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四辑 :反右红飙(13)

“反右”研究综述

1957年狂飙忽起,划“右”552877名(中共数据),比毛泽东估计的4000人“扩大”138倍,全国大学文化人数1/4,打的均为社会精英。1955年,全国教授、副教授一共才7499人。[1]1978年8月,中共改正“右派”的55号文件下达,最后仅96人未改正。[2] 一说至1988年11月,尚有3000余“右派”未改正。即便按后一数据,99.4%错划。[3]

港刊《争鸣》记者罗冰根据中共解密档案:1958年5月3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反右运动共定性“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2个、“反党集团”4127个、“右派”3178470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职员工“右派”36428人,学生“右派”20745人。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4]这一材料的真实性待核。另据留美学者丁抒研究,“右派”人数130万,理据为55万乃县城以上“右派”,未计县以下农村右派及内控“右派”、不戴帽“右派”。[5]若按以上两则材料,“右派”人数还将继续“扩大化”,近六倍于中共官方的552877名。

由于中共的“淡化”,封禁1949年后国史真相,源文件更不解密(尤其高层决策过程),“反右”研究只能起于民间——“农村包围城市”,从收集已公布的资料着手。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思忆文丛》三卷本(1998),朱正的《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1998),乃早期成果中影响最大者。

就像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反右”运动在大陆,“五七学”在境外。成规模进行抢救资料,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代表性成果为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2500万字)、香港明报出版社的“往事并不如烟”系列,以及百余册海内外“右派”回忆录,加上学者的论著论文,筑就“五七学”地基。

“反右”距今55周年,存世右派估计已不足一万,[6]抢救资料已相当紧迫。“右派”的个人回忆录,“五七学”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钱理群先生十余年为一本本“右派”自传撰序,力倡“五七学”。近年,“五七学”卓然隆起,真正意义上的“将反右进行到底”。

一、基本态势

1949年前后,寰内士林对中共多寄托望,对红色意识形态虽不熟悉,亦不抗拒。大同型均贫富乃中国士子千年梦寐,左翼士林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现代版“均贫富”。1946年,苏绍智(1923~2019)就读复旦大学,“许涤新也推荐我读一些中共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我觉得新民主主义符合中国的实际,颇有道理。”[7]

1951年9月,一些北京学者上书周恩来,要求中共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引出“思想改造运动”。自此,“要把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打掉!”的分贝渐高。所谓“臭架子”,独立性是也。赤潮腾涌,大多数知识分子认同“向工农学习”,认为不应再端“臭架子”。自解佩剑、自弃独立,士林整体左偏,认同左说,乃是“反右”之所以快速飙涨、“大获全胜”的社会基础。

中共进城,革命党的自律性大滑退。“三反”、“五反”查出贪污分子120多万,开除二万腐败党员。[8]同时,一登“彼岸”,红色理想无法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理论无法应对实际,马列逻辑漏洞四绽。钱俊瑞主持接收辅仁大学——

我们规定了信教自由,但不等于没有不信教的自由,也不等于没有反对信教的自由!

我们需要战争,用战争来争取解放,用战争来争取和平!(流行军歌之词)

这样的“自由论”、“战争论”,还能保障宗教自由吗?还是争取和平吗?

郭沫若给“南下工作团”做报告:“完成国家统一”的北伐与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对这一段历史不能以世人所熟知的“反动史实”为准,共产党对北伐与抗战乃是“本质领导”,故而北伐、抗战才取得胜利。当场有人递条不同意。[9]

阶级斗争本就是制造敌人的学说,中共的斗争逻辑很快轮到自己人。何满子胞姐孙晓梅(1914~1943),新四军抗日烈士,陈粟首长联合签署的〈烈士证〉,大哥二哥也参加新四军,但军烈属的母亲在浙江富阳龙门村被划地主。[10]革命烈属不仅无法得到子女牺牲的些许抚恤,还得接受成为“革命对象”的红色理念,革命逻辑已经无法合理周延,无法屏蔽一系列“革命行为”。

“双枪老太婆”陈联诗(1900~1960),1928年入党,川东华蓥山根据区创建人,两次被捕,丈夫廖玉璧1935年因组建赤卫队被杀,革命烈士。这么一位铁杆红妇,1952年被嫉恨者抓住一点小辫子,强行“劝退”出党。陈联诗为重新入党,去世前打了42份申请书,仍未回到“母亲怀抱”。[11]

