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春节,当他扑在父母怀里哭诉着第一次打工遭遇的时候,他没有想过二十年后还会打工;而今妻女又随同来到城市,他仍然没有想过这工还要打到哪个年月……
  二十年,正是数以亿计的他和他的家庭在风雨飘摇的打工生涯中创造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
  如果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通过打工来消灭打工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对中国这条打工路的前二十年做个系统的考察。
  回望来路,各年龄层队伍的生存方式正在逐渐分化……
    
  知命之年:回家了
  
  张大贵把手里捧着的像油炸过一样的毯子端详了半天,最后还是把它丢到垃圾桶了,这样一来,他的行李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外别无他物,偌大的旅行包显得空空荡荡。他提着行李有些依恋地环顾自己近三个月来的住所,这是一栋尚未完工的大楼底层大厅,地上还横七竖八地铺满了草席,厅里没有一个人,工友们都上工地干活了。
  还有四个多月才过年,他本来准备年底才回家,回去后就不再出来了,因为女儿出嫁和儿子上大学所欠下的两万多元债务,今年终于可以“抹平”了。只要没有债务的压力,他是不愿意再跑出来风餐露宿吃这口“下贱饭”的。
  但是就在昨天,突然接到家里的来电,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身体情况很不好,要他立即回家以备不测。实际上他很明白,父亲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年老了,总是希望身边有个儿子照顾着心里踏实些,何况他上次离家已经三年没有回去了,父母很想念他,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是催促他早点回去。
  虽然工地还没有完工,但他接了电话后还是决定马上回家,因为等到年底春运的时候,“人多车费又贵,不如现在轻轻松松地走”。况且这三年来也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家人,特别是妻子,二十多年来一个人种着五个人的庄稼,“苦的跟牛一样”。几年没见,想来她“肯定老了一大截”。
  于是张大贵二十多年的打工生涯就这样提前四个月结束了。
  他提着空空的行囊,上了去广州火车站的公交车,他要赶下午去成都的火车。
  在他的打工生活中,广州火车站是最能引起回忆的地方之一。1994年,经同乡的介绍,他和堂弟两人前往杭州附近的一个沙石厂打工。当他们到达沙石厂后,同乡告诉他,厂里只需要一个人。另一个不得不另想办法,他考虑到堂弟腿脚不方便,决定让堂弟留下。春节在家听人说广州找个力气活还比较容易,于是他向同乡借了300元路费只身到广州找另几位堂兄弟。
  当他走在广州火车站广场的时候,迎面几个小青年叼着烟围了上来,直接就开始搜他的口袋。他毕竟闯荡过几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主动跟对方交涉:“你们给我留几块钱坐车吧。”小青年不吃这一套,恶狠狠地说:“你坐车关我们什么事!”
