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合影。右起:二为黄日葵,三为李大钊,七为张申府,九为邓中夏

摘要:成立会议与代表大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会,正如第一国际于1864年举行成立大会,1865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成立时间却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一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应该从1920年上海等地方组织建立之时计算。事实上,早期党的负责人都把1920年作为党的成立年代起算。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讲演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有3处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1937 年在延安对尼姆·韦尔斯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 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一开头就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还有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施存统等,都作如是说。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0年

1920年2月,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与李大钊在天津分手时,曾相约在京沪两地建党。陈独秀在上海继续办《新青年》杂志,与《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编辑、记者讨论社会主义。上海建党经过了三个阶段:1920年3月至5月是准备阶段,成立了社会主义的学术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至7月是发起阶段,讨论建党并起草了党纲草案;8月至次年7月,创建了向全国发展的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后的上海,既是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心,又是工人运动的中心,这是共产党能在上海首先诞生的原因。陈独秀已在上海联络了一批热心社会主义宣传的知识分子,1920年5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便以此为基础筹建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最早发起人,据一大代表在1921年下半年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李达回忆这5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和俞秀松。张国焘回忆是: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和邵力子。施存统回忆说:“1920年6 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合,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 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1 〕李达此时未回国,张国焘在北京,都不是直接当事人,应以施存统提出的名单为准。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李达刚从日本回来,参加了成立会议。他回忆成立的时间在1920年8月, 地点是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杂志社陈独秀住所, 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达7 人(施存统已去日本)。会上还决定李达负责筹办《共产党》月刊,另由李汉俊主编《劳动界》周刊,委托俞秀松筹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上情节,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撰写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得到证实:“由北大教授陈独秀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共七人。”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记述更明确:“1920年7月19日, 在上海举行中国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时间上,舍维廖夫比李达更具体。也许他是对的,因为上海党组织成立后,于8 月15日出版了《劳动界》第1期,8月22日俞秀松等8 人发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果党不在7月份先期成立,要办这些事是来不及的。 党的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已遗失,但这个文件曾发至稍后建立的北京、广州等地支部讨论过,并促使了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可见确有其文。现在找到了这个年代的另一个文件,即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据译者当时注明:该宣言写于1920年11月。与此同时,其机关刊物《共产党》第1期已出版。显然, 这些都是1920年已经建党的直接文字材料。

然而,人们一般称上海党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其实,当时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这个词是后人按苏联的称谓加上去的。到“一大”召开前,它有党纲、宣言,也有党刊;有中央(在上海)、支部(随后成立的有北京、武汉、广州支部),也有外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等);有总书记,也有驻共产国际代表(1921年3月派张太雷去)。 如果不承认1920年中国已经建党,为何又承认“一大”前50多名党员的党籍,党的代表又是从什么党组织中产生的?

成立会议与代表大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会,正如第一国际于1864年举行成立大会,1865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成立时间却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一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应该从1920年上海等地方组织建立之时计算。事实上,早期党的负责人都把1920年作为党的成立年代起算。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讲演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有3处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1937 年在延安对尼姆·韦尔斯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 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一开头就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还有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施存统等,都作如是说。

二、各地的早期组织一律称支部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立即着手联络同志,1921年2 月发展了沈雁冰、邵力子,5月发展了沈泽民、李启汉,稍后又发展了李中和高语罕。 一些途经上海的知识分子,如留日学生周佛海、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武汉的律师刘伯垂和广州的教员李季、袁振英等,也相继在上海被陈独秀介绍入党。1920年11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到广东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维经斯基也去了广州,留下翻译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在上海帮助工作。1921年初,沈玄庐也赴粤筹办《劳动与妇女》杂志。陈独秀走后,先由李汉俊代理书记职务,李汉俊于1921年1月辞职,由李达代理至中共一大的召开。