上海市委、华东局捉不到贪污大老虎,创新发明“思想老虎”,顾准等上海红色高干落网。

美藉华裔学者夏志清(1921~2013)评曰:

中共政权费尽心机去制造各式各样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地主、富翁以及一切反共的阴谋分子——来引导作家及人民的仇恨。但是这种仇恨运动不能掩遮人民所受的贫困与劳苦。[12]

工人:“今天才真翻了身,出世到现在,没有这样痛快过”、“往日见了老板心里发慌,今天老板见了我们发抖。”[13]资本家沦为弱势群体,中风、自杀、精神崩溃者不绝。上海巿府无奈,以没收自杀者财产为威胁,逼迫家属监视,以防被斗老板自杀,可自杀者仍一茬茬。1952年4月上旬,日均自杀约十人,很多是夫妇一起自杀。仅上海一城,至少222位资本家自杀。[14]

公有制使个人自由急剧萎缩。1952年,北大教授发牢骚:土地国有,无处归隐,寺产没收,和尚也当不成了。[15]

1953年春,张闻天率驻外使节团参观皖豫陕察等省,凡到一地,都有“三反分子”避开地方干部前来喊冤,内容千篇一律——打虎队如何违法乱纪“逼供信”。张闻天与姬鹏飞等驻外使节商议后,拟定原则:一、不干预地方工作,不承担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义务;二、由何方(张闻天秘书)出面劝回喊冤者,要他们向地方党委反映情况,推出不管。[16]可见,暴烈执政、缺乏制衡、无处喊冤,“红色政权”的体制病,中共高层从一开始就完全清楚。

1954年,《人民日报》编辑袁鹰(1924~ ):“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早已很少出现杂文了。”[17]

1956年7月,新华社记者戴煌(1928~ )回苏北老家阜宁县沟墩镇——

几乎没有什么说得过去的改观。中学与师范学校没有恢复,连一家稍稍像样的商店、饭店也没有。再看看镇内外乡亲们所过的日子,就更令人心颤了!对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等等,他们固然“望洋兴叹”,就是对自己血汗浇灌出来的许多东西,他们似也无权享受——养鸡者吃不上鸡蛋、养猪的吃不上猪肉、种棉花的一年没有几尺布票、种花生大豆的每月也得不到几小两油。还有不少人食不足以果腹、衣不足以蔽体,非不治之症而不得治……如果说“毛主席是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的说法是切合实际的,我们的家乡也被照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老是不怎么亮呢?[18]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政治局说:“我们不是官僚主义,我们是专制主义。”“我们执行的就是愚民政策”。[19]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传达到13级高干,不准笔记,不准向家人扩散。中共高干第一次与闻斯大林竟杀了那么多人,而且还都是“自己人”,震惊异常。[20]直到1963年中苏大论战,为了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中共才公开〈秘密报告〉。

据中共中央文件,1956年冬~1957年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流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万余起罢工罢课。[21]

英国汉学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1930~ ),分析毛泽东“八大”讲话获得的掌声:“中国共产党和常人一样,宁愿听成绩而不愿听错误。”鸣放期间,九位省委第一书记致电中央,要求“调整”风向、制止鸣放。[22]

“鸣放”初期,知识分子大多不敢“鸣放”。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1903~1971):

(希望中共)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都不在追究之列。[23]

有人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说:要我发言,先给我一张铁券。[24]

西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央求教授发言:

你太不够朋友,鸣放会上一言不发!……如果鸣放搞不起来,我这党委书记就得垮台。你哪怕胡乱捏造指着我的鼻子臭骂一顿,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也会无限感激你的。

西南政法学院教授张紫葛(1919~2006),当晚发言十分钟,全是歌功颂德,次日《鸣放每日刊》却通篇颠倒,原话“党群之间没有鸿沟”改为“大有鸿沟”;原话“院党委办大学很内行”成了“很不在行”。张紫葛去找书记“纠正”,人家振振有词:“是我叫改的。叫我动员鸣放,是提批评意见,没叫我动员表扬我们!”张紫葛因这篇发言稿沦“右”,书记再解释:

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党的驯服工具。那会儿叫我动员鸣放,我就动员你鸣放;这会儿叫我划右派,我就划右派。……你不当右派我当?……我给你交底吧,这右派是有指标的!在市委里分配指标时,各校党委书记争得面红耳赤,都诉说:我那里政治条件好,划不到这么多右派!市委书记恼了,叫:放下指标,先反掉你们的右倾思想再说!我差一点儿回不来!总而言之,你这右派当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来保你。[25]

