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8）
国共战俘两重天
笔者“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有对国民党的认识均来自中小学教材、红色影片、《红旗飘飘》、《文史资料选辑》，一直接受中共对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大陆“五0后”一代，完全吸着红色狼奶、看着红色漫画长大，头脑中的国民党、美国佬都是“大灰狼”。
文革爆发，才知父母都是国民党员，父亲国军少校，母亲在电信局集体加入。他们早已不敢“乱说乱动”，从不敢在家里提一句“国民党”，生怕孩子“到外面乱说”，那还得了！对国民党真正产生“立体印象”，已是30岁以后了。因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博士，须深入了解二十世纪国史。文学史、当代史、国共党史，还读了一些人物传记，从历史的皱褶里剔捡出许多被隐匿的史实。从恍然大悟到痛感被骗，再到溯源析因。如此这般，对国共两党渐渐形成颠覆性认识。“四0后”、“五0后”大陆国人，大致沿着这条认识轨迹一路走来。当然，也有一小批同代人，或缺乏信息或中毒太深，有意无意成为中共终身“五毛”。
历史虽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过粒珠折光，现象带着本质，末梢透映躯干，细节较难制假，前后逻辑会使虚伪自动显形。十余年来，笔者阅读自传三百余本（加上六卷本《世纪学人自述》及碎散忆文，阅传近千）。很奇怪，国民党人物自传细节丰富，很有故事，吴国桢的《夜来临》、邹鲁的《回顾录》、王云五的《谈往事》等，都有一则则富含人性的人生故事。中共人物传记则普遍缺乏细节，干巴巴，枯燥无味，多为教条化概述，如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等。读红色人物自传，得做好读文件的心理准备。还有，中共顶级大佬几无一人写传，周恩来临终前只哼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无论如何，蒋介石留下一部完整日记，即使只是部分“公开”自己，至少比毛泽东、周恩来“不着一字”的整体裹藏具有多方面“说服力”——谁见不得人？
本文采撷几则细节，撩窥国史，捎带剖示国共“本质”。
中美朝鲜战俘
中共叫了几十年“革命的人道主义”，且不说对国民党“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就是对本应“像春天一般温暖”的战友，也实在令人寒心。
朝鲜停战谈判十分艰难，最大难点在于“遣俘”。美韩方要求“自愿遣返”，中朝方则坚持“全部遣返”。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98），美韩方俘虏人民军11.2万人、志愿军2.08万人；中朝方面俘虏美英战俘4417人，韩国战俘7142人。最终达成“自愿遣返”原则，中国仅得7110战俘，近1.4万余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去了台湾。[1]再据国际红十字会板门店小组中方代表阎维新近年提供的资料：中方战俘1.4万余，只有440人申请回国，12名申请去中立国，15名死于关押期，14235名申请去台湾。[2] 如此重要信息被中共长期捂盖，内中之“为什么”，大概“路人皆知”。
最最不能看的是：千辛万苦要回来的战俘，中共并不视为“同志”，而是目以“叛徒”，一回来就给他们放影片《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要求相互揭发被俘期间失节表现。[3]最后，一律遣回原籍，明文规定不以复员军人对待。他们的档案先到民政部门，一个多月后转公安局。四川南充县金凤区白家乡一位高中毕业生，1951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战俘营中被纹刺“反共到底”，档案里有巨幅照片。交换战俘时，国民党再三劝他去台湾，他坚决回大陆，但中共没有给他“春天般的温暖”，家乡小学教员奇缺，就是不用他，一生在农村当“二等公民”。[4]
大陆著名影片《英雄儿女》主角王成，原型蒋庆泉（志愿军23军67师部步话机员），1953年4月16～18日，随五连坚守石砚洞北山，第一个喊出“向我这里开炮，200米、100米、50米、20米……敌人距离这里只有10米了！”报导蒋庆泉英勇事迹的通讯写好了，发表前夕，在联合国交换战俘名单中发现其名，通讯立即停发。中共规定：不能宣传俘虏。蒋庆泉身负重伤，被俘后得到美方人道主义医疗，韩国护士侍候其大小便，人家的“牢饭”提供鸡腿。一个多月后，蒋庆泉渐渐伤愈，能够说话。蒋庆泉回国后，退伍回乡，沉寂58年，根本不敢说自己就是王成原型。最好别人忘了他曾去过朝鲜。[5]
美国战俘回国后，照样当将军，中将、上将。“被俘”绝对不会成为什么天大的“历史问题”。[6]20名美俘、1名英俘选择居华，中共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国际和平战士”，随后送太原集中学习中国历史、社情、习俗及赤色理论。1955～66年，18名美国人先后离华、1人病逝，仅一人滞华（2004年病逝济南）。[7]
国民党战俘待遇