  强盗哪有逻辑?!在那个年头,遇到这种事他只有任其摆布。
  口袋里仅有的三十多块钱,被流氓扫荡殆尽,他只能一边问路一边步行到天河体育中心附近的一个工地去找几位堂兄弟。四个小时后,终于找到那个工地,这时工人们早已睡下了。他奋力地敲打着铁门,终于出来一名保安问找谁,他说要找四川的某某某,保安告诉他这里的四川人都走了,让他去别处找。原来几位堂兄弟在几天前就去了另一个工地,当时信息不灵通,他无从了解情况。
  此时他早已精疲力竭且身无分文,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人,谈何容易?于是他再次敲开大门打听是不是有贵州人在,据说几位堂兄弟跟几个贵州人一起干过工。幸好,工棚里还住着那帮贵州人,贵州人还算热情,留他住下了,后来几经辗转终于打听到堂兄弟们已经去了湛江。
  在更早的时候,他也去过湛江,那是他刚刚背井离乡奔向城市的头两年。一个远房亲戚带话回来,说在湛江可以找到活干。怀着对城市的梦想,他和几个同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那个远房亲戚在一个公交公司打杂工,停车场旁边有一个堆杂物的小棚子,他们就暂时栖身在此。那间棚子夏天像蒸笼一样闷热,下雨的时候即使外面雨停了,屋里也还会滴答滴答地漏水,有时候他们就半夜偷偷地钻到公交车里睡,天亮前又偷偷地从车里钻出来——不能被公交公司的人发现,否则就会挨打。夏天还好解决,只要避开城管和警察,在街上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睡上一夜,但是南方的冬天也会寒冷,这个季节他们就只能几个人挤在棚子的角落里互相取暖。
  在外面所受的一切委屈和困苦,他一般都不会去回想,因为跟他一起的所有打工者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关心的只是如何找到活干,将儿女好好地培养成人,还有为父母养老送终。为了这个目的,二十多年来不停地更换打工的地点和工种,按他的话说就是“跑了大半个中国”、“只要你说得出名字的力气活都干过”。因此每次回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物件带回去,最普通的是扳手、老虎钳、电工刀具、电线、铁锹、甚至二号大锤,偶尔还会有给人搬家时主人送的半新的电饭锅。
  张大贵“如实记得”打工第一年,春节回家带了3斤香蕉,全家老少、左邻右舍都来围着看稀奇,那时别提心里有高兴了,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城市的新鲜事,比如“几十个轮子的汽车”、“城里人的早饭不吃‘帽儿头’干饭,要喝牛奶”,“麻雀牌”一类的赌博等等。正是他带回来的香蕉和故事,让一批又一批的乡里人走出乡关,奔向城市。
  这次回家,他还想了结一桩拖了好几年的事。2000年下半年和2001年全年,他跟随一个亲戚去西安的一家公司“架塔”(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架设通讯塔),一年半的工资,至今分文未得,按他的计算,这个数额至少在一万元左右。
  在他看来,架塔是除了“钻碳洞子”之外最危险的工作,跟他们一起去的一个同乡,就从几十米高的塔上掉了下去,“从我面前一股风就下去了,脑壳都找不到”这一幕至今让他心惊胆寒。这活儿除了危险还十分辛苦,一年半里,北到内蒙古,南到福建,马不停蹄地架塔、转移、再架塔。到年底终于把最后一个塔架设完成,领队的亲戚给每人发了几百块钱作路费,让他们直接乘车回四川,他到西安代大家领工资。
  让张大贵没有想到的是,亲戚回来告诉大家工资没有拿到,因为公司已经放假了,找不到人。这个结果让所有一起打工的同乡感到极为愤慨,一致认为工资是被那亲戚独吞了,因为他的口碑向来就不好。可亲戚赌咒发誓没有做对不起乡亲的事,而且2002年初,他还邀张大贵一起到西安去过,最终因为“单据不齐全”,不但没有拿到工资,反而变卖了亲戚的手机两人才回到家。
  如今四年过去了,那笔“把脑壳别在裤腰带上换来”的工资还是没有着落,不知张大贵这次回去会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大贵说,他做了一辈子下贱人,没有过过一天舒坦日子,再也不想漂泊了。回去跟“老太婆”一起种种地,刨点零花钱,侍候父母,尽一尽做儿子的孝。
  
  不惑之年:回家太奢侈  
  
  “横山白泥厂”距湛江40余公里,厂里40多名工人,有一半是四川人,其余是河南和广西人。因为四川人“敢拼命”,所以最苦最累的活一般都由四川人来干,当然拿到的工钱也要高一些。
  陈四清就是这批四川人中来的最早的一个,四年来,经过他的介绍,一些家乡的亲朋好友也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好几个都是夫妻一起过来,甚至有的还带着小孩。他们形成一个小小的圈子,一般很少跟同厂的外地人交往。
  陈四清经常会在连续干了70几个小时后,煮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呼哧呼哧地往肚里吞。如果正好有几个同乡在旁边,他会一边吃一边发发牢骚,抱怨最多的是如“看家狗”一般的几个工头老是无中生有找他的茬,“早就受够了这窝囊气,把老子惹毛了,好好生生捶他一顿!”陈四清又发了一回誓,这时,同乡都会笑话他:“都把你惹毛了好多回了,没看见你捶他!”陈四清还是嘴硬:“大不了不干了,早就想走了,哪儿还找不到个活干?”
