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9）
高岗案真相
众所周知，中共跟所有集权统治一样——严密封锁高层政情。1956年新闻社社长吴冷西（1919～2002），告知李慎之：“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1]任何高层活动均为“党的机密”，全体国人（甚至包括中央委员），只能听到一只喇叭的声音，一种符合党魁政治需求的声音。1950年代后期，连美国哈佛左翼教授费正清的研华论文，也列为“机密”。[2]
信息孔道的惟一性，自然源于需要对信息做手脚，根据常识就推知“一种声音”必然过滤掉种种不便公布的“忌讳”。否则，从高岗到彭德怀到刘少奇再到林彪，一连串惊天大案何以只有单方面的一种声音？刚刚发生的历史也成了“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无奈这些惊天大案铁幕太重帐帷太深，只能暗揣怀疑，无法撩见真实。1954年的高岗事件，稍有史识者一眼便知旧戏新演——高层内讧。但这场中共进城后首次高层权争内幕究竟如何？天下人均苦于不知实情，明知“被蒙蔽”而只能“被蒙蔽”。
一、知情人终于说话了！
2008年7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经过14年曲折，终于在香港面世（大风出版社）。第一作者乃高岗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1920～2007），高岗“被收”后的管教组长，目睹首长“从天上到地下”（周恩来语）。书稿多次核实于高岗妻李立群及涉案高干梅行、马洪等。尽管“党性”使赵家梁仍在维护毛泽东威信，对高岗有一定指责——扩散毛刘分歧知情范围、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生活作风极度腐败（页IV）；尽管这位作者无法看清事件实质，也可能不忍说出实话；但对国人来说，赵家梁的政治立场与言论尺度并不重要，要紧的是高岗事件的前前后后浮出水面，终于得窥真相，坐实冤案。有了透过现实看本质的资料，能够看到中共掌国初期这桩大案的政治实质：毛泽东的体制性疑心、“削藩”的必然性、高岗忠心见弃的“牺牲”，陈云、周恩来、习仲勋、刘亚楼等其间手笔，以及最后一声恍然惊悟——打倒高岗原来就是打倒刘少奇的开始！
2007年6月，87岁的赵家梁只剩两个多月生命了，病榻上得知手书“高岗同志之墓”垂于老首长墓前，拍了照，献上花篮，且上苍感应，忽然天暗如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终于可以公开称老首长“同志”了！去办此事的是该书第二作者张晓霁女士（“五虎将”之女），赵家梁激动地对她说：
昨天……天意。冤案、窦娥冤、六月雪、高岗冤、天降暴雨……这本书前前后后经过多少曲折、几个人、十几年，不容易，要写个东西记下来……[3]
从高岗开始，胡风、丁陈、反右、彭黄张周、反右倾、彭罗陆杨、刘邓陶、杨余傅，陈伯达、林彪，凡是老毛钦定之案，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冤案？哪一案哪一次不是藏边掖角屏蔽重重？所谓“国事”，只要摊出真相材料，逻辑人人会梳，案底件件自清。这些尘封积案，一旦知情人发声，抖出真相，那些遮盖者的嘴脸便凸露无遗，只能站上“历史受审席”，虽然他们曾动用一切手段想逃避这一时刻。
二、事件真相
高案实质，一言以蔽之，毛泽东玩了高岗。高岗虽明确反刘、抖露毛刘不和、生活腐化，但距离“反党夺权”、“阴谋野心家”、“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 实在挨不上。
1952年9月，“五马进京”[4]（东北高岗、中南邓子恢、西南邓小平、华东饶漱石、西北习仲勋），“一马当先”的高岗红得发紫，中央政府副主席兼计委主任（与国务院平行），主管东北与八个工业部，以总揽财权对抗刘少奇的党权、周恩来的外事与统战，成三足鼎立，分散削弱了刘少奇、周恩来的权重。赵家梁分析：毛此举一石三鸟——聚精英、挖墙角、砍山头。“聚精英”——加强中央领导，大调动师出有名；“挖墙角”——分了刘周之权；“砍山头”——各大区书记调虎离山，削藩砍山头。[5]
各大区首长党政军集权一身，且有立法权，权威极重。东北流谚：“只识高主席，不知毛主席。”高岗调京，仍兼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第一政委。其他“四马”进京后，邓小平政务院副总理（周恩来、陈云访苏，急需邓主持工作）、邓子恢中央农工部长兼计委副主任、饶漱石中组部长、习仲勋中宣部长。1953年2月，先撤销大区军政委员会，改为行政委员会，收回立法权、人事权，只剩执行权。1954年6月，决定撤销大区。年底，“三南三北”六大区撤销，此前华北大区已并入中央政府，实际撤销的是五大区。当然，对毛泽东威胁最大的还是“身边人”。此时，毛已掷言：“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认为事权集中于周恩来，自己被架空。[6]中南海小秘书戚本禹佐证：“高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调他进京平衡刘少奇。”[7]
1953年9月，中共政府出现40～50亿元财政赤字，高岗介绍东北经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呵，东北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下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下次就到高岗那里去开会，统统都去，我也去。”几天后，刘、周、邓、饶等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都上高岗家开会，会后由李富春起草一份增产节约的〈紧急指示〉，发到全国。在个人家中召开高规格会议，异乎寻常。周恩来领会毛欲以高压刘的意图，将中央机要文件传阅顺序“毛、刘、周、朱、高”，改为“毛、高、刘……”或“毛、高……”三个多月后，毛突然转身指说高岗家“另有司令部”，高岗百口难辩。
