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统一与分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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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天命与人事

引言: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地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种颜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朝疆域时有变化,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杂乱无章的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梦想与现实的汇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讴歌统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杂的历史却不仅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的机械模式所能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回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

一、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已经可以不着陆地飞至地球上任何地方,万吨巨轮也可以不靠岸地驶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港口,所以浩瀚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峰、波涛汹涌的河流、不见天日的丛林早已无法阻止人们的来往了。但是在以往,这些都是先民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的君主都自称他们是“受命于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要说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以至君王们建国安邦的条件得之于“天”--地理环境,却不无道理。

探索中国统一和分裂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文明的初期,地理条件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得天独厚

竺可桢等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三四千年前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

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二摄氏度,所以气候温和,降水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除,疾疫流行,所以在《史记.食货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使中原人望而生畏。这里的“江南”虽然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江南部分,但认为长江下游“卑下”、“下湿”的例子同样不少,情况大致相同。西汉初的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要到长沙国都临汀(今湖南长沙)上任,他听说“长沙卑湿”,竟认为自己“寿不得长”了。还有的王侯宁可拿在今湖南南部的封邑换在河南南阳盆地较小的封邑,以便回到中原地区去。直到东汉时,分封在今皖南芜湖的侯国还要设法往北方换。

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广泛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还是比较充分的。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地区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不在少数,基本由稀树和草原覆盖,水土流失相对说来并不严重。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滥改道。当时海河水系还没有形成,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单独入海的,所以受到这种泛滥改道影响的地区颇广。近海地带由于水位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选择。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和文献记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境中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的角度,我们可以断言:尽管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唯一的文化摇篮,尽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发达文明,但总的说来,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文化摇篮。统一从黄河流域开始并不是偶然的。

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因为只有交往和了解才会产生合并(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断实现这种愿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在各地理障碍比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中首先实现的,例如同一块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盆地,同一条河谷。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地理障碍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通过丛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强了,活动和了解的范围扩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扩张的愿望的增强,统一范围的扩大。

到了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大多数地区已经非常熟悉,在这一范围内人们的交往已相当频繁。这些知识和实际状况为政治家提供了统一的蓝图,《禹贡》中九州的设想就是其中之一。后人对《禹贡》九州的范围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同时存在的类似设想也不止《禹贡》一种,但它们所包括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大陆。这一范围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汉前期的疆域。在这以后,尽管局部有所扩展,如汉武帝开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东部设置了郡县,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即设置郡县或府州县等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元朝曾改变过这种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来的范围之内,直到清朝才最终突破这一界限。

这并不是说,这一范围周围的地理障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汉朝的军队曾多次北进至今阿尔泰山脉和杭爱山脉,唐朝的军队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曾进入印度洋,但军事远征和抢险是一回事,建立政权实行稳定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价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还必须使中原统治者感到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前者可以花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后者则必须考虑有经常性的稳定来源。

以农立国

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原地区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经毫无地位。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由此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民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农业的崇拜者。

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基本政区以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

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个范围无疑是适宜的基本地区,在此范围之外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太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设置了郡县,但当地的训族政权与王朝的政区长期并存,土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归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反击胜利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并非出于中央统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当地缺乏在规模开垦的基本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粮食供应,而如果取之于内地,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中。

运粮之难

生活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远距离粮食运输的困难,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计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设计(今译):每个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十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个民夫背的米已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个人,每天吃八升米。减去一个民夫,给他四天口粮。以后的十七天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再减去一个民夫,给他九天口粮。最后的十八天两个人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开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蹭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遣送运粮民夫返回要派士兵护送,因为运输途中还会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这些减员的粮食供应护送士兵。)每人背六斗米的数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摊在众人头上。另外还会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还不止六斗。

所以军队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二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人工相比,虽然能驮得多,花费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应该承认,沈括的设计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调度而且不发生意外为条件的,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假定一支军队能以平均每天40公里的速度进退,在30万民夫的供应下,7万作战士兵(另三万负责辎重)的活动半径只有640公里。汉、唐的军队以长安为起点,还到不了今天的兰州(公路距西安712公里);如果要到达今乌鲁木齐,至少要67天半的时间(2699公里)。