  但是四年了都没有走,那是因为他不敢走,私底下他也在盘算:两个儿子上高中,一年就要一万多,大儿子明年就要高考,如果上了大学,花钱更多。就算不抽烟不喝酒,一年下来也就攒一万块钱,家里是没有指望的,妻子种庄稼累死累活也只够家里开销。挣钱的时间他一天都耽搁不起。
  不久前陈四清咬着牙买了一部二手手机,因为他想让儿子随时可以跟他通上话,给他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但是儿子很少打电话过来,打来也不外是要钱,偶尔也会问他今年春节回不回家,这时他就要跟两个儿子算一笔帐:“回来一趟光来去车费就要一千多,那么多亲戚,每户去拜个年,又要不少钱,一来一去至少要一个月,少一个月就少一千多块钱,够你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了。”儿子听了默然不语。挂了电话陈四清心里也很难受:“哪个不想家啊?我走的时候他两兄弟还是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老大明年就要考大学了,等他考上了我一定回去。”
  在回家的问题上,同乡们都抱着与陈四清相同的态度,这二十多人里,近三年回过家的只有5人。
  何少云去年春节只身回了趟家,把妻子留在了白泥厂。
  老母亲叫他回去是因为父亲病得厉害,她们已经无力再照管两个孩子。
  老父亲得了心肺肿大的慢性病,心和肺不停地撕磨,让他痛苦不堪。乡卫生院的医生曾经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这个病,拿到我们这里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只有等死,没人能出得起这个钱。”老父亲要求停止治疗,“吃再多的药都是白费,早些死了好睡个安稳瞌睡。”但是母亲没有接受他的要求,隔三岔五就会背上几十斤粮食上街卖了再买些药回去,哪怕都是些消炎止痛的药。谁都知道这不是在治病,而是在尽一种责任。
  何少云跟父母商量:这些年打工,手里还有万把块余钱,把父亲送城里大医院治疗,现在医疗很发达,没有治不了的病。母亲一听就急了:他死就让他死,你那点钱顶啥用?房子卖了都不够,不要让他连累后人。父亲也不同意治疗,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你把我两个孙子养好就行了。我活了七八十年,啥时死不是死?
  何少云快七十了的母亲虽然身板还硬朗,但是要照顾病人,庄稼地和家务活干起来就显得很吃力。她经管的何少云的几亩水田,前年就送给了邻居,去年邻居一家也都出去打工了,现在那些水田是谁在耕种都不清楚。“几亩田值个什么钱?”何少云也懒得管它。
  何少云说他“考虑了三天三夜”还是听从了父母的意见,不再坚持要给父亲治疗。但是他必须将一对儿女带走,带到他打工的地方去上学。
  正月初七,何少云带着儿女买了三张高价车票,花了近两千块钱。走的时候老母亲送了很远,殷殷地跟他说:过年了就带两个孩子回来吧。何少云顿时“喉咙管都硬了”,只应了一声,转过脸去泪水就滚了下来。他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父亲过世,他们一家就不知要到哪年才会回来。
  现在两个孩子在民工子弟学校上学,虽然不是太贵,但花销也要比在家上学大的多,还得要按时给父母寄钱回去,夫妻俩只能更加节约。
  以前男人们爱聚在一起打牌赌钱,现在还是赌,但是改赌钱为赌花生米了;以前抽纸烟,几块钱一盒,现在抽当地农民抽的水烟袋;以前每天都会抽点时间上街买新鲜蔬菜和猪肉,偶尔还有鱼,现在自己动手腌制咸菜,几天买一次肉;以前喝瓶装酒,现在喝用可乐瓶装的散装米酒;以前直接用煤气做饭,现在偷偷用电炉子,因为用电不花钱;以前洗头发用洗发水,现在用洗衣粉。
