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和美国文化人类学

鲁斯·本尼迪克特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菊与刀》给世界各民族人民展示了一种新的文化关系:在互相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互信与和平。《菊与刀》的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1887-1948 ),青年时代攻读英国文学,奠定了文学基础,到了三十多岁的年纪她才开始进入文化人类学领域。她的导师是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思。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她继续师从博厄思,并展开田野调查。出版了《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

本尼迪克特是博厄思的忠实助手,并且将文化相对主义的新观念发扬光大。四十年代的美国进入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她接受美国国务院的委托,深入日裔公民的居住地,采访日军战俘,调看大量相关影片和资料,写出了关于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调查报告,就是这一本日本学专著《菊与刀》(The Chrisanthemun and the Sword)。凭借她精湛的英文文学功底,她用生动细腻的文笔描写了日本民族的性格和特征。美国占领当局利用这份报告,比较平和地管理和改造了战后的日本。也让日本民族平稳地重新融入了国际大家庭。《菊与刀》不仅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且成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著名的文化相对主义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灵魂,也是该书的灵魂。

弗兰茨·博厄思

本尼迪克特的导师弗兰茨·博厄思(1858-1942 )是德国(犹太)人。在德国取得物理博士学位以后,从事地理研究,去过巴芬岛研究爱斯基摩人社会。开创了田野调查的民族志记载的新方法。他反感德国存在的反犹主义和国家主义氛围,于是选择留在美国从事学术科研。他在他的著作《原始人的思维》The Mind of Primitiv Man中已经表达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各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没有高低之分。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都有自己的逻辑、社会思想、世界观和道德观。这种新的观念公开否定了欧洲中心主义,后来也直接抵制了法西斯的纳粹种族主义思想。博厄思教授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吸引了很多学生。其中包括后来著名的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 和玛格丽德·米德。 文化相对主义成为他们鲜明的旗帜。

玛格丽特·米德

先说著名的女学者米德的故事。米德进入人类学殿堂时,刚刚从英语文学和哲学本科毕业。她的田野作业是在南太平洋的萨摩亚岛上。她在岛上居留九个多月,采访了三个村庄的数十位青春少女。写出的调查报告《萨摩亚的成年》跟她师姐本尼迪克特的作品类似,也是文笔优美引人入胜,一炮而红。跟当时的美国社会中青春少女的青春躁动不同,萨摩亚的女孩们生活得从容自如。因为萨摩亚没有现代社会对青少年的性忌讳,社会环境宽松而解放,没有严格的学校教育,也没有激烈的社会竞争。萨摩亚人的生活如同世外桃源的田园牧歌。这样的传奇报告震撼了美国,风靡一时。米德作品成为被人们广泛阅读的人类文化学经典。米德传递的新观念跟后来西方社会的性解放存在可能的联系。

爱德华·萨丕尔

再说著名的语言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 ),原籍德国,自幼移民美国。他在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又跟随博厄斯教授深入学习了美洲大陆各种各样的印第安人语言。在这一片《圣经》中从未提到过的土地上,竟有比欧洲更多得多的语言。萨丕尔在他的《语言论》一书中引用的不同语言竟多达60种,可见他懂得的语言之多。除了在音位学和对印第安语言的认知等贡献之外,最为著名的是他的“语言相对性原理”,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或行为方式的不同。这个“语言结构影响语者认知结构”的说法涉及到人类语言学、心理学,语言心理学,认知科学、语言社会学、语言哲学等多个领域。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波及世界各大人文学科,褒贬不一。

从以上这几位学者的成就来看,足够说明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巨大能量,理应让我们刮目相看。他们所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对二十世纪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有了这样的全新观念,知识界开始跟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划清了界限,更加彻底地拆穿法西斯种族主义的野蛮理论,也抵制了所有的“民族文化优越论”。新老殖民主义迅速节节败退,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各民族平等的新思想。经过战争灾祸之后,人类终于在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的原则上创建了联合国。人们重新审视了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意义,反思功过。直到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代表主流社会向原住民道歉,忏悔过去的野蛮杀戮印第安人的罪行,忏悔过去将印第安人子女强制寄宿到基督教家庭或学校去“接受主流教育”的错误方法。……这些变化的背后,都存在着文化相对主义促成的文化多元论形成的铺垫。

