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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国先贤几乎没有人认可奴隶制，他们认为奴隶制很快就会被终结，北方多数州在南北战争前也基本结束了奴隶制，但这些并未给予自由黑人公民权。林肯在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后，力促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因为他知道《宣言》不过是一个战时措施，如果不通过宪法确立对奴隶制的废除，这项历史使命有可能前功尽弃，这除了说明林肯废奴的决心外，也展示了他的远见。实际上，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的绥靖政策，使得国会中的共和党付出极大的努力才通过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但由于党争的需要，共和党总统还是撤出了军队，结束了重建，南方又回到了白人种族主义者手里，黑人被抛弃。他们不仅仅失去了到手的政治权利，而且沦落到更加悲惨的境地。直到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前，历届总统都不再关心黑人的命运，共和党的“林肯党”称号变成了一种讽刺。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让黑人陷入了极端贫困，政府救济计划又充满了种族歧视。不过，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颁布的新政成为种族关系的转折点。该政策目的是帮助穷人，黑人作为穷人中的穷人，获益颇丰。
罗斯福总统还组建了一个“黑人内阁 ”。埃莉诺·罗斯福担任了黑人领袖与罗斯福政府间的中间人，帮助协调两者的关系。
1936年民主党大会史无前例地出现了30名黑人代表，黑人牧师做了开场祈祷，来自芝加哥的黑人国会议员致了欢迎词。尽管如此，罗斯福也无法推动类似于反私刑绞死的法案。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由于国会那些南方民主党议员资格老，“这群南方人——把持着国会”，“如果我现在声明支持反对私刑的议案，他们就会阻止我请求国会通过的防止美国崩溃的每一项议案。我真的不能冒这个险”。但一系列新政法案的通过，还是有利于黑人的权利和利益。
1933年通过的《失业救济法案》强调，联邦雇佣中“不得因为种族、肤色或者信仰而实行歧视”。
1935年通过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瓦格纳法案），允许工会与资方议价及平等对待员工。
1940年通过的《义务征兵法》，试图废除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
1941年，卧车列车员兄弟会的菲利普·伦道夫发起了10万名黑人向华盛顿进军的行动，逼迫富兰克林·罗斯福禁止国防承包领域的种族歧视。6月25日，罗斯福总统最终签署了第8802号行政命令。该命令宣布“国防工业或政府不得因为种族、信仰、肤色或者原国籍原因而用工歧视”。罗斯福成立了一个临时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五个委员会中有两名黑人。这一行政命令，被黑人称为第二份“奴隶解放宣言”。
罗斯福还认命了第一位黑人准将本杰明·戴维斯，并任命黑人威廉·黑斯蒂为战争部长文职助理。这一系列的行为得到了黑人的赞赏，黑人除了投共和党的票外，有了另外的选择，使得黑人的选票显得更为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中，对黑人的残暴行为受到敌对国的谴责，让美国不得不考虑国内种族主义问题。
1942年，在密苏里州塞克斯顿市，黑人克里奥·赖特遭受了长达48小时的私刑后被绞死，轴心国的广播节目向全世界播报了这起谋杀案的细节。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问美国国务卿吉米·伯恩斯，美国自己的南卡罗莱纳州和佐治亚州都无法保证选举自由，凭什么逼迫苏联在波兰实行自由选举。
1944年12月，德国人在法国的阿登地区发起反攻，致使5万美军在一周内或死或伤，一个月内超过12.5万名人员伤亡。盟军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下令派出自愿加入并受训的黑人参战。经过6周训练，由50个排的黑人与白人士兵并肩作战进军德国，一举摧毁了第三帝国。艾森豪威尔嘉奖了这支部队，更为重要的是，白人士兵改变了对黑人的看法。与黑人携手作战之前，只有三分之一的白人士兵表达了对黑人士兵的积极看法，战斗打响后这一比例变成了80%。战争进入尾声时，有100万黑人应召入伍，另有8万自愿加入。
黑人回国士兵说，“我觉得，曾在海外为民主而战的我们，回国后也应该享受一点民主吧”；但黑人士兵回国后积极参与投票的行为，在南方各州受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残酷对待。
