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12）
反右对“五0后”一代的伤害
恐怖童年
笔者出生1954年，还在幼儿园，母亲就再三再四叮嘱：“大人家里说的话，绝对不能到外面说！”文革前，母亲叮嘱升级：“你在外面说话，直直要小心，多少人祸从口出！”最有说服力的是幼儿园密友之父，孤儿出身的新四军，杭州522厂（大型保密单位）二把手，从头红到脚的13级干部，竟划“极右”。那会儿，我弄不明白何为“右派”，只知道都是说话惹的祸，后果很严重。
“祸从口出”成为童年最浓重的心理阴影，母亲认为我最大的缺点——“话太多”。我问父母：“家里说的不能上外面说，那么能说什么？什么才不是『乱说乱动』？”父母尴尬互瞟，未给答复。应该说，我的“言论自由”从那时起就被剥夺了，从此生活在恐怖之中。更可怕的是：我一直以为这种氛围十分正常，因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一切金光闪闪，全世界都羡慕我们，尤其美国人民深陷“水深火热”，需要我们去解救，我得快快长大……直至文革，我一直是十分标准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满脑红色思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烈士的鲜血染红”……
反右威力，我是从那位“开裆裤朋友”父亲脸上第一次读到。他被开除党籍、直降六级，一下子也成了不能“乱说乱动”。那副悲哀愁戚，至今宛然在目。少年时代，我好说好问，母亲（杭州邮电局话务员）十分担心我惹祸，一再以这位新四军“极右”示范，要我“沉默是金”。憋屈的童年，空气中飘着不祥，连小学同学的绰号都带上“战斗气息”。笔者1961年上小学，三年级时两位男女同学父母去世，他们的原绰号作废，各有一个更响的新绰号：“阿爸死了活该！”“姆妈死了活该！”
自锢少年
文革爆发，我12岁，加入红卫兵要填成分。回家问父，父亲尴尬至极，转着弯告知其家庭出身血血红——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则墨墨黑，上了《公安六条》的国军少校，标准黑五类——“历反”。我一下子明白了母亲何以再三再四严诫，底底儿原来在这里呢！我与十分向往革命的姐姐（杭女中初三生），那个绝望那个惊惧……只要巷口响起抄家锣鼓，姐弟俩便瑟缩发抖，生怕锣声停在自家门口。左邻叶阿婆站上洗衣石板，挂牌“逃亡地主婆”。
沦为菜场会计的父亲很识相，自踏三轮车请来单位造反派抄家。那晚，父亲破天荒嘱我晚点回家。我疯玩至二十点多才进家门，一上楼（就一间20平米的屋子），满地狼藉，母亲最珍爱的照片散落一地……我最近距离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
发小同学也论起阶级来：“富农”、“地主”、“资本”、“职员”、“革干”……这就是毛时代恩赐给我们“五0后”的“幸福童年”、“激情燃烧的少年”！
文革结束，上山下乡大兴安岭八年的我考入黑龙江大学。55号文件下达后，去那位“开裆裤朋友”家，其父从箱底翻出陈年稿纸——“极右”发言记录，他在省级机关处级干部座谈会上的“鸣放”。关键性几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央领导也可能犯错误。他一口浓重苏北腔：
你现在是大学生，能懂了，我什么地方反党？中央领导有可能犯错误，毛主席、刘少奇也可能犯错误，错了吗？
他一脸悲愤委屈，深淀我心。当时就想：反右看来很值得研究，但还未出他家门，立即自我枪毙——怎么可以研究党的错误？岂非怀疑“党的领导”？否定“伟光正”？自幼形成的恐怖倏然升起，不敢再向前多想一厘米。
1980年代，“五0后”一江春水向西流，奔欧奔美。上海相声说有的沪青死也要死在西宝兴路（上海殡仪馆之一），因为带个“西”字。[1]
留英牛津生杨宪益（1915～2009）、英籍女性戴乃迭（1918～1999）长子杨烨，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湖北某厂，思想极左，和家里人都合不来，将父母的唱片什么的都烧毁了。文革结束后，杨宪益夫妇将子女陆续接回北京。但在他们监禁期间（1968～1972）， 儿子杨烨对自己的身分认同产生很大问题，被诬英国特务，受不住周围压力，干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说中文只说英文，不愿意在家，总往英国大使馆跑。后来，杨宪益夫妇将其送到英国，一年后自焚伦敦寓所，又一位文革殉葬者。[2]
1983年春，笔者与拙妻正式确定关系前，她非常郑重告知：“我爸爸是『中右』，留党察看两年。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的出身比她更糟，当然不会“再考虑考虑”，但我明白父亲的“中右”一直结结实实压在她心底。
“六四”是“五七”的延续
