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9日

很多朋友都劝我什么都不要再写了,让时间来证明。明白你的人,终归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时间过去了,那些泼在我身上的污垢,其实还是留在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几个仇恨我的人,依然会用各种卑劣的方式发泄他们的仇恨。所以我想,这世上如果没有我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远的痕迹。
这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份东西。上次财经记者采访时,我已经说了一些,但是,它很快被删除。我并不太满意那个采访,因为,它在发出之前,已经删了又删,记者尽了全力,但仍然难以原样照发。由此,我的表达,既不详细,也没尽兴。纵是如此,很多人还是没有看到。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访,虽已删到极简状态,但毕竟给了我说清很多问题的机会,比如什么小产权别墅和六套房子之类。此后,质问这一问题的人明显减少。所以,我认为,对于这样一场针对我个人的污名化风暴,只有我自己来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毕竟,愿意让自己永远处于非理性状态的人是少数。
尤其现在,那些攻击我的人以团伙方式,在网上“人肉”支持过我的一些朋友,对他们发起围剿。所以,我想,还是由我自己来面对吧。
其实最重要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事,即:引发这一系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里,作为受困于城中的九百万武汉人之一,写下了六十天的记录。
所有针对我的、或是针对他人的攻击,都因这本日记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质疑内容,以尽可能的耐心,再次进行说明。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

一、关于日记
武汉于元月23日封城。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找我约稿。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
程永新:方方老师,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写个“封城记”,就写写日常生活,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不知方方老师有兴趣吗?
我:我不能确定。我先记录着再说。
程永新:好好,过段日子再来扰叨。其实面对疫情的人生况味是有意味的。
我:是呀,今天还在说,有这样的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人心惶惶。
当时的武汉,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这天是大年初一,我女儿在她自己的住所隔离,她的父亲在上海住院,疑似感染。我们分开,各自过年,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所以,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但也觉得应该记录一下。封城,毕竟史无前例,而我人在城中,本应记录。就这样,我上了微博,写下了第一篇。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特意问了一声,能不能看见。在这一篇里,我明确地写了程永新约稿《封城记》一事。
因为不是写日记,也不是写文章,只是想将疫中所见所闻记录一下,所以我写得很随便,并且也没有打算天天记录。初二就没有记,初三则记了两篇。因为心里想着只是记录,以后再写文章,所以写得很随意,也没有好好检查,经常出现错漏字。我自己还小小地自责了自己,也有读者教我怎样在微博上修改错漏字。为什么后来被叫作日记呢?印象中是在我写到十来篇时,某个热心的读者将我所有零散的记录汇集一起,取名为《方方日记》,又或是叫《封城日记》。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两个名字中的一个。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差不多算是一日一记,于是就接受了“日记”这个说法。