吴祖光(1917~2003)的“右派”言论——

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

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还说有人靠积极斗争他人入党,“肃反”中电影局某女被斗,丈夫离婚他娶,后来证明斗错了,已拆散人家夫妻。

北师大傅种孙教授(1898~1962),鸣放右论重量级,最有代表性:

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白眼,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那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甚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中共会说我们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这般把知识分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这是不了解知识分子。其实解放后的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不打不骂也是佩服的,一打骂倒是怀疑了。再这样打骂下去,仇恨就会结深,后果不堪设想。

……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甚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的态度。[26]

1936年入党的红色作家黄秋耘(1918~2001):

当时知识分子里边,对现实的不满、怨气已相当严重。[27]

京剧名伶李万春(1911~1985)怒曰:

党的干部根本不够熟悉中国文化,不明历史,偏要来领导、要改剧、要改戏。

党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明白艺术,一律以马列主义教条吓唬他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结合社会主义,才拉撒得正确。(《鸣放革命实录史》)[28]

大功于共的国府云南省主席龙云(1884~1962):

中共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29]

北大学生“右派”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等人贴出〈自由论坛〉,提出四条55年后仍属“右派”的要求:一、取消党委负责制,民主办校;二、取消政治课必修;三、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应考试平等竞争;四、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30]

就“鸣放”整体情况,真正“恶攻”极少数。绝大多数真诚响应号召“为党好”,为党剔错纠偏。

1958年3月15日,万余知识分子集会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高呼:“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31]至少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并未意识到中共对自由的剥夺,并未领教中共一元化领导的厉害,还以为中共当然代表“历史正确方向”。

划“右”标准,地区差异性很大。有的省市“右”源丰富,标准细致,具体量化。据诗人汪静之(1902~1996)提供:“解放”前有一次反动言论,“解放”后一次,即一前一后,划“右”;“解放”前没有言论,“解放”后三次言论,也划“右”;“解放”后只有二次,算思想错误,不划。汪静之两次会上抱怨作家待遇太低,虽属“反动言论”,仅二次,逃脱“右”运。[32]

《人民日报》东方部主任蒋元椿,派他到外地参加“反右”斗争会,他回答:“我才不去当打手!”那好,放着左派不当,便是“右派”一个。周扬文革后多次说:1957年如果不打那么多“右派”,那么我第一个就是“右派”。

1950年代初,茅盾多次撰文称扬刘绍棠的作品,反右时则将刘绍棠批得一文不值。1979年,茅盾请友人慰问刘绍棠,捎带一句话:“想不到党中央会对右派平反。”[33]

、划

落网“右派”,因言获罪,“九九归一,自己不好”——说了不该说的真话。而能够说点有水平的真话,需要一定文化水平与思想境界。绝大多数“右派”都是人格牺牲品,再次验证“性格即命运”。作家张弦(1934~1997)临终要求妻子镌此言于墓碑,认为自己幼稚软弱的性格带来22年“右派”苦难。[34]

“右派”绝大多数实为左派。1959年2月20日,中央级大右派陈铭德(1897~1989),私谓小右派冯亦代(1913~2005):“我们要争取做右派中的左派。”[35]张思之(1927~ ),1980年“林江集团”律师组长,魏京生、王军涛、高瑜、鲍彤等“颠覆政权案”律师,也是真正左派,甚至觉得自己划右“划得对”,22年改造才将他锻造成真正“右派”。这些左派之所以沦“右”,当然是有人比他们更左。许多“右派”如果不被打倒,也很想打倒别人。如1926年入党的王任叔(1901~1972),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抗战前三次被捕,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反右”,左得很,揪出不少“右派”——聂绀弩、张友鸾、舒芜、顾学颉、李易……1959年反右倾,康生指王任叔为蒋介石同乡,曾在国民党任职,王任叔倒台,典型的想“左”而未能左成。[36]文革王任叔批斗抄家、隔离审查,1970年3月遣返原籍浙江奉化大堰村,精神崩溃而逝。

未被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彭文应(1904~1962),1957年5月18日在民盟上海提篮区盟员大会上发言:

我认为共产党员在今天已成为一切人类的模范,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集团集合了这许多的优秀人物。每一个人今天应该以这些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作为自己的最高榜样,并且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37]