高岗进京后，与毛几乎天天见面，毛向高频递私房话：少奇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没有建设根据地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连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左右摇摆，不怎么稳；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毛知道，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毛还密令高岗查阅东北敌伪档案，看看刘少奇1929年沈阳被捕是否有“把柄”，又说刘一向政治立场不稳。高岗从毛处明确得到“倒刘”旨意。
毛泽东如此“动作”，高岗当然“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质量已产生了怀疑”——
毛主席对刘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
于是，高岗忠心为主，前驱除刘。陈云也撺掇高岗：
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援，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你先干起来（指反刘），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高岗终究起身草莽，不谙政坛秘诀——“悄悄地，打枪的不要”，过早暴露“倒刘”意图，引起政坛动荡。邓小平、陈云向毛揭发高岗的“非组织动作”，毛泽东审时度势覆手为雨，从“联高除刘”转为“联刘除高”，高岗成了“必须牺牲”的第一位红色诸侯。高岗被收后，西北高干刘景范（刘志丹之弟）来看高岗，高岗痛苦地对他说：
有些事，我不能说呀，说了，别人饶不了我，主席也饶不了我，对你们也不好。[8]
仅此一语，可知“根子”在毛。
再据一则旁证，可坐实毛泽东1951年就与刘少奇失谐，至少不满刘少奇进入“社会主义”的速率。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批判李立三犯了社会民主党倾向的“三大错误”——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公式主义，解除李立三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李立三被迫检讨。“中央特派员”陈伯达与会批判李立三，无限上纲。会下，陈伯达找李立三单独谈话，传达“中央意思”——
立三同志，中央知道全总的工作主要由少奇同志负责，你是副手。但你历史上已经犯过错误，也做过检讨，现在工会工作发生问题，责任就由你承担吧！[9]
所谓“中央意思”，当然来自毛泽东，项庄已在“舞剑”。
1953年上半年，高岗认为毛泽东交办“查刘”，对自己莫大信任，多次与陈云密议如何将刘少奇拉下来，并认为这不仅是毛的意愿，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最好“八大”前完成“摘刘”。陈云认为高岗适合挑这个头。高岗与陈云关系极密，从西北到东北，一直配合甚欢。高岗：“我把陈云当圣人。”那句“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原版出处不是高岗而是陈云。
1953年夏秋，中央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毛泽东将刘少奇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之列，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挞伐。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离开总路线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此为毛刘第一次公开交锋，但毛遇到强大阻力，相持数月，毛不得不让步，转而拉出高岗为“反刘”替罪羊。[10]这一点，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那次讲话可予坐实。[11]戚本禹亲见刘少奇与高岗对骂，王光美在一旁哭。[12]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反复权衡后出牌，政治局会议上转身大讲团结，矛头突指高岗，不点名地点名，说高岗另设司令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刮阴风，烧鬼火，有一股地下水”，[13]将高岗指为“反刘”源头，定调“要造反”、“想当万岁”，高岗从此沦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1954年2月2～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主帅毛泽东赴杭，故意缺席。刘少奇代表政治局作报告，主题揭批高饶，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2月15～25日，周恩来西花厅小会议室连开11天座谈会，每天下午三点开始，专题揭批高岗，43人发言。[14]
对高饶的揭发批判中，重点之一指责他们不满“五马进京”，两人也检讨怀疑中央“调虎离山”，等于承认暗揣“占山为王”之心。如此这般，既证明“五马进京”的英明决策，也向尚未撤销的大区“敲山震虎”，各大区纷纷向中央上书示忠。[15]据已解密的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给苏共中央的绝密报告，高岗在与总领事列多夫斯基的谈话中，语涉“调虎离山”——
