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的血与火(1)

世界上所有的事务都是离它越近看得越清楚,只有历史事实除外,往往是离它越远反而看得越清楚。前提是你得掌握一些细节。因为真实源于细节,细节决定历史。透过细节看历史,常常能够找到它的真相所在。

回顾苏联的历史,如果不从浩如烟海的苏联政府重要会议记录、公告、命令、决定等文件中仔细梳理,去伪存真,就不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1921年3月发生在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军港反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动,其真实情况就是在苏联解体后,从档案文件中得以正本清源的。在学者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一1991年)》一书中,华东师范大学朱小萍、余伟民以《政治危机中苏俄国家功能的转化——喀琅施塔得事件始末》为题,给我们揭示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是如何对待俄国无产阶级的异见与反抗的。
现将此文分段摘录述评(文字略有删改):

1921年初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重要的军事基地——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政府兵变。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坚决地镇压了兵变,并且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一发生就宣称这是“受外国势力支持的白卫军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反革命叛乱”,这也是此后苏联政府对于这一事件一贯的官方说法。

与此同时,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绝大部分档案材料则被政府严加保密。由于缺乏资料,史学界对这一在苏俄早期政治进程中影响巨大的事件几乎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苏联解体后,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政府令,宣布参与喀琅施塔得事件者全都无罪,并且要为他们修建纪念碑。时隔73年,对于同一事件的看法竟然如此大相径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同时,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也成为人们心中关切的问题。

本文根据1990年代解密的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苏联档案文献,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客观的再研究,并试图重新认识该事件对于苏联历史的深远意义。

沈志华1950年4月生,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高级研究员。代表作有《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史纲》《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一1960)》等;并主编了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8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3卷本《朝鲜战争: 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等文献资料集。他为了复印收存苏联历史档案花费了上百万美元。而这些档案材料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公开。

有关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相的文章中就引用了许多解密资料。

1921年春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调查结果的报告中,称“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是今年2月下旬在彼得堡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阿格拉诺夫虽然是站在政府的立场称喀琅施塔得事件为“反革命起义”,但他却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该事件的发生与当时俄国的整个局势密不可分。

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即面临协约国集团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军的武装叛乱。在这种非常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9月2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 在战争形势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全体居民都要无条件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国内所有的资源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918年夏至1920年春为第一阶段,1920年春至1921年春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的应急性措施,但这些措施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从客观效果上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作用,也为战争条件下强化专政机器、打击敌对势力、稳定和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第二阶段更多地表现为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将战时体制延伸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主观愿望,而非客观需要”。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集聚战争资源上取得的成功,以及这一战时体制中体现的某些“共产主义”的做法使得列宁一度认为,“应当用军事办法来解决经济任务”, “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一定能使我们获得巨大成就,保证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此,到1920年3月,因战争的非常形势而产生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战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被作为一项理想的经济政策而大加推广。尽管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放心大胆地执行和平建设任务”,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俄共(布)中央决定:强化余粮征集制。按照这个指导思想,1920年9月,俄共(布)中央给各省省委的信中强调: “下达给各乡的征集额,就是余粮额,居民要用连环保的方式予以完成”;同时,俄共(布)中央还决定,将五百万军队改编为劳动军;严惩劳动中的逃跑现象,直至关进集中营。除此之外,苏俄政府在工业国有化、经济关系实物化等方面,也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往往改变一切。战争不仅能够毁灭一切物质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能在许多人的思维中留下深刻的无法摆脱的痕迹: 战争未到,一切为了准备战争;战争爆发之后,一切为了战争胜利。

1918年夏天,残酷的战争环境迫使苏维埃政府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是一个政策上的巨大变化。这个政策由四项主要措施组成: 一、实行余粮征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有时甚至是一部分口粮——给国家;二、所有工厂企业生产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监督日用消费品的供应,加速实行工业国有化;三、取消自由贸易,城乡一切产品的交换由国家垄断,实行实物化工资制;四、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

在这种体制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没有一个人的生活堪称幸福。从1918年夏天起,列宁主义的狂热分子就这样走上了一条极端主义的道路,令世人惊讶不已。当时的苏维埃俄国简直是一个兵营,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国家化”,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一位美国学者写道: “国内战争与战时共产主义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党和新出现的政治制度。党在1917年实行的民主准则,以及它在1918年初具有的几乎是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面貌,让位给无情的狂热行动、严酷的极权主义和全面的生活‘军事化’了。”

是的,战争改变了俄国的国家面目,改变了俄国人的行为方式,改变了原有的经济运行体制。残酷的战争要求人们作出奉献和牺牲,据说这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必要代价。

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当作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捷径的做法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1920年到1921年初,苏维埃俄国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经济上,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农业。由于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受挫,1920年,耕地面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平均水平减少7%,粮食产量仅相当于战前的54%,单产相当于3/2;棉花收获量仅为6%,甜菜为8%。工业的情况更为严重,1920年,工业品产量仅相当于1913年的7/1。其中,生铁产量仅为22/1,甚至比1901年还少,煤产量比1899年还少,石油产量仅相当于1890年的水平,比1913年少了2/1。

作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苏俄政府宣布实行商业国有化,并严禁私人贸易。但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取消私人商业是根本办不到的,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只是改变了形式,由公开转入地下,黑市交易非常猖獗。据苏俄政府统计局统计,1918一1919年度在26个省运送的粮食总量中有56%是粮食投机小贩运来的。城市居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以十倍的高价从黑市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1919年春,在15个城市居民的面包消费量中,从黑市上购买的占60%。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使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的困苦中。俄国人民连续几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连火柴、肥皂也成为稀缺之物。由于营养不良,流行病一度泛滥。列宁后来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不得不指出: “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之所以“严重得多,危险得多”,是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酝酿着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政治危机。