彭文应是唯一始终不认错的大右派,[38]停发工资、丧妻失子,女儿跪求父亲认个错算了,彭仍不允,坚持到底。彭文应之所以拒不认错,痛苦的并不是反共立场,而是发誓共产党完全误会自己——

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39]

复旦新闻系学生右派姚福申(1936~)——

与我暗中结交的那些人,都是全校闻名的右派学生,然而在我们私下交谈中,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40]

“鸣放”出激烈右论的大都是最坚定的红色青年,如著名学生“极右”林希翎(1935~2009):

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有些干部只是靠老资格吃饭,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可以辞职、可以罢免,我看这好。我们的干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41]

红色青年之所以胆大,乃是自恃铁杆中共,党决不会怀疑他们的忠诚。林希翎14岁参军,18岁以调干生保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带薪),绝对“自己人”。林希翎最终也用一生证明:“我是党的人”、“我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尽管林希翎服刑15年,中共不予“改正”的右派,1983年出境后,拒绝台湾封赠“反共义士”,1985年移居法国,一直指责西方资本主义罪恶,反对科索沃战争,十余年担任俄共托派代言人,坚持马列原教旨,一直反对海外民运。

北大学生“右派”谭天荣(1935~ ),一生坚守赤说,以真正马列自居,晚年对改革开放持异——

我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潮格格不入。[42]

“右派”实左,共性有二:一、坚决拥护“反右”;二、只有自己是冤枉的,其他都是真“右派”。1980年代还积极入党的著名“右派”:张岱年、程星龄、项堃。

第二号大“右派”罗隆基(1896~1965),1930年代就严责国民党“党天下”:

党员治国是政治思想上的倒车,是文官制度上的反动,是整理中国吏治的死路,是国民党以党义治国策略上的自杀。[43]

几位大“右派”都没对中共说过这样的重话。这些大“右派”实在亲共不亲“国”,虽然感觉共产党比国民党厉害得多,但囿于一贯亲共立场,感情上不愿意转这么大的弯子——从亲共到反共。

这些真正左派最后之所以都承认是“右派”,亦源于左派立场。上海市人委办公厅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华平,学生地下党出身,也被划“右”,一直不服,坚决不承认“反党”,项目小组久攻不下。项目组长最后这样动员:“你不是说你不会反党,愿意为党作任何牺牲吗?你现在不是和党在作斗争吗!”华平崩溃,为了与党保持一致,只能承认“反党”,为了左而承认“右”。就是低头认罪,大多数“右派”对党仍托寄望: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甄别定案时一定慎重。没想到毛泽东下令“右派不甄别”,这回可是“高高举起,重重扔下”,受冤22年。

大多数“右派”到死都是真正左派。2012年,晚年华平仍坚持:

我对共产党是忠贞不二的,即使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还是坚定地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我虽然被开除了党籍,组织上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我仍时时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切思想言行。我认为,即使如毛主席所说“右派不甄别”,我的冤屈今生永远也无法申雪了,我也要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让历史来证明:华平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最深刻的“左”还体现在这些老右晚年对“反右”只诉冤不析因。华平1948年投身上海学运遭通缉,送入苏北盐城华中大学,曹荻秋看中的“笔杆子”。华平晚年对反右停留于口号——“不让不幸历史重演”,没一句挖掘反右成因。[44]

小“右派”郭鄂权(1937~2011),长沙县人,1950年参军,考上军事干部学院,毕业后分配“中办”机要处;1954年入读北京俄语学院,因划“右”分配长沙小学,文革赶下乡,无法自养;1978年考上首届中社院新闻研究生,1982年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永恒的爱》——

这本书之所以能和读者见面,首先应该归功于伟大的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组织为我平了反,解除了二十年来套在我身上的无形枷锁,我得以重睹天日。(译后记)[45]

蒙难二十年,居然倒过来向施虐的“党”感恩。如此颠倒的逻辑,今天还能接受吗?可无数右派改正后就是如此证明自己的“左”、自己的冤。

1957年,有“头脑”的文化人,惟张恨水、吴宓等寥寥数位。全国新闻界协会座谈会,主持者点名请张恨水发言,他谦恭起立:“我没有意见,我真的没有意见。”连笑纹辐射都恰到好处。主持者接着请《文汇报》驻京记者谢蔚明发言,这位老兄清清嗓子刚想说,后面有人扯衣,回头一看是张恨水,便未发言,暂躲一劫。后来,谢蔚明未熬住,写了一篇〈老报人归队〉给邓拓,反映众多老报人1949年后被涮出新闻界。“反右”开始后,张恨水路遇谢蔚明,涨红脸指责谢不识时务。[46] 谢划“右”后发配北大荒,劳改19年。

