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如何评估里根保守主义路线的历史性贡献和重大失误？
1960年代美国民主党的激进社会改革、持续性的大学生反越战抗议和左翼新生活方式探索的日趋极端化，激起了美国民众对于传统道德解体的严重忧患。共和党人、现实主义政治家尼克松敏锐把握到民意的反弹，他以提倡爱国、法律与秩序，维护传统价值，抵制毒品、堕胎、同性恋行为等保守性政纲，赢得了1968年的总统选举。
这是共和党第一次系统性“向右转”，但在是否大力压缩福利开支、是否在平权上继续力推肯定性行动等方面，尼克松的“向右转”并不到位。共和党在建制上正式迈入正宗的保守主义，是从戈德华特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继承者罗纳德·里根1980年胜选总统开始的。
里根在经济上实行供应学派政策，实即一种经济版的小政府主义，它从降低生产和服务的障碍入手，削减政府开支、减税、放松管制、控制货币总量，成功解决了持续十几年的通货膨胀；由于美国的社会保障相当一部分由企业本身直接承担，所以减税可以大大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特朗普近年通过大规模减税缔造的经济增长实质亦在于此）；放松管制可以有效促进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其间，金融开放促成的资本自由流动，对高科技企业的冒险创新可谓强烈利好，这就为1990年代的美国信息产业革命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对美国经济登上历史巅峰做出巨大贡献的这种“里根经济学”，实质是一种通过若干减法、促成若干加法的新型自由竞争理论，它的确可以被视为一种经济保守主义的现代版，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证明了“正宗的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生产性”。
新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思想家之一哈耶克在操作层面的一大创意，是批评工会在罢工中滥用强制做法，实为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受此激发，在施政时对热衷于罢工的工会进行了累进式严厉打压，在与工会反复“扳手腕”的较量中赢得了多次胜利。里根学习借鉴了撒切尔夫人的经验，在处理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罢工时，强硬地解雇了11000余名身为联邦政府雇员的管制员，这被视为数十年来对“美国工人的集体谈判力量和美国工会最大的破坏”。由于美国企业的社保负担一向沉重，工会为了小集体利益而在劳资谈判中不断索要高价的行为的确导致企业利润空间大大压缩、投资扩张动力不足，里根的强硬做法有其一定合理性，因而在数十年内得以沿袭——但是，这一政治上的减法，无意间引发了国内政治版图的重大变动：工会由于经济博弈能力被严重削弱，对劳工阶层的粘合力因而降低，其作为左翼选举中介的拉票能力亦随之大幅降低，身为选举性政党的美国民主党为了保政治生存，不得不将其基层动员机制更多地向着高科技企业人士群体和多元族群网络倾斜。
在政治上，针对越战失败在美国社会引起的怀疑颓废情绪，里根力倡“美国伟大”主题，作为强硬派，里根在外交上坚守冷战、加强国防和对苏持续施压立场，他的反复爱国宣示和对外积极作为提振了一代美国人的爱国精神。但里根的爱国主义是高品位的，它同时强调着对政府的怀疑。“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而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我们将信仰和家庭而不是政府和官僚作为美国生活的中心。因为在美国，我们不敬拜政府，而是敬拜上帝。“在思想理念层面，里根把美苏冷战的本质看成是个人主义与国家至上主义两大价值观之间的对抗，对于“生活于极权主义黑幕中的人”来说，“只要他们继续鼓吹国家的至高无上、宣扬国家对于个体的万能、并预言它将最终统治全人类，他们就是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以国家至上碾压个人权利——这才是里根创设的“邪恶帝国”一词所指的原意。
