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76 年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没有任何一年像1976 年那样令自己的情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
那年的第一天就不同凡响，各报均在头版刊发了毛主席的两首词。其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写于“文革”前夕的1965 年，作者描绘出一片大好形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搞“文革”呢？刚写完“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又突然认为资本主义马上要复辟了，这个弯子转得也太不可思议了，纵有如簧之舌，恐怕也不能把话编圆吧。
令人难忘的还有《念奴娇·鸟儿问答》里面的那句著名的当头断喝。整个新年期间，大家在不绝于耳的“不须放屁”声中亢奋不已。“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样的菜吃完后不让放屁，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不过我觉得真正的难题不在这里，按当时惯例，毛主席的诗词是一定要谱曲演唱的，将来这四个字用什么样的曲调唱出却令人伤脑筋。我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私下为这个气势恢弘的屁设计了美声、民族、京剧，合唱、独唱、重唱各种组合，但总是不能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只得放弃，看来只有仰仗于会泳这样的天才了。不久后谜底揭开，在演唱中，“不须放屁”四个字不是歌唱，而是像京剧道白一样朗诵，这种处理虽然独出心裁，却实在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令人兴趣索然。
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不雅之词是不可入诗的，因此这首词也饱受诟病。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放屁一句可能是有讲究的，典故出自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毛主席顺手拈来，看似大俗，实际上其中也有点名堂。
1 月9 日晨6∶30，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了周总理于1 月8 日早上9∶57 逝世的消息。
天塌了。
总理不在了，四个现代化也就没戏了，毛主席大概是没有这个心思的。大家视总理为最后的希望，坚信只要总理在，国家尚可收拾，不管“文革”怎样胡闹，只要熬到周恩来时代，这段历史终将终结，国家也可获得新生，不料总理竟撒手人寰。
总理逝世后举国悲痛不已。但毛主席没有参加追悼会，没有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露面，也没有说过什么话，连身边的张玉凤都看不下去。这种不表态似乎流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信息。四人帮一伙更是嚣张，江青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狗头高昂，帽子也不摘，引起众怒。他们一再利用批邓的机会影射攻击周总理，并尽量压低悼念总理的规格。我和几位朋友佩戴了黑纱，竟然也被某些人视为不合时宜。
总理的遗体运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群众自发地涌上十里长街，使大家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这希望就在自己身上。
3 月8 日，吉林陨石雨。500 多平方公里收集到100 多块陨石，超过100 公斤的有三块，最大的有1770 公斤，远远超过了美帝所收藏的。新华社兴奋地宣布 “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老百姓却没有什么自豪感，反而把这个当成不祥之兆，纷纷猜测：三块巨星陨落，除了周总理，那两位会是谁呢？
4 月初，天安门事件爆发。1966 年毛主席指责刘邓向学校派工作组，并在《炮打司令部》中给刘邓强加了一连串的罪名。“文革”中毛主席自己却向学校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十年后又指挥手下在当年检阅红卫兵的广场抡起棍棒，他老人家难道忘记了自己警告的“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吗？
长年的动荡和血腥使人们对“文革”已经厌恶之极，真正从这场运动中获利的只是极少的一小撮，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把大家轮流整了个遍。大家渴望安定团结，不想再折腾了，希望一心一意建设四个现代化，盼望生活能够过得好一些。邓小平的整顿刚见成效又被喝止，还一根筋地搞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可笑的是妄言别人“翻案不得人心”，其实是自己失去了人心。积蓄已久的不满和愤怒只待破堤而泻。
当时周总理是老百姓心中无可替代的政治偶像和道德完人，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威望早已超过了毛主席。越是整周总理，逆反情绪就越强烈。而借悼念周总理来发泄不满，更是使当局如坐针毡。在周总理追悼会前一天的1 月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胡说什么“最近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教育革命”。3 月初，《文汇报》在向雷锋学习的宣传报道中删除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3 月25 日，上海《文汇报》影射周总理是走资派。接二连三的愚蠢玩火终于引爆了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
