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西安事变的“后来”——隐于史褶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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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1)

西安事变的「后来」——隐于史褶的细节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最后秉承「远方」(莫斯科)旨意,和平解决,25日放蒋回宁。这一解决方案,明显有利于莫斯科与中共。

事变前,早在1935年9月1日,周恩来秘函陈果夫、陈立夫,要求「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临颖神驰,伫待回教。」接着,1936年周恩来、潘汉年(代表第三国际)在沪宁与陈立夫、张冲秘密谈判,中共接受国府的四项原则——

① 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② 取消一切反政府之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③ 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军事委员会的统辖,担任抗日战争之任务。

④ 取消苏维埃组织,改为行政区,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1]

不过,中共的谈判乃为「拖刀计」,以期国军放缓对陜北赤区的军事压力,中共利用抗日为幌,竭力怂恿张学良、杨虎城扣蒋,准备押蒋至赤区公审;事变后莫斯科高压干涉,《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消息报》(赤俄政府机关报)严厉谴责张杨为卖国贼与日本代理人,斯大林致电中共「立即释放蒋,否则我们将断绝与你们的一切关系。」「如果中共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2]斯大林希望中国能替苏联挡住东方野心勃勃的日本,以防日本北攻西伯利亚,不愿中国重陷大规模内战,日本坐收渔利轻取中国,然后全力北攻苏联。中共则从此免除被国军围剿的窘迫,能够「合法」生存。最终,「西安事变」使中共躲过一劫,得以喘息,「龙兴」延安,也是张学良晚年不愿再回大陆的心病。

不过,「捉放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来说相当不划算了,等于「陪着玩」,白白替红军得罪顶头上司,以后怎么过日子?东北军失去少帅、一蹶不振;十七路军则被分化散编。那么,年资较长的杨虎城(1893~1949),在张学良送蒋被扣后,真实心态如何?造成东北军「二·二」内讧这一重大事件,实况如何?多数国人一直不知其详。笔者偶涉南汉宸之子回忆录,得窥此间一些真相。

少壮派哭谏

南汉宸(1895~1967,文革自杀),山西洪洞人,辛亥时期就与同学组织家乡两千余民军,带到太原编为敢死队,直接开拔娘子关抵御清军。可惜晋燕联军功败垂成,敢死队随即遣散,南汉宸重回师范读书。1926年,南汉宸由著名中共党员刘伯坚介绍入党,长期供职西北军,与杨虎城关系特铁。1929~1931年,南汉宸一直任陕西省长杨虎城的秘书长。因传出「秘书长专政」,陕政越来越「红」,蒋介石发了通缉令,杨虎城冒险送他出洋。西安事变爆发后,精明的周恩来为方便与杨虎城沟通,电令时在北平的南汉宸急赴西安。等南汉宸辗转赶来,蒋介石已被放回、张学良被扣,杨虎城整天被东北军少壮派围缠,要求拼死反抗,要回他们的少帅。这些少壮军官均为张学良一力提拔,与少帅感情很深。

事变之初,12月16日,何应钦下令「讨伐」,数十万中央军开进潼关,飞机轰炸渭南与赤水车站。杨虎城就意识到十七路军可能要作牺牲,对部下说:「把这个摊子(指十七路军)摔了,响!值得。」即为改变全国抗日形势,十七路军「响」这么一下,值!不过,这会儿他当然不知道会「牺牲」到哪一步。等到决定「放蒋」,自己还是必须听命于蒋的部属,牺牲的「意义」才真正凸显出来。

杨虎城(1893~1949-9-6),陜西蒲城贫家之子,「出生于无赖家庭,他的母亲讨饭把他养大,小名杨九娃,讨饭吃的孩子,当然谈不到上学读书,没有受过甚么教育,而且秉性很恶劣,自幼就偷鸡盗狗。」入伙栒邑山区土匪(雅名「刀客」),再投绿林石宜川部当勤务兵。[3]24岁赋诗:「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时任西北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

1937年1月,杨虎城一方面受东北军少壮派压力,另一方面又囿于中共「和平解决」定调,前后无法动弹,处境尴尬。下旬,他对老朋友南汉宸说:「昨天,东北军少壮派六十多个人,围坐在我的客厅里痛哭流涕,闹着硬要我率领他们跟南京方面决一死战,营救张汉卿(张学良字)。这可叫我为难哩!」南汉宸只得根据延安中央的精神:「这事我也听说了。仗是千万打不得,你一定要稳住,还是要劝劝他们。周公(周恩来)说,要帮助他们认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伟大战略决策的深远意义。」杨虎城摇摇头:

是啊,我也对他们劝说了,根本没法说通。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慷慨激昂,那种同仇敌忾的精神和悲愤欲绝的情绪,也实在让人感动哩!他们除了打仗、救张汉卿,别的啥话也听不进去。

南汉宸只得鼓励杨虎城:「你现在一定要坚持和平解决。不然,下边非乱不可。」杨一阵沉默,叹了口气:「实在难哩!早晚还得出乱子。」

杨虎城深夜突访

1月26日,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表示服从中央,所部撤至指定地区。[4]

1月27日,杨虎城发现南汉宸上了东北军少壮军官要除杀的黑名单,次日凌晨三点突访南汉宸。进门后,反手关上门,重重倚在门上。南汉宸披上大衣请他落坐沙发,杨情绪不好,交叉双臂,疲乏地:「我就站着谈吧!」沉默了一会,开始低沉说:

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情同你谈。我们两人是十几年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纯朋友关系,一部分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方面,十几年来我是对得起你的。1928年在皖北的时候,你们要暴动,蒋介石又派韩振声到皖北要我逮捕你,我不肯,我当时宁愿抛开我的部队,去了日本,我不愿同你们决裂。1930年入关以后,我用你当秘书长,1932年冬,黄杰兵压潼关,持蒋介石命令要逮捕你,我不惜冒着引起战争的危险,将你放走。从此我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坏。因此,在政治上我是对得起你的。

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一来到时,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汉卿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介石的部下,蒋介石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介石?所以,和平解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我们现在的政治关系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是我仍愿与你保持纯朋友的关系。现在局势的发展很险恶,不知道会演变出什么事来。我现在把你送到我老太太家里去(三原县东里堡),你在那里是安全的。你今后不要再过问西安的事情。

杨虎城说完,深深吁一口气,重重靠在门板上,一动不动,不再吱声。

周恩来定策

南汉宸知道杨虎城这番话不单单对他个人所说,而是要他带给中共代表团。形势的确很乱,有可能爆发内战,杨虎城为事变作出很大牺牲,受到各方重大压力,处境十分艰难,已无力掌控局面,内心极为焦虑、彷徨、痛苦。虽然很理解杨虎城,南汉宸仍只能如此回答:「我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离开党的工作,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目前的局势怎样处理,我马上就去找周公研究。」杨虎城点点头,转身拉开房门,轻轻走出去。南汉宸穿好衣服,摸黑匆匆赶往中共代表团住所。

此前几小时,周恩来刚刚遭到少壮派军官围攻,他们先苦苦哀求,然后威胁要挟,口口声声要求红军出兵帮他们打中央军,营救少帅。张学良机要秘书「苗疯子」苗剑秋(1902~1989)大哭大闹,张学良卫队团长孙铭九(1909~2000)一面哭一边向周恩来下跪,久久不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及代表团工作人员再三解释劝说,这批军官才于半夜时分离去。

周恩来一听南汉宸的汇报,进一步感觉形势严重,要南汉宸转告杨虎城,中共方面一定对得起朋友。他与叶剑英天一亮就要赶去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西安,告知中共方面的「战」「和」态度。三原红军司令部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杨尚昆再三研判,认为虽然不该打仗,但从西安现实情况来看,如果红军坚决反对打,则会失去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信任,西安已经出现「红军出卖朋友」的声音。针对时局,周恩来主张暂时保留自己一方的主张,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致主战的情况下,全力支援他们打好这一仗,与朋友同进退。当晚,周恩来、叶剑英赶回西安,向杨虎城传达了红军的这一决定。

这里,中共长期遮掩一截重要事实。1月,潘汉年作为南京密使来西安,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怀疑其身分逮捕了潘,从他身上搜出国共直接谈判的文件,内有划赤区为特区、提供军饷、共产党合法等,国民党方面签署人为张群。苗剑秋执持文件质问周恩来:

为什么出卖我们「三位一体」协议?你们为什么单独谈判?难道这就是你们同意让张学良去南京的原因?这叫什么统一战线?现在谁还能作红军的朋友?你们不能在西安保持统一战线,怎么能在全国保持统一战线?