即使不考虑粮食的产地,而以汉唐的玉门关或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为起点的话,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16天;要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行程就更难想像了。

盐铁会议上的难题

汉唐极盛时的势力都远达中亚,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有时只短短的几年,粮食供应的困难限制了派遣军队的数量和次数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被后人大加赞扬的开疆拓土的壮举,在当时却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对。

翻开一本《盐铁论》,当时的“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行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等政策的猛烈攻击比比皆是(今译):边疆的郡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行土地都会冻裂,大风吹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离开中原去开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了苦于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县建到了异族那时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不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被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带都要承担对秽、貉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现在关东服役的士兵要驻守在遥远的边郡,人在匈奴、越人的地方,心里想着家乡的老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乡想念他们,想到他们挨饿受冻。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人家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些言论自然也不无夸大,但基本还是事实。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动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新增加的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内地百姓的沉重负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主动撤退;为什么直到19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胡骑南下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

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改造成了农业民族。从这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点。

牧业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低,因而农业民族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牧业民族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却一般都能变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着农业民族的北上而向北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不少地区都由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这些地区大多变为牧地或半农半牧区,而除了辽、金等北方政权时期外,农业区的北界一般都没有越过阴山。

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业民族对牧业民族却很少或没有依赖性,所以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大多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一般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禁出入这样的守势。随着生产的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的牧业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如西汉时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手工业品也有了一定的需求。唐以后的牧业民族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的需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这些物品的输出作为向牧业民族施加压力的手段,却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获得这些必需品又成为牧业民族武力掠夺或入侵的出发点。

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业区高。

牧业民族在占据农业区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它们的生活习惯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并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已经在多方面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到孝文帝在位期间(471-499年)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彻底的“汉化”措施,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规定南迁的鲜卑人不许返回平城,一律在洛阳入籍,死了也必须葬在洛阳,甚至将皇族的姓拓跋也改为元。除非受到致命的打击或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政权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如拓跋鲜卑开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后迁至平城,最后迁到洛阳。又如辽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后期迁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金朝开始的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以后迁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窝阔台汗时建都和林(喀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忽必烈时建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以后建都大都,在今北京市。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上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农区的盈缩

当然,适宜农业的区域和农牧业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如气候,水文、地貌等条件以及水土流失、河流改道等变化。这些变化总的说来是缓慢的,变动的幅度也不大。但在某些具体时期或局部地区,变化的幅度较大,甚至相当剧烈,这就给农业区的布局带来很大影响。第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改革农作制度,改良家具,兴修水利,引进新品种,采用良种等。其中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对扩大农业萄的作用尤其明显,如明清时引进了甘薯、玉米、花生、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使原来不能种植稻麦的干旱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汉族农民大批涌向长江中游和南方的山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缩小、改土归流的实行和王朝正式政区的扩大显然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总是要选择最理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的,所以优先得到开发和利用的总是条件最理想的土地。而当这些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现有人口时,只能相应降低条件,以便开垦更多的土地。反之,在人过少的情况下,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农业区也不可能扩大。至于人口与统一的直接关系,这将在以后专门讨论。

还必须指出,在中国这片基本农业区内也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地理障碍,将全区分割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区域,如秦岭、南岭、太行山、黄河、长江、淮河等,这些也为农业区内的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条件。

周边与中原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中国东部大陆为主的主要农业区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几个地区,它们与农业区的关系因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青藏高原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海拔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而且与其他地区的交流非常困难,很容易造成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尽管环境如此艰险,吐蕃及其先民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史籍记载和至今还存在的大量遗物和实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在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了强大的古格五国的遗迹。当然,在与外界的交往和对外扩张方面,吐蕃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青藏高原与外界最短的交通线无疑是在南方,只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口,很快就可以到达平原地区,进入恒河流域。但这些山口一般都在六千米上下,喜马拉雅山的南坡远比北坡高峻,高差很大,从高寒的高原至湿热的河谷和平原地带缺少过渡地区。

