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01日(一)
中国政府一边开放市民活动，一边压制市民活动。图为被查封的立人乡村图书馆。
最近中国很多民间机构被官方压制，受到很大的压力。立人乡村图书馆等从事有意义活动的民间机构遭遇闭馆。警察介入市民活动现场的现象越来越多。很多活动家被抓，被带走，被调查。可以说目前是中国公民社会的黑暗时期。
但不能说中国政府只压制市民活动。有的民间机构，最近经常在大学里演讲，跟有些地方政府和国内民间财团合作，能动用丰富的资金。对受于压力的民间机构来说，这些成功的民间机构是“半官方化”的，他们不算市民活动。但客观地说他们也是民间机构，算是市民活动。另一个方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促进放松对民间机构的管制，例如目前在不少的地方开始让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区服务类四类社会组织，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另外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的合作也增加。这些事实说明了中国政府还实行培养市民活动的政策。
中国政府一边开放市民活动，一边压制市民活动。从这两个矛盾的动向，我们可以认爲，中国政府主要想把在边缘领域抬头的民间机构移到政府的管制内。在中国登记民间机构的手续从来就是很烦杂的，大部分的民间机构是以有限公司的形式运营。他们受制于警察的介入，很难在国内的大媒体介绍自己的活动，只好在边缘领域上活动。中国的市民活动大都是不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下发展，主要依靠市民活动家、律师、公知、职员、志愿者、会友等人士的努力地发展。这些边缘领域下的活动维护很多公民的权利，吸收很多对国家不满的公民。
对执政者来讲，在他们管不了的“灰色”领域里，民众的不满和维权活动抬头的可能是让他们不安的因素，想把这些活动的一切都搁在他们管理下。如果好意地看中国政府这些做法的话，官方和民间势力团结一致地做事是解决环境、贫困、三农等课题的好办法。政府管理市民活动在外国也不少见。
但是，如果要使这些做法起到正面作用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政府要执行清白廉洁和很公平的政治，例如积极地接受异见人士的意见，努力纠正官民之间的收入差异等。如果中国政府有腐败、向钱看、不公平、轻视公民权利等问题的话，这就可能造成这些“官民合作”的做法回避了解决有些社会问题的负面作用了。在边缘领域抬头的市民活动，他们对中国政府来讲是不稳定的因素，但对中国社会来讲，他们发挥了填补政府未能解决的很多课题的作用。我认爲，中国的这些市民活动是跟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按草根的角度解决社会上的课题，这是在一党独裁国家里唯一正宗的市民活动。压制和扫除这些活动，会引起让中国的很多社会课题产生更严重的负面影响。
来源：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