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立会议与代表大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会，正如第一国际于1864年举行成立大会，1865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成立时间却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一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应该从1920年上海等地方组织建立之时计算。事实上，早期党的负责人都把1920年作为党的成立年代起算。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讲演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有3处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1937 年在延安对尼姆·韦尔斯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 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一开头就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还有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施存统等，都作如是说。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于1920年
1920年2月，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 与李大钊在天津分手时，曾相约在京沪两地建党。陈独秀在上海继续办《新青年》杂志，与《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商务印书馆的一些编辑、记者讨论社会主义。上海建党经过了三个阶段：1920年3月至5月是准备阶段，成立了社会主义的学术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至7月是发起阶段，讨论建党并起草了党纲草案；8月至次年7月，创建了向全国发展的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后的上海，既是宣传社会主义的中心，又是工人运动的中心，这是共产党能在上海首先诞生的原因。陈独秀已在上海联络了一批热心社会主义宣传的知识分子，1920年5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后，便以此为基础筹建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最早发起人，据一大代表在1921年下半年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 ”李达回忆这5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和俞秀松。张国焘回忆是：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和邵力子。施存统回忆说：“1920年6 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合，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 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1 〕李达此时未回国，张国焘在北京，都不是直接当事人，应以施存统提出的名单为准。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李达刚从日本回来，参加了成立会议。他回忆成立的时间在1920年8月， 地点是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杂志社陈独秀住所， 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达7 人（施存统已去日本）。会上还决定李达负责筹办《共产党》月刊，另由李汉俊主编《劳动界》周刊，委托俞秀松筹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上情节，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撰写的《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中得到证实：“由北大教授陈独秀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共七人。”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记述更明确：“1920年7月19日， 在上海举行中国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和其他人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这样，上海出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时间上，舍维廖夫比李达更具体。也许他是对的，因为上海党组织成立后，于8 月15日出版了《劳动界》第1期，8月22日俞秀松等8 人发起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如果党不在7月份先期成立，要办这些事是来不及的。 党的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已遗失，但这个文件曾发至稍后建立的北京、广州等地支部讨论过，并促使了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可见确有其文。现在找到了这个年代的另一个文件，即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据译者当时注明：该宣言写于1920年11月。与此同时，其机关刊物《共产党》第1期已出版。显然， 这些都是1920年已经建党的直接文字材料。
然而，人们一般称上海党组织为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其实，当时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这个词是后人按苏联的称谓加上去的。到“一大”召开前，它有党纲、宣言，也有党刊；有中央（在上海）、支部（随后成立的有北京、武汉、广州支部），也有外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等）；有总书记，也有驻共产国际代表（1921年3月派张太雷去）。 如果不承认1920年中国已经建党，为何又承认“一大”前50多名党员的党籍，党的代表又是从什么党组织中产生的？
成立会议与代表大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会，正如第一国际于1864年举行成立大会，1865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成立时间却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一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应该从1920年上海等地方组织建立之时计算。事实上，早期党的负责人都把1920年作为党的成立年代起算。如：蔡和森1926年在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讲演时指出：“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1927年在苏联北京使馆存放的《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载明：“192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瞿秋白1928年在苏联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时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邓中夏1930年在莫斯科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有3处写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董必武1937 年在延安对尼姆·韦尔斯说：“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李达1954 年写给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信一开头就表示：“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还有罗章龙、包惠僧、张申府、施存统等，都作如是说。
