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和陈卫

刘贤斌在6月28日被遂宁警方刑事拘留了,又在7月5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种种迹象表明,对刘贤斌抓捕是高层的决定。刘贤斌似乎在劫难逃了。这是他以类似罪名(1991年是以反革命罪判刑的)第三次被捕,作为“累犯”,面临严厉的报复,可能又将被尘封好多年。

刘贤斌的青少年时期在四川省遂宁市度过,不过直到他读高中时这个川北小城还叫做遂宁县。他家住在仁里场,是一个离城区不太近的乡镇。母亲是一个朴实的农民;父亲在森工局,常年在遥远的大山里伐木。他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我与刘贤斌是高中同学,不过当时没有交往,如果没有八九民运,我和刘贤斌的生活轨迹,很难交叉在一起。

刘贤斌参加了八九学潮,诸如游行、围堵军车、回四川呼吁声援学生等等。但当时,他的影响不大。他和要好的高中同学,也就是“十兄弟”,在学潮开始前就认为中国近期将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但这个运动一定会遭到镇压,所以不要在早期过深介入。“六四”镇压后万马齐喑,这个时期刘贤斌和他的朋友们决定站出来,承担道义责任。他们先赶到成都,参加抗议当局血腥屠杀的活动,之后刘贤斌赴北京,准备参加巷战,未果,然后又回到四川遂宁,与欧阳懿、陈卫筹办地下刊物。

北京警方掌握了刘贤斌的活动,对他进行了审查,但由于他所在的人民大学的保护,他顺利地度过了1990年,完成了实习和毕业论文,虽然还没有毕业,但已在重庆找到了工作。但是命运的拐点出现了,这跟我有关。我在1990年底从秦城监狱出狱回乡,之后我和他又回到北京。由于我跟许多八九时期的学生领袖一起坐牢,于是我将刘贤斌介绍给他们。贤斌对此欣喜若狂。“六四”后,北京高校内一片肃杀,他感到非常郁闷,一下子能认识这么多的有志青年,共同探讨中国民主之路,对他真是意外惊喜。当时胡石根在组建中国自民党,与贤斌接触后,对他大加赞赏。这使警方决心对他下手。

1991年4月15日,在他距毕业近在咫尺之时,北京公安局对他收容审查。警方对他说,只要他认错悔改就可以释放他,并拿到毕业证。但是倔强的刘贤斌不肯违心地认错,因此他在牢中付出了两年半的青春。这是他首次坐牢。于他,信仰是超越自由和个人前途的。从此他成为一个坚定的民运人士。

刘贤斌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马,我曾形容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90年代他基本没有收入,却跑遍了全国各地(坐牢期间除外),只要听说谁是民主信仰者,他就拿着地址只身前往,前去叩门。可以想象,这种原始联络方法效率很低,往往是徒劳而返。但就是凭着信念的支撑,各省市在孤独中战斗的朋友们联系上了,在全国形成一个推进民主自由的圈子。这不是刘贤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实在居功至伟。可以说,现在中国维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局面,与90年代刘贤斌的付出分不开。至今浙江、湖南、西安、贵州的朋友们谈起贤斌,对他的贡献,仍然赞不绝口。

在过去的21年中,贤斌有12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但贤斌并不觉得这样的付出不值,也从未抱怨。他自从走上这条道路,就知道其艰辛,他曾经说,民主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不知道,民主化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铺路石,许多的事情要有人来做,一点点地做。所以,贤斌对突如其来的抓捕并不感到意外。1999年7月,当警察将他从家里带走时,他很平静地对妻子陈明先说:“我要等10年才回家。”果然他被判刑13年,2008年11月才被释放。这是他第二次坐牢。

从监狱出来,刘贤斌当天下午就到八角亭公墓祭奠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去世已经3年多了,临终前没能看到她最疼爱的小儿子,含恨而去——这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一个伟大的母亲最大的遗憾。不过,在贤斌的母亲去世后,我们——他的同学、朋友——一起为她守灵,度过了两个长夜。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儿子是基督徒,那些教友们也整夜陪伴着她,只有音乐、赞美诗,没有哀乐和哭泣。贤斌的父亲现年已经82岁,贤斌在上次出狱时就决心要对父亲尽孝,善待如海恩情的妻子和已经对他生疏的女儿。现在看来,他已经不太可能对父亲尽责了。

刘贤斌从不为自己算计,总是很平静地面对一切。他出狱后,许多人慕名来到遂宁拜见他。大家都觉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谁也看不出他经历了12年的牢狱之灾。他从容淡定,虽然与世隔绝十多年,但他的思想却依然清晰敏捷,分析问题透彻和中肯。刘贤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是“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倡导者,也是其坚定的践行者。对许多人不切实际的想法,包括对暴力变革的主张,贤斌总是耐心地对他们劝阻和说服。

近年来,我们的一些朋友提出了“深挖洞、广交友、不幻想”的川渝行动原则,贤斌提出要加上“识大体”。而我认为识大体本是题中之意,用不着强调,如果加上这三个字,反而会让他人误解,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由此来看,说刘贤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真是莫须有的罪名。贤斌针对的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权,而是国家民主制度的建立。

贤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却从来不观光旅游,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想不起去看风景”。他多次到杭州拜访同仁,即使在西湖边上,也未去看一下西湖。当提及此,他总是淡淡一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在他心中,与同仁交流是最大的乐事。心中有山河,何处非风景?