1946年，密西西比州乡村，二战黑人老兵依托·弗莱彻想要登记投票，白人登记员却告诉他：“在兰金县，黑人禁止投票，你若不想惹上大麻烦，就赶紧出去，不要再提投票的事。”弗莱彻在城外等公交车时，4名白人绑架了他，开车将他载入森林，痛揍了他一顿，并警告说，若再敢企图投票，就要他的命。
密西西比州有很多人有类似遭遇。密西西比州的美国参议院西奥多·比尔博为争取连任，敦促每一位“有血性的白人要不择手段阻止黑人投票”。《杰克逊每日新闻》警告想投票的黑人，“千万别试”，否则可能会有“危险的、不幸的结果”。杰克逊市的白人焚烧十字架威胁黑人。比洛克西市街头挂出标语，警告黑人“若投票，后果自负”。帕克特市的4名白人殴打并威胁杀害一名企图登记投票的黑人。
在佐治亚州，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退伍老兵马乔·斯奈普斯，他是自己选区唯一一个登记投票的黑人。在另一个镇，一群白人暴徒将两位退伍黑人和他们的妻子拖出车，排成一排，朝他们开了60枪。
美国陆军中士艾萨克·伍达德在服役3年，又在南太平洋战区待了15个月后，收到了转业通知，便从佐治亚州哥德堡乘车回北卡罗来纳州的家。车开到南卡罗莱纳州后，司机责骂伍达德，说他上“有色人种专用”厕所时间太长，并喊来警察以醉酒为名逮捕了他，尽管他并未喝酒。警察虐待他，用警棍戳瞎了他的眼睛，等伍达德被送到军事医院时，已经永久失明。
这些暴行激怒了美国黑人，一个黑人学者写信给新任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将一个曾经用双眼保卫我们国家自由的男人的眼睛弄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发生过如此残忍的事情，这绝对让我们蒙羞”。杜鲁门本人是一战老兵，他成立了民权委员会，调查暴力事件，并提议相应的联邦立法。司法部启动了对弗莱彻的调查，参议院召开了对比尔博连任竞选活动的听证会。在杰克逊市委员会听证会上，约有150名密西西比州黑人（其中好多佩戴奖章的二战老兵）出席听证会，证明自己在企图投票时遭受了暴力对待。听证会后，密西西比州登记投票的的黑人数量上升了50%。
杜鲁门是第一个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总统，强调“有人正密切监视着我们的民主”，他指出，“作为有半数非白人人口的世界老大，理当先打扫干净自己的屋子”。之后，他的行府提出了废除所有州的人头税，建议联邦废止私刑条案和选举权利法案，取消军队中的隔离政策，扩大联邦政府队伍——包括建立一个永久的公平就业实践委员会，在司法部设立一个分支机构专门处理民权事务，还要设立一个民权委员会。1948年2月，总统向国会提交了他的民权立法法案。
由于杜鲁门总统的一系列举措，大大鼓励了黑人参与选举，各州选民登记人数都有大幅增加：佐治亚州从1940年2万人飙升到1947年的12.5万人，路易斯安那州从1948年的8000人上涨到1952年的10.7万。密西西比州从1946年的2500人增加到1950年的2万人。
德克萨斯州设立单独的黑人学院。1946年希曼·斯韦特要求入读白人的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1950年最高法院判定单独设立黑人学院不当。斯韦特案终结了高等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同一天，最高法院要求俄克拉荷马大学研究生学院停止在教室、图书馆和食堂隔离乔治·麦克劳林。
1954年5月17日，在与另外四个案子并称“布朗诉教育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以全票通过宣判公立小学种族隔离无效，并判决吉姆·克劳法违宪。
布朗案宣判公立学校隔离违宪，但没有给出具体纠正措施，这个问题拖到了第二年。
1955年5月31日，布朗第二案宣判，最高法院将这些案件发回了地方法院，要求它们“立即开始，合理审判，完全服从布朗案的判决”，如果是在“诚信守约的基础上”需要延长“判决的最早落实日期”，可以予以批准。公立学校将在无歧视的基础上，“以刻意的速度”开始录取诉讼当事人，而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寻求的“立即”。
1957年9月，阿肯色州长奥瓦尔·福伯斯派遣该州国民警卫队阻碍法院废除种族隔离判决的实施，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陆军101空降师强制执行。
为抵制最高法院的判决，1958年，阿肯色州长福伯斯与弗吉尼亚州长林赛·阿尔蒙德关闭了多所法院下令废除隔离的学校。佛罗里达州长勒罗伊·柯林斯通过学生安置法拖延。北卡罗来纳州首席检察官马尔科姆·希维尔也批准类似政策。
虽然法院作出的判决意义深远，但因为法院和联邦总统并不想通过立即实施来激怒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使得在相当长时间里判决并未得到落实。在国会通过1964年《民权法案》时，真正入读种族融合学校的南方黑人儿童不足2%。这一判决的胜利，给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黑人看到了通过法律诉讼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希望，延缓了直接冲破种族隔离制度的其他非暴力抗争手段的实施。