  陈四清、何少云的打工生活过得越来越窘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算是作牛作马也要把子女供上大学,卖力气这口饭不好吃。
    
  而立之年:忘记回家
    
  高登街在海口不锈钢门窗制作行业里是鼎鼎有名的,整条街上鳞次栉比的加工门市聚集了大量来自五湖四海的从业人员。
  张吉祥在这条街上开门市已经有5年了,他的门市跟其他所有门市一样:十几平米的房间既是产品展示场所也是加工厂。老板都是这一行的老手,从学徒干起,后来掌握制作技术和行业情况后就自立门户,再带几个年轻的学徒,一边在免费传授技术一边也义务为老板服务。
  像张吉祥这样的打工者挣钱的方式和速度已经远非其他靠力气吃饭的打工者可比,人们都言之凿凿地说:“他们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但是张吉祥近两年时常哀叹自己时运不济,生意越来越差,以至于现在都少有问津,原来带的两个学徒也已经离开这里另找出路去了。
  高登街上大部分门市也都跟张吉祥一样,生意日见萎缩。经过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几个湖北佬把高登街搞烂了。”因为两家湖北人开的门市这两年一直在打价格战,门口的价格牌一天一个价、一家比一家低。整条街都只能跟着降价,行业越来越透明,赚钱也不像从前那样容易。
  没有生意可做的时候,张吉祥都在“牌桌子”上过,在这里不乏“赌友”——除了大量闲着的门市老板和学徒外,几乎每家还有一个专职带孩子做家务的家庭主妇。久而久之,高登街的见面语成了:“走,打麻将!”或“斗地主!”。
  光今年上半年,张吉祥夫妇在赌桌上流失的钱就有四五千块,这让他心痛不已:“给两个孩子交学琴的几百块学费也没有这么痛快过。”张吉祥几次决心要“戒赌”,但往往又会受邀去通宵鏖战。
  不管有没有生意,门市还是要照常营业,因为场地太小,每天都要把样品门窗摆在门外,晚上关门时再收进来。这一摆一收,麻烦自己不说,还会引起城管的管制,城管隔三差五就会来,来一次罚一次款,一百、两百元不等,罚完了还是得继续摆。有时房东会提前得到消息通告他们城管什么时候会来检查,让他们提前把门窗藏好。
  每每看着冷清的门市,张吉祥就会感慨:九几年的时候钱好挣,没几个人懂这个行业,价格随便定。那个时候开店(门市)的几个老乡现在都有一百多万了。可惜当时胆子太小,觉得一个月有几百块钱工钱就不错了,现在开又赚不到钱了,这都是命啊。
  虽然张吉祥常常抱怨自己“命不好”,但是他也在积极寻找出路。这几天他看上一个地段,虽然偏僻一些,但是那里有个新开的陶瓷市场。他认为陶瓷市场可以带起这条街的人气,并且也都跟建筑材料相关。但这只是个预想,谁也不知道将来怎样,如果搬过去可能冒很大的风险。张吉祥比较头痛这个问题,他打电话给父母征求意见,父母却建议他们回老家县城做个小生意稳妥些,这样离家也近。张吉祥又跟妻子商量,都觉得回去可能更没前途,还不如继续留在这里另想办法,就连六岁的女儿也表示不愿意回老家去。
  张吉祥决定租下陶瓷市场傍边一个新门面。面积有现在的两倍,而且还带一间住房和厨房。跟房东喝了几次茶后,月租金降到2200元,签5年合同,第一次付款5万。签下合同后,张吉祥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新家,两个孩子高兴地搂着爸爸要买一架儿童床。也难怪她们那么高兴,原来一家四口住的地方就在门市内的“空中阁楼”,这个被张吉祥称作“包厢”的阁楼是他亲手用钢筋焊接制作的,仅够睡觉用。厨房则设在公共走廊上,炒菜的时候还要避让行人。
