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8)

国共战俘两重天

笔者“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有对国民党的认识均来自中小学教材、红色影片、《红旗飘飘》、《文史资料选辑》,一直接受中共对国民党的妖魔化宣传。大陆“五0后”一代,完全吸着红色狼奶、看着红色漫画长大,头脑中的国民党、美国佬都是“大灰狼”。

文革爆发,才知父母都是国民党员,父亲国军少校,母亲在电信局集体加入。他们早已不敢“乱说乱动”,从不敢在家里提一句“国民党”,生怕孩子“到外面乱说”,那还得了!对国民党真正产生“立体印象”,已是30岁以后了。因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博士,须深入了解二十世纪国史。文学史、当代史、国共党史,还读了一些人物传记,从历史的皱褶里剔捡出许多被隐匿的史实。从恍然大悟到痛感被骗,再到溯源析因。如此这般,对国共两党渐渐形成颠覆性认识。“四0后”、“五0后”大陆国人,大致沿着这条认识轨迹一路走来。当然,也有一小批同代人,或缺乏信息或中毒太深,有意无意成为中共终身“五毛”。

历史虽是“一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过粒珠折光,现象带着本质,末梢透映躯干,细节较难制假,前后逻辑会使虚伪自动显形。十余年来,笔者阅读自传三百余本(加上六卷本《世纪学人自述》及碎散忆文,阅传近千)。很奇怪,国民党人物自传细节丰富,很有故事,吴国桢的《夜来临》、邹鲁的《回顾录》、王云五的《谈往事》等,都有一则则富含人性的人生故事。中共人物传记则普遍缺乏细节,干巴巴,枯燥无味,多为教条化概述,如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等。读红色人物自传,得做好读文件的心理准备。还有,中共顶级大佬几无一人写传,周恩来临终前只哼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无论如何,蒋介石留下一部完整日记,即使只是部分“公开”自己,至少比毛泽东、周恩来“不着一字”的整体裹藏具有多方面“说服力”——谁见不得人?

本文采撷几则细节,撩窥国史,捎带剖示国共“本质”。

中美朝鲜战俘

中共叫了几十年“革命的人道主义”,且不说对国民党“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就是对本应“像春天一般温暖”的战友,也实在令人寒心。

朝鲜停战谈判十分艰难,最大难点在于“遣俘”。美韩方要求“自愿遣返”,中朝方则坚持“全部遣返”。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1998),美韩方俘虏人民军11.2万人、志愿军2.08万人;中朝方面俘虏美英战俘4417人,韩国战俘7142人。最终达成“自愿遣返”原则,中国仅得7110战俘,近1.4万余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去了台湾。[1]再据国际红十字会板门店小组中方代表阎维新近年提供的资料:中方战俘1.4万余,只有440人申请回国,12名申请去中立国,15名死于关押期,14235名申请去台湾。[2] 如此重要信息被中共长期捂盖,内中之“为什么”,大概“路人皆知”。

最最不能看的是:千辛万苦要回来的战俘,中共并不视为“同志”,而是目以“叛徒”,一回来就给他们放影片《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要求相互揭发被俘期间失节表现。[3]最后,一律遣回原籍,明文规定不以复员军人对待。他们的档案先到民政部门,一个多月后转公安局。四川南充县金凤区白家乡一位高中毕业生,1951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战俘营中被纹刺“反共到底”,档案里有巨幅照片。交换战俘时,国民党再三劝他去台湾,他坚决回大陆,但中共没有给他“春天般的温暖”,家乡小学教员奇缺,就是不用他,一生在农村当“二等公民”。[4]

大陆著名影片《英雄儿女》主角王成,原型蒋庆泉(志愿军23军67师部步话机员),1953年4月16~18日,随五连坚守石砚洞北山,第一个喊出“向我这里开炮,200米、100米、50米、20米……敌人距离这里只有10米了!”报导蒋庆泉英勇事迹的通讯写好了,发表前夕,在联合国交换战俘名单中发现其名,通讯立即停发。中共规定:不能宣传俘虏。蒋庆泉身负重伤,被俘后得到美方人道主义医疗,韩国护士侍候其大小便,人家的“牢饭”提供鸡腿。一个多月后,蒋庆泉渐渐伤愈,能够说话。蒋庆泉回国后,退伍回乡,沉寂58年,根本不敢说自己就是王成原型。最好别人忘了他曾去过朝鲜。[5]

美国战俘回国后,照样当将军,中将、上将。“被俘”绝对不会成为什么天大的“历史问题”。[6]20名美俘、1名英俘选择居华,中共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国际和平战士”,随后送太原集中学习中国历史、社情、习俗及赤色理论。1955~66年,18名美国人先后离华、1人病逝,仅一人滞华(2004年病逝济南)。[7]

