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66,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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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粮”是怎样征集的(五)

剥夺一切有产者乃致富裕户的财产,掌控全国一切的人和物,以此达到建成一个强制性的乌托邦的目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终理想。列宁有幸成为这个理想的第一个具体的实践者,在俄国历史上呼风唤雨折腾了六年多,留下了一份红色遗产——苏维埃体制。感谢闻一先生在他的大作《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中,以丰富详实的史料,讲述了列宁同志从1917年到1920年的那些“革命”事儿,让我们学会了从片面中感知全面,对当时的历史真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也让我们因此能对历史保持一种理性的情愫,并且懂得要坚守一个基本的底线: 即使没有条件全说真话,但决不说没有根据的假话。

下面接着看闻一先生的讲述:

贫农委员会通过这样的决定和这样的管理方式,将农村对地主和寺院土地的剥夺的职责承担了起来,并且以最极端的方式和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土地法令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一切土地: 国家的、皇族的、寺院的、教会的、工厂占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等等的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仅在彼得格勒省,在1918年秋天,就全部完成了对地主庄园、寺院和教会的土地的没收剥夺工作,到11月1日,被剥夺的土地总数达到了58.62万俄亩。贫农委员会根据上级的指示,开始在这些土地上组织共耕社、合作社和公社等集体农业(看来,中国五十年代农村的互助组、合作社、公社应该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产物),负责对本村本乡土地的分配和使用。

1918年秋天,彼得格勒省召开了全省的贫农委员会代表大会,会上作出了一个决议: 为了支援前线红军作战,组建贫苦农民样板军团。彼得格勒省卢加县别里斯克一西亚别尔斯克乡贫农委员会作出的一个决议反映了组建这种样板军团的事实:“我们,别里斯克一西亚别尔斯克乡14个村社的代表声明,所有劳动贫苦农民与世界反革命最后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这些真正的苏维埃政权的保卫者必须站出来保卫我们革命的成果和支持国际革命。为此我们应该组织并从每个贫农委员会派出最优秀的同志,不是派两个,而是要尽可能多派。劳动人民的所有敌人,滚开!贫苦农民在前进并说要作出严厉的审判!”另一个乡的贫农委员会的决议也几乎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我们声明,我们将不惜力量、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将挺胸捍卫我们夺得的珍贵的自由。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并决心斗争到底。我们所有的人将像一个人一样站到红旗下……我们所有的敌人死去吧!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摧毁的。”
……彼得格勒省最后组建起了三个由“最优秀的贫苦农民”组成的样板军团。这个倡议也影响和扩展到了其他省份和地区。经过这种组建工作,

除了样板军团,贫农委员会在乡村里也就有了自己的武装,把“枪杆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贫农委员会的武装就成了剥夺富农的武器,成了农村中一部分农民讨伐另一部分农民的力量。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阶级矛盾和斗争就一直存在。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富人和穷人的阶级斗争便升华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便是一个挑动穷人斗富人的大师。十月革命(政变)成功后,他在全国范围内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穷人对富人的嫉妒心理,有计划、有目的地将地主富农、资本家、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抓、杀、管,让流氓无产者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尽占先机。组建贫农委员会,一是为了更快更多地掠夺粮食,二是为了让最忠顺的打手走卒占据乡村政权,巩固红色根基。

利用贫农委员会这种痞子团伙统治农村的恶果很快显示出来了。民怨沸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将自己孕育出的苦果处理了。下面请看处理过程:

贫农委员会成了农村中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它可以剥夺粮食和财产,可以没收地主和寺院的土地,可以分配土地,负责实施土地社会化法令,可以决定村中乡里的大小事宜,它还可以动用武力对不交粮食的“富农”和被指控为是苏维埃政权敌人的人实施讨伐。贫农委员会最终成了乡村的真正的权力机构。贫农委员会权力的扩大和膨胀,就在实质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这个问题,在1919年春天已经被许多中农告状告到了中央,告到了列宁那里。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沃洛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库尔班戈乡涅克拉索夫村等几个村的自称是“中农和贫农劳动者代表”的农民把状告到了列宁那里。

他们在信中对贫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进行了指责,为自己的处境辩护:“我们是农民劳动者——中农和贫农,我们从来就不是资产者、投机商、酒鬼、小偷、懒汉寄生虫。无论他们属于上层阶级还是底层阶级,但您现在庇护他们并把生死攸关的国家改造重任委托给他们。我们一辈子闲不住双手,操劳不息。我们,恰恰是我们,肩起了国家和社会的重担和需求。富人耍心眼,花钱逃避国家和社会的捐税,而懒汉又什么也交不出来,他们因为懒惰抛弃了土地和农活,一点不学好,游手好闲,偷盗赌博,全靠我们干活养他们。您却把信任和政权交给这些人。他们在地方当权,从来也不去想法提高和改善人民的劳动水平,只是掠夺和没收靠艰苦不懈的劳动和节俭积攒起来的财富。他们的懒散和专横让我们都怨恨您。要知道,这都怨您。您为什么庇护懒汉和坏蛋,并且通过他们进攻我们劳动者呢?我们贫农劳动者和中农劳动者给您写信,请您不要剥夺我们的劳动,而要迫使那些投机的懒汉干活,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有力气和精神。”这些农民在信的最后说:“如果认真查看,详细调查大家的生活,那么,这些懒汉穷人比我们富一千倍。”