上海党组织发起后,陈独秀写信邀约李大钊在北京建党,李大钊与张申府讨论过。张申府已聘往中法里昂大学任教,李大钊则在北京学生中发展组织。1920年10月初,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与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袁明熊、陈德荣、张伯根、华林、王竟林,在北京沙滩红楼(原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开始是这个名称,与上海无隶属关系),以《劳动音》周刊为机关刊物。11月下旬,在讨论上海寄来的党纲草案时,意见相反,除陈德荣外,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留下者将组织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接受上海的领导,并把《劳动音》改为《仁声》继续出版。接着,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高君宇、邓中夏、缪伯英、何孟雄入党。张太雷在五四运动中被天津北洋大学开除学籍,到北京《明星报》作英文翻译,也于年底入党,并于1921年3 月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派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至“一大”前,北京支部还发展了吴汝铭、李梅羹、朱务善、范鸿劼、宋天放。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罗章龙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

湖北党组织的建立有两条线:李汉俊从上海写信建议董必武筹组武汉支部,刘伯垂(又名刘芬)在上海直接受陈独秀委托回武汉建党。刘伯垂找到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和郑凯卿,于1920年10月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董必武住处),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这是上海直接发展的第一个支部,而北京转为支部在11月)。包惠僧担任书记,另选张国恩管理财务。张国恩3个月后自行退出, 支部机关移武昌阅马场附近的多公祠5号刘芬律师事务所。 年底发展了赵子健、赵子俊,1921年春吸收了黄负生、刘子通入党。2月, 包惠僧离汉赴粤,支部由董必武、陈潭秋负责。

广州党组织的建立,据1921年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由俄文译回):1920年11月,俄国人米诺尔、别斯林到广州设立苏俄通讯社,与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黄尊生、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组织广东共产党小组,以《劳动者》周刊为机关刊物。年底,陈独秀、维经斯基抵穗,与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在讨论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时,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小组便解散了。陈独秀与他的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均在广州主持《群报》笔政)重建广东党组织,于1921年3月成立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 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谭植棠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以《群报》为机关刊物,支部机关设高第街素波巷的宣传员养成所。

三、济南和长沙在“一大”前未建党

过去说山东建党有两条途径:一是1920年夏陈独秀写信给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后为国民党改组派成员),二是北京派陈为人来山东帮助建党。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与《新青年》杂志社有发行关系,与陈独秀通信建党则缺乏证据,也没有发现王乐平有任何推动建党的实践活动。陈为人则是“一大”后入党的,他去山东也是“一大”后的事。“一大”前济南只有王尽美、邓恩铭领导励新学会(1920年11月21日在济南公园成立)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能王尽美、邓恩铭被邀请参加“一大”时补办了转党手续,但至今未见山东建党的证据。已有的文字材料证明:中共山东直属小组建立于1922年7月, 山东直属支部(有的称山东区支部)建立于9月。被人们称为山东第3名党员的王翔千,他亲手所填的干部履历表,也说自己是1922年入党的。

新民学会由毛泽东等发起,于1918年4月14 日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沩痴寄庐”(蔡和森家)成立,首先13人,推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到1920年底发展到70余人(包括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1921年1月,他们中的部分成员组织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有30余人,毛泽东任书记。至今未发现湖南在“一大”前建党的史料,能够间接证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历史文件,提到“一大”前各地“共有六个小组”。由于未列出具体地名,人们理解不一。只有张太雷1921年6月10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中列出: “截止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北京、天津(含唐山分部)、汉口、上海、广州、南京、香港〔2〕。 这七个地方,不包括长沙和济南。也有人列举新民学会会员讲座过建党问题,如1920年8月13 日蔡和森在法国致信毛泽东:“我同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3〕。1921年1月12日毛泽东给他回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4〕可见, 湖南已知道上海着手建党了,但湖南自身是否有组织,毛泽东对这位推心置腹的朋友无一字相告。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开年会讨论了建党,其结果,湖南的第三名党员易礼容最清楚。但他说:“开会时还没有党,就只有新民学会”,“毛参加了“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 他回来不久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我们三个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5 〕“一大”以前,湖南仅有毛泽东、何叔衡两名党员,可能也是去上海办的入党手续。长沙正式建党是1921年10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引用了毛泽东的口述:“那一年(指1921年)的10月,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肖三在《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一书中也写道:“就在三十节(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

赵世炎、陈公培在赴法前夕,已在上海入党。张申府1920年11月24日经上海出国,陈独秀委托他在法国建立支部。同船的勤工俭学生刘清扬(天津觉悟社成员)到法国即被他发展,他又与刘清扬在法国发展觉悟社负责人周恩来入党。张申府为法国支部负责人,由于远隔重洋,消息不通,他们没有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前的党员,日本还有两人:施存统在东京读书,周佛海则进了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他们都在上海入党,因难得见面,没有形成组织。