这样急剧的变化,多数人在生理上不易适应,生产方式更难作如此重大的调整。另外,在南方的印度半岛上,一直没有出现强大的统一国家,缺乏政治吸引力。因此,虽然向南的交通线提供了文化、经济交流的捷径,南方却不是吐蕃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吐蕃的极盛时期的疆域也只是今尼泊尔和不丹的喜马拉雅山区为止。

吐蕃向东进入四川盆地的道路也非常艰巨,但是从高原至平原的过渡地带相当广阔,中间还有很多地理条件相似的地区,而且总的说来地势有利于吐蕃的东下,而不利于中原的西上。所以吐蕃极盛时的疆域可能达到四川盆地的西缘,而对成都平原的入侵仅限于短暂的掳掠。反之,中原政权即使在全盛时期,其正式行政区也只能到达川西高原的东部,直到清朝才有所改变。在四川盆地人口压力增大或发生动乱时,移民也没有西迁的迹象。这与其说是吐蕃或藏族的强大,还不如说是地理条件的限制。

对比之下,向北、向西是吐蕃最合理的扩张方向。青藏高原的北部比较平缓,高度、坡度的变化不大,存在着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差异不大。在吐蕃与唐朝的较量中,吐蕃凭借着有利的地形地势条件,很容易占据河西走廊,切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占领陇东高原后就可以直接威胁唐朝的政治中心。这些条件,再加上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对它的吸引力,吐蕃以北方为主要目标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这一扩张还是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尽管吐蕃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很容易进入关中平原,但基本是以陇山为界的,并没有在平原久呆。除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原因外,吐蕃人不习惯于低海拔地区生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阿里高原循印度河谷进入喀会米尔以及穿越昆仑山口进入今天的新疆西部,也没有什么大的障碍,只要不遇到敌对势力。吐蕃很容易扩展到天山南北。

作为一个高原民族,吐蕃是以青藏高原及其周围的过渡韧带为活动范围的。8世纪后期至9世纪初,由于唐朝的衰落,哇蕃取得了它的最大疆域,即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北至天山山脉,西至帕米尔高原,东至陇山和四川盆地的西缘。但这也是吐蕃势力的极限了。在当时条件下,要维持从逻些城(今拉萨市)到各地的交通并非易事,部队的调动更加困难。吐蕃的资源有限,在边缘地区如今新疆、河西走廊、陇东、川西、主要靠当地被统治的人民的供养,一旦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就难于维持。当唐朝联合回鹘、南诏打击吐蕃时,吐蕃就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鞭长莫及的弱点暴露无遗。随着吐蕃的衰落和内部的分裂,它失去了这些过渡地带,但青藏高原特殊的封闭性地形,使它保持着这一基础。

由于北方和中原对青藏高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到13世纪时终于成了元朝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的辖境。当然宗教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交通的困难一直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施行主权的严重障碍,也大大影响了内地与西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河西走廊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走廊,在联系新疆和内地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如果不经过河西走廊,新疆和内地的联系就只能穿越青藏高原、戈壁沙漠或高原,不仅路程增加,而且条件艰难,危险很大。河西走廊祁连山冰雪的补充,有一定的水量可供生活和生产之用,既能发展农业,又可经营牧业,因而既能成为农业区的延伸,又可作为游牧民族挺进的前沿。但河西走廊东西长达一千公里,实际上又可分为若干不相连属的绿洲,所以极易被拦腰切断。尤其是在受到来自北方沙漠的军事威胁,中原王朝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很难维持走廊的畅通。

西汉以前,月氏(支)、乌孙、匈奴曾先后是河西走廊的主人。汉武帝击败匈奴以后,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郡,其居民几乎全部是中原移民,使这一带成为粮食自给的农业区,为汉朝抗击匈奴和开拓西域提供了一条真正的走廊。以后随着四面几个政权势力的消长,河西走廊或属于中原王朝,或属于地方割据政权,或属于吐蕃、西夏。明朝由于国力有限,中期后仅占有大半条走廊,以嘉峪关(今甘肃嘉峪关市)为终点,凭借长城,屯兵据守。至清朝统一漠北,平定了天山南北路,走廊最终成为一条国内的交通要道。

