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华:西水泉杂忆(二十三):难忘的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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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76 年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没有任何一年像1976 年那样令自己的情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

那年的第一天就不同凡响,各报均在头版刊发了毛主席的两首词。其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写于“文革”前夕的1965 年,作者描绘出一片大好形势。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搞“文革”呢?刚写完“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又突然认为资本主义马上要复辟了,这个弯子转得也太不可思议了,纵有如簧之舌,恐怕也不能把话编圆吧。

令人难忘的还有《念奴娇·鸟儿问答》里面的那句著名的当头断喝。整个新年期间,大家在不绝于耳的“不须放屁”声中亢奋不已。“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这样的菜吃完后不让放屁,确实有些强人所难。不过我觉得真正的难题不在这里,按当时惯例,毛主席的诗词是一定要谱曲演唱的,将来这四个字用什么样的曲调唱出却令人伤脑筋。我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私下为这个气势恢弘的屁设计了美声、民族、京剧,合唱、独唱、重唱各种组合,但总是不能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只得放弃,看来只有仰仗于会泳这样的天才了。不久后谜底揭开,在演唱中,“不须放屁”四个字不是歌唱,而是像京剧道白一样朗诵,这种处理虽然独出心裁,却实在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令人兴趣索然。

长期以来,大家都认为不雅之词是不可入诗的,因此这首词也饱受诟病。后来我无意中发现放屁一句可能是有讲究的,典故出自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毛主席顺手拈来,看似大俗,实际上其中也有点名堂。

1 月9 日晨6∶30,突然从广播中听到了周总理于1 月8 日早上9∶57 逝世的消息。

天塌了。

总理不在了,四个现代化也就没戏了,毛主席大概是没有这个心思的。大家视总理为最后的希望,坚信只要总理在,国家尚可收拾,不管“文革”怎样胡闹,只要熬到周恩来时代,这段历史终将终结,国家也可获得新生,不料总理竟撒手人寰。

总理逝世后举国悲痛不已。但毛主席没有参加追悼会,没有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露面,也没有说过什么话,连身边的张玉凤都看不下去。这种不表态似乎流露出一种耐人寻味的信息。四人帮一伙更是嚣张,江青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狗头高昂,帽子也不摘,引起众怒。他们一再利用批邓的机会影射攻击周总理,并尽量压低悼念总理的规格。我和几位朋友佩戴了黑纱,竟然也被某些人视为不合时宜。

总理的遗体运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群众自发地涌上十里长街,使大家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这希望就在自己身上。

3 月8 日,吉林陨石雨。500 多平方公里收集到100 多块陨石,超过100 公斤的有三块,最大的有1770 公斤,远远超过了美帝所收藏的。新华社兴奋地宣布 “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老百姓却没有什么自豪感,反而把这个当成不祥之兆,纷纷猜测:三块巨星陨落,除了周总理,那两位会是谁呢?

4 月初,天安门事件爆发。1966 年毛主席指责刘邓向学校派工作组,并在《炮打司令部》中给刘邓强加了一连串的罪名。“文革”中毛主席自己却向学校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十年后又指挥手下在当年检阅红卫兵的广场抡起棍棒,他老人家难道忘记了自己警告的“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吗?

 

 

 

 

 

 

长年的动荡和血腥使人们对“文革”已经厌恶之极,真正从这场运动中获利的只是极少的一小撮,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几乎把大家轮流整了个遍。大家渴望安定团结,不想再折腾了,希望一心一意建设四个现代化,盼望生活能够过得好一些。邓小平的整顿刚见成效又被喝止,还一根筋地搞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可笑的是妄言别人“翻案不得人心”,其实是自己失去了人心。积蓄已久的不满和愤怒只待破堤而泻。

当时周总理是老百姓心中无可替代的政治偶像和道德完人,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威望早已超过了毛主席。越是整周总理,逆反情绪就越强烈。而借悼念周总理来发泄不满,更是使当局如坐针毡。在周总理追悼会前一天的1 月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胡说什么“最近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教育革命”。3 月初,《文汇报》在向雷锋学习的宣传报道中删除周总理为雷锋的题词。3 月25 日,上海《文汇报》影射周总理是走资派。接二连三的愚蠢玩火终于引爆了清明节的天安门事件。

“四五事件”开始了国家命运剧变的倒计时。以前人们只敢把自己真实的想法深深地隐藏在心里,现在终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喊了出来,当大家发现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竟然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之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表面上人民受到了镇压,实际它已经成为历史的真正转折点。“四五事件”之后,各种矛盾日益公开激烈,广场上的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平时再麻木的人也看清了是非,无法继续忍受,力量的对比已经严重失衡。一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原形毕露,大家轻蔑地以“海派那帮人”来称呼他们,并肆无忌惮地推测他们最后的下场。

我的奶奶于4 月底去世,她和毛主席同年生,同年死,就像上帝故意安排的一样,红太阳的光辉整整照了她一辈子,一点都没浪费。去世前一年多,老太太就已经糊涂了,有时连我父亲都不认识。我看着奶奶的样子,心里想的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会不会也和奶奶一样呢?