这份档案的中心内容是反映高岗对调离东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的不满，认为是“调虎离山”，是刘少奇要把东北局的领导权交给林枫。从高岗后来与王鹤寿等人的谈话来看，“调虎离山”是当时高岗的真实思想。高岗在与列多夫斯基谈论对此事所表示的不满，与他和王鹤寿等人所表露的情绪是一致的。[16]
从“联高倒刘”一转“联刘倒高”，说明毛泽东长年历练，熬媳成婆，深谙集权制操作机巧。开国后借鉴古代削藩，先调五大区书记进京，然后搬借位高权重的高岗之头震慑诸侯，灭其谋逆之心。打倒高岗及此后打倒彭德怀，所传递的政治信息十分明确：我毛泽东可以扳倒任何人！任他此前有何巨功重勋，只要与我政治意图相悖，一动指头就能打倒你！从毛泽东1949年后一系列政治动作来看，他完全明白中共政权性质，更明白历代帝王何以再三再四强调集权一身。
三、高岗败因
高岗倒台除了客观外因，也有主观内因。高岗（1905～1954），陕北横山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就读县立第一高小、榆林中学；1926年加入中共，1927～31年，入西北军从事兵运，发动武装暴动；1932年后，历任陕甘红军游击队书记、陕甘边红军政委、红42师政委、红26军政委、红15军团副政委，陕北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8年5月陕甘宁边区书记；1941年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局书记；1945年11月北满军区司令，1946年6月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1949年后，东北局书记、东北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
高岗文化程度不高，情趣低俗，人称“二杆子”（页13），不爱读书爱打牌，爱跳舞、篮球、玩女人。1934年就两次犯“作风错误”，战斗结束后强奸妇女，受害者告到红42师党委，高岗被撤师政委。但高岗就喜欢“串门子”（搞女人），屡教不改。[17]
在东北，高岗乱搞女人的毛病变本加厉。戚本禹说他：
在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上是腐烂的，在东北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还搞了一个北欧女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是不是什么国家的间谍。
进城后，不少赤干喜新厌旧。一些老大姐集体告状中南海。
这是进城后不久的事。1954年高岗案发，后来说高岗怎样腐败，我就联想到这些老大姐告状的事，“高岗”太多了，情况都跟高岗差不多。
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18]
因各级赤吏的男女问题太多，文革时专门规定一条：不涉及男女作风问题。即男女作风问题的账不算。[19]
赵家梁：
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们二人（指高与毛）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20]
1937年12月，国民党“中统”万亚刚（1909～？）巡访陕北，与高岗有一席之缘——
相识于清涧县长的晚宴上，我和他猜拳豪饮，吃喝到肴尽壶空，颇为痛快。虽只一席之缘，却识得是个性情爽直的人。[21]
1953年夏秋，原本部署借高除刘的毛泽东，见高岗未经授权“擅自”倒刘，不免怀疑高岗借“倒刘”而清君侧，有可能螳螂捕蝉先翦除刘少奇，黄雀在后对自己下手？这种政治逻辑也是集权政制常识，高岗偏偏不懂。毛让他查刘，准备倒刘，他得风是雨撒蹄子先跑起来，尚未明确授意便直接倒刘，当然会引起毛的“另一种怀疑”，这也是高岗“政治上不成熟”。
毛此时不忧刘反而忧高了。刘只是政见分歧，对毛希望快步进入社会主义“理解不力”，而高一旦“倒刘”有功，尾大不掉，如觊觎神器，可就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而是“谁上谁下”的根本问题了。赵家梁明确指出：毛怀疑高岗，认为高在军队中有号召力，与林彪、叶剑英关系密切（刚刚去了林、叶所在的杭州、广州），六大区中得到四大区支持（东北高自己、中南林彪、西北彭德怀、华东饶漱石），危险性远远超过只有文官人脉的刘少奇。如此这般，“联高倒刘”还不如“联刘倒高”，既安抚刘，又除掉高，既达到“安定团结”，又宣示“天威莫测”。
1953年11～12月，毛泽东对高怀疑日深，权衡利弊，下决心除高。11月下旬，毛频频找高干谈话，既打招呼，也动员揭发高，与高“划清界线”。毛甚至声称：“我与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对少奇就是反对我。”毛找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德怀、陈毅、贺龙、叶剑英，令陈云南下去找林彪、陶铸，“打预防针”。
毛与高的私密谈话，也由毛捅出去，变形成“反对周总理”、“自己想当总理”。周恩来亲口对赵家梁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高岗反周。”赵回来向高岗转达，高岗深深长叹：“天晓得！”高岗事件的前前后后，清晰可见毛泽东的“设计钓大鱼”，实质还是非常老套的卸磨杀驴——削藩，疑心源起毛心。集权政制使他必然起疑，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卧榻之侧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陈云远比高岗老谋深算。毛离京期间，几个副主席如何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一人主持还是副主席轮流主持？陈云私下对高说“轮流”，正式会议却附和“刘主持”，并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批高座谈会前，陈云上高家做思想工作，要高承认“有野心”，撇清自己与高的关系，高岗大声骂陈云“小人”，发生激烈争吵。批斗会上，陈云当面“反戈一击”，高岗脸色铁青，呼吸急促，愤怒至极，但未端出毛的密嘱。高岗后为陈云的“反戈”数度大吵。