吴宓(1894~1978)私下曰:

今要开门整风,下一纸文,表一下态就够了,何用如此盛词大噪,千呼万唤,言之恳恳,促之谆谆。而其鼓动对象,厥为民主党派与知识分子,毛公将有事于天下书生矣![47]

三、沦右类型

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沦“右”类型林林总总,故事多多,集锦记之,拍案惊奇。

1、裁剪言论型

“鸣放”时,后为着名律师的张思之(1927~ )在北京法院,大会动员鸣放:“可以在院子里张贴大字报,但外面不能贴。”张会后问:“既然院子里可以贴,要是有人贴到外面去,甚至贴到天安门去了,你怎么办呢?”这段话被裁剪成“张思之说要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去!”张遂成北京法律界第一名“右派”。

邯郸农科所干部崔玉振(1932~ ),“肃反”积极分子,但一批比他还左的青年党员抓住他学习成绩不佳,指他“假积极,真反动”,关入黑屋,批斗三月。崔玉振坚信共产党、毛主席会为自己平反申冤。“反右”开始后,他积极投身运动,写了一首两万多字的散文诗〈否定之否定〉,内有——

国家蒸蒸日上,谁也否定不了党的领导。“右派”说冬天比春天好,坟墓里比阳光暖,显然是黑白颠倒、黑白颠倒

一位与中共有杀父之仇的统计员举报:崔诗中“冬天比春天好,坟墓比阳光暖”乃右派言论,名为批判实为与“右派”唱同调,借机宣扬反动言论。农科所党委书记李贵章(工农干部),正为无法完成“右派”名额发愁,平时对崔印象就不佳,顺水推舟划崔为“右”。1962年,崔玉振解除劳教,成为四无分子——无家无职无粮票无户口,文革时期无业游浪,50岁都未成家。[48]

福建师院数学系学生魏某,申请入团,适逢“鸣放”,积极响应党号召,广泛搜集同学对党团组织的意见,及时汇报。“反右”一起,他的积极搜集成了“向党恶攻”。[49]

顾准(1915~1974),随中科院中苏综合水利考察组踏勘黑龙江,不满所有好处都归苏方而坏处都归中方,据理力争。考察组有人开口闭口苏联老大哥,顾准骂那人洋奴,那人记下顾准言论,递给北京,赶上“反右”,加上顾在上海有“前科”,遂“右”。[50]

中社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1911~1966,新月诗人),并无批评性言论,但不赞成废除繁体字,撰文呼吁慎重改革汉字,被指“反对文字改革”。其另一“右”言是攻击烈士闻一多:“不洗澡、不换衣服,身上臭得要命”。陈梦家乃闻一多学生,师生情笃,意气相投,故知此详。[51]陈妻乃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深受刺激,精神分裂。

总政创作室第一“右派”樊斌(1926~2012),从小要饭的红小鬼,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1954年荐送中央文学讲习所,加入中国作协。他以进藏途中亲历艰苦为题材,发表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创作好苗苗,1956年借调总政创作室。“鸣放”时自恃根正苗红,放胆直言:

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樊斌被指“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是“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开除党籍军籍,1958年下放宾川县农场,1962年后发配云南麻疯病院“改造”。[52]《小兵张嘎》作者徐光耀(1925~ )参加其批斗会——

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本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53]

一位出身不佳的东北师大毕业生,坚决要求去最艰苦的地区改造思想,分配至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一所中学,因从小爱好天文,自费购置小型天文望远镜。一位校领导认为他不务正业,转弯抹角敲打。“鸣放”时,他贴了这位领导的万言大字报。领导便以家庭出身划他“右派”,罪名之一是他向学生说:“大熊星座像头熊,巨蟹星座像只大螃蟹,猎户星座像个拿着武器的猎人。”这几句话被领导演绎成:“在天空中拿着武器的反革命分子。”批斗他妖言惑众、腐蚀下一代。[54]