同样在4 月底,毛主席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国外电台说马尔登回国后称毛主席口齿不清,语无伦次,40 多分钟的会见毫无意义。

5 月底,毛主席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结果只寒暄了十分钟就草草结束。不久,中央宣布毛主席以后不再会见外宾了。

6 月的一天,我听完外国电台的广播,来到一位北京知青的宿舍,看到没有外人,轻声念诵了一句 “秦始皇将死”,这几个字是郭沫若一篇文章的题目。那位朋友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真的?”“真的,匣子里都广播了。”“怎么说的?”“好几种病,××医生诊断的。”“丫的,怎么不请赤脚医生啊?”他接着说:“等着吧,老人很难熬过夏天”。

7 月初,果然又响起哀乐,几位朋友神情紧张地聚在一起,听到的却是朱德委员长逝世的噩耗,大家相顾无言。少顷,一位朋友红着眼睛恨声说:“他是不是要在死前先把老一辈人全都弄死啊!”

7 月底,唐山大地震,台湾电台播出了“天怒人怨”的专题。四人帮倒台后,大陆用的也是“天怒人怨”,直到现在,用的还是这四个字。看来这也是海峡两岸最早的共识吧。

8 月,华国锋莅临灾区唐山视察时称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一听此言,我料定老人家的大限已到,心中响起电影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巨星陨落,当然不会像歌里唱的那样什么静悄悄。当时强烈地感觉到国家即将面临一场命运决战,思想上已有所准备,朋友之间甚至谈到了上山打游击的话题,关键在于将来是否能出现登高一呼的旗手。记得当时写给朋友的诗中有一句“荒丘又数荒唐事,赤胆还须赤帜扬”,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9 月9 日下午,广播中传来悲痛的声音,这次是真的,不是阶级敌人的谣言。喊了这么多年的万寿无疆,许多人一时难以接受,毛主席怎么会死呢?而讣告播出前哀乐刚刚响起的时候,我立刻知道八年前我和老人家的比赛有了最终的结果。毛主席终究没有创造出人定胜天的奇迹,带着满脑子的宏图和一肚子不放心告别了这个世界。

9 月9 日是毛主席毕生的噩梦, 1927 年9 月9 日,他被团防局清乡队抓住,结果神奇地脱险,我最早听到的说法是毛主席急中生智,在押送途中撒出大把银元,乘乱死里逃生;1935 年9 月9 日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在长征路上与张国焘闹翻,率军连夜逃离;1976 年9 月9 日,事不过三,毛主席的好运气终于用完了。

1976 年是闰八月,民间俗话说“闰七不闰八,闰八皇帝老子挨刀杀”。这一年,上苍先收文曲星周总理,并在吉林下了一场陨石雨,后收武曲星朱总司令,又震掉了唐山,用最隆重的仪式迎接在位27 年的皇帝归天。

我本来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此刻却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困惑:冥冥之中是否真的存在安排万物的神秘力量?从陨石雨到地震,如此罕见如此明显的异变,难道完全是巧合吗?

正在胡思乱想,一位朋友闯了进来,他兴冲冲地说了一句“可轮到他了……”突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句“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立刻引发一片七嘴八舌“乱套了,全乱了……”

“文革”已经折腾了十年了,大家对毛主席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三忠于四无限到产生怀疑再到不以为然,最温和的批评是主席老了,糊涂了。我也听过许多非常激烈的表述,直到现在也不宜写出来。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大多数人非常谨慎,除了朋友之间,不轻易流露真实的想法,但是这些变化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早在林彪倒台之前,中央有反对到处建主席塑像的精神,我们连在拆除一座毛主席塑像时使用了绳索,有人说了非常不恭的话,在场的人没有反驳,反而异常兴奋。

当时各省市常有知青慰问团,每次来都必定向大家赠送各种各样的毛主席著作。起初大家把这些红宝书恭恭敬敬地供在窗台上,后来人们对政治学习越来越厌烦,它们也就成为摆设。调整宿舍时大家带走自己的物品,但这些书却被遗弃在那里。这些书的纸很薄,许多人用它来卷烟抽,也算派上了用场。最后知青大返城时,它们也就被扫入墙外的垃圾堆。

毛主席威望的转折点是林彪事件。林彪从井冈山时期就一直支持毛主席,毛主席倒霉的时候,是林彪让人用担架抬毛主席长征,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为毛主席开脱。他和毛主席形成了师友父兄般的特殊关系。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搞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长期以来,毛主席被捧为世界上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不但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大军阀、大党阀,还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是投敌叛国的反革命,这已成了天大的笑话。