但这一判决同时也激怒了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的暴行在媒体曝光，激起了包括大量白人公众的愤怒，客观上促成了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成功。
1956年2月，为将一名黑人女性奥瑟琳·露西赶出亚拉巴马大学，竟聚集了上千暴徒，他们向露西扔石头、鸡蛋，并威胁将其私刑绞死。与暴徒相比，黑人可谓是“有纪律、有耐心且通晓事理”的模范。
1960年11月，新奥尔良市数百名抗议者面对上学路上年仅6岁的黑人学生吐痰，咆哮“杀死黑鬼”，这一丑陋的画面在电视上直播，为全美国人所厌恶。
1957年伯明翰市，6名三K党人随机挑了一名黑人，先是嘲讽他“以为黑鬼小孩应该与白人小孩上同一所学校”，后将其阉割。
来自佐治亚州的国会众议员詹姆斯·戴维斯说“布朗案判决是惊天骗局，应该受到谴责”，并否认“人们有向这一新型暴政低头屈服”的任何义务。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院詹姆斯·伊斯特兰说“没有法律规定，自由的人民必须屈服于对他们个人自由的公然侵犯”。
尽管如此，事实证明没有社会运动的支持的诉讼是无法带来重大社会变革的。
1955年12月1日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员罗莎·帕克斯因拒绝给白人让座被捕。
1955年12月5日，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蒙哥马利进步协会发起了拒乘公交车抗议，历时一年。
1959年4月，密西西比州波普勒维尔，黑人麦克·查尔斯·帕克被控强奸了一名白人女性，原本该出庭受审的他却被一群白人暴徒从监狱抓出，私刑绞死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称，私刑绞死帕克是南方政治家“有组织的抗法行动的必然结果”，反映了“联邦政府进一步保护民权的必要性”。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宣布，鉴于私刑绞死帕克事件的发生，以及大陪审团不愿意给已知参与者定罪的情况，他将开始研究新民权立法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大陪审团此举是公然违反了法律正义。
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市的伍尔沃斯药店内，4名黑人大学生在种族隔离的便餐柜台上静坐抗议。第二天，来了30名黑人学生静坐，这次运动迅速在南方传开，从纳什维尔到迈阿密，又从巴尔的摩到圣安东尼奥。4月份，黑人学生在南卡罗莱纳、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诸州的议会大厦和城里举行示威游行。在整个1960年和随后的一年里，约7万人参加了13个州的各种抗议活动，差不多4000人被捕。
1961年，种族平等大会派遣一队由黑人、白人组成的自由乘车者前往南方腹地，在公交车起点站和终点站挑战当地的种族隔离制度。外号“公牛”的亚拉巴马州警察局长尤金·康纳给三K党成员15分钟的“自由狩猎期”，他让中间人传话给三K党，承诺会让警员远离现场。据说，康纳恳求三K党成员：“天啊，你们如果想做这事，就去做吧”。
在自由乘客前往蒙哥马利时，警察又神秘消失了，示威者又一次遭受野蛮殴打。此前，州长约翰·帕特森曾承诺示威者可以安全经过该州。
1963年9月15日，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三K 党炸毁了第十六街浸礼会教堂，造成4名黑人女学生死亡。数小时内，又有两名黑人青年被害。凶手是一个白人暴徒和白人警察。亚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公开表示支持。
至1963年，金领导了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运动，肯尼迪总统和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表示支持，在金被捕后，罗伯特派部长助理前去谈判解决问题。
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叫嚣“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亲自挡在学校门口不让黑人学生入学，肯尼迪总统置州国民警卫队于联邦政府的权力下，迫使州长乔治·华莱士让步。
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民权是“与宗教圣典一样古老，与美国宪法一样清楚的道德问题”，并彻底修改了他早前的民权提案。
总统颁布了第11114号行政命令，取代了他在1961年发布的命令。通过表明“鼓励采取平权运动消除就业歧视正是美国的国策”。
