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7）
粟裕、叶飞差点死于刘英之手：闽浙游击区一场火并
共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牺牲」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火并。本文资料主要源二：
一、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印《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1983年8月22日）。
二、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一、临时省委
1934年7～8月，中共中革军委派遣寻淮洲、粟裕的红七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的红十军会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到极大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等被捕。1935年1月底，新败的抗日先遣队残部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中央分局根据政治局1月15日电令，责成闽浙赣省委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师长，刘英政委，全师538人，长枪445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挺进师」随即进入浙江，开展游击，创建根据地。这支赤军在闽浙边界进进出出，来回作战。同年4月，开辟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区。
10月，刘英（1903～1942）、粟裕的浙南「挺进师」与叶飞的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境不期而遇，会师的联席会议上，针对国民党组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国军对付红军游击队，而各红色游击区自从失去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联系后，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很为不利。[1]如果浙江、闽东、闽西三区取得密切联系，哪怕只在战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应，也会有利得多。在实际斗争的需要下，双方领导人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刘英提议由闽北的黄道同志任三块根据地的书记，黄道乃1923年入党的「老资格」。但因一时联系不上黄道，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共11人），来自中央苏区的刘英任书记，粟裕组织部长、叶飞宣传部长；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司令员，刘英政委。由于各游击队电台都已破坏，失去与中央与上级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遵义会议，「临时省委」只能日后再报中央与上级核准。
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区。叶飞看到刘英、粟裕离开浙南根据地没有后方，回旋余地太小，主动将闽东四块游击根据地中的鼎平根据地让给刘英；同时见突围后的挺进师仅剩200余人，再将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临时省委」初期合作相当愉快。
二、产生分歧
此前，浙闽两地红军游击队基本沿用中央苏区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公开建党建政。这套苏维埃运动策略，虽然有利于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但从长期来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此外，浙西南红区距离铁路不过数十里，白军以几十倍的力量压下来，一块小小红区，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受白军反复持久的打击。为此，粟裕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从实际出发，适当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也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加对敌斗争力量。当粟裕向刘英提出上述意见，刘英认为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十分反感，从此与粟裕产生思想上的分歧。[2]
1936年3月，国军罗卓英部经过几个月围剿，主力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刘英判断国军「围剿」已结束，要粟裕率「挺进师」返回浙西南。粟裕则认为国军主力虽集结城市与交通干线，但仅凭这一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结束，「挺进师」主力应仍坚持在广泛区域打游击，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敌情后，相机行事。因粟裕持异，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许信焜任「挺进师」政委。
「挺进师」抵达浙西南周边，了解到经过几个月「围剿」，浙西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其他领导干部除个别人走失，也已先后牺牲，保留下来的少数基层干部与部队，化整为零隐蔽起来。白军堡垒工事布得像围棋子一样，保安团队及地主武装仍在继续「围剿」，敌情仍很严重。这种形势下，「挺进师」如主动钻进国军包围圈，人家求之不得。「挺进师」政委许信焜坚持要执行刘英的决定，但粟裕只进入浙西南地区进行几次奇袭，随即转入更广大地区打游击，未「坚决执行」刘英指示。如此这般，加深了刘粟之间裂痕，并在临时省委及部队领导层传扬开来。