如果说整林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么三番五次整周总理有什么道理?几十年来,周总理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地为毛主席收拾烂摊子,为毛主席操碎了心。“文革”中百姓传言,刘少奇妄图谋害毛主席,把地道都挖到毛主席的床底下了,幸亏被细心的周总理发现,否则资本主义早就复辟了。总理对毛主席的伺候无微不至,吃喝拉撒睡都亲自过问。总理逝世后,人们都盼望毛主席有所表示,人都死了,您老人家就死活不肯给句公道话吗?结果等到的是什么?这一切实在人令人心寒。

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的威望受到致命打击。死诸葛走活仲达,林彪和周总理两位死人把毛主席掀下神坛。

年初周总理逝世时,上级不提倡佩戴黑纱,我和几位朋友因此曾受到非议。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不戴黑纱,以实际行动破四旧移风易俗,几天后又受到批评。我们当然不想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也不再计较。

许多事实证明这种谨慎的绝对必要性,首都已经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们车间的阮丁丁在北京被捕,罪名是分裂党中央。北京一位农民表示没钱给孩子买黑纱,另一位在追悼会默哀时吃了一粒花生,都被判了八年。还有一位爱唱歌的饲养员常年和牲口住一起,根本不知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仍然唱个不停,结果被判了二十年。一位电工在开追悼会时未能及时修好设备的故障,也被判了十八年。追悼会期间不知道搞出多少反革命。

毛主席治丧期间,大家的表现不一。有的人很悲痛,从红眼圈到哭得缺氧,各种等级都有,一位厂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更是哭得有鼻子有眼,眼泪和着清水鼻涕一直垂到胸前,还随着哭劲儿有韵律地抖动,也不用手绢擦。大多数人表情严肃,谨慎寡言,也有人在大逆不道的小窃喜中有所期待,当然只有可靠的朋友之间才会有真正的交流。

9 月18 日开追悼会,有些仪式抄袭了年初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方式,如下午三点火车轮船鸣笛,区别是一个是官方的规定动作,一个是人民的自选动作。

追悼会上,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的眼泪和悲伤在周总理逝世后已经透支。我的目光呆滞,心里却在一遍一遍地在呼喊着: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了!当然这个新时代当时是看不清楚的。

追悼会刚一结束,大家立即把全部花圈收走,几分钟后接到通知,灵堂要继续保持一个星期,由于我们已将花圈付之一炬,此事只得作罢。非常时期,人们不敢有大动作,只能心照不宣地搞点小伎俩。

9 月下旬,我请探亲假匆匆来到北京,希望有机会在国家的心脏感受时代剧变的震动。

我当时住在东单二条的人民日报招待所,每天都到王府井大街上的饭馆吃饭,从10 月10 日开始,逐渐出现了一些反常现象:饭馆里出现了一些老干部和老军人,他们拼命地喝酒,除了兴奋地喊着“干,干”,什么也不说。再过一两天,几乎所有的饭馆都被老家伙们坐满了,他们已经不再谨小慎微,而是不断地高声唱着革命歌曲,从议论声中可以猜测到一定是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事。当我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时,已经是14 日了,云志向我透露了一些消息,她父亲所在的光明日报发表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四人帮的政变信号。 18 日,人民日报揭露了狄克反对鲁迅的老底,许多人知道狄克是张春桥的化名,这等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了四人帮的倒台。

本来以为还要经过一番流血苦战,没想到整个局势就这样波澜不惊地扭转了,华叶汪联手一击,几位恶贯满盈人心丧尽的小丑顿成齑粉,像碾死个臭虫般简单明了。历史的报应竟以这种酣畅淋漓方式大快人心,更使我坚信无论身处怎样黑暗的时代,我们都可以期待黎明的到来。

幸福来得如此地突然,一个月之前还是山河肃立草木含悲,老人家尸骨未寒,大家已经纷纷涌进饭馆里痛饮。围了黑框的毛主席在墙上默默无语地看着人们,人们掰着三公一母的螃蟹痛骂着他的那位遗孀,压抑多年的阴霾一扫而空。除了抗战胜利,中国历史上很少有那种真正出自内心的万众欢腾的场面,我有幸身临其境,真是终生难忘。以前我曾体会到痛苦的极点是麻木,在那几天里,我发现幸福到极致竟然同样是麻木。

德高望重的叶帅非常引人注目,他在讲话中一针见血提到了“投鼠忌器”,尤其是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报纸都高调引用了这句话,人们心领神会。

11 月底,我返回包头,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向外望,只见千里冰封。年初大旱,口号是大旱大干,大批促大干,后来开始下雨,新闻报道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好形势下,我国华北地区普降喜雨,最近忽然一声不吭,原来喜雨成灾,江河横溢,四人帮已成为鱼鳖也。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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