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5）
“右派杀人犯”与白茅岭冤案
出身雇农的黄宗奇（？～1958），1948年加入中共，1954年以调干生入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绩优秀。因是1949年以前的党员，甚得重用，“反右”领导小组长。“反右”伊始，他反对人身攻击、允许批判对象申辩、不搞动手武斗，被指“同情右派”，竟亦划“右”，从革命力量沦为打击物件。怕他想不开，安排同学看押，限制自由。1957年6月下旬被捕，1958年枪决。案情如下——
黄宗奇划“右”后，实行“群众专政”，同学轮流看管。他情绪激动，因冤而愤，无法转弯子，吵着嚷着要自杀。一天，他企图从厕所跳窗，看管他的同学从后面一把抱住，情急之下，黄宗奇掏出铅笔小刀，向后一划，划破“看守”的脸，破了一点皮、流了一点血。一把削笔小刀怎能杀人？但为证明“右派”的凶残与反扑、证明“反右”的必要性，这点小事硬被渲染成“右派杀人”，做足文章，枪决镇压！绑缚刑场前，黄宗奇交待妻子：
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一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
1979年“右派”改正，落实政策，承认杀错人，赔偿其子两千元。[1]
法院为判刑“右派”平反，前提原单位必须先撤销“右派”，法院再根据原单位的“错划”宣布“错判”。原单位如“坚持真理”不予改正，法院也爱莫能助。而各单位掌权者多为1957年“反右”中青年骨干，正年富力强，申冤者又是自己一手打下去的“阶级敌人”，要他们自纠错误，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拖捱赖蹭，最后再耍一把当权者威风，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痛快给你办“改正”。黄宗奇因“错划”而“错判”而“错杀”，错度越大，纠错越难，阻力越强，衙门层层，关隘重重。
中共名义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羊头挂得很高，口号响彻云霄，实质向无追责制。“反右”乃全国政策性错误，“右派”改正并不具体追责任何个人，所有罪误都归于一个词——“扩大化”。一场塌天大祸的当代文字狱、殃及至少55万“右派”及其家人的赤难，最后竟无一人担责！能够为“右派”改正，恢复你身分待遇，替死者恢复名誉，已是我党又一次“伟光正”，55万右派及其家人领到的所有补偿只有三个字——“朝前看”！
与黄宗奇一字之差的清初黄宗羲（1610～1695），与满清皇朝对抗到底，屡拒清廷征召（包括康熙钦点），白纸黑字写下大逆之语：“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访录》），康熙也没拿他怎样，85岁天寿终老，且以明臣殡仪安葬。三百年后的黄宗寄，所谓“反动”不过自杀时划破阻拦者一点皮，“待遇”相差如斯！毛共自称彻底反封建，竟远比封建时代更封建更残暴。
北大西语系学生“右派”顾文选（1934～1970），1966年夏从河北清河劳改农场逃走，越境后引渡回国，以“叛国罪”（叛变投敌、出卖情报）处死。北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张锡琨，1977年企图越狱被处死，遗体由妹妹领回。[2]北大西语系学生“右派”贺咏增，大会宣布逮捕，文革在京郊劳改队屡挨批斗，生不如死，爬上几十米烟囱，大呼口号，当着围观者跃身而下，拍地而死。[3]
白茅岭冤案
皖东南郎溪与广德两县交界的白茅岭劳改农场，隶属上海劳改局，文革期间既看押服刑劳改犯，也为“劳改释放犯”提供就业，俗称“二劳改”。1977年，白茅岭总场公判大会，“现行反革命”姚莲蒂（26岁姑娘），判决死刑，就地正法。案情如下——
枫树岭分场关押女犯，发现“反标”（反动标语），狱方如临大敌，对笔迹、查档案，上海劳改局也派来项目组。但在项目组开来的吉普车上居然也出现“反标”，顶风作案，气焰嚣张。项目组豪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摸排过筛，出生反动家庭的姚莲蒂浮出水面。姚父乃国民党军官，判刑八年，刑满后就业白茅岭农场“二劳改”；姚母因对抗文革被枪毙。姚姑娘与无产阶级专政有“血仇”，被捕后，情绪极其抵触，常嚷嚷“你们送我去见我妈妈好了！”因此，认定姚莲蒂既有阶级根源，也有“相关口供”，最可疑。
审讯中，姚莲蒂对指控并不推托，一口嚷嚷：“你们送我去见我妈妈好了！”于是，这位上海女初中生成了办案者的立功资本。执行枪决时，上海开来医院面包车，停在刑场边，行刑一结束，两位白大褂立即挖去眼珠（可能要角膜），面包车迅速绝尘而去，大概某高干有“革命需要”。
行刑当晚，枫树岭农场一女场员自杀而亡，她才是“反标”作案人—— 一位被“政府”绝对信任的积极分子。此人良心发现，自行了断——“一命抵一命”。据说，上海方面有“停止执行”的急令，晚到一天，未能刀下留人。[4]
2008-4下旬·上海（后增补）
[1]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第四卷，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09年，页59～62。
[2]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书作坊（香港）2008年第2版，上卷，页168。
[3] 张强华：《炼狱人生》，中国三峡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63。
[4] 张强华：《炼狱人生》，中国三峡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285～287。
原载：《前哨》（香港）2008年第11期（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