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一个胸膛，两个心灵（2）
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展示的列宁形象是双面形的，有冷酷的革命家形象，也有温情的好朋友形象。在他以《一个胸膛，两个心灵》为题的章节中，他首先讲述了列宁的仁心厚道之举:
1919年秋，作家兼翻译家彼得·奥赫里缅科从白卫分子占领的乌克兰缅卡村来到了莫斯科，用他的话来说，当时他是“一贫如洗”。为了挣钱糊口，他从英文翻译了(英国作家)爱德华·卡本特尔的一首诗投给《真理报》。当时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列宁妹妹）是该报编辑部的秘书。这首诗于1919年11月7日在报上发表。几天之后，奥赫里缅科到编辑部领稿费时，向乌里扬诺娃诉说了自己物质方面的困难情况。乌里扬诺娃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哥哥。列宁给阿.叶努基泽、列·加米涅夫和叶·斯塔索娃写了一个便条: “恳请你们在衣服、住宅、粮食方面帮助来人彼得·奥赫里缅科同志。如果对他帮助有某种困难，务请打电话给我。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列宁对同志的厚意，远不止这一次。很多人都证明说，他喜欢儿童，也喜欢猫。在日内瓦时，他就养了一只棕红色的母猫。列宁在被敌人企图谋害而受伤后住在哥尔克庄园养伤，安热莉卡.巴拉巴诺娃到那里去看望他时，见到他的屋子有两只母猫。美国新闻记者林肯·艾尔在列宁的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看到这位专制者喜欢自己养的很多公猫。
列宁的个人爱好和政治上的毫不留情这二者之间没有共同之处。著名的孟什维克政论家波·尼古拉耶夫斯基说: “列宁喜欢马尔托夫。” 但是列宁却仇恨马尔托夫所领导的孟什维克党，对这个党进行迫害，予以取缔。这并不是精神分裂症。列宁像一个士兵，他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杀人，但他却会在作战时杀人。在把个人生活方面的道德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不道德分开来的鸿沟中存在着大量的世界性的灾难。
安热莉卡·巴拉巴诺娃既是墨索里尼（当他还是一个社会党人时）的朋友，也是列宁的朋友。她是一位同西欧各社会党保持着广泛联系的富有经验的女社会党人，也是苏维埃俄国驻斯德哥尔摩（瑞典首都）非正式代表。委托给她的任务是，要她在欧洲的左派中引起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她说: “每星期六都有海船从彼得格勒开到斯德哥尔摩来，随船给我带来了一箱一箱的报纸和很多的钱”。但是，当苏俄的公民们在挨饿，而苏俄的工业和农业还处在一片废墟之上的时候，她不想花这些钱。她把这种心情写信告诉了列宁。列宁在回信中说: “您为我们的运动服务得很好。但是我请您不要节省。这几百万和几千万的钱您就花吧。” 列宁受伤后巴拉巴诺娃回到了莫斯科。当她到哥尔克庄园去看望列宁时为列宁带来了一些瑞典的干酪。在让她喝茶时，列宁请她原谅自己所享有的“特权”，列宁说: “糖是别人从乌克兰给我带来的，面包是别人从俄国中部给我带来的，医生准许我吃肉，不知道肉是哪里来的。” 巴拉巴诺娃想把干酪送给列宁，但是他说: “请送给莫斯科的儿童吧。”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列宁当然知道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要性。尽管他没有子女，但他对儿童的热爱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他难道不知道他的手下竟然会干出这些丧尽天良的罪行吗:
1919年彼得格勒枪决了第86步兵团投奔白军的军官之家属，其中包括子女。1920年5月，各报刊登了关于叶利萨维格拉德某军官四名3至7岁女童及其老母被枪决的消息。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因该市肃反人员枪决了12至16岁儿童，被人们称之为“死亡之城”。
1921年，坦波夫的惩戒者报告说: “作为人质，逮捕了参加匪帮人员的直系亲属，而且是全家逮捕，不论性别和年龄。集中营来了大量儿童，有的年龄很小，甚至还在吃奶。”
以上文字摘自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雾霭》。杀害少不更事的儿童，这种凶残之事竟然出自以劳动人民利益代表自居的布尔什维克之手，这让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英明领袖”列宁同志情何以堪？
就在列宁仁慈地让巴拉巴诺娃把几块干酪送给莫斯科的儿童时，他知不知道，对农村的严酷掠夺造成了至为惨烈的饥荒，导致五百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包括大量的儿童。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中写道:
在闹饥荒的省份，人相食的现象屡见不鲜。据文献记载，多半是食至亲者的肉。年龄稍大点的儿童还给吃点东西，至于吃奶的孩子就死不足惜了。人相食时，不是大家围坐在饭桌旁一起吃，而是不声不响，每个人自己单独吃，这方面的任何谈话均告终止。当局了解这个情况。
布尔什维克地方”当局了解这个情况”，那么，这么严重的事态，俄共(布)高层难道一无所知吗？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执政党，其基层组织非常重视将一些非正常情况向上级汇报，以求得到解决方案。所以，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问题，上下肯定是互相通气，力求取得解决的。列宁在上台执政后，他的人格双重性充分得以体现，特别是他人性中暴戾的一面从沙俄时期长期被压抑，现在突然如释重负，可以尽情宣泄了。
列宁醉心于追求权力而不追求钱财。这种特点在极权主义独裁者身上并不鲜见，像斯大林、希特勒、毛、波尔布特，都不是刻意攫取个人财富的人。原因很简单: 金钱对这些人没什么用处。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全国的财富都是他予取予求的东西，他有什么必要再去给自己设立一个小金库呢？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确实是做到了廉洁自律。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多次宣扬巴黎公社原则，其中的一项就是“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通过这一措施，建设“廉价政府”。