在与闽东领导人叶飞的关系上，刘英希望借重闽东独立师恢复浙南根据地，叶飞则认为独立师的首要目标是坚持闽东各区斗争，逐步恢复闽东根据地，再向外发展。此外，刘英提出内部肃反，派政治保卫局到闽东各根据地。叶飞最初不明白「肃反」怎么一回事，很高兴政治保卫局前来帮助工作。但政治保卫局的「肃反」很快扩大化，一些深受当地民众拥护的积极分子，甚至带头闹红的共产党员都被杀了，闽东群众一片愤怒，许多乡村爆发追杀政治保卫局人员事件，叶飞不得不紧急叫停「肃反」。刘英与叶飞的关系也出现重大裂缝。[3]
三、吃掉叶飞
在失去与中央及上级联系的情况下，浙南、闽东两地游击区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以「主力」自居。同时，因不知道遵义会议精神，受肃反扩大化影响，互相都有抓错人、杀错人等误会，因此双方都有气，以致产生矛盾。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矛盾、协调关系，但刘英却想「统」掉闽东，几次提出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借以调虎离山，使叶飞脱离闽东。粟裕不赞成，认为这样不利于闽东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亦不利于协调两个游击区的关系，而且也不符合成立临时省委的初衷。同时，对刘英派员出任闽东独立师政委，粟裕认为人选失当，不利于团结。但刘英拒绝了粟裕意见。
临时省委成立后，刘、粟、叶三位主要领导经常分开活动，省委工作实由刘英一人主持。刘英常常强行贯彻个人意见，引起闽东方面疑虑与反感，粟裕很为难，「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只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4]
1936年2月间，粟裕正转战浙闽边境，碰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便写一信托他带给黄道，希望威望很高的黄道同志出面召集会议，商讨三地游击区的协调配合。黄道（1900～1939），北京高师生，参与南昌暴动，1928年春弋横暴动领导人，创立红十军，历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赣东北特区委组织部长、闽赣省委主要领导。[5]刘英也曾给黄道写信联系过，对粟裕致信黄道十分不满，并引起恐慌。3月，刘英函示叶飞，宣布临时省委调叶飞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来省委。此时，粟裕是组织部长，「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1936年2月，叶飞在福建政和县见到闽北领导人黄道，向他介绍了闽东、浙南的情况，也谈到闽浙临时省委的分歧。叶飞提议成立闽浙赣省委，请黄道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三块游击区。黄道对采取统一行动表示赞赏，但提出一项条件：闽浙临时省委必须对前期工作做出总结，并恢复浙省根据地，然后才能成立联合的闽浙赣临时省委。叶飞回来后，在刘英召集的闽浙临时省委上，汇报了与黄道会面的经过及其意见。这无疑是对刘英的打击，一直谋求建立三地省委的刘英此时改口：
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已经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又何必去建什么闽浙赣省委？有错误我们自己会纠正。如果你们有意见，那叶飞来当书记吧。
叶飞很惊愕，促成三块根据地的联合，绝不是为了个人权利。他生气回绝了刘英的嘲笑，临时省委会议不欢而散。
1936年6月，刘英以省委名义取消闽东特委，将闽东特委属下的三个办事处上升为特委，调叶飞到省委工作。这一决定遭到闽东特委一致反对，决定不执行刘英此令，叶飞仍实际领导闽东特委。刘英越来越感到叶飞对他领导地位的威胁，终于下决心除去叶飞。
1936年秋，活动于浙南庆元县境的粟裕，接到刘英以临时省委名义的来函，要粟裕趁与叶飞见面之机，将叶飞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
刘英手令：
你要借会面的机会将叶飞逮捕，派专人押解鼎平。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响命令执行的任务，都将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监督执行的部队随后就到，望速决。
粟裕十分震惊，不知发生什么事，认为矛盾应在会议桌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手段，但又不得不执行刘英命令。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庆元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重兵围捕，即发生火并王伦式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
粟裕深知此时如将叶飞押至刘英处，已负枪伤的叶飞将很危险。「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南阳事件导致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
叶飞脱险具体细节：
叶飞随行的一个连，一部冲出挺进师包围，大部被缴械。押送途中，突遭国军袭击，挺进师迅速撤退，独立师的人乘机跑进丛岭，叶飞被挺进师执法队打了一枪，跃下悬崖倒挂半山树上，同行陈挺跑回救援，叶飞幸免一死。当他们赶回闽东独立师驻地，独立师群情激愤，要求出去与挺进师拼命。叶飞以「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压住部属，未对挺进师采取报复，避免一场更大内讧。当然，闽东特委只能退出闽浙省委，中断与浙南根据地的合作。[6]
四、粟裕被捕
粟裕未能解押叶飞到达省委所在地，刘英立即召开缺少闽东特委的闽浙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叶飞、邵英平的党籍；同时提出「分裂省委」的问题，指斥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会上，刘英还将转战浙闽边境、致信黄道、放掉叶飞，一一说成粟裕「分裂省委」的具体行为。此前浙西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刘英对闽东主要负责人进行声讨，对粟裕进行斗争。因闽东已退出临时省委，无法对叶飞开展「面对面斗争」，粟裕成为主要斗争对象，派一个班将他看押起来。
经过一周反复思考，粟裕从「不能分裂」的大局出发，被迫违心做了「声明」（检讨），斗争才算结束，获释出狱。此后，粟裕与刘英分开活动。刘英主要在浙南，粟裕则活动于浙赣线南侧与浙西南。虽然在总的方面仍然配合，但只在各自区域内活动，「互相之间心存戒备，每当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并且不住在一个房子里。」1937年2～10月间，双方完全失去联系。刘、粟、叶，各干各的，各打各的游击。
