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是当代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言为心声,一吐为快,这乃是人的本能和意愿。说几句话,写几个字,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这是人类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像冷了要穿衣,饿了要吃饭,坐久了要站会儿,纯属自然。可事实上自古以来,这是件很难的事情。

看看这狱字的写法,不难猜出中国人大概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就被剥夺了言论的权利。翻开新华字典,几乎所有的犬字旁的字都和动物有关,唯独这狱字却同人有关。左右两只警犬夹着一个言字。狱字的精心设计告诉我们,应当关进牢里的是那些爱说话的人,或喜欢写字的人。统治阶级最恨的不是杀人越货的流氓地痞,因为这些人虽然坏,还不至于直接危害到他们的统治地位。而那些擅长说话写字的人却着实可恶,因为他们会让大众明白一些事理,制造舆论,从而动摇他们的封建王朝。

普通老百姓畏惧言论,于是有祸从口出,箭射开口燕的警语;士大夫畏惧言论,有文死谏,武死战的浩气。因为说话这么随便简单的事情招来牢狱之灾,割舌之苦,杀身之祸,乃至灭门九族。何其哀哉!

回顾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在东周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开了言论自由思想解放之先河。诸子百家,儒道墨冉,兵家法家,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如朵朵鲜花,争妍斗艳。为中华民族的的文化思想留下了一块绚丽多彩的瑰宝。可惜好景不长,这次繁荣只延续几代人的时间。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的时候,来了个急刹车,焚书坑儒,断了言路。可以说,自秦以后,言论自由就成了中国人最昂贵的东西。为了它,往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为了限制言论自由,统治阶级发明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文字狱。为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一篇奏折,不惜断章取义,小题大做,把人锒铛入狱,甚至开刀问斩。即使在被影视编导极力粉饰的康乾盛世,文字狱也是有增无减,被惩处者成千上万。于是文人墨客力所能及的只剩下低眉弯腰,歌功颂德。这个群体从此失去脊梁,衰变成皇帝老儿的蟋蟀和京巴。

唐初,贞观天子李世民广开言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基本上没有文字狱事件的发生。唐朝的兴盛与壮大恐怕与言论自由不无关系。代表性的成就就是唐诗和古文的复兴。数千位诗人吟咏出近五万首风骨俊逸流派纷呈的诗篇,流芳百 代。 唐诗的辉煌可以同西方古典音乐、沙士比亚的戏剧竞相比美,乃华夏文化之大成,应当申遗。此外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一扫魏晋以来文坛的萎靡之气,引领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如果唐朝的常委们别出心裁,成立一个什么部门,成天价找文人的茬,动不动就把一首诗说成影射朝政,把一篇散文说成篡夺江山,恐怕唐人留下的也只有为民立极的万寿无疆赋了。唐朝的先例证明了言论自由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和推动作用。

1911年后,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中国的文化思想界迎来了一个真空地带。再加上各路军阀忙于争夺地盘,相互厮杀,没功夫搭理那些骚人遷客。中国人竟然获得了几十年达到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

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从老美那儿引进了三民主义,又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引进了共产主义,成立了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种民主党派,探讨着中国的未来。比起慈禧老佛爷的独断专行,祸国殃民,这无疑是一种进步。在文化界,砸了孔家店,开展了白话文、自由诗的运动,涌现出思想信仰各不相同的作家、诗人。如徐志摩、鲁迅、郭沫若、巴金、张恨水、胡适之、茅盾等。戏曲界烘托出以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表演艺术家,把京剧艺术推向了一个顶峰。教育与科学界涌现出李四光、赵忠尧、杨杏佛、钱三强、翦伯赞、华罗庚、竺可桢、朱光潜、吴有训等大师。这些奠基者的大部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学术界的带头人。

1949年后培养的人才数目虽多,可是没有几位能同这些前辈相提并论的。须知,这些前辈是民国时期的产物。那时候国弱民穷,山河欲碎,中国居然造就出这么多伟大的诗人、作家、演员、教授、科学家,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就像一个穷困的山沟一下子涌现出了10几位学部委员。其实,这中间言论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尽管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短暂出现的。它的社会效益已经硕果非凡,有目共睹。这倒有点像“有心栽花花不长,无心插柳柳自活。”野花有时长得更好,大概是因为没人去管束它。看来,有些事情,管得太多,会适得其反。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也曾效仿诸子百家,来了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料这样的好事却演变成了一种引蛇出洞的阳谋。主席一气之下,坑了几十万个右派,其气势之恢弘,令始皇嬴政黯然失色。还好,他老人家把书都留下来了。要不然,中华民族得倒退2000年。他坑的这些儒里,有不少人只是善意地给登门拜访的领导提了一条意见。因为一句话毁了一辈子,毁了一家人,甚至子女的前途。可见在中国言论自由的代价何等金贵。