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对列宁个人生活的简朴作了一些报道。他说: “他严以律己，不利用个人的任何特权。在1918一1919年，为了不使脚受冻，他在办公桌下放了一块毡。后来有人将其换成了一块白熊皮，列宁生气了，他说: ‘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和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这太奢侈啦，根本不需要换嘛。’ ”书中还写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轶事:
1918年3月，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尼·戈尔布诺夫在取得(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一布鲁耶维奇的同意后把列宁的薪金由每月五百卢布提高到八百卢布。列宁要求对此说明原因，但没有得到说明。于是列宁在1918年5月23日的一份正式文件中申斥了“这种提高薪金的违法行为……因为它直接破坏了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并宣布给戈尔布诺夫以“严重警告的处分”。戈尔布诺夫回忆道: “应当指出，在发生这事的几天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委托我采取措施把各人民委员的薪水、特别是把财政人民委员古科夫斯基同志的薪水提高到二千卢布。”
列宁不能容忍奢侈现象。他在个人日常生活方面那种严格的清心寡欲使人们想起了原始的社会主义原则。对其他许多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列宁倡仪苏维埃政府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他本人身体力行，大体上坚持了这一原则。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实行累进所得税，他在一个报告中说: “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唯一正确的税收是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 他主张“一切收入和工资，毫无例外都应当征收所得税”。列宁本人也不例外。1919年9月13日，列宁收到莫斯科第一所得税稽征所发来的1918年个人收入报表。
列宁当即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一布鲁耶维奇去信，请他找人抄录他的1918年工资和稿费的明细账目，此外还请他计算出房租。与此同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请求邦契一布鲁耶维奇代查她的收入情况。
从列宁本人写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列宁申报了三个项目: 工资、稿费和住房。具体数字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工资: 9683卢布。
稿费: 15000卢布。
住房: 一套共四间，加一间厨房和一个保姆间。
报表中所列的其他收入，包括货币基金、不动产、商务活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来自各种定期收益权的收入，列宁均填“无”。
这就是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一年的收入情况。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
1917年12月1日，人民委员会曾作出规定，人民委员(政府部长)每月最高工资为五百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加一百卢布；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不过，在是否给专家以高薪问题上在当时有过争论。那时，为了吸引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决定给予专家月薪二千至四千卢布。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首领布哈林说:
“有些人月收入四千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角下枪毙。” 列宁则认为: “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们这里能够领取四千卢布的人并不多。” 不过列宁承认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职人员应当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918年7月，苏俄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
列宁的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因为当时苏俄国库收入主要是靠加印纸币解决的，卢布因此不断贬值，工资只好不断增加。1918年列宁的月工资超过五百卢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资高，这是他应得的劳动报酬。列宁所有的著作都是他本人亲手所写，而不是由秘书或者写作班子代笔。这一点不服不行。
关于住房，当时有一个规定，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套房子，共四间，三人共住: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鲁普斯卡娅，第三人可能是列宁的妹妹，后来是列宁的两个弟弟。列宁养病期间住的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庄园并不是他专用的别墅。列宁病逝的时候，布哈林因感冒也住在那里，成为在现场给列宁送终的唯一苏俄领导人。斯大林上台后，苏联领导人的别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避暑胜地。
客观地说，列宁执政期间，在工资收入上基本上遵守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在党内并没有实行什么高薪养廉。1920年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中明确规定: “党员负责工作人员(即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 “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和降低党员的威信”。
列宁如果是妖魔而不是巨人那就好了，那他根本就成就不了红色帝国的基业。上面所说的就是列宁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所表现出一个有能力负责任的领袖做派。但是，他又确实是“一个胸膛，两个心灵”的典型人物，在他表现出一个大人物应有的道德楷模的同时，他又时时流露出令人惊骇的不择手段的小人相。路易斯·费希尔在讲述了列宁不能容忍奢侈现象的品行后，笔锋一转，说到了列宁品行的另一端:
巴拉巴诺娃离开斯德哥尔摩后，列宁任命她为苏维埃乌克兰的外交人民委员(乌克兰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似的)。基辅的现实使巴拉巴诺娃感到惊讶。 “许多无辜的人被逮捕，并时常被处以死刑……当从这个地区撤退时，肃反委员会枪毙了很大一批居民，为的是不让他们给敌人提供什么帮助。”
尤其使巴拉巴诺娃感到不愉快的是，在乌克兰有一个冒充外国大使的“坏蛋”。这个人用钱进行投机，他买卖身份证，出卖肃反委员会中自己的雇客。被这一情况激怒了的巴拉巴诺娃来到莫斯科找捷尔任斯基。捷尔任斯基对她说，那个“坏蛋”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她去向列宁发牢骚。列宁对她说: “巴拉巴诺娃同志，您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懂得生活呀？奸细吗？如果我只要有可能的话，那我也会在科尔尼洛夫(白卫军将领)的军队里安插一些奸细的。”
在列宁看来，目的是能够替任何手段辩护的。
在巴拉巴诺娃看来，这样的手段是能够毁掉目的的。
由于俄国国内有自由，所以巴拉巴诺娃虽然还在俄国，却能够不顾一切地批评政府的卑鄙行为。而列宁所肩负的国家政权的重担却残酷地危害着他自己。所有的国家都在撒谎，都在进行间谍活动，不过卑鄙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依靠对报刊和舆论的严格监督以及依靠契卡的无限权力来实行专政，其特点往往是没有原则，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而在实行专政时总是处于一种战时状态。
路易斯·费希尔这里的叙述比较温和客气，没有将布尔什维克的凶残暴行详情道出。但他点出了布尔什维克专政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依靠对报刊和舆论的严格监督以及依靠契卡的无限权力来实行专政，其特点往往是没有原则，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1918年5月，列宁在一次讲话中说: “应当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粮食投机商，反对富农、土豪、捣乱者和受贿者；组织伟大的‘十字军讨伐’来反对在收集、运输和分配粮食和燃料方面破坏国家严格秩序的人。” 此后，“十字军讨伐”将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关于“红色恐怖”的概念具体化，使“红色恐怖”成为对抗“白色恐怖”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战场却蔓延在最无辜最无奈的广大民众之中，使他们饱受无妄之灾。在这场红色“十字军讨伐”中，布尔什维克所要清除的与其说是“人民的敌人”，其实全都是自己所实施的苛政暴政的反对者。
1918年6月12日，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布尔什维克党团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可以利用秘密侦查人员；
二、排除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著名领导人；
三、注意并监视将军和军官们的行动，观察红军、指挥人员、俱乐部、各种小组以及学校等的动向；
四、枪决那些有名的、确已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
五、在地方上禁止各种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的和庸俗低级的报刊出版发行；
……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部门，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写道: “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 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
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事情往往是心随所愿。就在列宁发出“十字军讨伐”的动员令一个多月之后，苏维埃俄国发生了一系列突然而起、最终又得不出明确结论的谋杀事件。1918年6月20日，苏俄人民委员会出版、宣传和鼓动事务人民委员弗·沃洛达尔斯基在自己开车回家的路上被人开枪打死。当时，沃洛达尔斯基驾驶的汽车中途突然发生故障，而等候在此地的谋杀者随即开枪杀害了他。事情的蹊跷就在于汽车发生故障的地方，也正是谋杀者等待的地方。谋杀者很快被枪决，而沃洛达尔斯基的案件一直审查到1919年2月底，却没有任何结果。但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却认定这是“社会革命党人”所为；而在《苏联CP历史》中却被归罪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此外，沃洛达尔斯基并不是苏俄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不是“红色恐怖”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执行者，杀死他并不会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那么，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社会革命党人为什么要拿他来开刀呢？当时的调查没有显现出答案，而其后的历史进程也将此秘密保持至今。
但是，布尔什维克却没有放过一事件，他们马上掀起了一场坚决镇压谋杀者、反对苏维埃政权者、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者的“红色恐怖”声势浩大的宣传和鼓动运动。而到了这年八月底，当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和列宁遇刺后，“红色恐怖”的浪潮就波涛汹涌地降临在苏俄全国各地了。
这时大家想像一下列宁胸膛里哪一个心灵会起重要作用？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30)
一个捷克人走进布拉格的一个警察分局，他控诉说: “警察署长同志，三个瑞士兵抢走了我的苏联手表。” 警察署长疑惑不解，他让这个人再慢慢讲一遍。这人肯定地说: “三个瑞士兵抢走了我的苏联手表。”这位警官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事情不像是真的，因为在布拉格，怎么会有瑞士兵抢捷克人的苏联手表呢？后来他恍然大悟: “你说错了。你是想说三个苏联士兵抢走了你的瑞士手表。对吗？”
那位报案者情绪激动地说: “啊！这是你说的，警察署长同志，这可不是我说的呀！”
荀路 202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