国民党战俘待遇

最令笔者感慨的还不是美国战俘的回国暖遇,而是徐蚌会战被共军俘获的国民党中将文强(1907~2001)。这位老兄乃毛泽东嫡亲表弟(姑母文七妹即毛母),文天祥23世孙,黄埔四期生(与周恩来弟弟周恩寿同班),林彪的班长(林彪枪支走火,与文强打过架)[8];1925年6月,夏曦介绍入共青团;1926年1月,周恩来介绍并领誓加入中共;以少校连长参加南昌暴动,历任中共四川江(江北)巴(重庆)兵委书记、省委常委兼军委代书记、川东特委书记;1931年夏被捕,在组织接应下越狱。因受不了党内“怀疑一切”、“残酷斗争”,无法接受省委代书记罗世文给的“留党察看一年”,赴沪找周恩来、杨尚昆申诉,未找到组织而脱党;1931年底~1935年于长沙从业新闻,1936年经程潜、张治中介绍,转入国民党,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中校政训员、国府参谋本部上校参谋;1941年上海忠义救国军政治部少将主任,1942年国府军委中将高参,1945年春军统北方区长,1948年夏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1948年9月,蒋介石、杜聿明点将,文强出任徐州“剿总”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参加徐蚌会战,1949年1月被俘。

由于性格执拗,感恩蒋总统,文强在狱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1950年代初周恩来派萧劲光专程从济南接到北京,要他写张悔过书就宽大他,文强坚拒:

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毛泽东是我的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他认为文天祥的嫡系子孙不能低这个头,不写悔过书,就是不写!1975年3月19日,文强最后一批特赦出狱,关押26年半。重病的周恩来将他召到医院,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安排他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不过,大陆“革命人民”万万没想到:台湾方面一直在给狱中的文强发薪水!认为这位中将仍在职,在为“国家”坐牢,应该发薪。中将固定月薪400美元,1200美金特别费,每月总共1600美金,三十多年这笔款项已达百万美元。1985年秋文强访美,台湾国府正式通知他赴台领取。奈何文强此时亦中赤毒,拥护“邓小平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文强虽然感激国府,但他从“政治高度”未去领——

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

文强还担心领了钱在两岸都不好做人,难缠的后妻会要一半,亲友来要给不给?岂非自找麻烦?他最终未赴台领取。[9]但国府一片丹心,至少比中共人道得多。

更可对比的是:表兄毛泽东竟未稍伸援手——至少可提前释放。倒是蒋介石用人不疑,真正“统一战线”,徐蚌会战关键时刻仍重用毛泽东表弟,度量与人格魅力远远大于老毛,且长年给被俘的文强发薪(并不知道人家的狱中表现)。中共的“革命人道主义”只是口头炫词,国民党的人道主义则是真金白银。中共战俘绝不可能得到如此待遇,人在国民党的监狱,这边“人民政府”给你发工资,还整整齐齐给你攒着摞着,大大超出大陆“革命人民”的想象呵!

孟良崮战役后,南京为张灵甫举行国葬,优恤遗属。这种“不利信息”,中共一直向“国家主人”严加封锁。国府为文强发薪积至百万美元,也是最近才由媒体捅出来。国共争锋,文强不帮表哥帮老蒋,尽管中共斥为缺乏“阶级觉悟”,至少说明老蒋很有魅力,文强系狱26年仍“誓死效忠”蒋总统,国民党被俘将校中十分出名。多名功德林“战犯”回忆录中都提到他是“头号顽固”。

文强妻子葛世明带三子与奶妈已送台湾,听说丈夫被俘,她带三子与奶妈回沪,寻找文强下落。在陈毅安排下,发还文强沪舍,葛世明加入中苏友协与妇联,当了老师。“镇反”开始,葛世明失去工作,天天批斗,判处三年管制。1955年,葛世明煤气自杀。七旬奶妈变卖家产、打零工,含辛茹苦将三子带大。文强出狱后,奶妈应瑞林已瘫痪三年,文强接北京,像母亲一样养老送终。[10]

秦城要付伙食费

还有一则可说明中共人道主义水平的细节。1967年9月6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穆欣(1920~2010)被捕,次年1月13日移押秦城监狱。秦城伙食一天三餐五个窝头。早餐一个窝头、一碗玉米粥,一盏咸菜;中晚餐各两窝头,一小碗少油缺盐的蔬菜(不是“开水煮白菜”就是“白菜炖开水”)、一搪瓷缸开水。“秦囚”常年吃不好、吃不饱,米面极罕见。春节改善伙食,中餐四个皮厚馅少个小的包子,“还不如平时两个窝头耐饥,故意吊人的胃口”。偶而发苹果,个头只比核桃稍大一点。1979年底,穆欣平反,补发工资,竟要扣除七年八个月零八天的伙食费,1298.32元。穆欣关押2807天(秦城约2680天),以92个月计,秦城伙食费月均14.1元。文革前后,笔者所居杭州,最低生活补助8元/月。“秦囚”伙食一天五窝头、一碗菜汤,月均实支绝对不超过七元,显被克扣囚粮。