真正觉得必须研究赤潮，源自“六四”。六四枪响，为中国“彻底”送走马列主义，“人民政府”失去所有“人民性”。指学生为暴徒，坦克当街碾人民，一个依靠学运起家的政党，竟走到向学生开枪，其间逻辑如何转弯？何以走出如此不堪的历史曲线？虽意识到其间价值，但慑于“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敢正面展开研究。1991年，入杭州大学攻读文学硕士，选择了虽然敏感但非“正面进攻”的人性研究。1997年再入复旦大学攻博，撰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也算歪打正着，硕博期间的人性研究犹磁石引针，成为我由文入史的价值引导，认清赤潮祸华的根柢——马克思主义违反人性。
“六·四”后，老左派来打隔代新右派。笔者执教的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新任党委书记林和（1932～ ），1950年代哲学系进修生（？），听说那会儿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六·四”期间，我在杭州市中心武林广场发表演讲，为广场学生广播站审稿数日，公安局备案的“露头分子”。1991年11月30日，这位书记偷偷摸摸听我的课（隐坐高个学生身后），下令停我的课，要我“深刻检查”。我当时就意识到：反右还在沿续！从“五七”至“六四”，逻辑一脉相承，上一代“右派”遭受的红色恐怖轮到我们这一代品尝了。
2005年初，笔者首次访学香港，得阅港报港刊，接触“不同声音”，逐渐转移研究方向，离文学而入史学，以知识分子研究为切入点，追踪赤潮的起源、勃兴、衰落，尤其关注西方赤潮何以着床吾华。很快，研究成果陆续转化为各种港刊上的“不同声音”，包括对反右的研评。
研究赤潮的过程中，很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也全身浸红，已无可能彻底洗净，不仅词汇库一片红，思维逻辑都是马列主义。每走一步都会自警“这不符合党的要求”、“那是不是太反动”、“阿会捉进去？”……吮吸“狼奶”长大，只能成为“狼人”。早年输入的红说、储存的红词、搭建的红理，加上反右以来深深渗入记忆的恐怖……一根根最结实的勒绳，我们这一代无法擦去的“代际底色”、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当然，也是我们这一代独特的“代际能力”——完全熟悉“国情”、深刻理解中共、知晓每一处禁忌。
当今，大陆知识界仍笼罩在“反右后”的暴力阴影。红色高压虽然被迫松缓，但“中国特色”并未改变：知识分子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为中共守讳、回避敏感话题、掌握言论尺度。尽管中宣部未具体划定“红线”，大陆士林却对“红线”心领神会——默认一党专政的“合理性”，必须替中共各种“失误”寻找客观原因，只能劝百讽一，只能“歌德”（谀颂）不能“缺德”（批评）……
高岗“五虎上将”赵德尊之女，笔者大学同窗。1977年高考上线，因“犯官”成分不录取；1978年取消政审，勉强录取；第一志愿外语系，降录中文系；说是外语系毕业后要进外交口，不合适；中文系毕业当个老师，行啦。2012年其父去世，高岗女儿从北京奔丧哈尔滨，时时左顾右望，担心被跟踪。2015年5月2日，笔者劝请这位63岁的老同学忆录其父晚年思想言行，她仍有点紧张：“还不到时候吧？”
深远影响
反右是中共直接镇压士林的起点，有史以来最大文字狱。英俊沉下僚，老粗管老细，开启通往文革的意识形态甬道——从思想专政走向政治专政。反右直接影响我们“五0后”一代——含耻的少年（成分不佳）、黯淡的青年（上山下乡）、艰难的中年（贫穷困顿）。
若无反右，就不会有闯大祸的“大跃进”，全国经济不会大萎缩，粮食不会大减产，不会饿死四千万人，不会有掩盖大饥荒罪恶的文革，“五0后”一代也就不可能被“扔包袱”——上山下乡，我们的青春就不会虚掷“广阔天地”。事实上，1958年的“大跃进”、“三面红旗”，也是1957年反右的“胎儿”——毛共欲用经济绩效证明反右的正确，证明就是能搞成共产主义。
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经济萎缩—无法解决就业，我们这一代如此这般成为“包袱”，丢给农村，美其名曰“反修防修”。虚耗耽误一代青年，当然是最实质性的“国家犯罪”。红卫兵沦为二十世纪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代，结结实实承受文革后果。1949年后，中华文脉严重中断，国家大步后退至少三十年，还不算扳正“红色罪误”耗费的时间。“五0后”一代绝大多数有报国之心，无报国之门。我还未出初中校门，档案就装入那张烙上“阶级耻辱”的政审表，至今应该还在。惟“红二代”才是合格“接班人”。1980年代搞“第三梯队”，还不是新的血统论——提拔红二代。习近平上位，当然标志性说明“红色江山”的红色性质。