苗剑秋与周恩来谈了六小时,坚持与南京谈判前必须释张,但未能达成协议。苗骂周:「你真不识时务,是个蠢人。」这才有1月28日周恩来要车回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说服中共接受「生死与共」,并明确对苗剑秋表示「你是正确的!」

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本就不愿与中共结盟,当他们发现周恩来与南京单独谈判,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个决裂的借口。」

周恩来也是迫于斯大林的压力,被迫从「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对妥协解决「事变」也是一肚子不满意。2月1日,周恩来约苗剑秋谈话,说了一段相当违反党性的话:

我很担心、我很担心,如果现在用投降解决这个事变,那么一切都完了。你说的都是对的,现在我才体验到李立三和陈独秀当时面临过的困难。[5]

最高军事会议

1月29日,少壮派军官提议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主和的高级将领与主战的少壮派中级军官争执不下,闹翻了。1月31日,张学良临行前委托指挥的51军军长于学忠从兰州赶来,连夜召开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少壮派军官列席旁听,火药味极浓。

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出席会议,几名少壮军官列席。会议由杨虎城主持,宣布开会后,谁也不说话,长时间沉默,气氛紧张。杨虎城:「请周先生先讲吧!」周恩来原本就定策观风向而定,不便先说:「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准,还是请你们先讲。」杨虎城转向于学忠:

张先生临走时,下手谕东北军由孝侯兄负责。现在就请孝侯兄代表东北军发表意见,不要推辞。

于学忠沉默一阵,断断续续说:

我刚从兰州来,不了解整个局势的情况。到西安后,东北军内部有的主和、有的主战,意见很不一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不应该打仗……

于学忠表态主和,在座者略感意外。接着,于学忠从政治、军事、营救少帅几个角度阐述了不该开仗的理由。于学忠讲完后,杨虎城问王以哲、何柱国的意见,两人都表示同意于学忠的意见。这样,东北军负责人一致主和。

杨虎城此时说:

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不知周先生意见如何?

会议开成这样,周恩来露出笑容,顺水推舟:

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我们为了团结,只要你们两方一致主战,我们也可以暂时保留我们的主张。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的。

最高军事会议开了六小时,列席的少壮军官没有发言权,看到高级将领一致主和,敢怒不敢言,加上会场内外戒备森严,他们无可奈何,但深受刺激。

最高军事会议没有向三军发出作战命令,而是向南京方面派出和谈代表。[6]

2月1日,西安派员前往潼关谈判,中共派出李克农。几人在城门处遭少壮军官拦截,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于学忠住地,要于放弃成命。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欲执行军纪,特务团一部才被迫撤去。

此处必须交代一关键细节:中共一直凸显周恩来劝阻张学良送蒋回宁,既英明亦义气。而事实是周恩来直到12月28日还对日本赶回的张学良政治顾问苗剑秋说:「我相信他很快就回来。」事实上,蒋介石也不同意张学良陪送南京:「这于你是不利的。」蒋的这一诚恳态度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结束「事变」。[7]

「二·二」政变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少壮军官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集会议,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妥协决定。

政变一发动,军长王以哲首先被杀。事实上,王以哲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周恩来30日晚传达中共「同进退」时,王还曾一度「主战」。但少壮派此时已将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军将领都视为障碍,孙铭九指挥的特务团在城里四处搜杀「妥协派」,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作用的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何柱国等主和将领躲入杨虎城公寓,才幸免于难。

「二·二」政变只持续一天,三日凌晨,前线部队撤下来,少壮军官难以取得指挥权,各部迅速分化,均反对「政变」,表示宁可听命南京中央。支持政变的,除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及城内激烈左派,少壮军官在东北军内部明显孤立,陷入进退两难困境。

三日上午,苗剑秋、孙铭九等清楚意识到他们无法控制东北军,政变已造成严重后果——东北军三个师宣布「效忠中央」。他们不得不找到周恩来,「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协助平息此事。周恩来一方面批评「杀王」,一方面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请两人出面「善后」——主持局面。同时,考虑到中共与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剑客」的长期密切关系,周恩来派刘鼎(驻张学良司令部中共代表)带「三剑客」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中央」,脱离西安。紧接着,深为张学良信任的东北军105师也转身与潼关中央军接头,捕杀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中共秘密党员)等东北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如此迅速分化,西北「三位一体」已难维持。

毛泽东数电周恩来:「二·二」首犯必须枪决,无论左派还是党员,否则无以弥合东北军分裂,从犯也不能收容。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二·二」事件后,少壮派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长于文俊被剖腹,四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了,机要文件被烧毁,孙铭九的特务团及抗先队被迫远避邠州,「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东北军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这种情况下,不宜再打击少壮派,否则助长南京方面气焰,便于敌方收买与各个击破。周恩来对东北军的情况当然比毛泽东看得清楚,延安迅速接受其建议。