综上所述,“一大”前共产党的全部阵营共53人,其分布是:

上海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杨明斋、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李中、高语罕、沈泽民。

北京支部: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邓中夏、高君宇、缪伯英(女)、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范鸿劼、吴汝铭、宋天放。

武汉支部: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工人)、赵子健、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张国恩已退出不计)。

广州支部: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米诺尔、别斯林在外)。

长沙新民学会和济南励新学会中的党员: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水族)。

法国和日本留学生中的党员:张申府、刘清扬(女、回族)、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施存统、周佛海。

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中共党员:张太雷。

具体地列出“一大”前53名党员的名单,仅是一种尝试,不一定准确。虽然毛泽东说过70人,张国焘回忆为59人,“六大”代表在莫斯科算出有57人,但1921年下半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53个党员。”后者距“一大”召开的时间最近,又是参加者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文件,比较准确可信。

四、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但不是代表  

中国共产党诞生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活动后,召开“一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马林、尼可洛夫(即尼科尔斯基,兼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到上海,会见党的代理书记李达。李达回忆:“6 月初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6〕

唯一能证实代表名额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参加大会的12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代表。”〔7〕一大的实际参加者有13人, 仅张国焘说何叔衡不是代表,不足为证。多数人对包惠僧的代表资格说法不一,即代表湖北、广东或陈独秀个人,我认为均值得商榷。

包惠僧不是湖北代表,不仅包惠僧不承认自己代表湖北,更重要的是武汉支部已按规定派足了两人,而且该两名代表见包惠僧从广州来,把他当广东代表。广东代表陈公博不仅没有与他一起开会推选代表,而且在“一大”前根本不认识他。陈公博1944年写道:“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我出席。……7 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社,各代表也有住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达)、张国焘、包惠僧都是那时认识的。”〔8〕包惠僧更不是陈独秀的代表, 当时没有陈独秀个人代表名额的设置,即使陈独秀与会,亦会与陈公博同为广东代表。包惠僧否认自己代表陈独秀来开会,而陈独秀因主持广东教育不能参加,将致大会的信委托陈公博转交。

当时既代理党的书记、又是“一大”会务经办者的李达,不承认包惠僧是代表,1957年3月18 日《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信》指出:“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7月1日开会的时候,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没有拒绝他,这是事实。”刘仁静回忆:“包惠僧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在我印象中,他是串门来的,就参加了会。那时没有正式手续规定什么是正式代表,什么是旁听代表。”〔9〕

包惠僧是个失业者,从广州返上海时遇“一大”开会,因人缘厮熟,住到了代表们包租的博文女校。代表们来自各地,见他曾是武汉支部的书记,不知情的以为他是代表,知情的又不好启齿拒绝,加上“一大”没有代表资格审议程序,就这样增加了一个出席者。而包惠僧一直坚持自己代表广州支部,所写回忆录也最多。

五、中共“一大”在上海博文女校开幕  

几乎所有的党史书籍都称“一大”在李汉俊家开幕,李汉俊住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卢湾区兴业路76号), 即他哥哥李书城(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政府参谋长)的公馆。1921年7月30 日夜在此开会时,由于法华巡捕出现使会议中断。这件事给与会者的印象太深刻了,经大多数代表回忆,此处辟为“一大”会址纪念地,故造成博文女校的历史地位被埋没。

近年来党史界考证的结果,“一大”是7月23日召开的,到7月30日,在上海已进行了8天。这8天的会议进程,根据1921年下半年“一大”代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听取各个地方活动及其总的情况的报告,这一项占用了两天时间”,即7月23日和24日。接着, “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在这个期间没有开会”,说明7月25日和26日休会。然后,“代表大会第三、 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也就是说,从7月27日至29 日继续开会。 但是,“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10〕,于是,会议在7月30 日晚不得不中断。以上表明,除第6 次会议指明是在李汉俊家举行外,前5 次会议的地址需要借助与会者的回忆来考证,下面几份资料对我们很有启发。

