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3)

徐铸成划“右”秘闻

徐铸成(1907~1991),江苏宜兴人,20岁入新闻界,长期主笔《大公报》、《文汇报》,前后六十年。不过,他之所以声名大噪,并非其新闻活动,而是那场满地走石的“反右”运动。毛泽东撰写了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以及另一篇收入《毛选》五卷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由是,徐铸成“脱颖而出”,跻身22名中央级大右派,真正“名垂青史”。

北上投共

徐铸成早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1927年半工半读涉足新闻界,供职国闻社与《大公报》,深得张季鸾、胡政之等《大公报》元老青睐提携,迅速跻身新闻界前沿。1949年以前,出于人文知识分子天性,徐铸成热衷社会变革,倾向红色革命。1949年2月27日,他与陈叔通、柳亚子、叶圣陶、马寅初、郑振铎、王芸生、赵超构、宋云彬、曹禺等左翼名士,同船自香港被迎北上,参与红朝开国,首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上海刚易手,沪版《文汇报》复刊,诸多中共规矩每每使“旧报人”瞠目结舌。如共军攻占长沙,无线电已传确讯,《文汇报》翌日刊出消息,被指“抢新闻”——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为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要闻编辑按章分题,以醒眉目,亦遭斥责,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必须以经典排版,原式原文,安可自由处理?

莫名划“右”

1957年春“鸣放”,徐铸成3月27日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5月9日回京,13日回沪,埋头撰写“访苏见闻”,逐日刊于《文汇报》,并无任何言论。13日,他在家还与友人宋云彬议论:章伯钧确有反党情绪,储安平的发言可能取得章伯钧同意,或受章支持。[1]政治立场完全站在“党中央”一边。

此时,应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再三力邀,徐铸成出席了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中共官员一再鼓励鸣放,再三央请党外人士发言,助党整风。那天,会上有人说党内党外需要“拆墙”。一位大专校长发言,抱怨毫无实权,一切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说了算;书记赴京公干,贴出布告“离职期间,所有校务由校长代理”。徐铸成从这一发言中获得“灵感”,次日发言:“拆墙”需要彼此尊重,以自己与党员副总编钦本立合作甚欢为例,表明《文汇报》并无“拆墙”之需。其中,最“要紧”的一段:党员领导要懂一点本行业务,完全外行,就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篇发言刊载《文汇报》。徐铸成“划右”后,一直以为是这篇发言惹的祸,触犯“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忌讳。其实,徐之划“右”另有秘情。

张春桥手笔

据徐铸成之子徐复仑最近披露:“反右”开始后,上海市委得知毛泽东已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名《文汇报》编辑部——

……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帅上有帅……说是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如此这般,上海市委就得确定谁为《文汇报》之帅。那天,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1912~1987)与分管宣传的副部长张春桥(1917~2005),同车去见市委书记柯庆施。途中,张春桥问石西民:“你看此帅应是谁?”浦熙修乃《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主任,能够领导她的只能是总编徐铸成与党委书记兼副总编钦本立,两者必选其一。

1956年《文汇报》复刊,徐铸成原考虑社址留京,二十年老友石西民与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力劝徐铸成回沪,原地复灶,保证尽力“解决一切困难”。更重要的是徐铸成访苏前,刚被毛泽东接见,当面高度评价《文汇报》,说下午起身先看《文汇报》,然后再看《人民日报》等其他报纸。毛对《文汇报》的这番赞扬人所尽知,划徐为“右”,实在不便转弯子。石西民对张春桥说:

徐铸成3月27日就出国访苏了,这几个月《文汇报》由钦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国前,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并对徐和《文汇报》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闹资产阶级方向的帅应该是钦本立。

张春桥答曰:

你说得不错,但是老人家(指毛)的心思谁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钦本立的后台,岂不揪到你我身上来了吗?还是定徐铸成,再要揪徐铸成的后台,往章罗联盟身上一挂不就了事了吗!

石西民觉得有理,随后“大老板”柯庆施也同意“定徐”。

徐铸成的“右派”尚未经群众揭发批判,早早如此这般内定了。而且,为了彻底撇清上海市委与《文汇报》的干系,不留任何隐患,《文汇报》中共党员一个都不划“右”,原定要划“右”的钦本立与唐海甚至被塑造成“反右英雄”,借以说明《文汇报》党委在上海市委正确领导下,与徐铸成为首的民盟支部一直在做坚决斗争。

“反右”后,石西民与徐铸成再无交往。1981年,徐铸成增补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饱受磨难的石西民当面向徐道歉,说出徐之“划右”这段实情。

得承认,张春桥很有从政经验,前瞻性相当敏感,当时就看透“老头子”,其日后窥机爬竿应时发迹,确有相当自身素质。或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大会吐真

划“右”后,徐铸成出席全国人大,遭一个多月面对面批判,发言者包括抗日名将蔡廷锴。回沪途中,新闻协会主席邓拓怕他自杀,派员一路陪护。其后,徐铸成降职降薪(六类处理的第五类)[2],行政八级(287.5元/月)降至十四级(138元/月),比主帅章罗都降得多(章伯钧三级降七级,罗隆基四级降九级)。1960年大饥荒,家累甚重的徐铸成家底塌空,携长孙郊游,二角一包的花生米,都要“咬咬牙摸出”,当孩子打开要吃,“我先数了一数,大小整整是十五粒半。自己虽垂涎欲滴,也不忍分尝半颗了。”回到市区静安寺,肉馅包子每只半两粮票、五角钱,“孙儿哭着要吃时,我只能强拉软哄,把他拉走了。”[3]