到了60年代,邓拓、吴晗、廖沫沙成了文革序曲奏响后的第一批文字狱的冤魂。尤其是明史专家吴晗,为了一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落得个家破人亡,好不凄惨。到了文革时,因为一句话,一封被偷拆的信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恐怕多如牛毛,不计其数。可惜,那时候的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言论自由,还不知道捍卫自己的人权。其实毛主席早就号召过,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诫。”他也引用过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惜,有些事情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在文革期间,人人惶恐终日,连开会时不爱说话的都得挨整。人们不仅失去了言论自由,还失去了不言论的自由。破天荒地开了先例。那时候,拍马屁都得小心翼翼,您得拍到点上。有一位杨老将军不知道抽动了哪根筋,写了篇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主席看了十分恼火,一下子撂倒了杨、余、傅三位将军。

作为领导,要豁达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三国时期的政治家曹孟德读了一篇对他的恶毒攻击的文章,祖宗三辈都被骂得狗血喷头。他却顿时病去疾除,对文章赞不绝口。后来还请作者陈琳为幕宾;则天女皇见了骆宾王写的《讨武氏檄文》,在第一时间里想到的是,当朝宰相怎么没把这小子调到中宣部?骆宾王终未逃脱牢狱之灾,那是因为他的确跟着徐敬业犯了颠覆国家的大罪。到了电气化、网络化的今天,可以坐地日行八万里,难道我们的度量还不如奸诈多疑的曹阿瞒,还比不上巾帼之辈的武则天?

对于居庙堂之高,吃惯了海参鱼翅的那些人,几句难听的话语就像在饮食中加点杂粮、青菜、矿泉水。其实更有利于健康。古人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意思是堵住人嘴,不让讲话, 比堵住决堤的洪水还难。以古为镜,解除言论禁锢会使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腾出手来,去做些为民谋福的实在事情。

几千年来,中国素有文人无行之说,像弥衡、嵇康那样敢于嬉笑怒骂的为数不多。像比干、海瑞那样刚直不阿的更如凤毛麟角。历史上大部分文人要么阿谀逢迎,献媚争宠;要么以笔代刀,助纣为孽。几千年的沉重压抑,已使这样一个职业群体丧失了元气,何苦再拿文字狱的大棒鞑伐恫吓。难道他们还存留有多大的抱负和作为。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这些文人放下包袱,拿起笔来,为弘扬中华民族的宏愿伟业而出谋划策,做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慢慢地对西方社会有了了解,我们知道了敢情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里还囊括了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了什么叫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的主旨又是人应当有说话的自由。人有表达自己看法的自由,人有发表文章评论社会的自由。前总书记江泽民曾试图以历史巨人的姿态要代表先进的文化。老爷子还没来得及说明白先进文化是什么东西,就让位给一门心思要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胡主席了。

然而,从这些年的走势来看,这先进的文化当在欧美。要不然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领导干部争先恐后地把子女、家属送到国外去读书、办绿卡,甚至把孙子生在美国。高瞻远瞩,留条后路。为了靠拢这先进的文化,我们请来了帕瓦罗蒂、多明各;为了靠拢这先进的文化,我们一掷重金举办了奥运;为了靠拢这先进的文化,我们又搞了个世博;为了靠拢这先进的文化,我们博士学位的年产量超过了美国。

可惜,这些都不过是西方现代文化的皮毛,只能用来装璜门面,显示一下东方古国财大气粗的土豪风度。这西方文化的核心应当是自由民主,当然包括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实现不了江老爷子的三个代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怎么能有资格去代表先进的文化。小时候,读过一个买椟还珠的故事。有人在集市看上一个放着珍珠的盒子,出钱买下。然后把珠子退给卖主,只拿着着盒子走了。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是西方文化的珍珠,到现在,我们买回去的恐怕还都是空盒。

大革命时期,年轻的共产党人殷夫曾经翻译过一首诗,“生命尤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广为传咏,成了共产党人争取自由的旗帜。他们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前赴后继,在夏明翰被杀后,还有后来人,那是何等的豪迈的壮举。

然而革命一成功,共产党则变成了独裁专政的党,言论自由的提法就从此偃旗息鼓,销声匿迹。老百姓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动辄则咎,诚惶诚恐,随时会以反革命论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是站起来了,可舌头却被卡住了,笔被封住了。好在中国人失去言论自由为时已久,也没感到有多大憋屈,照常吃喝,照常工作。甚至自愿斗私批修,跟父母划界,对领袖山呼万岁。凭着30斤的粮食定量,还以为我们是世界最幸福的群体。还要放眼世界,解放全人类。

没吃过猪肉,又没见过猪跑,自然想不出红烧肉的味道。没享用过言论自由,又没见过言论自由,自然也领悟不出言论自由的奥妙。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了东西方之间的窗口,加深了中国人对欧美社会的了解。无疑,这会对提高自由民主的理念有个良好的开端。