刘贤斌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他不仅非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非常理解别人。在政治高压下,在异议者的圈子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被误解为“特务”、“线人”,而贤斌总是维护这些人。他认为被自己人误解,是对人心灵的巨大伤害。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而是有他自己的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被误解的人是坚定的志士。贤斌这种眼力,除了他的智慧之外,也由于他非同寻常的气度,而他的宽容源于他的善良和爱心。

刘贤斌对同志、朋友具有血肉相连的同情心。出狱仅一年多时间,据我所知他就捐了两万元钱给各难友,而他却从来不将这些事情披露,实际他家的生活非常拮据,他穿的衣服都是同学给他的旧装。今年春节,我们给川渝狱中难友捐款,他又要捐两千元,被我阻止了,因为当时的捐款已经差不多够了。得知李卓出狱后,贤斌就计划前去看他。去年8月,他以到妻子娘家的机会见到了李卓,结果被警察强行送回遂宁。得知佘万宝出狱的消息,我和朋友第二天就到了广元,而贤斌第三天也赶到广元看望万宝。王森今年7月2日出狱,贤斌和我约好前往达州迎接王森。

陈云飞被警察无任何理由和手续第六次非法关押。6月18日晚上我对他说了这个消息,并说不能让这种践踏法律的事情继续下去。19日上午,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喝茶。他非常气愤,于是我们决定到新都去抗议,让好人陈云飞回家。然后我们各自回家,并将我们的行动在推特上发布。之后,我们到了新都。当时,有一些人,比如小冯和李婷惠等,已经前往新都声援陈云飞,莫之许也正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当天晚上12点,陈云飞被释放。已经入睡的刘贤斌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得从床上跳下来,然后他从我们住宿的小旅馆冲出去,到网吧给朋友们通告这一让人兴奋的消息。“让好人陈云飞回家”黄丝带行动取得完胜。

我们出发前就考虑到风险,特别是刘贤斌的风险。此次刘贤斌被带走时,我以为他最多就是被治安拘留。我不知道这次行动跟他被捕有没有直接关系。刘贤斌看到朋友、同志受到伤害比他自己受到伤害还要难过,他是一定要营救陈云飞的。他曾对我说,今年11月,他剥权期结束后,一定要前往武汉去接秦永敏——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同仁。他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看来他的这一愿望将要落空了。不过四川的朋友不会让他失望,如可能我将去武汉,将他的祝愿带给秦永敏——另一个可敬的战士。

大义当前,刘贤斌从来就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出狱不到一个月,他得知遂宁市莲溪县林业员邓永固因为揭露腐败被捕入狱,于是毅然和我署名发表《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该信导致邓永固后来被释放。出狱不到一个月,贤斌作为首批《零八宪章》签署者签名,并为自己刚出狱就签了这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感到非常幸运。

刘贤斌不是理论家、宣传家,他是一个遵循良心的行者。今年5月,他来到北京,有人劝他从事理论,他说:理论不是我的长处,中国缺乏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是勇气。为民主事业,他宁肯默默担当,身体力行。

刘贤斌最高兴的是见到新朋友加入到维权和民主事业中来,所以他较少在异议者通讯圈中出现,按他的话说,这个圈中基本都是跟我们抱有一样观念的人,所以他将目光投向国内大众博客,将交流的对象转向普通民众。贤斌的发言并不过激,但他的博客还是不断地被封杀,有十几次之多,署名换了又换,从“刘贤斌”、“刘贤斌自由谈”、“四川老刘”,直到“四川老刘十一世”……

我曾认为,英雄不能改变中国,需要英雄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但是高尚的人格怎么能见容于这个畸形的时代?而这个堕落到底的社会恰恰需要英雄,需要担当道义的殉道者。这是对正义的拯救,也是对时代、对国家、对我们的社会和民族的拯救。刘贤斌个人并不能颠覆政权,只是这个制度背弃道义扼杀道义,断送了国家的希望,最终才会葬送自己。当局以为将刘贤斌这些坚持良知的人送进监狱,他们的政权就稳固了,他们的制度就长久了。错了,正像我曾说的,这是愚蠢的。抵抗他们的不是刘贤斌、刘晓波,而是良知本身。

最后,我将以6月30日我在遂宁国保传讯我的笔录上的签署文字作为该文的结束语:“我是一个理性、和平主义者,刑拘刘贤斌是中国政府最愚蠢的事,是对理性、和平和法律的践踏,释放刘贤斌是唯一的出路!”

2010年7月7日 于遂宁市玫瑰上品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