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刚:贫困的富裕与富裕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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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一种物质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现象。消灭物质贫困相对容易,消灭精神贫困则任重道远。

八十年代末,我去贵州黔东南苗族自治州的从江县采访女童辍学问题,在贵阳一个简陋的三居室客房,巧遇从江县长一行,他们到省里相关部门要扶贫款,显得务实而简朴。县长不讳言女童辍学问题,欢迎报道。

到了从江,发现女童辍学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一个观念和文化问题。女童长大早晚嫁人,是泼出去的水,读不读书根本不重要。

苗族的节日特别多,喜庆而热烈,每到节日,女人们都盛装出行,载歌载舞,身上的银饰品居然可以重达二三十斤,这是多少代人的积攒啊。

村民斗牛成风,每个村子都有斗牛,一头斗牛当年要大约三千元。斗败的牛立即被宰杀,每家分一小砣牛肉,然后再集资买牛。这是真的没钱吗?这是用钱的价值方向问题。

山民酷爱喝酒,山上打柴挑到集市去买,以换取油盐酱醋。许多时候,拿到钱以后,第一是买酒,喝醉了就在里边睡一觉,醒来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油盐酱醋的事早忘到了脑后。

在从江西山区采访,遇到区委副书记滚成花,她刚参加完改选国家主席的全国人大会议归来,由于要远行夜宿高山上的水族村寨,便与她匆匆辞行。但我觉得她很想与我交谈,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忧郁。

水族村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它座落在一千七百米的高山上,有五十户人家,只有文革中县委书记躲批斗去过,此外再无区县以上的干部光顾过。

我的造访成了全村的大事,我被当成“中央来的”。在村长家落座,发现主人在磨刀,我警惕地问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宰羊,家里只有这头羊了。”

“使不得!使不得!”我连忙阻止,救羊一命,也算胜造三级浮屠。

于是村长全村收寻,最终在一村民处找到一斤多羊杂,加上自酿的包谷酒,算是接待了我这个“中央来的”。

夜宿村长家的吊脚楼,凹凸不平的土地上铺一张凉席算是最好的待遇,而他们自己就睡在几把稻草上。不知寒冬腊月,他们是怎么过的?

第二天返回区里,女书记早早地等候着我,向我讲述了传奇悲伤的故事。

她父亲是小学教师,七十年代修建湘黔铁路时,作为民兵连长的她,被父亲要求必须成婚后才能离家。

修完铁路她当上了干部,丈夫却窝在山寨不肯进城。一次好说歹说给丈夫在区里找了一份守门的工作,干了两天又跑回山寨。丈夫振振有词地说:“自古就是公鸡叫,天才亮。母鸡叫,是要死人的”。

两个孩子一直跟在她身边,由于经常下乡或出差,孩子吃着百家饭,睡着百家床一天天长大。我问滚成花:“既然是这样的婚姻,为什么不离婚呢?”

“离婚?那怎么可能?”女书记满眼惊诧地望着我。

一位走进国家最高立法大殿,亲手投票选举国家主席的苗族女性,却对自己牢狱似的婚姻一筹莫展。对此我写道:“被人戴上枷锁,固然是一种不幸;但如果你自己也把它视为是解不开的死结,则是一种悲哀。”

离开从江,心潮久久难平,那些强烈冲击视觉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对于女童辍学和贫困问题的深入思考,我写下了充满哲学忧思的文字:“有时候,贫困是一种表象,它掩盖着一种富裕;有时候,富裕也是一种表象,它掩盖着另一种贫困。”

总而言之,消灭贫困的根本出路,是消灭文化和传统习俗上的贫困,是消灭国家理念上的贫困,是消灭全民认知误区上的贫困。一个没有形而上能力和习惯的民族,注定没有出路。

来源:作者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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