二、关于听说
你都是听说的!这是对我的日记质疑最多的一句。感谢大家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也感谢大家对记录素材的高标准要求。
既然是记录,我当然也要尽最大努力追求其真实性。但是,从一些人对我的指控中可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稍微完整一点地读过我的日记,有人恐怕连一篇也没有读过。他们只是被某几个公众号的观点所诱导,即:你都是听说的,所以你是瞎编;你根本没有去现场,所以你是虚构;你是“足不出户”,你是“道听途说”。所以,你写的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既然不真实,那你就是造谣。
这得对现代通信和互联网多么不了解,才会轻易接受这一观点,并得出如此结论。它甚至经不起一句反问。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必须实地调查,才可能会有真实。那么,如果我反问一句:你们并没有到我家查看,又是怎么知道我“足不出户”?或者怎么知道我“道听途说”?很显然,你们是从网上得到有关我的信息。既然你们可以从网上得到我的信息,我同样也能从网上得到他人的信息,是不是?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
对我而言,武汉就是一个大现场,我本人正在这个现场之中。我也是整场灾难的受难人之一,我能真切地体会到疫情带给人们的恐惧和伤害。很多事情就发生在我身边,在我肉眼可见的范围内。
是的,我的确没有去也不可能去到一些小的现场,但我仍然可以完成我的记录。比方李文亮去世,我不在中心医院,我可以写他;方舱医院,我从没有去过,我同样可以写;公务员下沉社区,我不曾实地采访,这也毫不妨碍我写下他们。还有警察,我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工作地点,但通过现代通讯采访,我照样能知道到他们的情况。其实,很多记者的采访也如我一样。比方他们采访医生抢救过程,不可能人在现场,只能听医生陈述。正像很多记者通过网络对我采访,他们也没见到我本人。你不能说这样一类的采访是假的,或者这就是谣言。我想,这应该是个常识问题。
更何况,在封城期间,我这样的人,在得到信息方面,或许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毕竟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学中学大学,当工人当记者当作家当主编,我认识的人生活在武汉市的各个层面,这些人很多都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和我的通讯录里,我要知道信息很难吗?
试问一下,一个人,他对自己熟人讲的实话多一些,还是对记者讲的实话更多一些?包括官员,他们在台面上对着记者讲的实话多,还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讲的实话多?这些不也都是常识?
尤其当我的日记被无数人读到之后,主动向我提供信息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些信息的提供者,全都有名有姓。提供的内容也几乎就是他们自己亲人的近况,或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现代通信和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众多读者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夜半三更读到我的日记,或是几天之后,可以知道我写了日记。而我,自然也完全可以足不出户,通过网络,获知八方信息。当然,这里我还是可以详细地说说我的信息来自何处。
第一,来自官方每日通报的疫情实况、疫情地图和各种媒体的报道;
第二,来自医生朋友。后面我会详细讲述医生朋友的情况。有一位医生朋友经常会告诉我最新的疫情进展和病人医治状况,我也会向他以及另外几位医生朋友提出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
第三,来自朋友圈的资料和朋友们传来的视频音频,其中有很多是大家看到过的;
第四,直接来自亲朋好友,邻居同事,同学熟人各自的信息;
第五,我自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这应该是我记录中的最大部分。
这样算来,除了第一和第三条,算是间接消息,其他的,都应该算作第一手信息。比方,我邻居的表妹去世,我好友的兄长去世,我自己的同学去世,我哥哥告诉我小区团购的情况,同事记录其下沉社区的实况,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消息。每一个人都能点出真名实姓。而这些,大多记者都难以了解得这么细微,媒体也不需要有如此详细描写。但我的角度不同,所以我记录。
至于为什么不写那些人的名字,其实,唯一原因,就是担心这些人受连累。在湖北,人际关系复杂,我不愿意给同事和朋友添加麻烦,所以全都虚写,避免透露具体信息。
到目前为止,真正被某些人说成是“谣言”的,只有所谓手机照片和梁护士一事。而这两件事,我已经有过多次说明,近期,我还会就此专门细说。
我自己曾经更正过两条:一是王广发医生为第二批来汉专家,我曾写成第一批,但他来过武汉这一核心内容不错;二是雷神山医院被大风吹跑几片屋顶,我写成了火神山医院,但确实有大风跑掉了屋顶的事实不错。
除此外,还有什么失实之处呢?
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发达时代,还有人说我足不出户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说这话的人,是真对互联网的强大能力不了解吗?而那些比我对互联网懂得多得多的人也以此为武器来攻击我,他们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对财经记者采访中说过的那句话:不在于听说或是朋友说,而在于我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重点是:
1.某些人说我全是谣言,但这么多天来,根本没有人具体指出过哪一点内容失实;
2.所有记录只有很少的小误差,而在即将出版的书中,已经做了订正。
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三、关于医生朋友
毫无疑问,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是有医生的。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都会有几个医生朋友,一旦有病疼,方便及时请教。
封城之前,民间流言汹汹。元月18日,我向一位医生朋友询问关于“武汉肺炎”(当时就是这么称呼)一事,想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谣言。医生朋友明确告诉我:不是谣言。同时也叮嘱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尤其不要去医院,出门要戴口罩。
得悉医生朋友的信息,我即从元月18日起,开始戴口罩。封城后,情况越来越紧急,有一天,突然收到医生朋友的留言,内容是:“多多保重。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那几天正是疫情最严重的日子。我将这个内容写进了我的记录中。
在记录的早期,我并没有怎么打扰医生朋友们。忽有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编辑朋友的留言,说他们有一批口罩,想要捐到武汉,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联系到接受单位。我即向医生朋友询问,但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医疗用品已由政府负责,且说现在交通不便,接受有难度。我随即将此情况回复给了上海的朋友。好在上海那边,也已经通过另外的渠道联系好了接受单位。
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组织志愿者,马上奔赴武昌一线。那个阶段中的医生们都比较忙,我也没有再去打扰。直到2月3日,在我记录了十天之后,有不少人向我询问疫情的更多细节。我想还是由更知情更专业的人来讲解一下更好,于是我与医生朋友联系,并且告诉他说,我正在写微博,很想知道更多的武汉疫情的状况。这一天,医生朋友向我介绍了疫情不容乐观的情况,还提到“紧平衡”这一词。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对医生朋友采访吧。也是在这天,我把从医生朋友那里了解的情况,归纳成五条,写进了日记。这些内容的增加,让我的记录更有价值。
我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最初是两位,写到一半以后,变成四位。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许久没有联系,看到我的日记,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然后又互加了微信;另一位是新朋友,他主动联系到我。他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一线中的一线。他的思路相当活跃,交流中,经常有一些让我脑洞大开的想法。甚至,他还引领我进入医护人员交流疫情的微信群里,让我有了获得疫情进展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他们二位的加盟,使我从“医生朋友”处得到的信息,更加详细,也更加开阔。
四位医生朋友都是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来自武汉的三家大医院。因为他们不断有信息给我,我的日记写了一半之后,医生朋友出现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在疫情话题上,我也开始对他们有了一些依赖。
考虑到他们都在一线工作,不仅是专家,有的还是负责人,我不能随便透露他们的个人信息。我担心会给他们的工作带去困扰,所以将他们全部以“医生朋友”替代。幸亏当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们全都将被我连累。现今想来,真是有万幸之感。
我在将这些日记编辑成书时,写了一个前言,其中对四位医生朋友表达了我的真挚谢意。有了他们对疫情深入的介绍和专业知识的讲解,我的记录才变得更加丰富。
重点是:
1.日记中提到的医生朋友是四位资深的专业人员;
2.直接来自一线医生的信息,难道不是有凭有据的采访实录?

