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归包头
兵团撤销后，我们成为包头市重工业局的下属企业，陆续调来了一批地方干部，曾经担任重工局团委书记的张俊成为新任厂长。张厂长年龄不大，又是团干部出身，人却显得老气横秋，永远是一副戒备挑战的神气。起初大家以为这副脸色是给原领导看的，或者是新官上任不苟言笑的官场守则，后来发现他的脸一直绷得很紧。
他说出的话像铅字一样，既冰冷，毫无感情，又正确，冠冕堂皇，可以一字不改印在报纸上。此人就像一个不及物动词，和大家总要隔着一层东西。后来他解释了其中的苦衷，因为兵团的女知青诱惑力太强大，他只好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拒人于千里之外，避免像兵团时期的现役军人那样犯错误。这番辩解也不知是贬低自己还是侮辱别人，实在令人无语。张厂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但是当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却不太好。几十年后，经常在兵团战友的聚会中和张厂长见面，他总是微笑地和大家打招呼，态度亲切热情，早已退休的他总喜欢喝上几口唱上几首，完全变了一个人，似乎又找回了团委书记的感觉。
归地方后，原来的一连和五连重组为铸造、金加工、装配、维修四个车间，包头知青谢文童担任铸造车间的主任，他是老连长张耀勋的爱将。这个家伙脾气有点倔，外号二牛或二牛蛋，究竟叫哪个视当时的心情而定。平心而论，和以前那些靠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起家的明日黄花不一样，他是靠自己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人很正派，不整人，大家也都认可，不为难他。遗憾的是与张连长相比，他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对人的识别能力不够，把某些围在身边的小人当做朋友。
不久，我们车间新来了一位支部书记老吴，他是从一个煤矿调来的。煤矿工人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种经常与死神厮混的人是很难管理的，更何况还是什么杨格楞煤矿，这个名字本身就透着一股子桀骜不驯的邪气。老吴与那里的人打交道很有一套，所以被派来修理我们这帮刺头。
车间主任二牛特意向我介绍说：“老吴爱学习，很有思想，他听说你也对许多问题有独立的见解，很愿意和你聊一聊。”我那时年少轻狂，总觉得整天在煤矿里坐井观天的人能有什么见识，听二牛介绍后马上收敛自己，几天后和老吴在一起随便聊了几句。当时四人帮虽已倒台，但上面仍然要求“继续批邓”，很不得人心。老吴一开口就说邓确实不行，要继续批，并表示这是自己认真学习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跟着报纸人云亦云。我对有独立思想的人向来非常尊敬，就向老吴认真请教，不料老吴说来说去都是过了期的老调子和早已被淘汰的理论，毫无新意，我们完全不在同一个话语体系，鸡同鸭讲，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后来我困退回北京，临行前从堆积如山的垃圾中撮了两提包毛主席著作送给老吴，希望他继续学习，老吴很有涵养地苦笑着收下了。
后来有一次在北京见到二牛，二牛笑着骂我：“新华你真他妈的不像话，临走前还捉弄人家老吴。”
再后来不断有兵团战友说老吴出名了，这才知道老吴就是三株集团的掌门人吴炳新。看来他根本不是僵化保守的人，其产品三株口服液一时席卷保健品市场。董连长和夫人郝老师曾应邀去三株集团参观过，郝老师郑重地对我说：“老吴的东西都是豆子做的，吃不坏。”据说三株实行毛式管理法，每天举行升旗仪式，员工按级别吃饭。经营方面执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洗脑式宣传铺天盖地，从农村的猪圈、厕所到电视屏幕上到处刷广告。
再再后来就是没有后来了，三株的溃败比崛起还要迅速，老吴轰轰烈烈地导演了一场袖珍版的大跃进。
有些事后诸葛亮ABCD 地批评老吴的种种失误，我觉得很扯淡。保健品的受众属于非理性群体，直白些说就是只能忽悠不可理喻的傻13 ，忽而打鸡血，忽而喝红茶菌，实在没钱的就每天甩手，你一忽悠，他们蜂拥而至，把你捧得高高的，别人再一忽悠，这帮人又掉头而去，把你摔个嘴啃泥。这个行业没有哪个产品能包打天下经久不衰，见好就收才是成功的秘诀。这种赌徒的直觉是先天的本能，不是后天能学到的，其他什么理念素质之类的花拳绣腿帮不了多少忙。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老吴躲在哪里，很希望他重出江湖再豪赌一把。
从兵团的五七阀门厂到包头市第二阀门厂，工厂的名称变了，许多人也进步了，我还是继续当检验员。质量检验工作具有挑战性，首先是很容易得罪人，人家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东西，你瞥一眼就报废，谁也不会高兴。马廷师父把这项任务全交给我，自己脱身而去，恐怕多少也有一些这方面的顾虑。我的体会是越怕得罪人就越容易得罪人，所以索性六亲不认，领导来说情也不通融。尤其是春节前夕，如果能提前几天完成任务就可以提前回家团聚，大家都希望我手下留情，我却硬着头皮顶住，我并非不讲情理，但也只能寸步不让。时间一长，大家也就习惯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质量标准并具备必要的能力，不能胡来。例如平行80 阀体的错箱不允许超过0.6 毫米，检验时全凭目测，而我的目测能力比较强，从未出错被人抓住把柄。分析废品产生的原因也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有时能够像侦探一样还原现场。
一个阀门的铸件有六七种，包括阀体、阀盖、闸板、手轮、压兰、楔块、锁母，每天生产的各种规格的铸件大大小小地乱堆在一起，那时我的记忆力很好，检验一遍，所有数据便都记在脑子里，就像列宁曾调侃考茨基那样，脑袋里似乎有个书柜，分门别类装着各种资料。
兵团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很难收拾，重工局主要是把它当做一个安排关系户子女的中转站，用来逃避上山下乡。阀门厂虽然条件差，但毕竟是全民企业，指标还是很抢手的。除了这点利用价值，平时不大关注我们。
