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朝鲜战争，有一场沸沸扬扬的“细菌战”十分引人注目。我小时候就听说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使东北老百姓身受其害的事情。所以，我对此事一直念兹在兹，一直到看到一篇文章才基本清楚是怎么回事。
《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1期刊登了一篇名为《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的文章。此文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的遗作。亲历者的回忆揭示了当年事件的真相，很难得。让我们将吴部长的文章转载评述如下:
朝鲜战争停战距今(1997年)已44年，至于1952年轰动全世界，美帝国主义有口难辩的细菌战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答案是一场虚惊。
当年党中央是确实(至少开始的时候)认为美军是进行了细菌战。我们动员了全军和全国，花了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反细菌战运动，美帝国主义也是一时臭名扫地。原驻朝美军司令李奇微1952年底调任欧洲盟军司令，到达机场时，群众骂他是瘟神，一时下不了台。他说凭上帝之名发誓，美军没有进行细菌战，才让他走。
事件的缘起是冬天的雪地上出现了大量苍蝇和跳蚤。后来知道是雪蚤，不是人蚤，朝鲜语称oguli，是冬季雪地自然现象。雪蚤是弹尾目(Collembola)黑跳虫属(lsotoma –palustris)。我国东北也有雪蚤的报告。那时我们以为雪地上不可能有苍蝇和跳蚤，加上外国报纸报道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来朝鲜前线调查美军不明死亡，于是中央判定美军进行了细菌战。
海外作家北明在《韩战期间“美军使用细菌武器”公案始末》一文中指出，有关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指控和争论，就和传染病的流行规律一样，每年春起而秋落，直到苏联外交档案正式解密之前仍未尘埃落定，只是不再和每年的流行性传染病一同发作，而是随着指控国家政治的需要打摆子发烧: 一有风吹草动，必定打雷下雨。这种情况直到苏联后来内部秘密调查，确证此一指控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骗局，终于命令中朝双方停止做戏为止，也没有丝毫改变。了解中国和苏联历次反美运动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人心中美国的妖魔形象至今仍无改变的原因之一。
说是细菌战，其实是一种政治上需要的心理战。其目的就是要人民将美帝国主义视为苍蝇跳蚤一样的害人虫，彻底消灭之。
吴部长的文章揭示了真相:
事件的主要经过如下: 1952年1月29日，志愿军司令部和卫生部收到42军电报称: 美军飞机于1月28日飞过平康郡该军驻地，战壕雪地上发现多种昆虫，有跳蚤、苍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42军送来23个跳蚤(雪蚤)、33个苍蝇和类似蜘蛛的昆虫标本。我们化验室进行培养，没有发现致病菌。42军卫生部部长是高良，是我在三师时卫校的教育长，一个很细心和有水平的卫生干部。他一定对细菌战有所警惕，才发了这个电报。42军的电报同时报志愿军司令部，引起彭德怀的高度重视，转报党中央，又电告各部队警惕和要及时报告类似情况。一时间，几乎所有部队都有类似发现的电报(两个月中有近千次报告)，报告中敌人投的东西是五花八门，有死老鼠，有苍蝇、蚊子，有昆虫容器(其实是美军撒宣传品用的铁制四格弹壳和带降落伞的纸筒)，有树叶和蛇；还有一两个单位报告有朝鲜居民突然死亡；报告河中漂来大量死鱼，并送来十多条小死鱼(鲫鱼)标本，经细菌学培养出是纯沙门氏杆菌。《人民日报》又报道美军飞机多次侵入东北投撒细菌、死鼠和其他东西。恰巧此时，美军前线发现不明死亡，美国派日本细菌战犯、原七三一部队的头头石井来朝鲜调查此事，并公布此消息。党中央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美军进行了细菌战。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消息，发表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政府的名义，谴责美帝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大规模细菌战并附有投掷物和细菌涂片的照片，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和纷纷谴责。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人民日报》这么快公布。公布后，我对卫生部朱直光副部长(已故)说，这下我们要被动了。朱说今后只有做文章了。
事情先得从头说起。
朝鲜战争期间，由于生存条件艰苦，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中流行伤寒、霍乱、痢疾和天花等传染病。此外，北朝鲜人口稠密的地方也常常发生一些瘟疫。同时，交战双方的官兵中都有一种叫出血热的地方病流行。到了1950年冬天至1951年春天，一些传染病在南北朝鲜开始蔓延，联合国军和中朝联军都开展了大规模的预防工作。
1950年以后解密的美国档案有这样的记录: 1950年2月17日，美国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通过的62号文件，其中C款明文规定:“除非用于报复还击目的，美国将不会使用化学、生物与放射性武器”。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细菌战”的社会环境。
1951年1月，苏联国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会”的倡导下，开展“仇美”活动。
1951年春天，中国政府启动所有媒体展开宣传攻势，指控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毒气。