赵家梁认为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
“批薄（一波）射刘”是在毛泽东亲手策划与指挥下进行的，而不是高岗制造的。它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思想上的第一次公开碰撞。难怪有人说，财经会议是毛泽东反刘的试探。“文化大革命”是向刘少奇发动总攻。[22]
2006年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透露：高饶事件前，毛约刘少奇长谈，“谈到了周总理”、“对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政务院工作也不满意，还撤销了由周总理任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23]王光美谨守党性，访谈时藏头露尾，没说实话。1980年10月，党内四千高干纵论毛泽东（为期一月），王光美发言说高饶事件前，毛约谈刘少奇，试探刘态度，刘不同意倒周，认为反周对党不利，周功绩很大，国内外威望甚高，绝不能反；后来高岗反周反刘，毛是默许的；有的同志以为毛支持高岗，他们才跟了高岗。[24]
至于将饶漱石缠到一块，戚本禹认为是刘少奇借机打击饶的宗派行为。一则，刘少奇与饶漱石在新四军期间就有矛盾；二则，1952年饶出任中组部长后追查副部长安子文此前的“私拟政治局名单”，而安子文是刘的手下大将，便借机一起拿掉饶。“高饶的案子，在我看来，就是刘少奇搞的名堂。”戚还说：“回头看历史，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高饶事件的直接得益者，而毛主席则是最大的受害者。”[25]
四、自杀之因
有相当理由断定：高岗自杀乃毛促成，或者说毛所希望。高岗两次自杀之间相隔半年，一直在等待毛发落，久候不至，终至绝望。高岗第二次自杀前几天，情绪极度反常，管教组多次向中央当面汇报、书面紧急报告，认为情况危急，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谈话，妥善处置，以免意外。
但遗憾的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就是没有片言只字的答覆，也没有人来和他谈话。
高岗“管教”半年，〈我的反省〉上呈百余天，违心承认“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实质上推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惟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承认了要他承认的所有罪行，但仍“晾”着他，既不派人来谈话，也无书面答覆。难道“中央”忙到派不出人来吗？还是静观其变，利用高岗性格逼他“一了百了”？
长达半年的“管教”，特别最后一月管教组多次向中央打紧急报告，均无回复。所谓“中央”，当然就是老毛，没有他的旨意，谁敢置喙？毛泽东莫非真忙到连打一个电话或命人转达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文革”，大批中共高干惨死，不都是这样不闻不问，实则“胸中有数”。
发落高岗，非毛莫为。毛对高的检讨留中不发，其他政治局常委既不敢过问，更不敢去找高岗谈话，必须静候圣旨。管教组只负责对高岗的监管，传递信息，既无权也不敢“代表组织”与高岗谈话。毛不伸手拉高一把，谁也救不了这位落难功臣。最后关头，高岗还在指望毛搭救他——
毛主席，毛主席！你咋不早出来说话呀！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找刘少奇谈谈，他说怕刘少奇问消息来源，因为“东窗”就是毛泽东。[26]高岗到死都还在维护毛，不愿也不敢戳破这层窗户纸，死死遮着护着这位“幕后主使”。
五、传递信息
1954年2月17日中午，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习仲勋当晚上高家宣布中央决定：“实施管教”。[27]管教组八人，组长原秘书赵家梁、副组长公安部八局处长李树槐（原朱德卫士长），组员均为公安部科级以上干部，不久吸收高妻李力群。用秘书、老婆“帮教”中央副主席，不但不怕徇私情，反利用私情使其“转弯子”，1950年代红色一景。当时“组织”强大，敢于用私于公。不过，这一“盛况”文革后不复存在。如今对付“双规”贪官，谁敢列出这样的“帮教”名单？
1954年8月17日，高岗第二次自杀，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德怀、杨尚昆当天先后“报到”高家，上楼去看高岗遗体。彭德怀久久不忍离去，含泪跺脚：“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毛泽东得讯：“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罗瑞卿刚想就“看管不严”检讨，毛拦住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周恩来亲自处理高岗后事，体现了这位大管家的精明细致。周恩来先命令解剖验尸，确认是否安眠药过量致死，然后指令：“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已解剖过了，还要准备不测验剖，说明周恩来深谙高层人物非正常死亡所伏下的种种麻烦，必须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测“时刻准备着”。
高案也凸显毛泽东高超的政治技巧——所有高干都认为“毛主席最了解自己”，高岗最后时刻仍坚信毛了解自己，一定会说几句公道话。高岗也认为周恩来很了解自己，第一次自杀时向周恩来托孤，认为周会为他说句话，可是，一个电话都没有。
十一天批高座谈会（中央工作会议），刘亚楼等出手很重，且揭发与事实不符；周恩来的总结也很“深刻”，[28]列出“九项阴谋”（其中之一“挑拨中苏关系”）[29]，高岗深受刺激。