为了支持肯尼迪的《民权法案》，马丁·路德·金宣布了他的“向华盛顿进军”的大游行，大约20万黑人与白人一路高歌走过了国会大厦，并持续行进到林肯纪念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种族平等大会、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学生非暴力统筹委员会和城市联盟的领导人们发表了简短的演讲，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11月肯尼迪被刺后，新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在国会参众两院会议上说，“要纪念肯尼迪总统，发表任何纪念演说或颂文都不如尽早通过他为之奋斗良久的民权法案”。
《民权法案》的第7条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共和党参议院巴里·戈德华特认为这公然违反宪法。众议院辩论第7条时，80岁的保守派、弗吉尼亚州的霍华德·史密斯把“性别”一词添加到受第7条保护的名单里。他说：“既然这个法案太不完善，那么这点修正会有什么伤害呢？”在一群保守派议员对女性平权进行了一番调侃嘲讽之后，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女议员玛莎·格里菲斯站了出来，她说：“难以置信，白种男人竟会乐意置白种女人于这般不利境地”“不把这一修订加进去，你们就会把白种男人括在括号里，就会试图给有色人种的男人和女人以平等的就业权利，而这份名单的底部会是毫无权利可言的白种女人。”玛莎的论证很成功，此修正案只用了两个小时通过。霍华德·史密斯弄巧成拙。
两天后，即1964年2月10日，众议院以290比130的压倒多数批准了《民权法案》，提交参议院后陷入了辩论的泥潭，几个月后，在6月19日，参议院以73比27通过了法案。参议院的修正案送回众议院，霍华德·史密斯再次试图阻止法案通过，但没有成功。
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法案。法案意义深远，它证明联邦政府可以自我完善并随之更改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行为，而最后新法律显著地减少了公然的种族歧视。这一法案的另一个后果是，让还在共和党阵营里的黑人纷纷加入民主党，同时把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送进了共和党。其实，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在一系列政策上，保守的南方民主党就一直和共和党合作，阻止新政法案的通过。《民权法案》的通过，使这一角色的转换得以加速，直到罗纳德·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彻底完成。原来那个提倡废奴的“林肯党”从理念到政策逐渐走向了保守，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民主党代表了社会进步。
1964年，数百名北方大学生参与“自由之夏”民权活动，到密西西比州时，3名民权工作人员——詹姆斯·钱尼、安德鲁·古德曼和迈克尔·斯维尔纳被谋杀。另外，还发生了数十起教堂炸弹袭击、枪击、殴打及其他暴行。
塞尔玛市位于亚拉巴马州达拉斯县，该县顽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治安官吉姆·克拉克残暴对待毫无反抗的示威者。暴力在1965年3月7日“血腥星期日”达到高潮，他们本打算前往蒙哥马利为争取黑人选举权而游行示威，但在通过爱德蒙得佩图斯大桥时遭遇了执法官的血腥攻击。该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1962年就是凭借“永远”捍卫种族隔离这一承诺成功当选，这一次，他再次承诺将不择手段阻止这场游行。和平的示威者遭到了马匹、乱挥的警棍和催泪瓦斯。有两名遇害者：一个来自于波士顿，是一位一位论派牧师；一人来自于底特律，是5个孩子的母亲。
举国上下被杀戮震惊了，同庞大的7000余万电视机观众一道，约翰逊总统回顾了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阿波马托克斯投降日到塞尔玛事件。他号召国会批准一项投票法案，也恳请美国人民：“不只是黑人，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克服盲从和不公等有害传统。”然后，他说出了那句民权运动的名言：“此外，我们要战胜一切。”
1965年3月15日，约翰逊总统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投票权利法案》。该法案终止了绝大多数南方地区对选民登记实行的识字测试。并规定，对绝大多数拒不服从的南方县，联邦登记员有权取代该州的登记员。
这一识字测试以及被早先废除的人头税及“祖父条款”等规定，表面看是一视同仁的，实际上是针对黑人设计的，因为大多数黑人没有文化，且收入低，法律上从1870年才取得选举权（祖父条款规定在1867年前已经取得选举权的，其后代不必通过财产及教育等的限制，可以直接取得选举权），而且选举登记官都是白人，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通不过测试的几乎全是黑人。这就引出一个话题，如果一项法律从制定到实施，明确是针对某个群体的，但字面上却显示一视同仁，这是不是一种系统性歧视？系统性歧视不是一种法律文本问题，甚至也不是一种制度建构问题，而是一种潜藏在血液或潜意识中的文化现象，它渗透到包括日常执法在内的方方面面，法律及制度会因其而变形扭曲。