3月14日，国际红十字会中国代表呼吁国际红十字会执委会正式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
5月8日，朝鲜外交部长电告联合国安理会: 从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并散播天花。
5月19日、24日和2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正在准备使用细菌战，并指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毒气，以便为细菌战做实验。
9月22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上述指责。
9月，一个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民主律师国际协会”决定派一个委员会，去朝鲜调查各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是直到1952年春天，上述指控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1952年初，苏联顾问警告中国政府，美国可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化学甚至原子武器。
1月28日，志愿军总部在一项报告中说: 美国的飞机掌握北朝鲜制空权并偶尔飞越中国领空，散播天花病菌。报告认为这是导致当时爆发的传染病的原因。中国政府立即命令调查取证，并派传染病防治人员去朝鲜。
以上就是“细菌战”的前奏。下面接着看吴部长的文章:
中央卫生部是贺诚副部长当家，他在东北工作过，知道日本的七三一部队是搞细菌战的部队，知道石井其人其事。是他的错误判断，党中央同意(调查)了。他派昆虫学家何琦教授和细菌学家魏曦教授来朝鲜调查。他们来之前，我们已多次派员(包括我本人)到报告单位去核实情况。结果是雪地上有昆虫和其他投撒物，但未发现突然死人和可疑病人，前面报告死人的单位说是道听途说的事。我个人分析: 一、帝国主义是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细菌战也不例外。二、但严冬不是进行细菌战的好季节，天冷昆虫活动能力弱，也不利于细菌繁殖。三、在前线战壕一带投，人烟少，有病也难传染，而且离美军战壕不过几十米，还有反弹的可能。四、朝鲜本有虱媒传染病流行，城镇房屋多被炸毁，百姓都住在防空洞里，生活很困难。五、我们的初步调查尚不能证实美军进行了细菌战。
我向洪学智副司令汇报了我的看法，他同意我将意见报告彭总和中央，我建议暂勿大肆宣传，以免将来被动和浪费人力物力。(这是何、魏二教授尚未到来之前的事。)中央即来电批评我警惕性不高，说就是敌人未进行细菌战，也可乘此加强卫生工作。后来何魏二教授下去作了调查，并看了昆虫标本和细菌涂片。何琦发现所谓跳蚤是雪蚤，魏曦发现雪蚤染色涂片是有形如鼠疫杆菌的细菌，但呈格兰氏阳性(鼠疫杆菌是阴性)，也培养不出鼠疫菌。我问他们的看法，何琦说(原话):“我看是fales alarm(虚惊)。”
彭总看到我的电报后，要我当面汇报。洪副司令要我如实地向彭总说出我的看法。恰巧朝鲜人民军防疫局的金局长奉命来找我摸底和商量如何办，因为他们也拿不出证据。我带他一同去见彭总，希望金局长能做个找不出细菌战证据的旁证。当晚到了桧仓郡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我们住成川郡，离总部大约两小时的汽车路程。)彭总、邓华、宋时轮副司令等十余人在座。我汇报了我们调查的结果和上述看法。彭总严厉地说(大意): 我们的卫生部长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替敌人说话，志愿军的健康能有保障吗？他接着说，还有人反映你们对伤病员不关心。战场上死一千死一万都可以，下来后死一个，我都找你算账。我说，我可以不当卫生部长，我别无所求，但请让我留在朝鲜打仗。彭总宣布临时休会，常委讨论。复会后，彭总说，常委会还要你当卫生部长，好好干，成立总防疫办公室，你当副主任(邓华当主任)。和金局长回来的路上，金说他当时吓得发抖，以为真要杀头了。又说你们彭总真好，他爱兵，对你又教育又器重。回到志愿军总后勤部，向洪副司令汇报包括彭总和我个人的谈话内容。洪不表态，只说你好好干吧！
几天后，东北军区卫生部戴正华部长受军委卫生部之托，来检查反细菌战工作，我向他汇报彭总的指示。戴部长说，你不要怕，就按彭总说的去做。当天半夜，我接到驻志愿军总部的苏军参谋团长的翻译的电话，说斯大林问细菌战是否真有其事。我说，你去问彭总，然后挂了电话。我心想，真难办！搞不好真会杀头，要有个杀头的精神准备。
很快，中朝方面抓住“细菌战”这个由头开始大做文章。1952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发电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讨调查取证事宜，并强调说: 我们必须要求苏联专家及设备的帮助。他同时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门开始相应的准备工作。
2月19日，毛泽东将聂荣臻的来电转批周恩来: 请注意这个问题并为此作出必要的准备。
2月21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状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
2月22日，北朝鲜外交部长再次发表官方声明，指控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声明说，美国飞机分别于1月18日、29日，2月11、13、15、16日在北朝鲜地区空投了几种携带鼠疫、霍乱及其他细菌的昆虫。与此同时，北朝鲜的广播电台也报道说，在平壤北部发现了美国的细菌弹，里面装满了能够在寒冷气候下生存的带菌苍蝇。
同一天，在庆祝社会主义阵营“反殖民主义国际日”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指责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
