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年前的1977年，我在狱中上书中共中央，建议修改75宪法，除去“序言”部分。因为序言部分所包含的荒唐内容太多。它歪曲历史，张扬共产意识形态、歌颂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4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关进监狱。1976年春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在监狱中我没有丝毫违背狱规的行为，为何要戴上手铐、脚镣？据说这是等待要“处决”的标志。因为我的“罪名”主要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1976年9月，毛泽东离开人间，10月四人帮被捕。1977年春，我被解除了手铐、脚镣。
对我来讲，蹲监狱也是个思想沉淀的过程。我在牢中，思考国家的过去，终于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新的认识。我也深知自己的真实思想如果完全暴露出来，将必死无疑。我在毛泽东死后有两条路线可选，一条是写申诉，可能很快出狱，因为过去所谓的“攻击毛泽东”只不过是对毛提出一些批评和意见，只要婉转解释，拒绝承认那些缺少足够旁证的“罪行”，我会在一、二年后获得释放。经过反复思考，我想与其争取早日出狱不如安心地在监狱中写点东西。因为当时我在看守所中住着一间单人牢房，衣食住行都不需操心，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我都在思考问题，是一个完成思想作业的最好场所。于是我在监狱中写了不少评论，两年后（1978年）我被判处七年徒刑，六年后（1982年）我才获得平反，离开劳改队。
我决定在监狱中写作，“上书”就是我主要写作的内容。之所以写“上书”，主要是想把自己的书写物通过法院保存下来。这个愿望最后实现了，我在1976年写的上书被保存在山东省高级法院。经过了二十四年，2000年我从省高院把这些上书复印出来，2002年在香港出版了《狱中上书中共中央》。
为甚么这些“上书”可以保存下来？中共监狱中书写物经常被抄走、销毁，离开监狱时还有严格的搜查，不可能带出去，极难保存下来。当时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让法院保存我的文稿。我在监狱中写信“上书”中共中央，必然会交到法院，如果法院认为我的政论有涉嫌“反革命”的内容，他们会将“上书”作为证据保存下来，作为最后判刑的依据。所以我的“上书”中应该包含一些既有引起当局不满的言论，但是又不能讲过于尖锐和敏感的内容，否则会被判处重刑。我当时在看守所里已经关了三年多，如果判我三年刑我马上就可出狱。所以我就尽量避免判处重刑，这是我在狱中写上书的一个思想背景。
1975年修订的75宪法，监狱中的犯人人手一册。我仔细反复地阅读，发现这是一部十分荒唐的宪法。如其中对文化革命的肯定、对毛泽东的颂扬、规定公民的权利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于是我在狱中写了《对75宪法的修改建议》，只有几百字，却让我绞尽脑汁。写作有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不能被判重刑或死刑，第二条是要有实质性的内容。我所提第一项的修改意见是，原来宪法中规定工农联盟为基础，我建议在工人、农民之后加上知识分子。第三项修改内容是针对75宪法中第十二条“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条我觉得很荒唐。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提法荒唐，全面专政更荒唐，这条理应删去。但我若提出删去他们可能会对我问罪，所以我就提出原条文要修改，修改后的条文应该既无“阶级”也无“专政”。我建议改写的内容应该是没有错的，但实际上是否定了前面的阶级和专政。
另外一项修改意见是对二十六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然这是极其荒谬的。但我当时不能正面提删除“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命根子。针对这一条我建议修改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关心和过问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公民有权对政府提出建议、质询、批评”。
我觉得1977年写的宪法修改建议中，最关键的还是最后的一部分，就是建议宪法中不写“序言”。因为当时的“序言”部分涉及共产意识形态太多，其中“阶级”一词出现12次，“革命”出现9次，“主义”出现23次，“社会主义”出现23次。其中，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颂扬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在建议中提出，应当恢复人民检察院的设置，75宪法中没有检察院一章，并且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执行”。
2010年6月19日于山东大学
（《逆风33年——1977后的专政与宪政》，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