陈潭秋1936年在共产国际刊物上著文:“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寓客。 ”“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 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和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后改在李汉俊家开会,由于出事,“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到的。”〔11〕张国焘在香港出版的《我的回忆》也提到:“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居在这间学校里”。“为便于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出席起见,大会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7月8 日晚7时,当我们坐在李家楼上书房(应为楼下客厅——引注者)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我们的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12〕。

博文女校由北大教授黄季刚的侄女黄兆兰开办,是一幢三楼三底的房子,座落在原法租界蒲柏路打铁滨(今太仓路127号)。 当时学校放暑假,学生和教员都回家了,只有一名厨工看校。代表们以北大暑假旅游团的名义包租,住在这里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9人,李达、李汉俊、 张国焘、陈公博4人住在外面。国际代表只出席过“一大”的两次会议, 公认的一次是李汉俊家被侦探发现的那次,另据1921年下半年的那份材料,国际代表参加了博文女校的开幕式并作了报告。因此,博文女校不仅是代表的下榻地,而且是“一大”会址的一部分。

六、中共“一大”于8月5日闭幕  

“一大”的闭幕日期,国内主要倾向于7月31 日移至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结束,也有根据少数代表回忆认定8月1日或2日的。 以上时间都是事隔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推测的,缺乏权威性。 且不说代表们在7月30日晚散去,各自东西,待重新集中商议新址、奔赴浙江嘉兴,需要几天时间,只从天气判断亦不可能。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本月1日午后5时许,忽阴云四布、狂风大作,……南湖中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至3日“夜仍未恢复”。究竟何时闭幕, 唯一可作证据的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斯穆尔斯基1921年10月13日向莫斯科的报告,称“从7月23日到8月5日, 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13〕又据“一大”代表1921年下半年那份汇报材料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各地代表直至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次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14〕两份材料互相补充,说明曾将会议日程电告了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再由斯穆尔斯基向莫斯科作了汇报。因此,8月5日闭幕一说更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一大”的会议日程是:

第一次会议:7月23日午后3时在博文女校开幕。出席者15人,其中正式代表12人,国际代表2人,包惠僧参加了会议。张国焘主持, 商定了会期工作班子和日程,国际代表讲了话(李汉俊、刘仁静轮流翻译,毛泽东、周佛海记录)。

第二次会议:7月24日下午,地点仍是博文女校。出席者13 人(国际代表未参加),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 委托部分代表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两个文件。

第三、四、五次会议:7月27日至29日,每晚8时起在李汉俊家进行。出席者13人(国际代表未出席),讨论拟出的文件。因李汉俊、陈公博与其他人意见不一致,决定邀请国际代表出席下次会议发表意见。

第六次会议:7月30日晚,仍在李汉俊家举行。出席者14 人(加国际代表2人,周佛海因“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而缺席)。 马林刚讲话,被侦探干扰而中断会议。7月31日至8月4日,休会觅找新址。

第七次会议:8月5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 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出席者11人(陈公博惊走,李汉俊因家中受监视不便参加,国际代表为避人耳目未来),通过了两个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

七、中央机构有书记处和中央局  

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央机构名称,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中央局起草了党章,选举了3个同志组成书记处, 又选组织和宣传委员。”〔15〕可见,中央局和书记处是同时产生的两个机构。

书记处由3个人组成,陈独秀任书记, 张国焘和李达分别主持组织、宣传工作,已成定论。但党史书籍一般认为书记处就是中央局,这就忽视了以上文件名称上的区别。对此,包惠僧的回忆是:“选出3 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由周佛海代理。”〔16〕刘仁静的回忆也有候补委员的设置,周佛海则回忆他自己代理过中央书记。这就说明,书记处只包括3 名中央委员,中央局则包括候补委员在内,不然的话,周佛海亦无代理中央书记的资格(李大钊因北大毕业论文答辩不能抽身,未去上海赴会,自然不能代理)。

注释:  

〔1〕〔5〕〔6〕〔8〕〔11〕〔12〕〔16〕《“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281~283、10、419、285~288、173~179、306页。
〔2〕《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
〔3〕〔4〕《新民学会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第131、163页。
〔7〕〔10〕〔14〕〔15〕《“一大”前后》(一), 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0~22、20、22页。
〔9〕《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第310页。
〔13〕《“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曾长秋:中南工业大学教授)

原载:《武陵学刊:社科版》(常德)1997年第05期 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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