1954年3月26日～4月26日，东北高干会议在沈阳举行，出席517人，列席170人。周恩来、罗瑞卿到会，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兼东北政府主席林枫（刘少奇前秘书）主持。周恩来传达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详介高饶反党“主要事实”，批判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要求打破高岗“一贯正确”、“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等观念。这次会议上，高岗此前对立面林枫、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翻身成为“正确路线”。高岗此前称他们搞帮派“桃园三结义”，这次便回击高岗部属为“五虎上将”，连续批斗一个月。
1954年4月24～28日，仅仅五天就完成东北局到政治局议决程序，撤职查办高岗东北局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张秀山（1911～1996），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四级降八级，发配辽宁盘山农场副场长，不能进党委。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1906～1998），贬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东北局秘书长兼农工部长赵德尊（1913～2012），六级降十二级，贬东北制药厂副厂长；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1920～2007），贬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东北局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郭峰（1915～2005），贬旅大机械五金厂副厂长。此后又加陈伯村（1909～1992），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贬哈尔滨水泥厂长。
张明远认为“上纲过高”，要申诉，林枫告知：“你就不要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东北各省市主要官员几乎全被撤换，鞍山市委八常委全撤，书记华明自杀（未遂），文革迫害致死；黑龙江省长李常青撤职下放、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降职黑龙江副省长……相当一部分东北高干降级、下放、长期不分配工作。[30]
中共山东分局代书记、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向明（1909～1969），1954年被认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1955年5月调河北省委农工部，10月隔离审查（长达7年）。 1963年山东省委甄别平反，调河北省委。文革受冲击，1969年12月18日去世，1977年河北省委定为叛徒，开除党籍；1980年平反。[31]
六、平反阻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虎上将”复出。张秀山国家农委副主任、张明远国家机械工委副主任、赵德尊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马洪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郭峰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陈伯村水电部副部长，谓之“不解决的解决”，即工作上不受高案影响，但到底是否存在“高岗反党集团”及“五虎上将”，仍是一笔糊涂账。[32]此时有人为高饶案呼吁，“当事人”陈云发话：
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
这个问题实质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33]
1980年3月19日，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高饶案有一段专门讲话，坚持不能翻案：
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34]
赵家梁：
高饶问题实际上就是毛刘斗争的反映，人们至少会由此联系到对毛泽东的看法……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35]
1980年代，马洪向胡耀邦陈述“高饶事件”。1990年代，“五虎上将”不断向“党呵——母亲”递交申诉，要求洗冤。1992年，张秀山向中央递交〈我的申诉〉；1997年，张明远递交〈申诉材料〉；1998年《赵德尊回忆录》详述与高岗的关系；2004年11月，郭峰临终前半年向中央递交高岗案见证材料。[36]
2005年，经高岗亲属、“五虎上将”、其他受害人的长年申诉，中共派员代表中央看望高岗遗属，明确表示“高岗同志”在西北、东北贡献重大；至于1955年党代会决议，需要进一步研究，案子还不能翻。仅仅一次慰问，一声“同志”，冤情仍悬着，高家及其部属就激动不已——“50年啊，终于又听到了‘高岗同志’这亲切的称呼！”[37]冤案之所以还在“冤”，当然是使之成“冤”的要素还存在。
如果仅仅从民间道义角度，高岗案已“平反”。《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披露真相，最大的“受害者”当然是毛泽东（主使）、陈云（撺掇）。
七、民主才能避血腥