与中国失之交臂的遗憾

关于文化人类学,从1920年代初叶,中国的民俗学者就开始逐渐向国人介绍。其中北大《歌谣》杂志群体和周作人先生都出力甚勤。后来又有费孝通吴文藻等学者身体力行。可是到了二战结束,也就是《菊与刀》1946年公开出版,并风靡西方知识界的时候,在中国人面前却嘎然而止彻底中断。1949年的中国进入了“一边倒”,倒向苏联东欧的全封闭时期,一直持续到1979年改革开放。有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实例,说明中国知识界错过了《菊与刀》及其文化人类学的浪潮。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家周有光是1948年从美国回归祖国的。他带回一本奥匈帝国犹太学者第菱格尔(David Diringer)的《字母的历史》。这本书基本上还是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物,认定文字的发展是从表意文字开始,发展到意音文字,再到表音文字(音素化)的过程。把拼音文字认定为高级阶段,其他的文字都是低级阶段。以周有光先生为代表的的中国许多学者文字改革思想都是顺随这套思路而来的。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周有光先生综合编译成中文版《字母的故事》在北京出版。1957年左右,国内文化界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汉字并不落后,有它自己的方法和逻辑,但是由于缺少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论的思想武器,无法跟主流派进行抗衡,于是迅速招架不住。“拼音必将取代汉字”的说法维持了至少三十年。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训练。它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是去评判乃至去摧毁与自身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汉字难道不应该这样分析吗?汉字改革就是“评判”汉字落后于拼音文字,乃至去“摧毁(废除)”汉字,用拼音取而代之,并实行(非理据性)简化。更有趣的是,周有光先生在百岁高龄的岁月,勇敢地挑战马列理论的所谓社会发展五大阶段历史规律(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可是他却没有挑战他所译介的文字发展三大历史阶段(表形-意音-表音)。其实三大阶段只是臆测,并无现实的例证!

平心而论,面对凶残血腥的纳粹的日耳曼民族优秀论和日本法西斯种族理论提出否定,还是比较容易的。面对西方民族的欧洲中心主义,研究多,赞誉也多,对其余的民族文化,研究不够,评价也不充分,所以要树立多元文化并列的文化观,反而并不那么容易。美国的文化人类学所倡导的文化相对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武器,这是非常可贵的文化支持。博厄斯说过:“世上有很多种人类文化,并非只有高度发达的西方文化一种。要依靠历史和学术,而不是人种和生理的差别才能解释文明世界和石器时代之间的不同”。

米德在谈论萨摩亚少女问题是谈到:“每個原始部族都选择了一组天赋、一组价值观、一种艺术、一种宗教与一种社会组织,此即他们能给人类精神长河的独特贡献”。 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自己,难道我们不是也选择了一组天赋,一组价值观、一系列艺术和某些宗教和社会组织吗?而汉字又是其中最为独特的一项,既是语言赖以承载的载体,又是诗词、书法等多重艺术的手段之一。它比其它民族的文字的艺术承载更多更丰富。