「二·二」事件极大分化东北军。几天后,蒋介石宣布所有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驻留原地,其余东调豫皖,接受整编。东北军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其余因「二·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四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很快为东北军上下得知,一些将领甚至怀疑四人所为乃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急于离开这一贫瘠的是非之地。

十七路军解体

「二·二」也深刻影响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二·二」后,东北军将领对杨「甚误会」,怀疑杨会不考虑东北军的死活。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至,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必难生存,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只好离开部队。

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部开进西安。次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驻西安。随后,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分别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瓦解。3月初,东北军东调。不久,蒋介石明令撤销十七路军番号,着杨虎城出国考察,升其部下孙蔚如为军长兼陕西省主席,冯钦哉升任军长,调出陕西。其余部队由杨虎城自行提出安置方案,李行中为师长,许权中为李行中师的旅长,赵寿山为师长。这些都是杨虎城的基本部队,这两个师编好后,所有军官都安置在这两个师里。南京同意这一方案后,杨虎城离西安赴上海准备出国。出国前,在上海身着将军礼服照了半身八寸照片,连同〈出国告官兵书〉分别寄赠原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8]

西安事变前,十七路军共有两个整编师、三个警备旅,再加上直属部队,总计28个团,六万余人。事变后,师长冯钦哉率部投蒋,被蒋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接着,警备第一旅王俊部、警备第二旅两个团、四十九旅先后倒向南京,「反水」共计14个团,两万余人。十七路军余下不到四万人,编为第三十八军。自此,十七路军由地方实力派,一变为出身不正的中央军旁系杂牌。

至于杨虎城,当然为蒋介石深忌。1937年1月31日,戴笠给部属的密电明确表达铲除杨虎城的意图。[9]6月29日,杨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家」身分被迫赴欧美。「七·七」后,杨虎城多次电求回国,请缨杀敌。10月2日,接宋子文电「似可回国」。1937年12月经香港回国,与秘书、家人在武昌软禁,长期关押。[10]1949年春,国共重开和谈,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释放,但命令未被执行。1949年9月6日,毛人凤受蒋介石指示,将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幼子「小萝卜头」,处决于重庆戴公祠。

近年,杨虎城被北京表彰「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百位英雄模范人物」,其英雄模范事迹当然就是使中共起死回生的「西安事变」。

初稿:2013-12-15;后增补。

附记

1960年代中期,张发奎在香港评点张学良(去世后才能发表)——

当时他也许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误以为它是爱国的。我视张学良为一个非凡的人。他敢陪伴蒋先生回南京——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这对任何人都是不平常的勇举。毕竟,任何人也不能保证他不会被杀。早先去欧洲时,他一下子就戒绝了鸦片烟与吗啡针,那可不容易。……蒋先生对张学良是宽宏大量的,倘没有蒋先生要求宽大处置,张学良一定会被判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张学良劫持党国领袖罪无可赦——但蒋先生刀下留人。可是蒋先生的亲戚、卫士蒋孝先等四百多人被杀了。假如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张学良,或者干脆放了他。当然,设若杀了张学良,蒋先生会被人指责不够义气,正如我所说:张学良本来不应该陪伴蒋先生回南京。

刘乙光(1903~1982),湖南永兴人,黄埔四期政治科,中央警校特训班毕业生,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4月脱离;国民党中央党务军训队长、中央政校教官、政工队长、政训室主任、复兴社特务组长;1936~1962年军统张学良管理处中校主任,1948年少将。张学良软禁后,最初每天百元西餐,餐餐成席,配备轿车、轿子、游船、白马、按摩师、厨师。黄山去萍乡,客车8辆、拉夫15人;贵阳期间,每月重庆运来一卡车物品。台湾新竹,省府月拨25万元,每四天买半只猪,鸡鱼整筐购入。[11]

[1]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台北)1994年,页193~195。

[2] 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8~12。

[3] 孟伯谦:《回向人道》,亚洲出版社(香港)1953年,页55。

[4]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纽约)2008年,页199。

[5] 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8~22。

[6] 南新宙:〈南汉宸的故事〉,《红旗飘飘》第2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页65~120。

[7] 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党英凡译,群众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7、23。

[8] 童陆生:〈杨虎城将军散记〉,《革命回忆录》第9辑,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32~144。

[9] 台湾国史馆藏档:144-010114-0002-068。

[10] 陈雁:〈戴笠遗档中的「西安事变」前后〉:《世纪》(上海)2014年第2期,页38~39。

[11] 《张发奎口述自传》,夏莲瑛记录,胡志伟译注,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12年,页166、241。

原载:腾讯网「大家」2013-12-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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