已经关押人家近八年,穆欣一家12人被捕,三人致死(老婆、老父、岳母)、二人逼疯,一人致残,[11]不但不赔人家“生命损失费”、“人身受害金”、“家破人亡费”,还好意思倒过来收蹲监伙食费?!这难道也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留英六年的牛津荣誉学士杨宪益(1915~2009),1968年5月被捕,关押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进去出来都没告知所犯何罪,惟按4角/天收取伙食费,工资中扣除——不能让你“白住”四年招待所。杨宪益英籍妻子戴乃迭(1918~1999)也被监禁四年,“好在没有向我爱人要这笔伙食费,如果向她要钱的话,她肯定比我多,因为生活费比我高。”[12]

1950年代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六名犯人集体逃跑,管教干事带枪去追,拎回一条麻袋,里面六颗人头。管教干事认为击杀逃犯天经地义,满身“革命自豪”。[13]

再看看蒋介石、毛泽东对待高级僚属的人道主义标准,与国共战俘的待遇可谓一脉相承,“逻辑相通”呵!

一组宏观资料

据上海检察院主办《检察风云》:2006年中共政府财政收入超过四万亿元人民币,但不肯花537.7亿为尚未参加医保的12.5亿国人撑起基本医保体系。而美国公费医疗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15%,高出中国15倍。2004年大陆公交车至少四百万辆,消耗财政4085亿元,约占政府财政收入13%以上;全国公款吃喝两千亿以上。再据2000年北京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干部公费出国消费3000亿。“三公”(公交车、公宴、公游)相加,超过9000亿,占国家财政总支出30%。中国农村50%人口看不起病,中西部农民死在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城市也有40%人口看不起病。[14]

人道主义的根须为人权,对待为自己出力卖命的战俘都那么绝情,毫不尊重基本人权,对待无功于己且无“说话能力”的芸芸众生,还会客气么?

山水可从细处看

滴水映海:1972年伊犁一支劳改队修筑林区公路,一名“右派”(原上士)摔下悬崖,脑浆满溢,副参谋长“卢大炮”当晚召集全体“右派”训话:

死一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抗美援朝时,我当排长,一排只死剩我一个;当连长时,死剩三个;我都没掉泪![15]

细节透映本质。事实胜于雄辩,自我标榜终究“烂稻草”。说得花好稻好,不如一件事实。如何对待战俘,看似细末小事,实则栓系对人权的认识与社会价值走向。一个国家的人道主义水平,终究是衡量该国人文质量的硬杠杠。

星移斗转,前朝似遥,那场冠以“阶级决战”的国共之争虽然远去,但总结二十世纪国史,谁家的“主义”得到实践证效?得到人民拥戴?“东风”、“西风”谁家胜出?“阶级感情”与“忠孝节义”谁得继承?国共两党谁得历史正评,终究得由后人衡称,分晓自明。

毛泽东临死前最担心两件事:一、文革路线能否保持?二、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史评?这位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暴君(方毅语),似乎还有点历史感,只是没想到自己托身的国际共运从根子上就错了。他本人以暴行错,政治品德又那么恶劣下作,当然遗臭万年。不过,老毛万万想不到,刚一伸腿,一手培植的“四人帮”应声下狱,文革因失去“组织保证”而结束。真是应了他那句语录:反动派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

2012-7-24~25上海

[1]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上卷,页137、139。各方统计数字不一,但大致接近。

[2] 阎维新:〈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6期,页19。

[3] 赵飞鹏:〈在岁月中慢慢消磨被俘伤痕〉,原载《中国青年报》(北京)2011年11月11日。

[4]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116~117。

[5] 王丹阳:〈王成原型为何沉默五十八年?〉,《广州日报》2011年4月14日。

[6] 邢小群:《往事回声——中国著名知识分子访谈录》,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页60。

[7] 康鹏、王琰:〈一个扎根中国50年的美军“战俘”〉,《文史精华》(石家庄)2008年第12期。

[8] 林彪在铺上摆弄步枪,走火将击穿上铺林伟俦的枕头。班长文强报告上级,林彪被关禁闭,两人打了一架。林伟俦后为国军中将,平津战役被林彪“四野”所俘。参见王元〈文强:毛泽东表弟的沉浮〉:《各界》(西安)2015年第12期(上半月),页34。

[9] 刘延民整理:《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323~325(文强年表)、12、14~15、284、315~318。

[10] 王元:〈文强:毛泽东表弟的沉浮人生〉,《各界》(西安)2015年第12期(上半月),页38。

[11]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371、377、373、384。

[12] 杨宪益口述:〈破船载酒忆平生〉,李菁访编:《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页344。

[13] 陈复生:《九死复生—— 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年,页229~230。

[14] 魏雅华:〈全民医保:真的是“无底洞”?〉,《检察风云》(上海)2007年第11期,页13。

[15] 周仁寿:〈集中改造杂记〉,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91。

原载:《争鸣》(香港)2014年1月号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