该法案出台前，密西西比州符合投票年龄的黑人中只有6.7%能完成选民登记，亚拉巴马州只有23%。三年后，这两个州的黑人选民登记率飙升到60%左右。此法案永远地改变了南部政治。
然而，只有政治权利，是无法让黑人获得解放的，这一点，约翰逊总统非常清楚。
在一次演讲中，约翰逊总统说：你不能找一个多年身披枷锁步履蹒跚之人，解放他，带他到种族的同一起跑线，然后说，你可以跟别人自由竞争，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你已经做到了完全公平。作为自由主义者，林登·约翰逊显然比那些自称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人更懂得公平的含义，一种不顾结果只看形式的所谓机会平等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虚伪掩饰。
他认为既然黑人公民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少数族裔的过去，那么他们应该得到额外的帮助，即用更多的社会计划将其带到起跑线前，以便他们能够与其他公民平等地展开比赛。那就是通过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等机构去监督政府及私营部门确定平权的计划和目标，以减少就业中的种族歧视。
约翰逊在离任前还邀请十五位美国商业巨头齐聚白宫吃牛排，要求福特、可口可乐、美孚等大公司培训和招聘包括黑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如果他们正在工作，就无暇往你们家里和工厂里扔炸弹，让他们忙起来，他们就没空烧你们的汽车”“我需要你们把这拨食税人变成纳税人”，巨头们纷纷做出承诺。
马丁·路德·金等黑人领袖曾提出一项针对黑人的国内马歇尔计划，他们认为既然美国可以拿出120亿美元援助欧洲重建，为什么不可以制定类似计划在一定的时间（比如十年内）帮助黑人摆脱贫困，与其他族裔并驾齐驱？但在一个白人种族主义思潮仍有很大市场的国家里，国会很难通过类似的补偿性法案。实际上，后来的历届美国政府，对于如何落实《民权法案》第7条一直存在争议，保守派指责包括费城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旨在逐步提高少数族裔入职比例的计划是不公正地制定“定额”，而不仅仅是一种“少数族裔就业比例之目标或标准”。在包括大学入学等问题上，保守派一直指责《民权法案》的落实是“逆向歧视”。白人种族主义及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观念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暂时被压制。实际上，类似于佛洛依德事件这样的警察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执法屡见不鲜。虽然黑人取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但真正实现《民权法案》所期望的目标和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美利坚共和国任重而道远。川普的当选和他的支持者的表现，就是对这一判断的最好注解。
通过对美国黑人历史的梳理，我们能得到些什么启示呢？
1、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1865——1870年之间陆续出台了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意在废除奴隶制，要求各州对黑人进行平等保护以及保障黑人的投票权等政治权利，但在之后的一百年间，这些宪法修正案在南方完全无效。黑人不仅被剥夺了投票权，其人身财产也完全没有得到宪法的保护。这一切对黑人的暴行，都是在合法的外衣下发生的。这说明，那种认为法律和制度可以自动发挥作用的说法幼稚可笑，同时也告诉我们，1960年代《民权法案》和《投票权利法案》的出台，也绝对不等于彻底结束了种族隔离制度和对黑人的歧视，只是宣告了这种制度和理念不合法而已。种族隔离制度和歧视的彻底消除，依赖于人们习惯观念的彻底改变和思想文化的文明进步。
2、总体上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进步化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可能是直线发展的。比如1860年北方黑人所受到的法律对待还不如1810年，1870年南方黑人还可以投票，可以当陪审员，可以担任公职，到1910年反而不行了。1910年北方黑人入读种族融合学校、入住种族融合街区的可能性倒比1930年要高。所以，在对待少数族裔问题上，今天未必比昨天更文明进步，甚至1960年代美国在平权运动上取得的成绩今天未必可以完全保得住。川普的上台就说明，美国保守主义的回潮，不仅仅导致了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沉渣泛起，而且拖累了世界的文明进程，这一点，从中国思想界的保守主义化到舆论中充斥着对黑人穆斯林等的歧视言论可见一斑。