毛泽东，非常人也，其残狠非一般人能炼就。1949年后所作所为，既吃透古代开国君王权术，也汲取斯大林“大清洗”精髓。一旦公开放话打倒某人，辄迅即离京，以避挨整者缠诉。1953年12月2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放了“烧高”之火，次日即去杭州，遥控七届四中全会及随后的“中央工作会议”。[38]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发言批彭，也不出席接下来的批彭会，全交给刘少奇、周恩来去当恶人。[39]整了人、冤了人，毛还常常迫使挨整者承认该整不冤。明知人家没搞阴谋诡计，仍要逼他们自扣屎盆吞冤认帐，然后拎着人家的检讨书“取信天下”。应了阿克顿勋爵判语——“（所谓）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40]
1954年6月，高岗第二次自杀前，毛派杨尚昆转告高岗：
毛主席本想找他谈话，但他一自杀，毛主席就不好见他了。叫他以后别再要求见毛主席了。他就是有野心嘛，承认算了。
陈云也劝高岗：
毛主席发了脾气，现在正气头上，一时说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认下来，等毛主席的气消了以后，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很清楚，毛泽东在逼高岗“接受现实”，必须认罪，不可能翻案，任何辩解都没用。
毛泽东从长期党内斗争的实践中悟得“真知”——不为刀俎，即为鱼肉；不当老大，有可能连老末都当不成。“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是老大谁说了算，决定他人命运，而非等着别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可怕的是；毛泽东熟读古书，深知“谁都想说了算”，项羽都知道“彼可取而代之也”。文革政谚——“只要上了天安门，谁都想往中间靠。”
延安机场，一次迎接白区同志，毛私语高岗：谁知道他（那位白区高干）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迎接潘汉年时，也说过类似话。[41]老毛疑心一向甚重。1955年初，毛在火车上与潘汉年闲聊，丢出一句“人心隔肚皮”，潘明显感到毛的不信任，事后主动向陈毅交代1943年私见汪精卫（来不及请示），两天后就被捕，1977年4月含冤而逝。[42]
高岗、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都不如毛泽东熟悉历史，都不懂唇亡齿寒的深意。林彪最后“觉悟”，表现出一点军人本色。若非摔死温都尔汗，无论投奔“苏修”，还是南下广州，不知道会要毛泽东多少“好看”！“九·一三”后，一位与林彪很熟悉的前东北局高干（“五虎上将”之一），私语女儿（笔者同学）：“毛泽东如不逼着林彪，林彪会走到这一步么？”林彪事件后，老毛一夜愁老，身体一下子垮下来。他当然明白：自己政治资源全部用尽，无法再用任何说辞遮丑了。
无论从哪一角度，避免血腥权争都是社会进步应有之义。1、内讧必然影响公务。全心全意搞权争，半心半意办公务，朝堂自古潜规则，难道还不应该改革么？暴力必然携带谬说。2、暴力总想佩带合法绶带，必然对意识形态动手动脚，甚至大动手脚，不可能认同现代文明，民主宪政无法着陆，潜规则必然大于法律。3、言行难一，虚伪势必大行。中共至今高唱“英特耐雄奈尔”，还有多少党员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中共政治仍停留于“丛林”层面，“文明”有什么用？一打“文明”不如一把刺刀。“文明”只能要理，“暴力”可以要命。有了这样的“可以”，还有必要有兴致与你讲理么？
绝大多数大陆国人阅世论人的“四项基本原则”：高尚洁净的道义、前后一致的逻辑、公私合度的分寸、慈善为本的仁心。但中共高层人物必须持守的“四项基本原则”：成王败寇的铁血原则、宁负天下的曹操警句、必须防人的斗争觉悟、深藏不露的为政技巧。两套逻辑，一明一暗，很难拧到一块儿。但现代文明已成浩荡民主潮流，要的就是高尚道义战胜铁血原则，“理”必须战胜“力”，“是非”必须战胜“利害”，权力运作必须公开化，必须提高政治道义度。一向血腥残酷的政治权争必须转型程序化规范化，肮脏政界必须逐渐洁净。全社会因正本而清源，黑暗退缩，光明增扩，最终消灭野蛮血腥。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再次说明中共无信史。高岗案政治上平反的阻力，恰恰说明大陆政改的急迫性必要性。只要政坛还在暗箱运作，只要一党专政还被论证成“社会主义特色”，国务就不可能走向公开公正，政坛就必然不断还会有“高岗案”。说到底，高岗案才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特色”。
感谢香港的自由，给了“陆民”一吐真实的窗口，这桩近一个甲子的冤案终于浮出水面，大白天下。只是当事人都已谢世，无法亲沐迟到的洗冤。尤其冤案祸首还未被清算，还未请下墙，这笔史债尚未最后结清。
2009-5-21～23于沪（后增补）
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2012年6月号（初稿）
附记：
2013年6月23日，高岗研究会在陕西横山县城举行高岗纪念碑立碑仪式，二三十辆彩车，唢呐乐队，敲锣打鼓，披红挂彩，县府宾馆出发，绕街一圈，队前高岗画像，交警维持秩序。
链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3_11/06/30995851_0.shtml
[1] 李慎之：〈”大民主”与”小民主”一段公案〉，《百年潮》（北京）1997年第5期，页48。
[2]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开放出版社（香港）2015年，页173。
[3]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404。
[4] 《戚本禹回忆录》（下），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514。