萨丕尔的假说,“语言结构影响说话人的认知结构”,在1980-19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是被否定的。例如《社会语言学》的作者陈原先生就认为这种假说是反科学的设想p109 。可是到了21世纪初,北师大徐通锵教授却打破沉默,提出了异议。汉语的基本单位是一个音节一个声调的汉字词,而不是西方语文的词。汉语的音节语言结构形成了汉字,也就是每个音节都有声韵调和形音义的文字。近百年来中国语言学长期遵循印欧语言学的故道,舍弃汉字,绕“词”而行,是误入歧途。应该回归字本位。他提出既然汉字既是看的,也是说的,是视听二重性文字,与仅仅是说的拼音文字根本不同。字的形音义三位一体,是说(听)的,也是看的单位。历史上汉字注重的是语义学,有非常严谨的文字、音韵和训诂的研究。西方现在也注意到语义研究,汉语语言学应当回复到语义学的研究方面来。从汉字是视觉单位的角度来说,大量区别靠的是字形区别,所以“汉字无法拼音化,也没有必要拼音化”。(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p132)徐通锵的论证刚好证明了萨丕尔的假说,汉语的结构影响了中国人的认知结构,其中包括使用汉字,注重汉字的语义。中国人更注意文字的视觉认知途径,就是在汉字的基础性编码机制方面比拼音文字偏重于汉字的理据性。诗词、联语、生辰八字、名讳……贯穿了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科举婚丧,喜怒哀乐,形成了特有的民俗文化。

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反思

过去的文字改革想法把贫穷落后的责任推给了汉字,完全是错怪了民族文化。

现在回看历史,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力学者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是留日海归。他们在日本看到脱亚入欧的言行,听到废除日本汉字的呼声,也就开始了对中国汉字的讨伐。另一派则是留苏海归,以瞿秋白为代表。既是留日学者,又是瞿秋白的挚友和亲苏左翼主帅,鲁迅则一身而二任,发表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激言论。1927年底斯大林托洛茨基斗争公开化,迎来了恐怖的三十年代。斯大林采用专政手段绞杀不同意见的政敌。虽然不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凶残扩展到校园和街道,但是培养“红色教授”驱逐资产阶级学者专家,并予以批判、判刑或处决。这段时期也是苏联“马尔语言学”伪科学疯狂肆虐的荒谬时期。马尔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家,倡言语言的阶级性,打击“资产阶级”语言学,把各种语言分成不同的等级。马尔学说泛滥成灾,阻碍了苏联语言学的发展。斯大林不得不在1950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把马尔学说赶出学术舞台。然而恰恰是中国汉语拉丁化运动的主将瞿秋白,正是在1928年到达莫斯科,直接接受了语言阶级论的影响。当时的苏联学者克洛科洛夫等人帮助他一起编创了北方话拉丁化字母(北拉)方案,并在海参威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瞿因病回国未出席),大会的文件指称汉字“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

日本和苏联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知识界,是国际间思想交流的结果。但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却没有机会及时跟中国知识界形成交流互动。中国知识界没有机会运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武器为汉字、为汉语/汉字的结构思维做出辩护。等到人们清醒过来,指出拼音文化与汉字文化并无高低之分,拼音文化和汉字文化都是传承世界文化的的重大支柱的时候,已经迟误了大半个世纪。

人类文化的保护意识

文化人类学的另一个重大课题就是人类文化保护意识:珍惜人类文化的固有成果,从古代的宫室城堡到民间的谜语窗花,任何民族或部族文化的吉光片羽,全都不忍心舍弃。《菊与刀》不仅仅介绍了日本民族;她的生动描述竟还提醒美军领悟到应该顾及到保护日本文化的精髓。轰炸日本本土前夕,美军请求中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在京都等日本古城的地图上标明精华建筑以免误炸。于是日本古建筑得以幸免于战火。却不料战胜国中国北京的诸多古城建筑竟在战后惨遭拆毁,令当代的中国知识界痛惜不已。人类用博物馆来珍藏许多古典文物,还精心地破译远古已经失传的古典文献,探究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都已经死去,汉字至今依然存活在中国人的口头和笔端,说明它依然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以色列人民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竟然恢复了他们已经死去了两千年的希伯来语文,并增加了四个元音使之更臻成熟。汉语汉字是我们民族生命中智能矫健的活化石和价值连城的传家宝,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人类怎么可以去废弃和戕害它们?人类应该爱惜和保护汉字,乃至利用现代科技力量使之更方便,更适用。拼音为汉字注音,整理异体字归于统一,汉字输入电脑是做对了;同音归并,无理据的简化是做错了!

2020年9月14日

来源: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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