二、各地的早期组织一律称支部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立即着手联络同志，1921年2 月发展了沈雁冰、邵力子，5月发展了沈泽民、李启汉，稍后又发展了李中和高语罕。 一些途经上海的知识分子，如留日学生周佛海、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武汉的律师刘伯垂和广州的教员李季、袁振英等，也相继在上海被陈独秀介绍入党。1920年11月，陈独秀应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到广东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维经斯基也去了广州，留下翻译杨明斋（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在上海帮助工作。1921年初，沈玄庐也赴粤筹办《劳动与妇女》杂志。陈独秀走后，先由李汉俊代理书记职务，李汉俊于1921年1月辞职，由李达代理至中共一大的召开。
上海党组织发起后，陈独秀写信邀约李大钊在北京建党，李大钊与张申府讨论过。张申府已聘往中法里昂大学任教，李大钊则在北京学生中发展组织。1920年10月初，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与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袁明熊、陈德荣、张伯根、华林、王竟林，在北京沙滩红楼（原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开始是这个名称，与上海无隶属关系），以《劳动音》周刊为机关刊物。11月下旬，在讨论上海寄来的党纲草案时，意见相反，除陈德荣外，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留下者将组织改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接受上海的领导，并把《劳动音》改为《仁声》继续出版。接着，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了高君宇、邓中夏、缪伯英、何孟雄入党。张太雷在五四运动中被天津北洋大学开除学籍，到北京《明星报》作英文翻译，也于年底入党，并于1921年3 月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派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至“一大”前，北京支部还发展了吴汝铭、李梅羹、朱务善、范鸿劼、宋天放。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罗章龙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
湖北党组织的建立有两条线：李汉俊从上海写信建议董必武筹组武汉支部，刘伯垂（又名刘芬）在上海直接受陈独秀委托回武汉建党。刘伯垂找到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和郑凯卿，于1920年10月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董必武住处），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这是上海直接发展的第一个支部，而北京转为支部在11月）。包惠僧担任书记，另选张国恩管理财务。张国恩3个月后自行退出， 支部机关移武昌阅马场附近的多公祠5号刘芬律师事务所。 年底发展了赵子健、赵子俊，1921年春吸收了黄负生、刘子通入党。2月， 包惠僧离汉赴粤，支部由董必武、陈潭秋负责。
广州党组织的建立，据1921年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由俄文译回）：1920年11月，俄国人米诺尔、别斯林到广州设立苏俄通讯社，与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刘石心、区声白、黄尊生、谭祖荫、梁一余、梁雨川组织广东共产党小组，以《劳动者》周刊为机关刊物。年底，陈独秀、维经斯基抵穗，与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在讨论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时，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小组便解散了。陈独秀与他的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均在广州主持《群报》笔政）重建广东党组织，于1921年3月成立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 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谭植棠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以《群报》为机关刊物，支部机关设高第街素波巷的宣传员养成所。
三、济南和长沙在“一大”前未建党
过去说山东建党有两条途径：一是1920年夏陈独秀写信给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后为国民党改组派成员），二是北京派陈为人来山东帮助建党。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与《新青年》杂志社有发行关系，与陈独秀通信建党则缺乏证据，也没有发现王乐平有任何推动建党的实践活动。陈为人则是“一大”后入党的，他去山东也是“一大”后的事。“一大”前济南只有王尽美、邓恩铭领导励新学会（1920年11月21日在济南公园成立）宣传马克思主义，可能王尽美、邓恩铭被邀请参加“一大”时补办了转党手续，但至今未见山东建党的证据。已有的文字材料证明：中共山东直属小组建立于1922年7月， 山东直属支部（有的称山东区支部）建立于9月。被人们称为山东第3名党员的王翔千，他亲手所填的干部履历表，也说自己是1922年入党的。