2、抓壮丁型

哈军工干部部郭华大尉,红小鬼出身,科长开会动员:“人家政治部『反右』搞得好,已抓出好几个『右派』了,我们干部部落后了,一个『右派』也没有。”郭华认为自己出身好,挺身而出:“要不,你把我报上去算了。”成为凑数右派,送乌苏里江边850农场劳教。[55]哈军工开“右派”处理宣判大会,在大操场开宣判大会那天,体育馆上架起机关枪,荷枪实弹的士兵们押解着形容枯槁的157名“右派”进入大操场。地方院校学生“右派”下放农村后,三四年间回校继续学业(如南开与天津院校),哈军工的“右派”学生则一律扫地出门,发配北大荒做苦役,一点希望都不给。[56]

王孝明乃重庆运输公司搬运工,体壮如牛的文盲。公司书记找他谈话:“你想不想享受干部与知识分子待遇?”王孝明当然愿意。书记再问:“最近公司给我们搬运队下达了一个『右派』指标,条件是知识分子才能当。经我们研究,决定这名额分给你,让你享受干部待遇好不好?”王孝明连声感谢:“我一个下力人,承蒙领导看得起,遇上这种好事,若非新社会毛主席领导,哪有这种翻身的好事!”王孝明感恩不尽地被“提拔”为右派。书记承诺:发双薪,劳教营领一份,搬运公司再发一份给他妻儿。王孝明觉得中了大彩,满心喜悦进入劳教营——乐山峨边县沙坪劳教营大堡作业区三中队,干活十分卖力,常称:“我这『右派』可不是打成的,也不是说了什么出格的话划上的,而是自愿当上的!”此人1960年饿死于劳教营。

1962年,峨边沙坪劳教营177名“右派”转移至乐山沙湾劳教铁厂,一位志愿军排长出身的公安系统文盲“右派”,错误如下:一、将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句读成“有个向雷锋学习的毛泽东”,介词“向”说成雷锋的姓;二、将朝鲜二号人物“崔庸健访华”读成有个姓崔的体育健将访问中国;三、拿着信封信笺请四川大学“右派”戴心如教授写家信。[57]

安徽无为县基层粮站搬运工方庆余(1927~ ),进了几次扫盲班,仍只认得一个“方”字。小粮站十来号人,摊到一个“右”额。乡里乡亲,让谁当“右派”都不忍心,掂来掂去只有单身的方庆余合适。方有二兄,老母有人照顾,“右派”想来最多戴帽改造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对他影响不算太大。上级催得急,站长一咬牙将憨厚老实的方庆余推出去。方被送劳教农场,1962年回原籍农村,不久失踪。无为基层供销社送货员陈卫华(1930~1961),文盲农民,山里通了公路,不用他这个挑担送货员,正要精简他,适逢“反右”,让他顶了名额。[58]

凑数右派,份额不小,《湖南日报》“一些政治历史上不要说污点就连疑点也没有的人,比如朱正、锺叔河,拿来凑数。”[59]

3、发扬风格型

一饮食店八人,不是妇女就是青年,摊到一名“右派”指标。大家感情不错,踌躇之下,支书“发扬风格”,自己顶包。全家下放农村,与“地富”一起监督改造。生产队长一进门,女儿就哆嗦,准没好事。1960年摘帽,全家回不了原城只能入县城,村里所有人仍羡慕不已。女儿收紧几年的心稍稍放松,但已无法改变怯看他人眼神的习惯——看领导眼色、看丈夫眼色、婆婆眼色、孩子眼色,三十多岁得了精神病。[60]

1957年9月,四川夹金山下宝兴县灵关小学支书兼校长陈秋实,小学三年级就由老师发展入党(红军时期),这位老师后受命护送陈云离开长征大队返沪,一去不返,陈秋实失去组织关系。外面已发动“反右”,山里闭塞,仍在继续“鸣放”,但没一人“跳出来”。县委宣传部长向陈校长布置任务:“灵关中心学校是我县的北京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是右派溷集之地。你回去后,看着办吧。”陈回校后,数夜难眠,反复考虑如何“彻底、干净”,想想只有全体教师都当“右派”,留下一个便是不彻底不干净。于是,他率先报名当“右派”,乡村教师不知何为“右派”,既然领导带头,争先恐后报名。全校12名教师,除两名病事假,九名报“右”,惟一位代课老师,自觉矮人一头,很识相地未往前凑,故未报“右”。陈校长本想动员他也入“右”,转念一想尚未吃透政策,让他先缓一缓,留待稍后,这才“硕果仅存”。陈校长连夜向县委递交名单,强调全部自愿,丝毫未强迫,云云。县委正为完不成指标发愁,一下冒出九名右派,立即树为全县典型。1980年,九名“右派”三人作古、二人病残。[61]