“四五事件”开始了国家命运剧变的倒计时。以前人们只敢把自己真实的想法深深地隐藏在心里，现在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喊了出来，当大家发现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竟然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之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表面上人民受到了镇压，实际它已经成为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四五事件”之后，各种矛盾日益公开激烈，广场上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平时再麻木的人也看清了是非，无法继续忍受，力量的对比已经严重失衡。一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原形毕露，大家轻蔑地以“海派那帮人”来称呼他们，并肆无忌惮地推测他们最后的下场。
我的奶奶于4 月底去世，她和毛主席同年生，同年死，就像上帝故意安排的一样，红太阳的光辉整整照了她一辈子，一点都没浪费。去世前一年多，老太太就已经糊涂了，有时连我父亲都不认识。我看着奶奶的样子，心里想的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会不会也和奶奶一样呢？
同样在4 月底，毛主席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国外电台说马尔登回国后称毛主席口齿不清，语无伦次，40 多分钟的会见毫无意义。
5 月底，毛主席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结果只寒暄了十分钟就草草结束。不久，中央宣布毛主席以后不再会见外宾了。
6 月的一天，我听完外国电台的广播，来到一位北京知青的宿舍，看到没有外人，轻声念诵了一句 “秦始皇将死”，这几个字是郭沫若一篇文章的题目。那位朋友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真的？”“真的，匣子里都广播了。”“怎么说的？”“好几种病，××医生诊断的。”“丫的，怎么不请赤脚医生啊？”他接着说：“等着吧，老人很难熬过夏天”。
7 月初，果然又响起哀乐，几位朋友神情紧张地聚在一起，听到的却是朱德委员长逝世的噩耗，大家相顾无言。少顷，一位朋友红着眼睛恨声说：“他是不是要在死前先把老一辈人全都弄死啊！”
7 月底，唐山大地震，台湾电台播出了“天怒人怨”的专题。四人帮倒台后，大陆用的也是“天怒人怨”，直到现在，用的还是这四个字。看来这也是海峡两岸最早的共识吧。
8 月，华国锋莅临灾区唐山视察时称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一听此言，我料定老人家的大限已到，心中响起电影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巨星陨落，当然不会像歌里唱的那样什么静悄悄。当时强烈地感觉到国家即将面临一场命运决战，思想上已有所准备，朋友之间甚至谈到了上山打游击的话题，关键在于将来是否能出现登高一呼的旗手。记得当时写给朋友的诗中有一句“荒丘又数荒唐事，赤胆还须赤帜扬”，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9 月9 日下午，广播中传来悲痛的声音，这次是真的，不是阶级敌人的谣言。喊了这么多年的万寿无疆，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毛主席怎么会死呢？而讣告播出前哀乐刚刚响起的时候，我立刻知道八年前我和老人家的比赛有了最终的结果。毛主席终究没有创造出人定胜天的奇迹，带着满脑子的宏图和一肚子不放心告别了这个世界。
9 月9 日是毛主席毕生的噩梦， 1927 年9 月9 日，他被团防局清乡队抓住，结果神奇地脱险，我最早听到的说法是毛主席急中生智，在押送途中撒出大把银元，乘乱死里逃生；1935 年9 月9 日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在长征路上与张国焘闹翻，率军连夜逃离；1976 年9 月9 日，事不过三，毛主席的好运气终于用完了。
1976 年是闰八月，民间俗话说“闰七不闰八，闰八皇帝老子挨刀杀”。这一年，上苍先收文曲星周总理，并在吉林下了一场陨石雨，后收武曲星朱总司令，又震掉了唐山，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在位27 年的皇帝归天。
我本来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此刻却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困惑：冥冥之中是否真的存在安排万物的神秘力量？从陨石雨到地震，如此罕见如此明显的异变，难道完全是巧合吗？
正在胡思乱想，一位朋友闯了进来，他兴冲冲地说了一句“可轮到他了……”突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立刻引发一片七嘴八舌“乱套了，全乱了……”
“文革”已经折腾了十年了，大家对毛主席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三忠于四无限到产生怀疑再到不以为然，最温和的批评是主席老了，糊涂了。我也听过许多非常激烈的表述，直到现在也不宜写出来。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多数人非常谨慎，除了朋友之间，不轻易流露真实的想法，但是这些变化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早在林彪倒台之前，中央有反对到处建主席塑像的精神，我们连在拆除一座毛主席塑像时使用了绳索，有人说了非常不恭的话，在场的人没有反驳，反而异常兴奋。
当时各省市常有知青慰问团，每次来都必定向大家赠送各种各样的毛主席著作。起初大家把这些红宝书恭恭敬敬地供在窗台上，后来人们对政治学习越来越厌烦，它们也就成为摆设。调整宿舍时大家带走自己的物品，但这些书却被遗弃在那里。这些书的纸很薄，许多人用它来卷烟抽，也算派上了用场。最后知青大返城时，它们也就被扫入墙外的垃圾堆。