最令笔者感慨的还不是美国战俘的回国暖遇，而是徐蚌会战被共军俘获的国民党中将文强（1907～2001）。这位老兄乃毛泽东嫡亲表弟（姑母文七妹即毛母），文天祥23世孙，黄埔四期生（与周恩来弟弟周恩寿同班），林彪的班长（林彪枪支走火，与文强打过架）[8]；1925年6月，夏曦介绍入共青团；1926年1月，周恩来介绍并领誓加入中共；以少校连长参加南昌暴动，历任中共四川江（江北）巴（重庆）兵委书记、省委常委兼军委代书记、川东特委书记；1931年夏被捕，在组织接应下越狱。因受不了党内“怀疑一切”、“残酷斗争”，无法接受省委代书记罗世文给的“留党察看一年”，赴沪找周恩来、杨尚昆申诉，未找到组织而脱党；1931年底～1935年于长沙从业新闻，1936年经程潜、张治中介绍，转入国民党，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中校政训员、国府参谋本部上校参谋；1941年上海忠义救国军政治部少将主任，1942年国府军委中将高参，1945年春军统北方区长，1948年夏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1948年9月，蒋介石、杜聿明点将，文强出任徐州“剿总”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参加徐蚌会战，1949年1月被俘。
由于性格执拗，感恩蒋总统，文强在狱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1950年代初周恩来派萧劲光专程从济南接到北京，要他写张悔过书就宽大他，文强坚拒：
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毛泽东是我的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他认为文天祥的嫡系子孙不能低这个头，不写悔过书，就是不写！1975年3月19日，文强最后一批特赦出狱，关押26年半。重病的周恩来将他召到医院，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安排他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不过，大陆“革命人民”万万没想到：台湾方面一直在给狱中的文强发薪水！认为这位中将仍在职，在为“国家”坐牢，应该发薪。中将固定月薪400美元，1200美金特别费，每月总共1600美金，三十多年这笔款项已达百万美元。1985年秋文强访美，台湾国府正式通知他赴台领取。奈何文强此时亦中赤毒，拥护“邓小平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文强虽然感激国府，但他从“政治高度”未去领——
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
文强还担心领了钱在两岸都不好做人，难缠的后妻会要一半，亲友来要给不给？岂非自找麻烦？他最终未赴台领取。[9]但国府一片丹心，至少比中共人道得多。
更可对比的是：表兄毛泽东竟未稍伸援手——至少可提前释放。倒是蒋介石用人不疑，真正“统一战线”，徐蚌会战关键时刻仍重用毛泽东表弟，度量与人格魅力远远大于老毛，且长年给被俘的文强发薪（并不知道人家的狱中表现）。中共的“革命人道主义”只是口头炫词，国民党的人道主义则是真金白银。中共战俘绝不可能得到如此待遇，人在国民党的监狱，这边“人民政府”给你发工资，还整整齐齐给你攒着摞着，大大超出大陆“革命人民”的想象呵！
孟良崮战役后，南京为张灵甫举行国葬，优恤遗属。这种“不利信息”，中共一直向“国家主人”严加封锁。国府为文强发薪积至百万美元，也是最近才由媒体捅出来。国共争锋，文强不帮表哥帮老蒋，尽管中共斥为缺乏“阶级觉悟”，至少说明老蒋很有魅力，文强系狱26年仍“誓死效忠”蒋总统，国民党被俘将校中十分出名。多名功德林“战犯”回忆录中都提到他是“头号顽固”。
文强妻子葛世明带三子与奶妈已送台湾，听说丈夫被俘，她带三子与奶妈回沪，寻找文强下落。在陈毅安排下，发还文强沪舍，葛世明加入中苏友协与妇联，当了老师。“镇反”开始，葛世明失去工作，天天批斗，判处三年管制。1955年，葛世明煤气自杀。七旬奶妈变卖家产、打零工，含辛茹苦将三子带大。文强出狱后，奶妈应瑞林已瘫痪三年，文强接北京，像母亲一样养老送终。[10]
秦城要付伙食费
还有一则可说明中共人道主义水平的细节。1967年9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穆欣（1920～2010）被捕，次年1月13日移押秦城监狱。秦城伙食一天三餐五个窝头。早餐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一盏咸菜；中晚餐各两窝头，一小碗少油缺盐的蔬菜（不是“开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炖开水”）、一搪瓷缸开水。“秦囚”常年吃不好、吃不饱，米面极罕见。春节改善伙食，中餐四个皮厚馅少个小的包子，“还不如平时两个窝头耐饥，故意吊人的胃口”。偶而发苹果，个头只比核桃稍大一点。1979年底，穆欣平反，补发工资，竟要扣除七年八个月零八天的伙食费，1298．32元。穆欣关押2807天（秦城约2680天），以92个月计，秦城伙食费月均14.1元。文革前后，笔者所居杭州，最低生活补助8元／月。“秦囚”伙食一天五窝头、一碗菜汤，月均实支绝对不超过七元，显被克扣囚粮。
已经关押人家近八年，穆欣一家12人被捕，三人致死（老婆、老父、岳母）、二人逼疯，一人致残，[11]不但不赔人家“生命损失费”、“人身受害金”、“家破人亡费”，还好意思倒过来收蹲监伙食费？！这难道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留英六年的牛津荣誉学士杨宪益（1915～2009），1968年5月被捕，关押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进去出来都没告知所犯何罪，惟按4角／天收取伙食费，工资中扣除——不能让你“白住”四年招待所。杨宪益英籍妻子戴乃迭（1918～1999）也被监禁四年，“好在没有向我爱人要这笔伙食费，如果向她要钱的话，她肯定比我多，因为生活费比我高。”[12]