这样的信件在当时为数不少,但能幸运落到列宁手上的并不多。这封信全亏了在中央工作又认识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莫斯塔科娃。她把信交给了列宁,列宁看后没有指责这是富农的进攻,而是认为此信所反映的情况涉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农村中出现了侵犯中农利益的事情。列宁让克鲁普斯卡娅起草了一个电文,交内务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查办。克鲁普斯卡娅的电文如下:“致沃洛格达省卡德尼科夫县库尔班戈乡苏维埃。请在所有村庄里在编制苏维埃选举的选民名单时,应将中农列入,只有众所周知的富农才能排除在外。在编制名单之后,应重新组织苏维埃选举。对此将进行检查。不能正确编制选民名单者将承担责任。”

但莫斯塔科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遭到了冷遇,她被指责为是“支持富农的人”。克鲁普斯卡娅为此不得不在3月22日给彼得罗夫斯基写信,对农民们所控告的贫农委员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贫农委员会的横行不法、为非作歹也毕竟是事实。就其成员看,他们不是最贫苦的农民,而是当地一些不干农活的人。……
“我觉得,我也深信,很大一部分所谓‘富农’暴动发生的原因就是这些任用负责人员的‘委员会’自行其是,不受监督。他们打着‘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旗号,处处树敌,把希望撤换‘委员会’任用的人与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混为一谈。
“我觉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足够多的论据,要求改善我们对中农的态度,要求党的负责干部向选民汇报工作。莫斯塔科娃现在担心,不是给他们那里派去监察组以便公正地揭露真相,而是派遣讨伐队去镇压决定向列宁求助的农民,或者通知地方当局去迫害他们。
“对敢于向列宁告发地方上无法无天的人进行迫害的事例,在各地屡见不鲜。因此,我务请您必须谨慎处理此事。”
同一天,列宁还亲自给彼得罗夫斯基便函,要求他检查这封电报的执行情况。五天后,彼得罗夫斯基才给被控地方苏维埃的领导人写信:“请您专门指定人调查此事,派一名精明能干的同志向列宁同志汇报。也许这里有我们对中农的方针。总之,应当研究事实。”彼得罗夫斯基对农民信件的看法显然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有差异,他并不认为应该督查贫农委员会的违法行为,而是让地方苏维埃的负责人“研究事实”。可见,即使列宁亲自干预,贫农委员会中的违法事件在当时也是难于查办的,因为它牵涉到了军队、全俄肃反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地方苏维埃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关系。

即使到了这时,列宁也没有改变他对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态度和决策。不过,他开始关注起中农来了。1918年12月8日,列宁在谈到乡、村苏维埃的改选时说:“只要意识到政权应当依靠工人、贫苦农民和中农,那么从最基层把劳动群众单独组织起来的一切困难都会得到克服。”列宁还提出:“中农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只是动摇不定,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他们会转到我们这面来。”列宁的话透露出了一个信息: 一切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一切也不可能都会是永远正确的。

如何对待中农,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农村维持统治的一个重大策略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列宁确实是一个能灵活运用策略,政策能够随机应变的革命谋略大师。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的基本路线,即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城乡资产阶级,争取中立中农的路线。但时间不长,国内战争开始,这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后,中农日益增多,农村逐渐中农化。仅仅一年后的1919年初,中农人数占全国农村人口的60%。这样,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农成为农村的基本力量;中农一方面是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另一方面又是红军的主要兵源。而这两点对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至关重要。这样,中农的思想倾向和政治态度对国内战争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红军的大部分成员就是穿着军装的中农。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采取中立中农的政策,中农的态度往往倾向于富农一方。内战开始后,中农对布尔什维克的粮食专政难以接受,常常站到富农一边参加暴动,反抗苏维埃政权的各项粮食政策。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何把中农从富农那里争取过来,就成了布尔什维克维持政权的关键问题。

1918年秋天,列宁提出了同中农妥协、对中农让步、同中农结成联盟的口号。到1919年初,列宁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3月12日,列宁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说:“富农是我们的死敌,对他们除了镇压之外,不能指望别的什么。中农则是另一回事,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列宁还认为,中农与富农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剥削他人的劳动,但中农又是动摇不定的。他们今天拥护我们,明天却拥护别的政权;一部分拥护我们,另一部分却拥护资产阶级。列宁还表示,我们对中农说,即使你们拥护苏维埃政权,我也不想强迫你们加入公社,我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强行赶入公社,也没有这种法令。如果地方上有这种情况,这是违法乱纪,必须把负责人撤职,交付法庭审判。中农站在两个阵营之间。应该同中农妥协,向他们让步。在这里,列宁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工作的纲领: 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全部财产剥夺;对富农则不全部剥夺其财产;对中农采取说服,要用示范和劝说来争取他们。