毛主席威望的转折点是林彪事件。林彪从井冈山时期就一直支持毛主席，毛主席倒霉的时候，是林彪让人用担架抬毛主席长征，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为毛主席开脱。他和毛主席形成了师友父兄般的特殊关系。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搞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长期以来，毛主席被捧为世界上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不但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军阀、大党阀，还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是投敌叛国的反革命，这已成了天大的笑话。
如果说整林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么三番五次整周总理有什么道理？几十年来，周总理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地为毛主席收拾烂摊子，为毛主席操碎了心。“文革”中百姓传言，刘少奇妄图谋害毛主席，把地道都挖到毛主席的床底下了，幸亏被细心的周总理发现，否则资本主义早就复辟了。总理对毛主席的伺候无微不至，吃喝拉撒睡都亲自过问。总理逝世后，人们都盼望毛主席有所表示，人都死了，您老人家就死活不肯给句公道话吗？结果等到的是什么？这一切实在人令人心寒。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的威望受到致命打击。死诸葛走活仲达，林彪和周总理两位死人把毛主席掀下神坛。
年初周总理逝世时，上级不提倡佩戴黑纱，我和几位朋友因此曾受到非议。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不戴黑纱，以实际行动破四旧移风易俗，几天后又受到批评。我们当然不想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也不再计较。
许多事实证明这种谨慎的绝对必要性，首都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车间的阮丁丁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分裂党中央。北京一位农民表示没钱给孩子买黑纱，另一位在追悼会默哀时吃了一粒花生，都被判了八年。还有一位爱唱歌的饲养员常年和牲口住一起，根本不知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仍然唱个不停，结果被判了二十年。一位电工在开追悼会时未能及时修好设备的故障，也被判了十八年。追悼会期间不知道搞出多少反革命。
毛主席治丧期间，大家的表现不一。有的人很悲痛，从红眼圈到哭得缺氧，各种等级都有，一位厂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更是哭得有鼻子有眼，眼泪和着清水鼻涕一直垂到胸前，还随着哭劲儿有韵律地抖动，也不用手绢擦。大多数人表情严肃，谨慎寡言，也有人在大逆不道的小窃喜中有所期待，当然只有可靠的朋友之间才会有真正的交流。
9 月18 日开追悼会，有些仪式抄袭了年初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方式，如下午三点火车轮船鸣笛，区别是一个是官方的规定动作，一个是人民的自选动作。
追悼会上，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的眼泪和悲伤在周总理逝世后已经透支。我的目光呆滞，心里却在一遍一遍地在呼喊着：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了！当然这个新时代当时是看不清楚的。
追悼会刚一结束，大家立即把全部花圈收走，几分钟后接到通知，灵堂要继续保持一个星期，由于我们已将花圈付之一炬，此事只得作罢。非常时期，人们不敢有大动作，只能心照不宣地搞点小伎俩。
9 月下旬，我请探亲假匆匆来到北京，希望有机会在国家的心脏感受时代剧变的震动。
我当时住在东单二条的人民日报招待所，每天都到王府井大街上的饭馆吃饭，从10 月10 日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饭馆里出现了一些老干部和老军人，他们拼命地喝酒，除了兴奋地喊着“干，干”，什么也不说。再过一两天，几乎所有的饭馆都被老家伙们坐满了，他们已经不再谨小慎微，而是不断地高声唱着革命歌曲，从议论声中可以猜测到一定是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事。当我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时，已经是14 日了，云志向我透露了一些消息，她父亲所在的光明日报发表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四人帮的政变信号。 18 日，人民日报揭露了狄克反对鲁迅的老底，许多人知道狄克是张春桥的化名，这等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四人帮的倒台。
本来以为还要经过一番流血苦战，没想到整个局势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扭转了，华叶汪联手一击，几位恶贯满盈人心丧尽的小丑顿成齑粉，像碾死个臭虫般简单明了。历史的报应竟以这种酣畅淋漓方式大快人心，更使我坚信无论身处怎样黑暗的时代，我们都可以期待黎明的到来。
幸福来得如此地突然，一个月之前还是山河肃立草木含悲，老人家尸骨未寒，大家已经纷纷涌进饭馆里痛饮。围了黑框的毛主席在墙上默默无语地看着人们，人们掰着三公一母的螃蟹痛骂着他的那位遗孀，压抑多年的阴霾一扫而空。除了抗战胜利，中国历史上很少有那种真正出自内心的万众欢腾的场面，我有幸身临其境，真是终生难忘。以前我曾体会到痛苦的极点是麻木，在那几天里，我发现幸福到极致竟然同样是麻木。
德高望重的叶帅非常引人注目，他在讲话中一针见血提到了“投鼠忌器”，尤其是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报纸都高调引用了这句话，人们心领神会。
11 月底，我返回包头，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向外望，只见千里冰封。年初大旱，口号是大旱大干，大批促大干，后来开始下雨，新闻报道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好形势下，我国华北地区普降喜雨，最近忽然一声不吭，原来喜雨成灾，江河横溢，四人帮已成为鱼鳖也。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