2月24日，在调查取证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北朝鲜对美国的指控。与此同时，中国卫生组织公布: 中国东北地区也发现了带菌昆虫。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立刻通过官方媒体，传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事实上，早在1951年夏天，北朝鲜曾经大面积流行过鼠疫。而卫生设施和条件都很差的中国志愿军部队中，各种传染病如伤寒、霍乱、天花、痢疾等也开始流行，造成许多人死亡。
2月28日，聂荣臻再次发电给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指称美国仍然在“三八线”一带和50军驻地上空散播带菌昆虫。并报告说，他已经动员44位中国昆虫学家、细菌学家、传染病学家、病毒学家、病理学家和营养学家赴朝，次日抵达朝鲜。
这次调查在吴之理的文章中有所记载:
没过几天，贺诚组织的一个包括何琦和魏曦在内有三十多人阵容强大的防疫检验队来朝鲜协助反细菌战，他们之中有:
昆虫学家何琦
跳蚤专学柳支英
寄生虫专家吴光、包鼎丞
细菌学家魏曦、陈文贵(鼠疫菌专家，抗战时证明过日军投撒鼠疫)、方亮、谢知母、郭时钦、程知义
病毒学家郭成周
流行病学专家何观清、俞焕文
立克兹小体专家刘维通(也是流行病学专家)
青年科学家10人左右(任民峰、吴滋霖、胡介堂、李义民、李振琼、高韵调、刘育京等)
摄影师和技术员十多人
我把他们组成四个组，最大的组放在卫生部附近，另三个组放到东、中、西三条线的兵团卫生处。这三个分组担任从基层送来的标本的初检，并负责到现场指导防疫工作。初检有问题的标本，送到成川大队本部作二检。结果，标本是收到不少，有好几百份，也培养出病菌，但都是沙门氏菌之类，未出现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有一两次在树叶标本中查到炭疽杆菌。所谓大量投撒物形形色色都有，但很难和细菌战挂上钩。
我很快拟定了反细菌战的措施(加强个人卫生措施，注射多种疫苗，每人要扎裤腿和袖口，毛巾围颈，设对空监视哨，采集标本送检，就地扑打空投昆虫，撒消毒药剂，发现可疑患者先隔离后报告等)，颁发全军，并取得彭总的同意，可以对死者尸体解剖(由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通知全军)，对后来研究死亡原因开了绿灯。
整个一年中，没有发现一名和细菌战有关的患者和死者。由于讲究卫生，病号减少了不少。当时一些部队领导干部1987年遇见我的时候说，美帝搞这么大的细菌战，我方竟没有一名死者，那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围绕着“细菌战”，双方唇枪舌剑展开激烈争辩。1952年3月4日，沉默多日的美国终于开口。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说:“我想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些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使用任何种类的细菌战。”艾奇逊在声明中，同时要求指控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团前往调查。
作为答复，周恩来声明: 2月29日至3月5日，美国飞机68批、448架次在中国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播带菌昆虫；并宣布: 凡俘获美国空军从事细菌战的人员，一律作为战争罪犯处治。之后，中国以及苏联集团各国，立即掀起了抗议浪潮，西方世界舆论也立即沸沸扬扬。但到最后，美军“承认”从事了细菌战的二十多名被俘空军人员，却没有一人受到“战争罪犯”的指控，似乎中方已经忘记这回事了。而这些被俘人员后来回到美国，其中就有人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讲述被迫说谎的经历。
3月11日，艾奇逊再次否认进行细菌战，并直接请求国际红十字会在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3月12日，按照国际惯例，国际红十字会接受请求，并马上向中国、朝鲜提出申请，希望得到合作。印度政府表示同意对此项调查提供必要的帮助。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愤怒地否认了所有的指控，称:“设计出这些指控，明明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者在对付一年一度普遍发生在中国和北朝鲜的传染病的无能和及时救助牺牲者工作方面的无能”。而朝鲜政府进一步宣告，美军在朝鲜散布细菌达八百多次，范围达四十多个郡。
中国学者钱文军撰文指出，对于美国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如此广大地区、如此频繁地从事细菌战的行为，是根本不可能保密的。而且，作为受害一方，接受国际权威机构的调查取证乃是极为有利的。但直到4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各四次分别向中朝呼吁准予入境调查，都没有得到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到4月20日仍无答复将被视为拒绝。至30日也无任何答复，国际红十字会宣布停止这项调查的努力。这也就意味着国际红十字会不认可任何细菌战的指控，这种实际上的否认是权威性的。
中朝方面为了使指控具有说服力，一面方通过新闻媒体对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肆意贬损。如新华社宣称: 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为，表明它对帝国主义的邪恶的共谋和“恬不知耻的阿谀”。但是，难道中国人不记得了，当年正是中国求助于国际红十字会在中国的调查，才确认了日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进行过残忍的细菌战罪行的！另一方面，则由苏联组织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进行单方面调查。并且发表了22名美国空军被俘人员的“认罪书”，承认在中朝地区进行过细菌战。当然，事后这些战俘对此都翻供了，称这是被迫的。
既然是做文章，那就起码要做得让人看得过去吧。且看下文。
(未完待续)
荀路 202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