为什么自诩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首先,这是胜利冲昏头脑的表现。他们试图靠革命的热情,用“冲击”的办法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CP党人在胜利后常犯的一种通病。这种想法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是非常普遍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认为,既然用“冲击”的办法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既然用“冲击”的办法解决了工业的国有化问题,既然用“冲击”的办法征集到了国家所需要的粮食,那为什么不能继续用“冲击”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建设的其他问题,不能用“冲击”的办法来加速经济建设的进程呢?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把“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非常措施看成是正在向共产主义的实际的和加速的过渡,另一方面则力图证明苏维埃俄国的发展不需要经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断在列宁眼中已经过时了。特别在1920年夏天以后,“战时共产主义”的非常措施被狂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看成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行动”,是“组织我们新生活的基本法令”,苏维埃俄国正处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

这些人不撞南墙不回头。只是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展到使苏维埃俄国濒临政治和经济危机边缘时,它才被认识到是一种痛苦和不幸的需要。但是在当时,这种思想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21年在评论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一书时,提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后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认为: “在所有方面,过错都不是个人的。问题在于,十月革命后我们党的一部分人曾经一度醉心于权力。似乎现在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只要我们想做,我们就会‘瞬间’做到。”结果呢?

1921年初春,承受了三年余粮征集制的俄国农民在战争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却看不到生活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并开始诉诸行动。坦波夫省的一名红军士兵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谈了他对农村形势的直观感受: “……农民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能很快地杜绝这类现象,那将必然爆发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征收余粮滥用职权提出的控诉,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人民的暴动。” 1920年末至1921年初,农民的武装暴动遍及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中波沃尔日、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乌克兰和中亚。在这段时间整个俄国爆发了五十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最大的一起是“安东诺夫暴动”,这起暴动波及了整个坦波夫省。1921年2月1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人缅仁斯基、亚戈达等人在给俄共(布)中央关于俄国总的形势报告中称,“现在的农民暴动不同于旧式农民暴动的一点在于,现在的农民暴动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极度的物质匮乏,使得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的工人阶级也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怀疑和失望。1921年初,作为布尔什维克执政中心的大工业城市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罢工、骚动不断,形势尤为严峻。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一千多人参加了罢工,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当天,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约3700人,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彼得格勒电缆制造厂、国立第一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等工厂召开了工人大会,大多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食品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由于缺乏原料、燃料,1921年2月11日彼得格勒93家企业宣布在3月1日前关闭,其中包括普梯洛夫厂(机器制造厂和锅炉钢铁厂)、谢斯特罗列茨基厂(兵工厂)、 “三角”厂(橡胶工厂)等大企业,大约有27000名工人会因此而失业。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批企业长期停工或开工不足,工人阶级人数锐减,队伍涣散。许多工人由于生活所迫纷纷流往农村。还有一些人则离开工厂自谋生路,从事稀缺日用品的生产,成了小手工业者。加上参军的工人,到1920年,俄国工人阶级只剩下不到战前的一半,纺织、水泥、采矿、钢铁工人只剩下战前的14%一16%。无产阶级作为苏俄政权的阶级基础面临消亡的危险,这也严重影响到了苏俄政权的统治基础。

布尔什维克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一项举措是试图在个体小农大量存在的条件下,通过行政手段,取消小商品经济,使个体小农直接转到社会主义农业的轨道上来。这种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办法包括建立国营农场、农业公社和集体农庄。可是,虽然苏维埃政权在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发展,反而不断地倒退,耕地播种面积不断减少,粮食产量不断下降。1913年粮食产量为7820万吨,而到了1920年粮食产量只有4820万吨。粮食产量下降、食品供应不足,工厂倒闭,引起工人阶级对苏维埃政权不满,必然会爆发社会危机。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另一项举措是试图在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用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本来,在居民中平均分配必需的粮食和日用品,是由于国家经济极端困难和物资极为短缺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这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趋势却被布尔什维克党发展成了着手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国家机构间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各尽所能”。在人民委员会的一系列法令和规定中,一切经济往来,从水、电、气、房租直至因公出差、工人上下班的费用,都取消以货币来结算,改用统一的划拨结算方法。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居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实发所需”。一切物品、粮食、生活必需品、燃料,甚至一切公用事业服务都免费发放和供应。也就是整个一个共产主义大锅饭。这种不合时宜的分配原则和方法导致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更为混乱。

更为离奇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居然试图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行无货币的过渡。俄共(布)高层许多人认为,货币属于旧的经济范畴,是旧时代的残余,以货币为尺度的分配制度应该让位于更直接的分配形式。老布尔什维克拉林1920年10月17日在《真理报》上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写道: “我们的孩子长大后将只会根据回忆录来认识货币了,他们只能根据历史教科书中花花绿绿的纸片来了解它们了。” 一些趋炎附势的经济学家也纷纷撰文,提出要寻找一种新的普遍等价物以代替货币。在所提出的等价物中,有“电单位”、“劳动单位”和“使用价值单位”等。财政人民委员部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并草拟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国民经济活动中使用“劳动单位”的法令。而人民委员会也在1920年11月,根据列宁的指示成立了“取消货币税收特别委员会”,研究是否立即取消货币税收的问题。但是,列宁后来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可是,人民委员会却原则上同意了取消货币税收的法令(最后没有通过)。尽管如此,实行无货币过渡的激进思想在当时的经济领导工作中影响更广,产生的后果更为严重。

综上所述,“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应急措施,是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拯救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但是,作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畸形方式,它则在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进程中,留下了一些难以消除的重大隐患。

喀琅施塔得红军士兵和工人阶级的反叛,就是对这种畸形政治和经济的抗争!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2月24日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