新民学会由毛泽东等发起，于1918年4月14 日在长沙岳麓山下的“沩痴寄庐”（蔡和森家）成立，首先13人，推肖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到1920年底发展到70余人（包括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1921年1月，他们中的部分成员组织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有30余人，毛泽东任书记。至今未发现湖南在“一大”前建党的史料，能够间接证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个历史文件，提到“一大”前各地“共有六个小组”。由于未列出具体地名，人们理解不一。只有张太雷1921年6月10日在共产国际“三大”的报告中列出： “截止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七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它们是北京、天津（含唐山分部）、汉口、上海、广州、南京、香港〔2〕。 这七个地方，不包括长沙和济南。也有人列举新民学会会员讲座过建党问题，如1920年8月13 日蔡和森在法国致信毛泽东：“我同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3〕。1921年1月12日毛泽东给他回信：“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4〕可见， 湖南已知道上海着手建党了，但湖南自身是否有组织，毛泽东对这位推心置腹的朋友无一字相告。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开年会讨论了建党，其结果，湖南的第三名党员易礼容最清楚。但他说：“开会时还没有党，就只有新民学会”，“毛参加了“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 他回来不久到潮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我们三个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5 〕“一大”以前，湖南仅有毛泽东、何叔衡两名党员，可能也是去上海办的入党手续。长沙正式建党是1921年10月，斯诺的《西行漫记》引用了毛泽东的口述：“那一年（指1921年）的10月，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肖三在《毛泽东同志初期的革命活动》一书中也写道：“就在三十节（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
赵世炎、陈公培在赴法前夕，已在上海入党。张申府1920年11月24日经上海出国，陈独秀委托他在法国建立支部。同船的勤工俭学生刘清扬（天津觉悟社成员）到法国即被他发展，他又与刘清扬在法国发展觉悟社负责人周恩来入党。张申府为法国支部负责人，由于远隔重洋，消息不通，他们没有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一大”前的党员，日本还有两人：施存统在东京读书，周佛海则进了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他们都在上海入党，因难得见面，没有形成组织。
综上所述，“一大”前共产党的全部阵营共53人，其分布是：
上海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杨明斋、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李启汉、李中、高语罕、沈泽民。
北京支部：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邓中夏、高君宇、缪伯英（女）、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范鸿劼、吴汝铭、宋天放。
武汉支部：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郑凯卿（工人）、赵子健、赵子俊、黄负生、刘子通（张国恩已退出不计）。
广州支部：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米诺尔、别斯林在外）。
长沙新民学会和济南励新学会中的党员：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水族）。
法国和日本留学生中的党员：张申府、刘清扬（女、回族）、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施存统、周佛海。
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中共党员：张太雷。
具体地列出“一大”前53名党员的名单，仅是一种尝试，不一定准确。虽然毛泽东说过70人，张国焘回忆为59人，“六大”代表在莫斯科算出有57人，但1921年下半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53个党员。”后者距“一大”召开的时间最近，又是参加者向共产国际汇报的文件，比较准确可信。
四、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但不是代表
中国共产党诞生并经过一段时间的革命实践活动后，召开“一大”的条件已经成熟。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派马林、尼可洛夫（即尼科尔斯基，兼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到上海，会见党的代理书记李达。李达回忆：“6 月初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6〕
唯一能证实代表名额的历史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参加大会的12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代表。”〔7〕一大的实际参加者有13人， 仅张国焘说何叔衡不是代表，不足为证。多数人对包惠僧的代表资格说法不一，即代表湖北、广东或陈独秀个人，我认为均值得商榷。
包惠僧不是湖北代表，不仅包惠僧不承认自己代表湖北，更重要的是武汉支部已按规定派足了两人，而且该两名代表见包惠僧从广州来，把他当广东代表。广东代表陈公博不仅没有与他一起开会推选代表，而且在“一大”前根本不认识他。陈公博1944年写道：“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我出席。……7 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社，各代表也有住博文女校的，也有住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达）、张国焘、包惠僧都是那时认识的。”〔8〕包惠僧更不是陈独秀的代表， 当时没有陈独秀个人代表名额的设置，即使陈独秀与会，亦会与陈公博同为广东代表。包惠僧否认自己代表陈独秀来开会，而陈独秀因主持广东教育不能参加，将致大会的信委托陈公博转交。
当时既代理党的书记、又是“一大”会务经办者的李达，不承认包惠僧是代表，1957年3月18 日《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信》指出：“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7月1日开会的时候，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没有拒绝他，这是事实。”刘仁静回忆：“包惠僧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在我印象中，他是串门来的，就参加了会。那时没有正式手续规定什么是正式代表，什么是旁听代表。”〔9〕
包惠僧是个失业者，从广州返上海时遇“一大”开会，因人缘厮熟，住到了代表们包租的博文女校。代表们来自各地，见他曾是武汉支部的书记，不知情的以为他是代表，知情的又不好启齿拒绝，加上“一大”没有代表资格审议程序，就这样增加了一个出席者。而包惠僧一直坚持自己代表广州支部，所写回忆录也最多。
五、中共“一大”在上海博文女校开幕
几乎所有的党史书籍都称“一大”在李汉俊家开幕，李汉俊住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卢湾区兴业路76号）， 即他哥哥李书城（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政府参谋长）的公馆。1921年7月30 日夜在此开会时，由于法华巡捕出现使会议中断。这件事给与会者的印象太深刻了，经大多数代表回忆，此处辟为“一大”会址纪念地，故造成博文女校的历史地位被埋没。
近年来党史界考证的结果，“一大”是7月23日召开的，到7月30日，在上海已进行了8天。这8天的会议进程，根据1921年下半年“一大”代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听取各个地方活动及其总的情况的报告，这一项占用了两天时间”，即7月23日和24日。接着， “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在这个期间没有开会”，说明7月25日和26日休会。然后，“代表大会第三、 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也就是说，从7月27日至29 日继续开会。 但是，“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10〕，于是，会议在7月30 日晚不得不中断。以上表明，除第6 次会议指明是在李汉俊家举行外，前5 次会议的地址需要借助与会者的回忆来考证，下面几份资料对我们很有启发。