其实,言论自由没有那么可怕。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自秦汉经唐宋元明清,有哪个朝代的更替是几个秀才带头完成的。历史上的那些秀才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附庸。就是有几个敢口出不逊跟皇帝叫板的,也还是苦口婆心为了吾皇帝业的稳固。汉高祖刘邦亭长起家,只有大风歌一首流传,算个基层干部;唐高祖李渊乃世袭国公,相当于高干子弟;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乃一介武夫;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更算不上文人AT ALL;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要过饭,小学都没毕业;清太祖努尔哈赤行军射猎,书大概也不会读得太多。要论文化水平,近代的领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倒堪称文化人,但他们的政权也不是靠几支毛笔和几篇文章轻易得来的。文人没那么可怕,大不了也就是“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何况我们的国家上有公安部、安全部;中有人民警察、武警部队;下有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到了该动真格儿的时候,还有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几个酸秀才动动嘴皮,耍耍笔杆,小样儿。闹不出圈去。

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成千上万的青年留学海外,成千上万的外企到中国经商,经济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把社会主义的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如果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我们为什么不能再往前挪一大步,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也学过来。自由民主不是洪水猛兽,它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石。

言论自由的国家,民众可以监督政府;言论不自由的国家,民众被政府监督。前者政府清廉透明,国有生机;后者领导贪腐混浊,民怨不断。如果中国引进了言论自由,就会更协调地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对杜绝腐败,对清理贪官污吏都会有推动作用。一个中纪委的力量是有限的,言论自由将鼓励起更多的民众揭发出坏人坏事,让中国的社会主义更有特色。

只有那些办坏事,坑害国家的人才会惧怕自由言论。同文革时代相比,国内的言论自由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可以自由地对国事评头论足,甚至在诸如强国论坛的网上破口大骂,教授可以在课堂上抒发己见讥讽时事。但总还有那么一条底线不能逾越,多年前,刘晓波的诺奖风波就是再好不过的体现。弄得振宁杨老先生都十分被动。第一他那十年得奖的预言没有说明具体项目,不料这么快就来了个“正打歪着”;第二,我们一旦同诺委会把关系搞僵,那些小肚鸡肠的委员们十年怕井绳,岂不断了中国其它项目得奖的后路,辜负了杨先生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

总之,全面言论自由还要有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对一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是理所当然,人皆有之。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言论自由也不是绝对不行。先秦的诸子百家,盛唐的广开言路,古已有之。况且,共产党内也有不少精英认识到争取民主自由是人民应有的权利,提出了“权为民所赋”的进步理念。

说不定哪一天,中国能有一位紫薇真主转世下凡,还人民以言论自由。倡导和等待,提高人民素质,或许是取得言论自由的唯一途径。倘若一个国家总体素质偏低,不管更替几茬政府,也还是换汤不换药。出不了像华盛顿、杰佛森和林肯一样杰出的政治家。

个体经济禁锢的取销造就出成千上万的大款、大腕,银子像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进这些人的腰包,名车、名表、名酒、名包成了他们炸酱面的面马,牛栏山二锅头的伴侣。这些事实充分体现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取得的丰硕成果。同理可证,个体言论禁锢的解除,让一部分人先说起来,将会造就出一大批比郭德刚、周立波和小沈阳还要红火的政治演说家、评论家;一大批比罗贯中、曹雪芹、鲁迅、巴金还要伟大的作家。到那时候,有资格得奖的中国人会排着长队,异口同声地寒碜寒碜诺奖委员会的洋大人,“小赤佬,一边儿呆着去。想拿150万个耷拉忽悠谁呀?拉倒唄!我们东方诺贝尔奖的起价是1亿美元。”

这些年微信成了人们交流友情和信息的平台,与人为善,诚然可佳。但搞着搞着,弄出了一群网警。他们吃饱了撑的,没正事可做,成天盯着百姓在微信发的贴子。还整出一套敏感词。动辄挥舞大棒,屏蔽可疑信息,严重时还要封群封号。这无异于割掉发言着的舌头。是的,你很了不起,可以剥夺百姓在微信发贴的权利,但你能让他们停止思考吗?你能让他们以其他的方式在自己的各种朋友圈里交谈吗。杯弓蛇影,掩耳盗铃。对微信平台的权力滥用成为中国古代寓言的笑料,愚蠢!

我想,当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的时候,应当把狱字改写。让两条狗之间夹着一个“歹”字,把那些作奸犯科,横行乡里,欺行霸市,贪污受贿的刑事罪犯,歹人,统通关进监狱。至于那些听了枪响就尿裤的舞文弄墨阶层,让爱说话的说去,只要他们嘴里吐不出刀子;让爱写文章的写去,只要他们笔下的不是子弹。办几份报纸刊物,让有牢骚的由着性儿可着劲儿地发去,只要他们不违法乱纪。百姓有自由,领导有度量,言者无罪,聞者足诫,皆大欢喜,岂不快哉!?

文章来源:倍可亲
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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