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与国际合作:整体上“合作”方向的错误、为数不多方向正确的却“质”“量”皆乏

关于“中国民主化与国际民主力量间的合作”,其实与上一个问题(即“如何看民间力量在未来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异曲同工,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但本质都是选择走怎样的道路、和怎样的人或者群体联合。许多话在上个问题的评论中已经讲过了。此外我同样在《十论民运》及其他文章(如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过。因此我先摘录一些我在别文的评论,然后再针对“国际合作”的总体上方向的错误和不良的现状做些简要评析。

首先摘录一段我在《十论民运》中相关的评论:

中国民运,没有融入国际民主、民权运动之中。海外民运也没有积极参与所在国的政治、国际事务。30年来,中国民运在国际上日益边缘化,既因中共政权的壮大、民运实力的衰落,也因民运本身缺乏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对他国民主和民权运动的帮助、声援、介入。

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们,需要团结合作,才能以最大的声势和力量,打击独裁政权。而在各国经济政治联系日益紧密的21世纪,更需要以国际合作的方式推动民主化。各国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人士,应深化互助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同声共气。对中国民运来说,面对强势的中共政权,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摆脱孤立、弱势的局面,是当务之急。可是,中国民运,却鲜少与从欧美到亚非拉的民主运动力量和民权与人权活动人士等优先要争取的组织和个人建立稳固而持久的联系,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互助,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越发缺乏国际的关注与声援。

人权高于主权,自由民主无国界。作为与强权暴政抗争的弱势者,团结联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中国民运,却没有国际战友。甚至,同为华人的港台,都日益淡化“中国”属性,只顾自己一亩三分地,哪管大陆瓦上霜。国族与自决话语下,“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八九以来的口号日益暗淡。其实。没有民主的中国大陆,港台人民就不可能真正自立自主自治,必会受中共的威胁与压制;没有港台的协助,中国大陆也失去民主之光照入的窗口,成为更加闭锁的专制王朝。但许多港台人士与中国政治反对派,依旧在鼓吹分裂和各自为战。

除了以前评论的这些,我在此就这个问题再做些分析和简评。

中国民主化究竟要借助哪些国际力量?中国民运人士、自由派、政治反对派、维权人士、公民运动人士……究竟要和怎样的“国际民主力量”联合?

我所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是,中国国内外的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政治反对派,都选择了和保守主义、宗教势力(主要是基督教福音派等保守派别)、民粹主义、对华强硬派(甚至反华势力(实实在在的“反华势力”而不仅是反共势力,甚至是反华不反共势力)和种族主义者)合作,和主张自由放任、低人权低福利、弱肉强食的力量合作,和反进步主义、反人本、反理性、反科学的势力合作……总之和各种反动势力合作,而非选择和真正进步的、民主的、革命的、促进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国际力量合作。

中国政治反对派在与国际合作上如此的方向、如此的“主流”,原因、恶果、性质,与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几乎一样。我直言不讳的说,如果中国民运、自由派,乃至整个政治反对派主流,依旧如此“国际合作”,那不是将中国变好,而是和如今中共的政策内质一样,甚至“引狼入室”,再多一重甚至多重外来的危害,让中国社会的腐烂、人心的败坏雪上加霜、蛊内添毒。

而和国际进步力量的联系,不仅很少,而且没有形成实质的、紧密的、有充分联动性的联盟与合作关系。例如一部分中国学者与西方进步学者乃至国会议员、国家领导人有些联络,但并未将关于中国人权的诉求清晰、有力的传达,得到的支持明显不足、不力,双方的沟通并不顺畅,甚至有些浮于表面。当然,我对于具体沟通过程不了解,但就从公开的信息和后续的效果看,足以看出实际作用极为有限。例如中国民运人士与奥巴马、南希·佩洛西都有过会晤,但有多少作用?究竟是美方能力有限、无法做更多的事,还是民运人士缺乏沟通能力和正确的交流方式,以及请求力度不够,导致效果不彰?

例如基数仅数百万的藏人,其流亡于海外的藏人在人权呼吁上的影响,就多于(或至少不弱于)代表十几亿中国大陆人民的民运人士。同样,如南非的曼德拉和他的同仁、缅甸的昂山素季与民盟、韩国与葡西及拉美专制期间的民主人士,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沟通和联系都更强,得到的国际支援都更多,哪怕他/她们所代表的国家和人口规模都远不如中国(例如缅甸、南非人口都不足中国二十分之一)。有些反对派领袖还常年处于被软禁状态,但依旧得到国际广泛关注和支援。相比之下,中国的呢?十多亿国人尤其汉族人中,有多少参与推动整个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人?其中德才兼备、思想进步的又占多少?愿意付诸实践、付出巨大牺牲的呢?三扣两扣还剩几个人?