陈潭秋1936年在共产国际刊物上著文：“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寓客。 ”“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 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和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后改在李汉俊家开会，由于出事，“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到的。”〔11〕张国焘在香港出版的《我的回忆》也提到：“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居在这间学校里”。“为便于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出席起见，大会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7月8 日晚7时，当我们坐在李家楼上书房（应为楼下客厅——引注者）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我们的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12〕。
博文女校由北大教授黄季刚的侄女黄兆兰开办，是一幢三楼三底的房子，座落在原法租界蒲柏路打铁滨（今太仓路127号）。 当时学校放暑假，学生和教员都回家了，只有一名厨工看校。代表们以北大暑假旅游团的名义包租，住在这里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包惠僧、刘仁静、周佛海9人，李达、李汉俊、 张国焘、陈公博4人住在外面。国际代表只出席过“一大”的两次会议， 公认的一次是李汉俊家被侦探发现的那次，另据1921年下半年的那份材料，国际代表参加了博文女校的开幕式并作了报告。因此，博文女校不仅是代表的下榻地，而且是“一大”会址的一部分。
六、中共“一大”于8月5日闭幕
“一大”的闭幕日期，国内主要倾向于7月31 日移至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结束，也有根据少数代表回忆认定8月1日或2日的。 以上时间都是事隔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推测的，缺乏权威性。 且不说代表们在7月30日晚散去，各自东西，待重新集中商议新址、奔赴浙江嘉兴，需要几天时间，只从天气判断亦不可能。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本月1日午后5时许，忽阴云四布、狂风大作，……南湖中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至3日“夜仍未恢复”。究竟何时闭幕， 唯一可作证据的是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斯穆尔斯基1921年10月13日向莫斯科的报告，称“从7月23日到8月5日， 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13〕又据“一大”代表1921年下半年那份汇报材料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各地代表直至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次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14〕两份材料互相补充，说明曾将会议日程电告了赤色职工国际远东局，再由斯穆尔斯基向莫斯科作了汇报。因此，8月5日闭幕一说更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一大”的会议日程是：
第一次会议：7月23日午后3时在博文女校开幕。出席者15人，其中正式代表12人，国际代表2人，包惠僧参加了会议。张国焘主持， 商定了会期工作班子和日程，国际代表讲了话（李汉俊、刘仁静轮流翻译，毛泽东、周佛海记录）。
第二次会议：7月24日下午，地点仍是博文女校。出席者13 人（国际代表未参加），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7月25日和26日休会， 委托部分代表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两个文件。
第三、四、五次会议：7月27日至29日，每晚8时起在李汉俊家进行。出席者13人（国际代表未出席），讨论拟出的文件。因李汉俊、陈公博与其他人意见不一致，决定邀请国际代表出席下次会议发表意见。
第六次会议：7月30日晚，仍在李汉俊家举行。出席者14 人（加国际代表2人，周佛海因“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而缺席）。 马林刚讲话，被侦探干扰而中断会议。7月31日至8月4日，休会觅找新址。
第七次会议：8月5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 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出席者11人（陈公博惊走，李汉俊因家中受监视不便参加，国际代表为避人耳目未来），通过了两个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
七、中央机构有书记处和中央局
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央机构名称，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中央局起草了党章，选举了3个同志组成书记处， 又选组织和宣传委员。”〔15〕可见，中央局和书记处是同时产生的两个机构。
书记处由3个人组成，陈独秀任书记， 张国焘和李达分别主持组织、宣传工作，已成定论。但党史书籍一般认为书记处就是中央局，这就忽视了以上文件名称上的区别。对此，包惠僧的回忆是：“选出3 个中央委员即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两个候补委员即李大钊、周佛海。并决定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李达任宣传。陈独秀未返沪以前，书记由周佛海代理。”〔16〕刘仁静的回忆也有候补委员的设置，周佛海则回忆他自己代理过中央书记。这就说明，书记处只包括3 名中央委员，中央局则包括候补委员在内，不然的话，周佛海亦无代理中央书记的资格（李大钊因北大毕业论文答辩不能抽身，未去上海赴会，自然不能代理）。
注释：
〔1〕〔5〕〔6〕〔8〕〔11〕〔12〕〔16〕《“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281～283、10、419、285～288、173～179、306页。
〔2〕《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
〔3〕〔4〕《新民学会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第131、163页。
〔7〕〔10〕〔14〕〔15〕《“一大”前后》（一）， 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0～22、20、22页。
〔9〕《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第310页。
〔13〕《“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曾长秋：中南工业大学教授)
原载：《武陵学刊：社科版》(常德)1997年第05期 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