文革初期,徐铸成家四次被抄,每天接受批斗,赶出上海华山路枕流公寓(叶以群、傅全香、王文娟等均居此寓),四年蜗居延安中路873弄不足十平米的灶披间,接受里弄“革命群众”时时刻刻的监督改造。

1980年8月,73岁的徐铸成在“改正”大会上仍遭敲打,中共老干部要他们这些“犯过错误”的老文化人必须牢记两点:一、不忘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的区别;二、勿忘“延安”与“西安”的区别。徐铸成先致感激,随即痛言:

含冤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我们这二十二人中(按:中央级老右),三分之二已经不堪折磨离开人间。至于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之分,有时难以区别,请问像文革十年所犯之失误,是一个指头还是四五个指头?同样,当时号称两个司令部,究竟哪一个司令部是延安,事先谁有识力敢于区别?

言毕落座,满场“民主人士”,只有一两位开明者,向他热烈握手道贺。

囉嗦几句:九个指头一个指头、延安西安,均为老毛用语。意谓:对中共永远要看“九个指头”(成绩),不要盯着“一个指头”(缺点)。“延安”、“西安”则指国共之别,指屁股不能坐错位置、站错“阶级立场”。

一生受梏

1980年9月徐铸成出访香港,发表观感:

回忆1950年我离港时,香港的面貌大体上与上海相仿佛,现在则差距悬殊,香港已成为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生产则与新加坡、南朝鲜、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神州大陆人民至此,瑟缩变成穷亲戚矣!

徐氏参观香港报社,看到一切计算机化,啧啧不已。再看到港民之富,感叹更深:

资本主义制度诚为剥削制度,但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又急速发展,亦有余力着眼于人民之福利,未可以社会制度落后,而闭眼否定一切也。[4]

奈何徐铸成虽“右派”摘帽,帽痕犹在,还陷在“最优越的主义与最先进的制度”这一赤色逻辑方阵。得知1978年大陆合法入港者五六万,非法入境超过一倍,广州白云山“天南第一峰”题额下,众多青年投币占卜,投中“南”字预卜偷渡可成,评曰:“这股歪风实在使人不寒而栗”。

终徐一身,自谓“特别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凡讲到“新中国”,一阵“尽管”、“虽然”以后,总要紧跟着“站起来了”、“得到温饱”,但又提交不出具体的支撑性论据,“新中国”哪些地方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饶是徐先生这样本应灵通八面的新闻人,在信息闭锁与政治高压的“铁屋子”待了三十年,也耳塞目闭,既“聋”又“瞎”,对政治“兹事体大,我不敢妄置一辞”,并说香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在优越性方面,它是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若徐先生知道仅仅一场“大跃进”就跃死至少4000万人,还能说“站起来”、“得温饱”、“优越性”吗?

除了信息闭塞、政治高压,晚年徐先生的“拎勿清”(沪语:理解力太低),根源还在于喝了那碗“主义”的迷魂汤。1983年,他写道:

全国解放之初,知识分子也像工农群众一样,无比兴奋,看到国家不仅在水深火热、积弱积贫下得救了,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且看到党指引的前进目标,所描绘的未来蓝图,比自己曾梦寐以求的,不知好多少倍。那时感激、兴奋、努力学习、探求真理,使自己在党的领导下,赶上时代的步伐,献出一切,这种迫切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在批斗中,我自己承认思想、立场、观点没有改造好,但相信我能改好。[5]

有了这样的“阶级觉悟”,有了“绝对正确”的方向目标,再想掉头走出来,确乎难度不小。若天假以年,徐先生看到1992年后全面恢复“市场经济”、看到当年奋力铲除的“剥削制度”彻底回潮,他会“顿悟”么?只是,即便这一代左翼士林能够走出极左隧道,岁月留给他们的也只是无尽惆怅无限懊恨——来日无多矣!极左赤潮需要整整三四代人去证谬,时日之长、代价之昂,只能再发“潼关之叹”——主义啊主义!思想啊思想!

2007-1-15~17上海

[1] 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448。
[2] “右派”六类处理(1958年1月29日国务院文件):1、开除公职、劳动教养;2、监督劳动;3、留用查看;4、撤职;5、降职减薪;6、戴上帽子,免予处分。党团员一律开除党团籍,多数”极右”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77。
统战部长李维汉说55万”右派”半数以上开除公职。
[3] 徐铸成:《旧闻杂忆补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51~152。
[4]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页333、338。
[5] 徐铸成:《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261、610、622、388。

原载:《开放》(香港)2007年3月号
《南方都市报》(广州)2011年3月30日(删削稿)
转载:《各界》(西安)2011年第11期

附记:
《南方都市报》(2011-3-30)发表的尽管为删削稿,仍有“担心”,尾添一注: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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