五、刘英遗文
抗战爆发后，「挺进师」编入新四军，闽浙边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刘英留在浙江，任省委书记，并为浙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团长；1938年12月，再任闽浙赣三省特派员。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往浙江急电：「饬速处决刘英」。18日拂晓，刘英被杀于永康方岩马头山。
原本人逝事远，何况还是「省部级」烈士，这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尘封于中共党史的褶皱间。偏偏刘英同志对这一段内讧耿耿于怀，1940年夏在皖南泾县新四军部撰文〈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对这场「路线斗争」做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陈述。该文1954年8月《闽浙皖赣边区史料》，再挑事端，引起浙南游击区一些老同志的不满，内有一段：
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了对××（按：应为粟裕）问题的处理……讨论了××同志三次声明书，并通过了省委给×同志的一封信。……解决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开展了反××为首的取消总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团结，取消浙江工作的错误斗争，使挺进师及闽浙边全党的同志更加团结和巩固。
粟裕直到1980年才读到此文，12月28日，他致信总政、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陈述意见：
我认为其中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一些重要观点也不能同意，而且里面违反实事求是地点了好多人的名。这篇文章的题目虽似个人回忆录，其内容却是对那一地区党的工作和斗争做总结性的阐述。刘英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没有同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交谈过，事后也没有送给我们看过，因而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为免研究党史的同志把这篇文章作为组织文件来对待，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7]
闻悉这场内讧，汗毛倒竖，阵阵骇怖。南方三年游击战，钻山林、宿野外，强敌环伺，每天拎着脑袋「闹红」，如此弱小还闹不团结，猜疑争权，甚至差点「你死我活」。既要防外面的「国」，还要防内部的「共」，革命确实「相当不易」。用今天的眼光，这场「起于萍末」的内部裂争，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议会道路」便可解决。从根子上，还是没有建立对待不同意见的民主机制，这才一遇「不同意见」便滑向暴力——「最后解决」。
那会儿若真「解决」了粟裕，那么此后还会有「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从这一角度看，历史书写确有相当偶然性。
这场省部级「路线斗争」，一直端不上台面，亦属「负面新闻」，不易「扩大化」，直至1980年代才一点点被「回忆」出来。
张闻天遗孀刘英回忆录中也记述一则红色负闻：1934年4～5月，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被抽调任杨殷县扩红队长。杨殷县乃红区边境县，赤白往来，扩红难度很大。潘汉年向中央局组织部长李维汉反映实况：不少壮丁跑往白区。李维汉一听，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扩红突击队长」给撤了。1935年2月10日，红军在贵州扎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谁都可以上台控诉左倾，「右倾」的潘汉年仍不敢上台，只在台下捅捅刘英（后为张闻天妻）的膀子，撺掇她上去「放炮」。[8]难讲真话，那会儿就开始了。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解决内部异见的程序设置，实在是重要之至的人文进步。
2014年，陈毅之子陈丹淮少将（1943～ ）对「南阳事件」的性质有一段分析：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刘英把个人当成了党，这种错误的观点已经危害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了。[9]
中共党内斗争一直延续到「九•一三」，直至今天的拿下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包括借刀杀人的长征时故意不带走的瞿秋白、何叔衡。
初稿：2013-1-6～8；补充2014-6
[1] 刘英：〈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页289。
[2] 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1983-8-20），页11～12。
[3] 陈丹淮：《叶飞与闽东六变》（下），《档案春秋》（上海）2014年第6期，页14。
[4] 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1983-8-20），页12。
[5] 陈毅：〈纪念黄道同志〉（1943-9），《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16期转载，页3。
[6] 陈丹淮：《叶飞与闽东六变》（下），《档案春秋》（上海）2014年第6期，页14～15。
[7] 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北京）第8期（1983年8月20日），页26～27。
[8] 刘英：《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63～64。
[9] 陈丹淮：《叶飞与闽东六变》（下），《档案春秋》（上海）2014年第6期，页15。
原载：《同舟共进》（广州）2014年第9期
转载：《城市商报》（苏州）2016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