  张吉祥也在考虑要买一套八九十平米的房子,让孩子们住的舒适一些。但是外界所传言的几十万财富都还属于债权,去年经人介绍承包了四栋居民楼防盗门窗的制作安装工程,十八万工程款,现在还没有收上来。张吉祥每天都打电话过去问,对方都要说老板不在,结不了款。他倒不担心这款收不到,毕竟对方是正规的公司。让他气愤的是有不少欠款已经确定收不回来了,每次把电话打过去,对方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从来不认识张吉祥这个人。有一次张吉祥偶然在街上发现一个欠他钱的包工头,他生拉活拽把包工头带到门市,让他还钱,不还就不让走。包工头用海南方言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叫朋友送钱过来。张吉祥虽然在海南打了不下十年工,但是本地语言还是听不懂,他没有看出什么一样,信以为真。一会儿,包工头的朋友就来了一大群,个个手提棍棒,把门市团团围住。张吉祥赶紧让妻子把两个孩子从后门带走,打110报警。几分钟后110到场,平息了事态。虽然事情没有闹大,但是那笔欠款是收不回来了。
  张吉祥的打算是:“现在没有足够的钱,房子就先不买了,新租的房子正好有一个房间,住着也不错。”
  再有几天就要搬过去了,今天地税局又来电话,说他们已经有8个月没有交税了,再不交就要罚款。张吉祥也不理会,反正过两天搬到新地方又要重新登记,现在交“就浪费了”。周末张吉祥都要骑摩托送女儿去学校学跳舞,这周他让女儿不要去了,过几天就要到新学校去上学。这几天他都忙着挨家挨户比较不锈钢原材料的优劣,他准备再做一批样品门窗。因为新地方面积大,要安排得排场些,这样顾客一看就觉得“有实力”。当然这又需要不少成本,按他的话说就是 “老本都填进去了,要是生意还做不下去,大不了老婆孩子送回老家,我重新给人打工。”
  尽管生意不好做,钱不好挣,但生活还是照常。每天吃过晚饭张吉祥都会带着一家四口出去逛逛街,孩子有什么要求一般都会给予满足,遇到好电影也不会错过,有时高兴了干脆关上门,去公园玩或到海边游泳。张吉祥说他们一家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反而乡村生活的寂寥让他们很不适应,四年前的春节带着妻子和女儿回了趟老家,没住几天就回海南了。现在出生在海口的小女儿已经四岁了,还没有见过爷爷奶奶。
  早在上半年,妻子就开始给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打电话,相约明年春节都回老家聚一聚。但是这次搬家花了太多的钱,夫妻俩商量是不是今年也就不回去了,把父母接到海南来过年。
  虽然一直在辛勤地打拼,但张吉祥说他没有什么高的要求,“只要有一套小房子,开个四个轮的车就满足了。”
    
  弱冠之年:四海为家
     
  “把胳膊抬高一点往下敲,要省力的多。”
  洋浦经济开发区内正在建设的“海南炼化”工地上,阿彪给新来的小东指点用榔头的技巧。他们进行的是水电安装工程。
  阿彪23岁,“在海南转了5年”,俨然已经成为施工的老手,所以包工头让他带领、指挥这只30多人的临时队伍。
  半年前阿彪还在琼海一处新建住宅小区施工时,专事包工头的老乡——大勇从海口打来电话,说新近承包了“海南炼化”的水电安装工程,需要人手,要阿彪五天内找30个人。
  阿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凑不够人数,于是建议大勇把工资从每天40元提高到每天45元,但是遭到大勇的否决。最后不得不亲戚带亲戚、朋友找朋友,以至于像小东这样的新手都可以加入。五天后,30多人从海南的四面八方汇聚到“海南炼化”工地。
  安装队大多都是年轻人,在工作中时常会用他们的“黑话”商议事情:“今晚奔向2008!”