[5]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112。
[6] 李响：〈“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撤销大区的台前幕后〉，《国家人文历史》（北京）2015年第5期，页37～42。
[7] 《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89。
[8]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142～143；104；112；44、153；114～116；15。
[9]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207～208。
[10]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44～45、118、99。
[1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257。
[12] 《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98。
[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页147。
[14]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188；IV、181；201～203；176～177。
[15] 李响：〈撤销大区的台前幕后〉，《国家人文历史》（北京）2015年第5期。
[16] 林蕴晖：〈高岗与柯瓦廖夫〉，《领导者》（香港）2014年8月号，页137～138。
[17] 高浦棠、曾鹿平：《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页322。
[18] 《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90、78、230。
[19] 《戚本禹回忆录》（下），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524。
[20]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111。
[21]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89。
[22]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180～181、186～187；52；183～185、203～205；140。
[23]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40、149。
[24] 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炎黄春秋》（北京）2010年第4期，页5。
[25] 《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94～96。
[26] 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對《回憶高饒事件》的質疑〉，《炎黃春秋》（北京）2009年第12期，頁29。
[27] 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對《回憶高饒事件》的質疑〉，《炎黃春秋》（北京）2009年第12期，頁29。
[28]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242～245；53；235。
[29] 林蕴晖：〈高岗与柯瓦廖夫〉，《领导者》（香港）2014年8月号，页132。
[30]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21～324。
林蕴晖：〈高岗事件株连出的”五虎上将”案〉，《领导者》（香港）2013年8月号，页157～167。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第五卷（1961-7～1966-9），页141。
[32] 林蕴晖：〈高岗事件株连出的”五虎上将”案〉，《领导者》（香港）2013年8月号，页165～166。
[33]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261。
[34]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257。
[35]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266。
[36] 戴茂林、赵晓光：〈”五虎上将”沉浮录〉，《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8期，页60。
[37]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跋”，页402。
[38]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189。
[39] 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202。
[40] （英）达尔伯格·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页294。
[41]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204、111。
[42] 何殿奎：〈我在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世纪》（上海）2009年第5期，页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