最近读到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头头刘进、宋彬彬的“检讨书”。这些六旬红卫兵老太的检讨，表面真诚，内容空乏，对文革仍“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无限怀念，拖着一个个意味深长的“但是”。她们至今仍未建立基础人文理念，对人性人权等普世价值十分隔膜，尤其对“生命第一”十分淡漠。正如她们所说“学生是老师的产物”，红卫兵当然是红校长的产物。卞仲耘、刘少奇实死于他们自己建立的红色逻辑。卞仲耘校长死讯公布时，北师大女附中某班全体鼓掌欢呼！不彻底肃清毛泽东思想、不追究赤色逻辑，“反右”就还未结束，也无法结束。何况官家至今仍捂着这截罪恶，遮着拦着不让谈论，企图让岁月“淡化”这笔倒账。只要“反右”仍被定性“扩大化”，“反右”就没完，完不了。
“五0后”一代的感受很有共同性。陈小雅（1955～ ），湖南师院历史系七七级，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其父方克（1918～2009），1978～82年《红旗》杂志副主编。1979年初，陈小雅偶然读到中央理论务虚会《简报》——
封建主义残余问题、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问题、公有制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军事共产主义和 “穷过渡”问题，一下子全提出来了。因为有感性经验的基础，我仿佛一下子就把过去接受的那套理论体系翻了过来。我给朋友写信说：“就像上帝给了地球最初的一击，于是就有了江河奔流，大海潮汐……”[3]
陈小雅这一震动性感受，在文革后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十分普遍。1979年，笔者在黑龙江大学，无法像陈小雅一样得到高层信息，对1949年后的“中共国史”尚懵里懵懂，这一历史震动感来得很晚，时间也拖得很长。1980～90年代，笔者都在“觉醒期”，45岁以后才从理性上完成大逆转，意识到：国际共运本身就走错了道，中共用国家在“赌”主义。
追究反右成因，必须追溯赤潮，刨挖赤说祖坟。如今，似是而非的赤论仍肆行大陆，甚至将报禁言禁、一党专政都论证成“社会主义优越性”，政府有镇压之权，百姓无评议之权（且不说监督权）……令人既哀痛又绝望，“反右”扭歪的社会价值标准，需要后人一点点找回来，这一历史任务至今“同志仍须努力”。
革命当然应该为了捍卫历史已经证明的正义，而非为了尚待验证的什么“主义”。中国为了一则外来赤说支付了数代人的悲剧，1949年后直接死亡至少七千万人。今天，面对悖论政局——“反腐败亡党，不反腐亡国”，而真反腐就必须结束一党专政，必须让民众进入有效监督政府的票选制，而非被中共强迫“代表”。中共当然不愿意，这么不死不活歪歪斜斜拖着捱着，国人只能眼睁睁等着“大结局”。
送走赤色客人，廓清赤色废墟，为后代打扫出一片可以建屋造房的社会基础，而非歪歪理遍地、自由度甚低的恐怖社会。还有什么比此更重要的历史任务？
沉重笑话
1950年代“性禁忌”就开始了。北师大1953级女生王世巧，与同学范亦豪热恋两年才有初吻，“她一直幼稚地以为只要经常在一起，有感情，或接了吻，就会怀孕。”[4]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1947～2013），女友初中同学，他自沪赴川当兵，女友去了黑龙江生产兵团，通信多年——
……是不敢放任自己的情感的。恋爱是一个耻于出口的字眼，甚至要压制闪出这方面的念头……我们在恋爱中的信件，都可以公开在板报上贴出来，说的都是革命的语言。
1973年赵长天携女友同游莫干山，满山翠竹满谷林涛，鸟鸣泉声，静得只有他们两人，然而——
除了在下山的陡坡援手搀扶，我们没有更亲密的接触。没有接吻，没有拥抱，更不会住在一个房间。……什么是性行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对于性的常识，几乎为零。主流社会的声音，和“性”是完全绝缘的……第二年我们在新婚之夜，还不知上床是怎么回事，真正是在黑暗中摸索。现在的年轻人只好当笑话听了，但我相信，这样的情况，绝不在少数。我们总算自学成才了。听说有结婚多年始终不孕，去医院就诊，才明白根本就没有同房。[5]
1980年代初一次调查，中国妇女60%无性高潮，仅仅视性为传宗接代的例行公事，10%有性恐惧，仅30%享受到性高潮。[6]
顾准五个子女拒绝“临终关怀”其父，成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不孝之子”，终身怀疚。然而，顾准之子高梁（1948～ ），居然是最坚决的毛派：
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7]
这位右派名士之后、吴敬琏的硕士，终身难出“左漩”矣。