归属的多次变化,正显示了河西走廊作为过渡地带的特点。但由于该地区具有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又以关东移民为基本居民,因此尽管多次为游牧民族所有,但还保持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黄河方兴未艾及关中平原遭受战乱时,河西走廊成为流民的避难所,往往建成游离于对抗双方之外的独立政权,如东汉初窦融据有河西,西晋末张轨以地方官建前凉政权,十六国中的后凉、南凉、西凉也都是如此。一旦对抗结束,大多重新归入中原政权。走廊的主要依托还是在东方。

西域读过《汉书.西域传》的人对2000年前的西域(《西域传》所指的范围约相当于今我国新疆以及巴尔喀湖、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广义的西域范围更大)的国家之多,无不有深刻的印象。西域号称36国,实际超过50。除了西部的乌孙、大宛等国面积较大、人口较多以外,其余各国大多只有数千人或几百人。

如果你有机会在新疆旅行,或许就能找到答案。当飞机飞越新疆上空时,俯视大地,就像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沙盘,在一道道赭红色的山岭之间是土黄色的荒漠,中间地规则地镶嵌着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绿色。当汽车在近乎直线的公路上驰骋时,一望无际的戈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蓦然,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绿色,于是迎来了清泉、树木、田园和村庄;离开了最后一排树木,就又是黄色的戈壁,连一点过渡的中间色彩也没有。这片片绿色就是绿洲--当年西域大多数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

主宰这些国家的与其说是它们的国王,不如说是自然界的另一位国王--水。

水流到什么地方,能够养活多少人,这个国家就能有多大疆土,有多少臣民。各国的范围一般不大,界线又很明确,便于筑起土在加以防卫,这就形成了一个个城郭国家。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也只有一座城。另一些国家缺乏稳定的水源,就处于更加被动的局面,只能随水源的变化作季节性的或不规则的迁移,成为所谓的“行国”(没有固定领土的国家)。一条河流的改道,一处泉源的枯竭,完全可能使一个繁华的王国顿时毁灭。同样,一个新水源的发现也会给濒于绝境的人们带来勃勃生机,国家会因之而复兴。

在只有人力、畜力作为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对这些国家来说,除非受到外敌入侵要寻求保护以外,结合成更大的政治实体或统一地某一国家都缺乏实际意义,基本是有害无利的。因为要实施有效的统治就得派遣人员,传递消息,征收赋税,交流物资,而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或者耗费巨大。相互隔绝的环境使小国无法寻求大国的庇护,同时也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

正因为如此,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一般都是采取以军事控制加以监护的形式。这些机构,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魏晋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都护府等,基本上都是军事性质的。中原王朝的军队和屯垦人员一般都集中在若干据点,以便将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使用。它们对所辖的各国、各部族或各都督府的基本要求,只是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保持交通线的畅通和军事上服从征调,而它们的内部事务一般不会受到干预。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原王朝在维持漫长的交通线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加上西域地区特殊地理条件的限制,这种统治方法是唯一切实可行的。

所以直到清朝末年在新疆建省之前,仅隋、唐在今新疆东部设置过正式行政区域,十六国中的几个割据政权设置过若干郡县。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西域(新疆)也是一个过渡地带,既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必经之路,也是西方进入中国的起点。这里成为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多种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民族迁移的中间站。今天的维吾尔人就是公元9世纪由蒙古高原西迁的回鹘人留居后产生的。该地区的文化是多元的,至今还可以找到各种未经斧凿的原始印记,只强调某一种文化的影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语言文字是多样的,仅已经发现或出土的,就有汉文、回鹘文、和阗文、吐蕃(藏)文、粟特文、吐货罗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等。民族万分同样复杂,古西域人、匈奴、月氏(支),乌孙、大夏、波斯、汉、大食、吐蕃、契丹、蒙古、回鹘、粟特、突厥、维吾尔、回、女真、党项、满、哈萨克、锡伯、塔吉克、吉尔吉斯、俄罗斯等各民族都曾在这里定居或居留过。

