George Washington, 2020/6/28关于深刻认识奴隶制罪恶的论述)。

结论

总之,“特朗普化”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代表普世价值的人戴上一顶“白左”和“政治正确”的帽子,体现了他们自己在价值观上的自相矛盾,正如他们有意无意的种族主义是和他们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相冲突一样。而“特朗普化”的中国反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们在反“白左”和“政治正确”的同时,暴露了他们反对普世价值、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基本思维。这些思维方式是和世界文明的趋势相对立的,他们不光会将自己和世界上主流的民主国家对立起来,还会将中国进一步推向一个专制的深渊。这对谁来讲都是一个悲剧。

如上所述,美国的这次社会运动也有矫枉过正的问题,需要尊重民主程序的问题,尽管这个民主程序可能会非常漫长,远不如暴力推像那样会立刻见效。

现在的运动已经从对南方邦联时期对黑人种族歧视的标志开始,扩展到早期欧洲殖民时期的一些标志。比如哥伦布的雕像,便涉及到对美国原住民的歧视问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前的西奥多·罗斯福骑在马上的雕像(左边一个印第安人护卫、右边一个黑人护卫,标志着殖民扩张与种族歧视)也要被移除。

这是一个全面审视历史,正视历史上的错误与罪恶,吸取历史教训,让美国所有的人都受到尊重,都能够行使自己公民权利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辩论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只是因为警察暴力的加剧而更加凸显出来,并造成了一个历史的契机,逼迫人们正视以前他们所不愿意面对的历史。

当然移除雕像、更改地名远远不能达到种族平等的目的。更艰钜的工作是如何改革警察制度、司法制度、政治制度等,真正在日常生活中彰显公平与正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州政府和议会都提出了改革措施,联邦的参众两院都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连特朗普的联邦政府都提出了自己的警务改革措施。很多商业公司也出台了各种方案支持黑人就业、创业, 捐款支持社会正义计划等,比如Adidas, Amazon, IBM, Andreessen Horowitz, Apple, Estee Lauder, Facebook, FitBit, NASCAR, Paypal, PepsiCo, Pinterest, Sephora and Rent the Runway, SoftBank, Target, Trek, Viacom CBS, Walmart, WarnerMedia, YouTube, 等等。(见《纽约时报》Gillian Friedman “Here’s What Companies Are Promising to Do to Fight Racism”, 2020/6/22。)当然所有这些政府和企业的计划真正实施起来,真正改变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等现象恐怕还是要假以时日。

但是,中国那些“特朗普化”的知识分子用“白左”、“政治正确”、“文革”、“破四旧”等指控来污名化这个社会运动,是和美国的主流思潮格格不入的,尤其是很多白人都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时候。根据一个调查,在6月份的一个周末,纽约参加游行的人61%是白人,华盛顿则是65%,洛杉矶是53%。在另外一个全国性的调查中,71%的白人认为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是美国的一个大问题。(见《纽约时报》Amy Harmon and Sabrina Tavernise “One Big Difference about George Floyd Protests: Many White Faces” 2020/6/12)。

可见,反种族歧视如果说是“政治正确”,那么这个“正确”是普世价值,是美国的主流,也是世界文明的主流。所谓“白左”也不光是白人,而是各种肤色的人都有。只有特朗普和他的追随者们才认为这次社会运动是在摧毁历史、制造恐怖。同样的道理,只有“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才会说这是在“搞文革”、“破四旧”。可见他们和普世价值的距离有多远。

“特朗普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应该着力的是要像他们所批判的“白左”那样,跟上历史的潮流,进一步审视自己国家的历史,审视自己国家的那些雕像和其他文艺作品,看哪些雕像应该被移除,哪些雕像需要竖立,看如何才能够改革自己的警察制度、司法制度、政治制度,如何才能纠正历史上的错误或者罪恶,从而真正地使各族人民都能够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中。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花在批判美国的“白左”和“政治正确”上面,即使是资先生所说的无可奈何,也是脱靶的举动,是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和世界文明对立了起来。

注:作者是澳门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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