对“五0后”、“六0后”来说，更可悲的是尚不自知的伤害。直到今天，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这样的高层机构，仍未形成容忍“不同声音”的氛围，频频打断不同意见者的发言。“专政论者”认为捍卫真理就必须让对立者闭嘴。
虽然被严重扭曲的中国最终被一点点扳回来，“万恶”的孔子被悄悄迎回，圣经贤传粲然恢复，但生活在赤潮肆虐的二十世纪大陆国人，可是标标准准的“红色牺牲品”，至今仍习惯性生活在“虚假”之中。至于官家造假，比比皆是。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明明化装逃进美领馆申请政治避难，重庆市府“新闻办”硬敢向全世界撒谎：“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接受休假式治疗。”明明已不再搞共产了，可每次集会还在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真正平反
毛泽东自居“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认为个人独裁乃“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强硬推行未经实践证效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行“大仁政”，建“不世之功”，最后弄得“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史记·商君列传》）。尽管历史已将毛钉上耻辱柱——有史以来最大暴君，但整个国家毕竟为国际共运为毛泽东支付巨大代价，真正应该“千万不要忘记”，至少必须“年年讲”。尤其毛像尚未下墙、毛尸尚未出堂，赤色逻辑尚在大陆运行，十三亿国人尚强迫“被代表”，作为捍卫历史理性的人文知识分子，至少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挖山（专制）不止，我们这一代不能实现民主自由，那就移交下一代，世世代代挖山不止，一定得移去这座阻挡中国前行的“王屋山”。
“东风”“西风”较劲，最后还不得看“产品”——培养出怎样的下一代。美国出了比尔·盖茨、巴菲特这样裸捐的“共产主义新人”，欧洲也有一批拿得出手的当代人物，而“无限优越的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什么新人？好像只有写写日记喊喊口号的雷锋、王杰。就是整个红色士林，文化程度都很低，理解人类近代思想都有难度。极其崇仰周恩来的韩素音（1917～2012），也说周根本不理解民主的价值——
需要花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我所说的“你们”，并非指周本人，而是整个共产党。[8]
如今，中共治国最突出的红色遗产乃是一茬茬贪官，倒台前一律高调自称“廉洁公仆”。“产品”比较，当然是真正的终极检验。
“右派分子想翻也翻不了”，歌犹在耳，“右派”已然翻身，右言右论早被肯定，倒是毛共诸说“全军覆没”，均遭否定。这场公开失信天下的红色冤案虽未彻底平反，但天下之事并不全由中共包办。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反右”在民间已经结案，盖棺论定。只是委屈了相当一批“老右”，未能看到历史为你们说话的这一天！
[1] 柯达：〈王元化谈知识分子问题〉，《世纪》（上海）2012年第4期，页10。
[2] 李菁访编：《往事不寂寞》，三联书店（北京）2009年，页344。
[3] 高伐林：〈歷史記憶：”陳小雅答問（一）——張玉鳳要從頭講”〉（2005年），載”海歸網”。網頁連結：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6310d0b0101eplx.html
[4] 范亦豪：《命運變奏曲——我的個人當代史》，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2014年，頁28～29。
[5] 赵长天：《曾经》，文汇出版社（上海）2007年，页184～188。
[6] 申渊：《卧榻之侧—毛泽东宫闱轶闻》，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11年，页513。
[7] 彭淑等：〈顾准之子高梁言行录〉，《各界》（西安）2011年第11期，页26～28。
[8]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338。
初稿：2012-2-6～10；修改：2012-9-11；后再增补。
原载：《开放》（香港）2013年6月号（初稿）
附注：
2013-07-19 09:56 本文挂出笔者实名博客（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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