里根信守的个人主义继承了美国传统个人主义基调，但与戈德华特首先强调“个人的绝对唯一性”有所不同，它似乎更强调个人在群体即教会和家庭中的责任。里根引证说，“一个设在华盛顿的研究理事会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得出结果是美国人要比其他国家的人民虔诚得多。95％的被调查者表示信仰上帝，绝大多数人相信十诫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现实意义。另一个研究发现，压倒性多数的美国人不赞成通奸、少年性交、色情描写、堕胎和毒品。这些如出一辙的研究表明人们深切尊重家庭纽带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在你们、你们的家庭、教会、邻里和社区中间发现了美国的伟大，上帝是我们生命的精髓，个人家庭是社会的核心”，“我们在阐明上帝站在我们一边时必须谨慎，因为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是：我们是否站在上帝一边?”责任与使命、神圣与伟大，这些清教传统文化的核心成分，通过里根之口得到了现代性的重述。戈特华特的正宗保守主义对于清教传统文化的结构性缺憾，在此被里根补足了。
福音派由于为里根1980年竞选总统提供了有力帮助，得以进入共和党的重要社会基础板块，这似乎带有某些功利色彩，但久而久之，福音派即显示其内在生命力，从其对于叛逆青年小布什的道德洗礼中，即可见一斑。1950年代人权革命以来美国左翼的新生活探索走得似乎太远了，美国社会客观需要道德的平衡、传统的平衡。福音派强调宗教虔敬，又主张以宗教价值观积极介入社会和政治生活，可谓应运而兴。对于大众的投票倾向而言，英国人早就发现，宗教认同比阶级认同更强有力。从里根到小布什，这一法则也在美国重演了。1980年代以来，基于宗教因素，美国底层民众越来越倾向于给共和党投票，美国的政治光谱由此发生了重大偏移。作为俱乐部式的选举党，共和党自身亦同民主党一样下盘空虚。通过主动积极地客串选举中介角色，基督教右翼似乎已有无形充任共和党的部分基层架构之势。宗教向政治的渗透，正在改写美国政党的定义。
首倡小政府主义、自由竞争、个人独立自治，实行减税、减少开支、放松管制，主张爱国主义、美国伟大、强大国防，高扬自由民主制度优势以捍卫西方文化免于极权主义，复兴传统宗教和家庭伦理以抑制“道德相对主义”的过度自由探索——这些要素，构筑为戈德华特-里根的美国保守主义正宗，它通过里根富有激情、知行合一的倡导，也通过权力建制的推波助澜，在1980年代逐渐从学术思想和政治理论扩展为一种普遍的公共意识、强势的政治操作导向。
里根保守主义路线对于美国社会的正面贡献业已众所周知，但其负面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或低估，它其实是相当深远的：
（1）里根的保守主义更多地诉诸民众对于爱国主义、宗教传统的自然感情，具有很强的社会精神氛围感染力，但其哲学根基仍然缺乏充分的学术论证和必要的思想原创。
里根的保守重心不在于戈德华特式的积极个人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在于柏克、柯克式的群体存在即国家、教会、家庭、社区（当然，关于国家，柯克有去政府倾向，倒是戈德华特更强调爱国和“帝国荣耀”）。总体来看，在里根的保守主义思想中，柯克的社团主义和戈德华特的个人至上主义二元并存，如何解决二元之间的内在冲突呢？里根并没有想清楚，也没有说清楚。这使得里根的保守主义未能重述美国19世纪以来的个人奋斗价值观精髓，未能登上积极个人主义哲学制高点。
在里根那里，“抱团取暖”、退守传统的味道很足，但那种令全人类向往的美国式个人奋斗价值观实际上被无形削弱了。这是里根的保守思想的最大结构性缺陷。里根的精神高度其实赶不上戈德华特，而高度不够往往是由于深度不够造成的。
（2）里根的保守主义对充分实证的科学理性和自我批判的哲学理性强调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有着理性不足、需要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来补的隐患。
里根对于后世影响深远的一大思想主张，是其为宗教介入政治生活打开了修正之门。他说，“当国父们通过第一修正案时，他们是在谋求使教会免于政府的干预。他们从未打算在政府和宗教信仰之间树起一道敌视之墙。”这一说法没有看到美国19世纪以来使政府免于宗教干预的制度文明性和巨大功利优势，它实际上在使政教分离的红线趋于模糊。福音派兴盛近四十年来美国右翼民众变得越来越善良、纯洁、内敛的社会现象，本身即证明了清教传统伟大而深厚的社会道德塑造力。但是一旦迈入政治领域，情况则立即变得异常复杂：基督教右翼介入政治生活的优点在于更底层、更传统、更倾向于自我节制；但是，其缺点在于先入为主，公民选择公仆时，往往被诱导着首先根据候选人的党派立场、宗教信仰来进行选择，而不是首先注重和主要注重于充分信息、充分辩论、理性证明与说服。这使美国的选举文化越来越趋于形象造势和认知非理性。
政治和宗教的意识形态化大于自由思想运动，这是1980年代以来美国保守主义最大的缺陷之一。有人把问题仅仅推到特朗普一人身上，其实，它是里根、小布什以来的总趋向——右翼更右，大有偏离美国积极个人主义的右翼正宗之势。这对美国民众是祸是福？美国社会是否能找到政教分离的现代性之红线所在？可能还需要再看三十年？