  “你又想做贡献啦?”
  “少废话!去不去?”
  “又要我掏钱?”
  “各管各的!”
  “好,吃完饭你们等我。”
  下午六点下班,有专车来接安装队回他们居住的临时工棚。工棚距工地四公里,居住的都是在“海南炼化”工地上打工的农民。台风“达维”席卷海南之前,这里住着七八百人,现在只有四百多,好几个坍塌的棚子正在重建。
  阿彪和他的安装队住在一个15米长的棚子里,左右上下四个“大通铺”,仅以蚊帐为界。门口有两个用木板严严实实钉起来的像柜子一样的床,分别住着一对夫妻。两个女人负责为安装队做饭,都是阿彪老家人。
  几个约好出去玩的队友迅速吃完饭,开始冲凉打扮。在工地上大家都戴安全帽、穿工装,弄得灰头土脸。现在穿上都市里流行的时髦衣服,梳出最酷的发型,脸上也没忘了抹点“大宝”,个个精气神十足地出发了。
  镇上永远都有没完没了的灯红酒绿,台球、卡拉OK、烧烤、酒吧、蹦迪等等娱乐应有尽有。阿彪们来到这里就兴奋起来,先选定一家卡拉OK唱歌喝酒。这是一个显示派头的难得机会,大家往沙发里一靠,手一挥:“小妹,过来!”服务员盈盈而来,“把曲目单拿过来,另外每人一瓶啤酒,你数数多少人!”阿彪神情有些高傲。
  虽然手机铃声都是周杰伦、孙燕姿的歌,但是《九月九的酒》、《铁窗泪》、《思念》等老歌仍然是保留曲目。实际上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五音不是很全,但这“也就是发泄一下而已”,所以他们的演唱总是不着调地山呼海叫,这往往会引起其他客人的不满。
  一边唱歌一边还要喝酒,大家举杯第一个要敬的是包工头大勇,诸如“跟大勇兄一起开创未来”的话,平时是难得一说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两个月后“海南炼化”工程完工,30个人就得到其他地方另找出路。但是在喝酒的时候,这些场面话还是要说的体面一些,毕竟大勇给了他们大半年的工作机会。
  “2008”才是他们真正的主题。在“卖人肉跟卖白菜”一样的环境里,“2008”是较为高档的一种,一次花费就要好几百。阿彪说他一个月一千六七的工资全都喝酒、玩光了,所以这种地方也不是常来。如果你要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会告诉你:“女人太可恶了。”故事是这样:两年前他认识一个当地女孩,渐渐发展成恋爱关系,一年后分手。至于为何分手,阿彪不愿详谈,只说:“女人太现实了,现实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反正他是被深深刺痛了,从此变得玩世不恭。曾经有人劝他回老家找一个,被他断然否决:“老家的女孩也不简单,全部明码标价,两万块一个,要我回趟家我还要借路费呢。”更何况他觉得这里认识女孩更方便,喝茶可以认识,别人介绍可以认识,甚至去按摩都可以认识。
  阿彪现在觉得自己这种人四海为家,哪里能生存就到哪里,要正经八百找个女朋友好像不太合适。
  就在阿彪给小东指点用榔头的技巧的同时,深圳山厦工业区,一个名叫海霞的20岁女孩正望着林立的工厂发呆。
  就在昨天上午10点,她还在湛江一家蛋糕店做蛋糕。突然老板跟自己的女儿吵起架来,海霞是个热心肠的女孩,他上前去劝解,老板女儿劈头一句:“你是什么东西,快滚!这里不要你了!”海霞又是个性极强的女孩,她放下手中没有做完的蛋糕,摔门而去。
  走后不久,老板给她打电话千般挽留,她去意已决,直言告诉老板:“你女儿年龄比我还大,说出这样的话,我还怎么留下?如果你真看的起我的话,就把我的工资送过来。”还好,老板果然开着车给她送了三百块钱过来。