中原同新疆地区的联系在西汉正式经营西域之前已经开始了。西汉以后,通过军事征服、军队的屯居、内地移民的定居、商品的输入、打进等技术的传播、手工业匠人和艺人的交往,新疆与内地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东部地区互相融合的程度更高。但是新疆与中原的交通线毕竟太长,河西走廊易被切断,当中原政权势力衰退或陷于内乱时就无暇旁顾。相反,从青藏高原或中亚进入新疆,路程短,险阻少,比起中原来要容易得多。但由于西方、南方还不存在十分强大的政权,西方军事征伐一般没有越过葱岭,所以除了一度成为吐蕃的属地之外,大多数时间还是由当地或外来民族建立独立政权,存在于东西政权之间。总的来说,新疆地区尽管较多也较易受到中西亚和南亚的文化影响,但自西汉以后,政治上主要是归属于中原政权或保持独立的,因而在18世纪最终成为清朝的一部分。

海岛中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航海技术,春秋时已有了近海船队的记载,早就具备了航行于大陆与近海岛屿间的能力。但历代中原王朝致力于以农立国,对海上贸易始终缺乏热情。即使是在唐这样中国外贸史上的黄金时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外贸作为一项税源和获得奢侈品的来源。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天然良港,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明朝以前,中国极少受到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不必考虑海上战,也不存在人口压力;所以历来的统治者都不重视沿海岛屿的开发和利用,更不重视海岛上政区的设置。相反,为防止人民利用海岛进行反抗、罪犯利用海岛隐藏作案,统治者常常采取封锁海路的办法。

根据距离大陆的远近和航海条件的难易,海岛大致可以分国三类:第一类是距离大陆较近,不存在技术障碍的,如海南岛、舟山群岛等。这类岛屿是否设置政区、或何时设置政区,主要取决于经济、政治因素。如海南岛,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是南越政权的属地,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正式在岛上设置了珠崖、儋耳二郡和至少十几个县。但西汉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六十四年,就因岛上土著民族的激烈反抗而被迫放弃。以后大陆和海南岛的联系虽然没有间断,但直到599年隋朝灭陈以后,才重新在岛上设置珠崖、临振和儋耳三郡。又如舟山群岛,在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就置了翁山县,至大历年间(766-778年)被海寇占据而废。宋初辟为盐场,熙宁中(1068-1077年)置昌国县。但明初为了防止被倭寇利用,又废县,居民全部迁回大陆,到嘉靖(1522-1566年)后才重新有百姓上岛居住。清初再次徙民大陆,直到康熙(1662-1721年)中期开放海禁后才重新置定海县。

第二类是距离较远,航行存在一定的技术障碍的,如台湾岛。在早期的航海条件下,穿越台湾海峡风险很大。据西方国家的记录,到16、17世纪时,西方航海家还视穿越台湾海峡为畏途,船舶失事的比例很高。孙权与隋炀帝两次不成功的征伐,以及此后的长期隔绝,同航海的困难不无关系。当然,到元明以后,其他因素对大陆与台湾的隔绝起了更大的作用。

第三类是距离过远,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设置常设机构或行政区,如南海诸岛、钓鱼岛为例,明代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上明确记载着:“十日,……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在后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说明当时的官方使者已经非常清楚,钓鱼屿(岛)是属于明朝的,到古米山后才属于琉球。但在明朝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可能去经营这些远离大陆的荒岛。

在结束对地理环境的讨论之前,重申以下两点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因生产力而异,对统一国家的形成同样如此。早期的统一往往是从一个个很小的基本地理单位开始的,随着人们生产能力的提高,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因而有可能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区,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第二,影响统一和分治、分裂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尽管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些疆域的分合就无法用地理条件来加以解释。例如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差异,鸭绿江早已不足以阻止两岸来往的障碍,而且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的航行在秦汉时就已非常普遍。从汉武帝设置郡县到西晋末年这四百多年间,朝鲜半岛北部始终有大部分或一部分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区域,但在高句丽兴起后就不再存在了。以后唐朝虽然曾短期征服过高丽,但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只维持了几年时间。应该承认,在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及其周围的地理条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前期能成为中国正式的郡县,后期却连都护府都设不了几年,这显然是无法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的。同样,越南北方在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区一千一百年以后成为独立国家,也只能在地理因素之外寻找原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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