一神教追求圣洁的精神生活，必须对内高度用力，但世俗生活不能不适当妥协、平衡、包容。所以，世俗生活带有自然的不断打折扣性质，宗教生活则具有高度自觉的严苛性和激进情感性。宗教救赎重心在于救自己，即使在精神生活上也只能助他人，而不能救他人。这是宗教自治的要义所在。在现代多元文明社会，宗教的严苛不能用于规制世俗社会，宗教必须与政治相分离，政治保守主义则不能不以理性保守为主，否则必定陷入蒙昧、教条和某种集体主义强制。
基督教文化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其实现了理性保守与信仰保守的恰当平衡。我们仅仅从《新约全书》首先用希腊文字写出、其间融合了站在古代文明巅峰的希腊悲剧艺术和希腊哲学的核心精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原始基督教文化的伟大胸襟和内在开放性。在信息时代走向蒙昧、教条、封闭性保守，绝不是基督教文化的正宗。
（3)里根的爱国主义虽然避免了集体主义危险，但没有避开“帝国权力荣耀”陷阱。
里根所称的“美国伟大”当然首先是对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宗教传统文化的自豪，但也有相当部分含糊指向着对于美国的军事霸权的光荣感、骄傲感。“帝国约定”被认为是美国二战以来新兴的全民共识之一。数千年来，没有一个民族愿意主动放弃军事霸权，也没有一个称霸的民族能够免于“帝国扩张过度反噬自身”的癌症，其根本原因在于，帝国权力场的群体激励和资源分配机制总会造成“一国二心”——外部重心和内部重心并存，不可兼顾，亦不可调和，最终必定导致内外倒置、基本盘被掏空。
美国的孤立主义传统在二战期间沦为负面词汇，其实它是19世纪美国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战之后，美国尚能将临时征召的数百万远征军裁至6万人。二战之后诞生了“帝国权力荣耀”新传统，美国充当了全球性两大军事霸主之一，光环和灾难随之而来。越战失败使美国社会进入沉重的反思期，自我怀疑氛围里暗含某些积极因素。但里根简单地高唱“美国伟大”、加强军备、出击外部，其精巧的收益和随后苏联自我崩盘带来的意外之喜，导致美国社会在约束帝国冲动的战略审慎、人道和平防守的价值观等方面的全民反思严重不足。1990年代的“一超独大”来得越快、升得越高，美国也就越严重地为“帝国权力荣耀”付出一国二心的代价。
从里根到小布什，“帝国约定”新传统完全压倒了孤立主义旧传统。美国一些学者曾把非稳恒而且不可能稳恒的“一超独大”作为“美国例外论”的新典范，这其实是一种激进的幻想，孤立主义的“美国例外论”本质是和平主义，不介入对外血腥、对内无聊的霸权争夺。有人说，美国已经回不去了。不见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保守的特朗普就能孤独地部分返回旧传统，四年来没有发起一场战争，临当交权前夕，还在忙于撤军、撤军。我看，以拜登的理智、冷峻、老辣，不会不沿袭之。
从“旁观者清”角度来看，美国的军队和情报体系过于庞大，行政部门经济管理和内部应急管理体系过于薄弱，为应对内忧外患，美国似乎迫切需要大力增强本国制造业的新“汉密尔顿主义”，美国的行政结构似乎也需要设置一个汉密尔顿式的“经济总理”职位（财政部长扩权亦足以实现之）。以大时空尺度观照，拥有着最佳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正如自由思想家笑蜀所说，三权分立“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黄金律，增之则肥，减之则瘦”）、最好的普通法传统、最优秀的大学自治格局，美利坚合众国在未来仍然具有不断复兴、不断攀登新的历史巅峰的可能性。然而，“当局者迷”，就像中国人自己，在1960-70年代也曾深深陷入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教条主义陷阱而难以自拔。
“美国是什么？美国应该是什么？美国过去的成功是由于什么？美国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还是长期持续的？美国当下若干‘社会共识’中有没有需要修正、变革或严峻变革的成分？变革的标准又是什么……？”对于诸如此类攸关立国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论反思和历史经验批判，里根的思想深度还没有抵达这一层级。他仅仅在做实用主义的调整和保守，但仅仅如此，肯定远远不够。
名高于实，带有几分泡沫色彩——这是我对里根的总评估，对里根的保守主义亦如是。下此判断的依据是里根对后世的正反影响，以及里根是否接受了大危机的挑战和塑造：里根毕竟没有像华盛顿、林肯那样遭遇和领导大规模战争，也没有像杰佛逊那样身处建国阶段，有机会草创《独立宣言》并为后世奠定根本性政治线路。大危机的缺乏，必然导致重大考验和内力激发递增的不足。
在个人风格方面，林肯的演说有时当场并没有引发听众的反应，事后却流传千古；里根的演说却总是过于华丽和通俗，似乎在若干节点有意等待着掌声。过于追求现场被理解，往往会导致难以流传后世。
来源：世界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