  突然失业,并没让海霞感到多慌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三年来,最短的工作只干了八天,最长也不到一年。她很注重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和能否学到东西。往往辞工都是因为“跟其他工友无法沟通,她们老是欺负人。”但是有时也能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她记得一个师傅曾经告诉她:“在外打工,大家都应该讲义气,互相帮助。”她觉得这句话“说的很好”。
  当天晚上她就到了深圳,先找个旅馆住下,“路都是闯出来的”,她有足够的胆量四处闯荡。
  可是当她看到一片接着一片的工厂时,有些拿不定主意,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但是她也有精明老到之处,她跟着其他找工作的人挨家工厂去问,对比底薪是480还是500;上班时间是8小时还是9小时;加班一般都加几个小时;加班费是每小时3.87元还是3.60元;一日三餐,每餐都有什么菜;工人宿舍是几个人合住;是否有节假日……一天走下来,已经有些精疲力竭了,还是没有定哪一家比较合适。她算了一下,有的底薪高,有的加班费高,其实平均下来每家都差不多,月工资能有一千多一点。但是也确定了两类工厂不加入,一类是做五金的,那个太累,也很脏;一类是印刷厂,因为曾经目睹一个工友两个手指头被机器截断的情景,现在还有些恐惧。
  她想了想:“或者我还是应该找一找西饼店做蛋糕去。”
    
  纯真童年:家在画里
    
  三年级二班的绘画课上,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兴平有些茫然地看看四周的同学,老师见他似乎没有听懂她的话,于是用普通话重复了一遍:“请你画出你最想画的人”。兴平左思右想,直到下课也没有想出来究竟要画谁,只得把这个作业带回家。
  兴平跟随父母来到湛江后,就在一家小规模的木材厂安住下来。下午放学后,他看着整天轰鸣的机器和忙碌的工人,悻悻地回到那间简陋的宿舍。他的隔壁还有两个和他来自同一个地方来的伙伴,分别是上一年级的丽丽和上幼儿园的“胖冬瓜”。
  写作业的时间通常都会放在晚上,如果白天写了“晚上就没事干了”。每次被父母逼着在天黑之前写完作业后,吃完晚饭就只能上床睡觉,又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以前厂里还有一台电视机,三个孩子会在大人的带领下去看看节目,但是如果“爸爸不去的话,我们也不会去的。”因为“那是老板的电视。”后来电视也坏了,一直没人去管它,兴平和两个伙伴常常轮流去远远地窥探,回来都是摇头:“还没修”,久了也就不再指望了。
  兴平和“胖冬瓜”都很喜欢丽丽那支粉红色的小气球,趁丽丽不注意,他们就会抢过去往空中拍,大喊大叫惹丽丽生气,果然每次丽丽都会哇哇大哭,兴平、胖冬瓜又笑呵呵地双手把气球送到丽丽手上,丽丽拿到气球又破涕为笑。这样的游戏总要没完没了地玩,偶尔还有一个广西的小朋友远远地跟他们炫耀:“我有直升飞机”,说着把手上的一架玩具直升飞机在空中翻腾。三个人都停下游戏,眼巴巴地看着那小朋友,“胖冬瓜”翻着白眼,双手叉腰不屑地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才不跟你玩呢。”兴平猛地冲过去,将广西小朋友手上的直升飞机夺过来,放到一个高高的架子上。那小朋友急得大哭起来,三个人在一边手舞足蹈地嘲笑他。
  爸爸妈妈下班回来了,满身的汗水和木屑。爸爸见几个孩子还在玩,对兴平大吼一声:“怎么还没做饭?”兴平一下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托着腮,噘嘴白了爸爸一眼:“我就不做,你们带我出来,还不给我饭吃?”“你还跟我犟,不做饭就洗衣服!”爸爸又命令道。兴平不敢违抗,抱了一堆脏衣服泡在桶里。