3、重建的不彻底，或者没有及时进行社会改革，是黑人权利得而复失的根本原因。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分析了美法革命的区别，指出美国革命是单纯的政治革命，革命成果就是联邦宪法。一旦革命成果获得，革命就宣告结束。而法国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同时也是一场社会革命，不仅要解决选票问题，同时要解决面包问题，这样就使得它无法保住革命的成果，必然陷入某种不断革命的“噩梦”中。阿伦特只是比较了现象，并未深刻分析两者之间差异背后的根本原因。具体到南北战争，我们可以沿着阿伦特的分析路径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如果法国的革命家必须满足巴黎妇女们迫在眉睫的面包要求的话，林肯党未能进一步满足黑人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经济保障，失败就在所难免了。其实，战争中，林肯曾经默许将军们没收反叛奴隶主的土地分给解放了的黑奴，黑奴的解放就是以没收反叛者的财产为借口的。对于叛国者财产的没收，美国是有先例的。在独立战争期间，保王党们的土地被没收，依据邦联与英国的《巴黎条约》，战争结束后，各州应该返还这些没收的土地，但有些州，比如纽约，拒不执行条约，这也是英国一直在西北驻军的借口。所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按照这一神话，殖民地本身就该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而不应该强占。可惜，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查尔斯·萨姆纳等共和党激进派提出没收参与叛乱的奴隶主的土地分配给被解放的黑奴的法案，没有得到国会多数派支持。这就造成了虽然法律上黑人得到了政治权利，经济上还不得不依附于原来的奴隶主或者有产白人，而这种依附关系又使得他们无法保障自己的政治权利，使得经济状况更加悲惨，实际上，大多数黑人不得不被合法地强制劳役，或被系统性地置于永远贫困化的悲惨境地。实际上，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没有社会权利，政治权利就没有保障，没有社会平等，政治平等只是一句空话。
4、1960年代平权运动取得的成绩，归因于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一战与二战中黑人参战，既使得黑人更加自信，也使得白人认识到了黑人的力量。比如，虽然北方也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实际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但比起南方来，黑人的生存和权利空间还是比较大，导致在20世纪初大量南方黑人移民北方。他们在北方，既有更广泛的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空间，又有更强财务能力，这就为民权运动培养了有生力量。同时，由于政治文化的进步化，使得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逐渐有利于黑人维权，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致力于合法维权，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黑人律师，他们在法庭这一唯一安全的场所逼问白人种族主义者，让法官认识到黑人可以和他们一样优秀。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民权运动的发展。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马丁·路德·金等领导的大规模非暴力抗争运动，没有直接的街头对抗，民权运动不会在1960年代取得那样丰硕的成果。《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的通过是广大黑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同时，对方的暴行和黑人的牺牲也擦亮了大多数白人的眼睛和唤醒了他们的良知。同样，今天的佛洛依德事件，依然需要正义之士站出来，走上街头，向种族主义说不。这是社会运动铁的规律，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害怕牺牲，就只能永远为奴！
5、最后一点，我想通过本文告诉中文世界的读者，之所以那么多自认“自由派”的人士在佛洛依德事件以及类似的事件中，站在了歧视黑人、反对平权的白人种族主义立场上，根本原因在于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误读和对美国历史和现实的无知。而这种对误读和无知的自信，又强化了其种族歧视的反文明、反人类的立场。正如朋霍费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