四、关于二十个口罩
在对我的批评和攻击中,经常有人说我搞特权。其中一个最让人无语的“特权”是:中新社副总编、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访我时,给了我二十个N95口罩。
我想,大约是采访过程中,我谈到了缺乏口罩的问题,又或他看了我关于缺乏口罩的记录(我写的第三篇,即提到没有口罩一事)。封城猝不及防,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大多都没有口罩。我自己曾经为了买口罩,跑了两趟,最终只买到三个。
中新社完成采访稿,需要拍照。他们驱车来到省文联大院,顺便带给了我二十个口罩。他们走后,我即分了一半给同事(分口罩一事,我也写进了记录里)。同事一家三代被封在武汉,经常要出门购物,她比我更需要口罩。后来我的朋友也给我送了些口罩,我又送给了单位司机十个。他们在外面跑,也比我更需要这类防护用品。
大约隔了两三天,有外省给作家协会援助了一批口罩。办公室同事给我打电话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了。我的一份可以分给其他人。如果这二十个口罩就是特权,这样的特权是不是有点可笑?何况我还分给了他人,何况我还没有要单位派分的。可悲的是,因为这二十个口罩,竟导致夏春平被举报,被攻击,被辱骂。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重点是:
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个口罩算是校友对我的援助如何?
2.援助给我的口罩,我也援助给了更需要的人。灾难期间,大家同舟共济,这种相互援助,跟“特权”毫无关系。