  吃完饭,兴平摊开画本,准备继续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挠着头半天也没有拿定主意。突然他扭头问正在抽烟的爸爸:“不知道哥哥在家里怎样了,还是不是个偷儿?”爸爸看他一眼轻轻地说:“不知道,你想你哥哥了?”兴平点点头,他决定画他哥哥。
  他的哥哥叫九凌,十四岁了,在四川老家上初中。八岁时第一次发现他有偷盗的恶习,举家震惊。
  当他被邻居“押送”回家的时候,爷爷奶奶差点没气出病来,奶奶一边挥舞着棍子一边痛哭:“你爹妈都不在家,老子辛辛苦苦供你吃穿供你上学,你不学好跑去学‘三只爪’!我咋向你爹妈交代?”挨完打,三天里走路都一瘸一跛,爷爷奶奶看了偷偷抹眼泪。
  痛打没能改变他,第二次又被发现了。他正在打开房门,主人回家了,主人只见到一个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背影,但是已经可以确定他就是九凌。此时正好爸爸妈妈都从外地打工回来,爸爸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惩罚的方式也很极端——八月天的太阳底下跪了一整天,不准吃饭喝水。那时他也才九岁,他在太阳底下汗如雨下,一家人在屋里,泪如雨下,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把孩子扭转成人。后面爸爸妈妈在家的日子,他显得格外乖巧,要么做些家务帮奶奶穿针、帮爷爷捋挂烟草的绳子;要么带上弟弟跟其他小伙伴漫山遍野地玩“抓特务”或者拿一个午餐肉罐头盒去野炊;让他们最开心的要数到河沟里翻石头底下的小螃蟹了。家人都暗自高兴——九凌终究还是好孩子,只要勤加管教,将来一定成材。
  爸爸妈妈还是要出门打工,而且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扭转回去的九凌又被告发了。这回偷盗金额是一百多块,引起了整个村子的痛惜和防范——稍微贵重一些的物品都会仔细地藏起来,门上随时上锁。
  九凌被怀疑上的时候,他正在学校旁边的小吃店买米花糖。失主追踪到学校与几名老师一起对九凌进行了审问,小孩毕竟较量不过大人,他很快交代了偷盗的经过:几天前,在失主家里玩,偶然发现抽屉里一个笔记本露出的钱角。隔了一天,他又借故去玩,在主人没有在意的时候,他偷走了那一百多块钱。
  赃款已经所剩无几,口袋里只掏出二十多块,两天内花光的一百多主要用于玩具和零食。
  爷爷奶奶这次是真伤透了心,不但要赔礼道歉,还卖了一头家里准备过年的猪,把钱给人家还上,更重要的是调教出这样的子孙来,让老两口觉得无地自容,整天长嘘短叹,埋怨儿子丢下这样一个“祸害”就跑了。
  周末了,九凌心怀忐忑地回家。奶奶一见到他,提了扫帚就追了出来,九凌撒腿便跑,一边跑一边哀求:“奶奶,你不要追了,我再也不敢了。”奶奶也不理他,径直往前追,一边追一边骂。
  九凌跑到一口池塘边站住了,回过头来哭着对气喘吁吁的奶奶说:“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反正没人管我,死了算了。”奶奶一楞,没想到这孩子会说这样的话,她赶紧把扫帚扔掉说:“九儿,快回来,奶奶不打你,只要你以后不去偷钱,奶奶就不打你。”
  九凌回来了,奶奶一把把他拉到怀里,祖孙俩抱头痛哭。
  爷爷奶奶打电话来要爸爸妈妈把哥哥也带到湛江来上学,兴平望着爸爸问:“要把哥哥也叫过来吗?”爸爸反问他:“你想他过来吗?”兴平想了想说:“这里不好,就让哥哥在家吧,我也想在家里上学。” 

  原载2005年《大风》第八期“在底层”栏目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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