1950年代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六名犯人集体逃跑，管教干事带枪去追，拎回一条麻袋，里面六颗人头。管教干事认为击杀逃犯天经地义，满身“革命自豪”。[13]
再看看蒋介石、毛泽东对待高级僚属的人道主义标准，与国共战俘的待遇可谓一脉相承，“逻辑相通”呵！
一组宏观资料
据上海检察院主办《检察风云》：2006年中共政府财政收入超过四万亿元人民币，但不肯花537.7亿为尚未参加医保的12.5亿国人撑起基本医保体系。而美国公费医疗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15%，高出中国15倍。2004年大陆公交车至少四百万辆，消耗财政4085亿元，约占政府财政收入13%以上；全国公款吃喝两千亿以上。再据2000年北京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三公”（公交车、公宴、公游）相加，超过9000亿，占国家财政总支出30%。中国农村50%人口看不起病，中西部农民死在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城市也有40%人口看不起病。[14]
人道主义的根须为人权，对待为自己出力卖命的战俘都那么绝情，毫不尊重基本人权，对待无功于己且无“说话能力”的芸芸众生，还会客气么？
山水可从细处看
滴水映海：1972年伊犁一支劳改队修筑林区公路，一名“右派”（原上士）摔下悬崖，脑浆满溢，副参谋长“卢大炮”当晚召集全体“右派”训话：
死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抗美援朝时，我当排长，一排只死剩我一个；当连长时，死剩三个；我都没掉泪！[15]
细节透映本质。事实胜于雄辩，自我标榜终究“烂稻草”。说得花好稻好，不如一件事实。如何对待战俘，看似细末小事，实则栓系对人权的认识与社会价值走向。一个国家的人道主义水平，终究是衡量该国人文质量的硬杠杠。
星移斗转，前朝似遥，那场冠以“阶级决战”的国共之争虽然远去，但总结二十世纪国史，谁家的“主义”得到实践证效？得到人民拥戴？“东风”、“西风”谁家胜出？“阶级感情”与“忠孝节义”谁得继承？国共两党谁得历史正评，终究得由后人衡称，分晓自明。
毛泽东临死前最担心两件事：一、文革路线能否保持？二、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史评？这位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暴君（方毅语），似乎还有点历史感，只是没想到自己托身的国际共运从根子上就错了。他本人以暴行错，政治品德又那么恶劣下作，当然遗臭万年。不过，老毛万万想不到，刚一伸腿，一手培植的“四人帮”应声下狱，文革因失去“组织保证”而结束。真是应了他那句语录：反动派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
2012-7-24～25上海
[1]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137、139。各方统计数字不一，但大致接近。
[2] 阎维新：〈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6期，页19。
[3] 赵飞鹏：〈在岁月中慢慢消磨被俘伤痕〉，原载《中国青年报》（北京）2011年11月11日。
[4]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116～117。
[5] 王丹阳：〈王成原型为何沉默五十八年？〉，《广州日报》2011年4月14日。
[6] 邢小群：《往事回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访谈录》，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页60。
[7] 康鹏、王琰：〈一个扎根中国50年的美军“战俘”〉，《文史精华》（石家庄）2008年第12期。
[8] 林彪在铺上摆弄步枪，走火将击穿上铺林伟俦的枕头。班长文强报告上级，林彪被关禁闭，两人打了一架。林伟俦后为国军中将，平津战役被林彪“四野”所俘。参见王元〈文强：毛泽东表弟的沉浮〉：《各界》（西安）2015年第12期（上半月），页34。
[9] 刘延民整理：《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323～325（文强年表）、12、14～15、284、315～318。
[10] 王元：〈文强：毛泽东表弟的沉浮人生〉，《各界》（西安）2015年第12期（上半月），页38。
[11]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371、377、373、384。
[12] 杨宪益口述：〈破船载酒忆平生〉，李菁访编：《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页344。
[13] 陈复生：《九死复生——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年，页229～230。
[14] 魏雅华：〈全民医保：真的是“无底洞”？〉，《检察风云》（上海）2007年第11期，页13。
[15] 周仁寿：〈集中改造杂记〉，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91。
原载：《争鸣》（香港）2014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