这些策略应该是有利于布尔什维克争取笼络多数农民的。但是,内战开始后,随着余粮征集制的实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中农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富农的打击面过大,难免伤害中农的利益,导致中农对苏维埃政权有一种明显的对抗情绪。为什么当时富农的势力那么强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中农支持富农反对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所面临的对手往往是富农和中农的联手,这使苏维埃政权常常处于下风。列宁虽然在理论上强调与中农妥协,实际上对中农仍存在着一种偏见,将中农看成是小生产者,每时每刻地都在产生资产主义。列宁这时只是将中农当作妥协对象,而没有当作联合对象。这样,中农的利益在苏维埃政权那里就不会得到保证。这就是广大中农为什么愿意跟着富农走的原因。列宁在中农问题上的决策偏差,使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列宁通过农民一次又一次的暴动,认识到他在中农问题上有错误。必须纠正这些错误,才能使中农的敌对情绪缓和下来。

在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不得不在一系列讲话中强调处理好同中农关系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复杂的任务。列宁说:“在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恰好是一个小农国家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时一项最困难的任务,这就是如何对待中农的任务。”列宁认为,“中立中农”的政策过时了,“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此时必须具体地详细地制定一种为农村工作经验检验过的基本规则和指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以保证对中农采取巩固联盟的立场”。列宁承认党在中农问题上存在着失误和偏向。“这些偏向和错误曾使中农离开我们。”“由于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由于问题困难,原定的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我们在这里犯了极大的错误。”“承认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列宁还说:“怎样推翻资产阶级,怎样镇压资产阶级,这我们学会上了,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怎样调整好与千百万中农的关系,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这点我们应当公开承认。”

列宁这时坚决反对用暴力对待中农。列宁知道中农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他们是动摇的阶级。问题在于如何去争取他们,而不是消灭他们。列宁说:“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资产阶级已被推翻,政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我们似乎可以不要中间分子参加了。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列宁明确指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修改和纠正我们党的那条没有充分注意到和中农结成同盟、结成联盟、实行妥协的路线。”列宁认为:“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再愚蠢不过的是想在处理中农的经济关系方面采用暴力”。那么,究竟怎么争取中农呢?在列宁看来,应当强调对中农让步的政策,而且要想出许多具体的、能使中农得到一些好处的办法。他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从镇压资产阶级的任务转到安排中农生活的任务上去。我们应当同中农和平相处。只有我们改进和改善了中农的经济条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会站到我们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能够拿出十万台头等拖拉机,供给汽油,供给驾驶员(你们很清楚,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么中农就会说:‘我赞成康姆尼’(共产主义)。”

列宁这种对中农的务实的态度,得到代表大会的确认。代表大会在《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中表示:“现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更正确地执行党对中农的路线,即更关心中农的需要,消除地方政权的违法乱纪行为,力求同中农妥协。”决议指出:“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用到中农身上,那就不仅是最粗暴地违反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和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暴地违反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指出: 在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和中农妥协是无痛苦地达到消灭任何剥削的条件之一。”决议还要求: 要“估计到和中农合作的长期性”,对中农给予实际帮助,同中农妥协。

列宁对中农的态度还写入了党纲。党纲说:“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党的任务是把他们同富农分开,关心他们的需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用思想影响的办法而决不用镇压的办法来克服他们的落后性,在一切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力求同他们妥协,在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面向他们让步。”

俄共(布)八大后,1919年3月底至4月初,列宁制定了争取中农的紧急措施纲要。纲要提出: 立即减轻向中农征收的特别税;专门去做争取中农的工作;由中央机关组成专门委员会派到地方去保护中农;发表保护中农的《宣言》;检查(并废除)强迫加入公社的措施;从减轻对中农的征收和追交等方面检查粮食措施……

为落实列宁的纲要精神,1919年4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在征收特别税方面对中农实行优待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对于缴纳低额税款的公民不再继续征税。随后,俄共(布)中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派出全权代表到全国各地视察。
应该看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上都一条道走到黑,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的。列宁在中农问题上的“脑筋急转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说得好并不等于做得也好,实际上,许多同中农妥协让步的具体措施并没有得到落实,这就为后来的喀琅施塔得事件埋下了伏笔。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52)

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苏共被解散了。某厂党委书记希洛夫悲愤异常,他想到积极分子伊万——那个把党当作母亲的人,他前些时候曾说,他将和党共存亡。希洛夫担心伊万会出事,便急忙赶往他家。
伊万家门开着,一般浓烟从里面冒了出来。希洛夫觉得事情不好,刚耍冲进去,却见伊万太太咳嗽着走出家门。
希洛夫问: 怎么回事?伊万太太说: 他在烧党证和奖状……

荀路 2020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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