当然,这一切和中国高度犬儒化和社会达尔文化的大环境有关。十多亿国人中,绝大多数都是鲁迅说的“做惯了奴隶”的普罗大众(中下层的麻木的民众,如《药》中的华老栓、康大叔、红眼阿义之流)和“一阔脸就变”的社会精英(以上流权势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主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已参与政治反对和民主运动的人们又是怎样的?前面我已经评论过其中大多数是怎样的人、做了什么事了。

至于中国民运乃至国内反对派,与明显比美国更重视人权、更可能帮助中国民主化和人权事业的欧盟和西北欧各国,如法德荷及北欧三国,更是鲜少接触(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如上段所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根本就不愿意与进步力量联合)。而为数不多的接触,成果有多少?相对理性和进步的那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反对派人士,有没有竭尽全力,去和马克龙、默克尔这些领导人积极会晤和请求呢?而和学界的联系,虽然相对较多(就例如这次研讨会),但是接触仍然明显不足,接触的国外知名进步、正派、有责任心的学者,人数太少、频次太低、联系太疏。当然,即便没有成果,也比前面提及的心术不正,且与外国保守顽固势力勾兑的要好的多,最起码接触的对象是好的。

说到这里,也到了尾声。我有些话说的是激烈了些,但我认为是有必要讲的。其余的话,在我的《人民宪章》等其他文章中。当然,还有百倍千倍字数乃至更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或者永远都说不完。

总之,如今的中国是复杂的,经济社会各领域是繁荣与腐烂交织的;而民间力量是多样性的、高度分化的。选择走怎样的变革之路,关系着十多亿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兴衰,乃至影响着世界未来的走向。

相对于在国内身陷囹圄以致饱受摧残的抗争者、世界各处受难挣扎的人民,我是幸运的、相对自由的。而相对更幸福、更自由、更有物质基础和知识条件的人们,难道不该更加将心比心,为那些失声者发声、利用相对优越的条件努力行动、做更多实事和开拓性的事吗?我经历过失去自由、尊严被践踏,也体会了民生疾苦,耳闻目睹乃至亲历了社会的黑暗。因此,我希望远比弱势者有条件和能力的有识之士,珍惜现有的条件,尤其宝贵的自由和发声的机会,为不能发声者发出呐喊,替缺乏知识与表达能力的受难者说出心声,为被侮辱被损害者争取尊严。而我虽人微言轻,但也会略尽绵薄,死而后已。

我们要把光与热送进黑暗的地方,让饥寒交迫的人们得到温暖与饱餐,唤起被剥削压迫的劳动者站起来争取权利和平等,带领被权贵践踏的弱者挣脱锁链。锦上不需添花,雪中亟待送炭。期望法治与公正的新制度早日建立,愿世间生灵不再为苦难悲叹。而这一切,绝不能只停留在言论,而要用更具建设性和实践性的行动去改变。

当然,在如今的中国国内和国际大环境下,行动本身就是很难的,至于成效则更不容乐观。但我们总要做些事,不能干等着“天下有变”之类的“好事”。我们或许可以等待,但是那些在基本生存上挣扎、饱受屈辱的工农大众,尤其弱势群体,则每天都在煎熬,或逐渐麻木而绝望,沉沦的活着与死去。何况,等到的“有变”并不一定是好的,我前面已经讲过,如果是祖国和民族恶性的“改变”/“突变”,那不要也罢。当然,如发生这种“恶变”,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而应该选择做更多建设性的事乃至必要的妥协、降温,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保住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和思想之魂,而不是幸灾乐祸、火上浇油、趁火打劫。

同样,我们推动的改变,应是让祖国走向民主和繁荣、使人民得到平等与自由的改变,而不是不惜摧毁祖国、让民族再受内乱外侵荼毒的“改变”。例如,我们要对劳工运动、农民维权运动、女权运动、教育平等运动、民间反腐败运动、反官商勾结与反垄断运动、要求公开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收支运动、各类分散和弱势的受害者维权运动、身心障碍者等弱势群体平权运动等促进平等公正和社会进步的运动进行更多实质的帮助,如对相关运动提供合理合情也合国际法例的资金支持、人力援助、物资补给等物质保障;建立与之相关的系统性的知识、智力、学术支持;提供平台、帮助建设组织、为他/她们与国际先驱/前辈人士和组织牵线搭桥;深度理性的挖掘真相、客观求实的揭露黑暗,发起务实而又打动人心的舆论呼吁、为人微言轻的弱势者提供话语权的支援……并让这些支持系统化、细密化、常态化、固定化(当然,更具体的行动方案非常复杂,不是一个人、一篇文章可以说清(几部书的篇幅恐怕也不够),在此就不展开讲了)。

至于这些实际行动必需的人力、智力(知识)、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则需要多方筹措、参与、贡献(当然,具体如何筹措、使用,也需要大家共同思考和开拓),尤其国际进步力量的援助,还要对资源的使用(尤其是涉及金钱方面)进行稽核与监督。国际进步力量应优势互补、平粜扶弱,受助者也要在不助恶不偏帮的原则下在未来反哺援助者,构建起国际政治与社会变革的互助与良性循环机制。

最后,我希望中外善良而有正义感的进步人士,思国之忧、晓民之苦,集思广益,并早日将思想付诸实践、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共同挽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改变不公不义的现状,让中国人民得到真正的解放,让祖国和世界迎来崭新的时代。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王庆民
2019年9月8日,共和历227年菓月榛日(初稿)
2019年10月27日,共和历228年雾月芥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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