五、关于卖惨
这也是批我最多的一句话:你卖惨。你只写阴暗面。你光看到负面东西。你吃人血馒头。面对这一类质问,我只能说,你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你哪怕稍微翻阅了一下,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绝对大部分质问者,从他们话语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完全没有阅读原文。他们只是受到那些刻意攻击我的微博或公众号的诱导,并轻易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这些攻击和质问,大多出现在我的日记结束之后。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几无可能一一回复。于是,质问的版本就又升一级,说你为什么不回复?你不敢说话了吧?你为什么不歌颂抗疫,你是恨国者,你吃体制的饭,砸体制的锅,你心理阴暗,等等。几乎所有的质问,都是那么的大义凛然。
实际上,那些攻击我的微博和公众号,是从十多万字中,挑出我写到的有关悲惨的几百字,并将之全部集中一起,然后对不读原文的人说:看看,这就是方方写的。而真实的情况则是:这几百字散落在十几万的文字中,比例很小很小。
我在记录的过程中,同时处在武汉这个灾难的现场。我知道的武汉惨烈事件比我写出来的要多得太多。甚至,我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还说过,我不能写这些,我不能吓着大家。尤其一些来自知情者的信息,我更是一字未提。
当时的武汉正处于灾难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镇静,对政府的各种命令,无论理解或不理解,都必须配合执行。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但是,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天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试想想,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之沉重,怎么会有全国那么多医护人员悲壮出征,前来援助?如果不是武汉的情况之惨烈,怎么会有医护人员一谈到他们初来武汉的情景,便立即哽咽出声?生命的逝去,是让所有人悲伤的事情。我也同样如此。所以,配合政府是一回事,而难忍内心悲伤,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并行存在。在记录中,我的真实情感,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几乎在听到封城信息的同时,我们便听到了四处的求救和不间断的死讯。武汉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及他们的亲属们,面对死亡全都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同城的居民——我们,也同样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正因为它的突然,这份痛,便显得格外强烈。尽管我应该记录下更多,但是,我还是担心读到的人们会产生恐慌感。所以,我尽量少写,尽量一笔带过,尽量点到为止,尽量不写过程而只写几句自己的感受。
记得有一位去世医生的亲属在她的文章中提到,方方根本没有写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大意如此吧。她说得非常对。因为我的记录,并没有真正写出那些距死亡更近者的凄惶和无助。我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我甚至也写到了这个逃避。我说我不敢看更多的视频,并且提出大家也都不要看。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那么坚强,我也希望大家避开,换一种别的方式调节自己,以便捱过艰难时刻,比方去追剧什么的。所以,对那些最悲惨的人事和所谓的“阴暗面”,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减少记录。这样做不全然是为了我的读者,更多时候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曾经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然后我说,我感到惭愧。
在那个时候,镇定是必要的。配合政府所有的要求,全力抗疫是最重要的事。整个日记,除了记录,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剖析疫情,通报现状,鼓励大家坚强,即便有难处也忍着,要向前看,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困难终将过去。如此等等。对于这一类大量的文字,比写我的个人悲伤多几十倍的文字,那些攻击者们,却只字不提。不得不说,在这些攻击的背后,某些人是怀有险恶用心的。
有一位读者,我真的很感谢,他或是她,对我的日记,做了一个数字分析。尽管阅读变成这样的方式,对于写作者来说,很无奈,但是这些数据,却提供出最坚实的证据。这篇文章题为:《方方日记内容数据分析》。
文中指出:“从数据统计情况看,除追责(12)无法类比外,日记中好消息(67)多于坏消息(44);坚忍(20)多于悲哀(12);赞扬(61)多于批评(27);只有问题(50)多于建议(42),因为有些问题,个人无法提出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方方日记无论出发点还是内容,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主体是健康、正面和积极的。并非是专写阴暗,专揭‘家丑’。”
重点是:
1.我的记录中,确有发自我内心的为生命逝去的个人悲伤。如果看到那么多的死亡而无动于衷,人性何在?但我不想让这种悲伤影响到大家,所以我几乎没有展开描述悲惨的死亡过程;
2.政府早期的失误,我有过不少批评。但我大量的文字是在鼓励人们,并告诉大家要保持信心,给政府以信任。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我们很快会渡过难关。对于后期疫情的控制得力,我亦照样实录,多次称道。只要稍微完整地读过我的文字,都不难看到这些内容。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六、关于极左
极左这两个字,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对此,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并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

从小到老,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许多当官的机会,我亦都选择了避开。我只想当个作家,觉得写写小说,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我写道:“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那场交锋,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极左们,继续寻找目标,到处打棍子,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继续发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这一次了。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我应《收获》杂志约稿,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2月3日,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为批我的小说,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我看过其中一篇,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文笔也差,后面的就没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枉死者”,是诬陷医护人员。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以及这样的恶批,是其惯用手法,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突然发现,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几乎全部出动。各种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知道前因,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直到“送侄女到机场”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手机照片”所谓造谣事件,再借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编排“厅级干部”和捏造所谓“小产权别墅”等谣言,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对我的污名化,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极左”的原因。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其中带着强烈的“私仇”。而对于极左们这种“恨”字当头,要把社会拖入人人“以邻为壑”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我个人是极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击的。
坦率地讲,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这再正常不过。没有,反而不正常。至于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却从不站派。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一向都持反对态度。
我的日记里,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即是极左。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现在,我仍然要这样呼喊。
重点是:
1.启动对我进行批判的人,几乎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他们的文章,仍如当年一样充满文革式语言。为打倒我,以及对我污名化,他们甚至不择手段,采用各种造谣及诬陷方式,这些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极左。甚至,经过三年的时间,他们中的某几个,已经堕落成网络流氓;
2.大量的年轻人和不明真相的读者,与极左无关。极左是专指活跃在中国各大左派网站上,天天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搞阶级斗争的一群人。你在那里吗?如果不在,你就与我日记中提到的极左无关。

来源:微信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