徐增盛是厂部统计员，工作认真负责。他总喜欢每天清晨摇醒我，我则迷迷糊糊，很不耐烦地报出一串数字。有一次报表，我故意把焦铁比填写为2∶1，即平均耗用两吨焦炭来化一吨铁，这显然是很荒谬的，正常的比例应当在1∶8 左右。小徐平时总是喋喋不休地说我们提供的数字如何如何重要，领导是如何如何重视，我以此事为例，告诉他我们的认真过了头，是没有意义的，平时辛辛苦苦上报的数字实际上根本没有人看，否则为什么没有人来过问一下呢？为了进一步证实我的推断，我表示愿意和小徐打一个赌，我在报表上问候一下局领导的母亲，看看是否会有反应。小徐没有接受，但是以后再也不一大早来烦我了。
一天清晨我在检验产品，看见不远处一位身穿工作服的中年人在默默地观察，我也未在意。检验完毕后，忽然发现那个中年人在复检我已经检验过的产品，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有自信，便走上前去。这位中年人很客气，伸出手自报家门，原来是包头市技术交流站的段举。
段师傅可能认为我的工作不够仔细，似乎要考考我，让我分析一下产品的质量情况。我将各种产品的受检数与合格数一一报出，至少有六七十个数据，并详细分析了大件产品产生废品的原因，段师傅一时竟愣住了。
这时王荣过来和段师傅打招呼，原来他们是熟人。王荣一向眼高于顶，对段师傅却非常尊敬，甚至有些拘谨。段师傅笑着说，老王的技术可是不得了，王荣像被表扬的小学生一样，连称不敢当，并称赞段队长才是真正的技术大拿。
我知道遇到了高人。段师傅指着我问王荣：“这位是马廷的徒弟吧？”王荣点点头，段师傅举忽然对我伸出拇指，称赞道：“一级检查官，厉害！”顷刻间我就有了飘飘欲仙的感觉。
“文革”中包头市技术交流站曾一度停止活动，此时正是重新恢复活动的时期。段举大概是交流站的一位领导，大家都称他为“段队长”。他带我去过包头的一些企业调查了解情况，每次都是他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小刘，走一趟？”并做出一个举杯饮酒的动作。他的威信很高，去了之后企业总要摆酒招待。我的头衔就是段师傅封的所谓“二阀门的一级检查官”，人家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被各企业的领导尊称为“刘师傅”时，我还真有些受宠若惊。段师傅能够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问题，我纯粹就是招摇撞骗。
当时日本的公害即后来被称为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包头市有关方面组织了专家讨论会，我跟着段师傅也参加了。能召开这样的会议，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还是很清醒的。但在公开宣传中却说公害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然产物和不治之症，因为资产阶级只知道剥削人民，绝不会考虑人民的健康，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所以我们绝不会产生公害。我对技术问题一窍不通，又是最年轻的毛孩子，本不应多嘴，但我对这种狂妄无知的论调实在无法容忍，便委婉地提出不同看法，我认为公害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说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这个问题未免有些武断，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想到我的这个意见受到了称赞，原来大家早就有同感，但都很谨慎，却被我这个愣头青放了一炮。
除了骗吃骗喝，我在参加交流站的活动中也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一些最新的信息，并为后来在企业搞环保工作奠定了一点点基础。
包钢投产后产量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文革”中形势更加混乱，生产下降，情况很复杂。中央派了一个小组来调查，我的父亲也参加了。我去父亲住的宾馆探望过几次，也多少了解了一些包钢的情况。
包钢的主要原料来自白云鄂博铁矿，这也是把包钢建立在这里的依据。我们车间的化铁炉常用的是本溪铁，质量很好，有时实在买不到，只好使用白云鄂博铁矿炼出来的白云铁。白云铁化出的铁水像粥一样，流动性极差，产生的废品很多。一个更要命的问题是被这种铁水烫伤后大约要半年时间才能痊愈，恢复期长了一倍。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只是听说白云鄂博地区有放射性，附近几十里寸草不生。
看了父亲整理的材料才知道，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对建设包钢是有不同看法的，认为白云鄂博铁矿实际上是稀有金属矿，与普通铁矿根本不是一回事，反对用它来炼铁。他们指出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宝藏，现在的技术水平低，很难把这些稀有金属提炼出来，所以应该把它封存起来留给后代。但当时中国提出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到处大炼钢铁，没有采纳。
苏联专家又建议，白云鄂博的矿石太特殊了，用它炼铁一定要经过生产实验。所谓生产实验就是在建设包钢之前，把白云鄂博的矿石运到东北的鞍钢，在那里用和包钢同样型号的高炉来炼铁，至少实验半年，看看是否有问题。周总理回答说白云鄂博的矿石不用经过生产实验也可以炼出铁，否决了这个建议。
后来听包头的老百姓说，日本人多次来买包钢的矿渣，说是用来生产水泥，实际上是从中提炼稀有金属，尽管在冶炼过程中原有的稀有金属绝大部分已经烧损，日本人觉得购买矿渣仍然有利可图。后来中国知道了这个秘密，周总理对日本人说，包头有很多大坑要用矿渣来填，所以中国不再继续向日本出售了。多少年来，这类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事干的实在太多了，真是令人痛心不已。直到现在，许多地方仍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搞断子绝孙式的发展。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尽一份责任并作出应有的贡献呢？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