某县文化局,一位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党员,立有三等功,连续四年被评先进,没提任何意见,没有任何言论。文化局长乃本家叔叔,奈何文化局必须完成一名“右”额,局长动员本家侄子:“你是个老先进,凡事都带个好头,这次你也带个头吧!”老党员想想也是,既然组织要自己当右派,那就带这个头吧。[62]

4、请君入瓮型钓鱼型)

留法文学博士陈学昭(1906~1991),1945年入党的延安作家,无意鸣放。1957年3月底,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夫妇登门拜访,鼓励“鸣放”——

邵荃麟同志和葛琴同志再三鼓励我上去讲话,我坚决不去。最后,我突然想:既然作协党组书记要我讲话,我不讲几句是否有点不听党的领导呢?因此,就在自己的座位上讲了几句,其中有一句是“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

陈学昭这几句“鸣放”发了新闻,台湾电台转引——

陈学昭女士本来非常拥护共产党,现在连陈女士这样的人都对共产党有意见了。

言论为“蒋匪帮”所用,1957年4月陈学昭提前成“右”,连遭批斗。“反右”开始后,划为“三反右派”——反党反领导反社会主义,撤销省文联副主席,10级降至15级、生活自给(不发工资)、取消公费医疗、粮食供应降至每月10公斤。[63]

1957年,费孝通(1910~2005)重访江村(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发现1936年水稻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亩产559斤,村民日子反而不如二十年前。1936年副业占村民总收入40%以上,1956年不到20%,村民因此总收入下降。费孝通响应号召“鸣放”,撰文〈重访江村〉,对“农业四十条”提出质疑,认为光靠农业增产不能使农民致富,定罪“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64]

影剧“双栖皇帝”石挥(1915~1957),响应号召发表“鸣放”文章,与赵丹等共同发表〈我们的建议〉,内有“干部看到了上级,卑躬屈节,前面的衣襟长了二寸,干部见了下级,昂首阔步,后面衣襟长了二寸”。定为“政治上反党,思想上反动,生活上腐化。”连周璇精神病发作被美工诱奸,都栽到石挥头上。[65]

上影导演吴永刚(1907~1982),常年在外拍片,从未“鸣放”,平时也不多言言。他与吴茵、石挥、赵丹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聆毛泽东动员报告。回沪后要他带头“鸣放”——拆掉党群关系之墙。领导再三动员,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如此这般,吴导演才对个别现象个别人稍有批评。其划“右”依据——“是非不分,不但自己反党还动员别人反党。”[66]

萧乾六次被点名,要他发言,他都没吭声。一是没想好说什么,二是隐隐感到言出祸随。但“去听了最高领袖的一次报告,提不提意见成为爱不爱党的标准了。我也有点不甘人后,终于憋不住了。不但说了,而且写了。”[67]

《北京日报》文艺部漫画家李滨声(1925~ ),“鸣放”期间《红旗》杂志用轿车接去赴宴,席间拿出剪报,请他根据资料配画。李滨声便画了一幅“没嘴的人——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北京日报》文艺部头头见了,说服李滨声首发《北京日报》,英国《泰晤士报》转载。不久,李滨声“荣任”该报头名右派。[68]

新华社记者戴煌,1944年16岁入党,“鸣放”时严守党纪,没讲一句话。6月8日后,彭真动员党内继续鸣放:

不要受社会上“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因为那些人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条心……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向同志们作保证。

戴煌完全相信“彭老八”(彭党内排名),相信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政治信誉,相信“内外有别”,热情发言:防止“神化与特权”、改变统购统销中过急过死政策、精简高校政治课等。很快,新华社长兼总编吴冷西大会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69]

储安平一直无鸣无放,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一直没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再次电邀,储安平答应出席但不发言。统战部彭处长盛邀储发言,这才有1200字的〈党天下〉。6月1日乃中央统战部最后一次座谈会,会议主持者已接到“收”的密令。

章伯钧也是被“钓”出来的。千家驹(1909~2002):

章伯钧提“政治设计院”,我也在场,这是中央统战部李维汉所主持的座谈会上,座谈会已经开了很多天,章伯钧一直没有发言,为此座谈会特地延长一二天,李维汉一定要章伯钧表态。章伯钧说:“现在搞什么工作都要事先设计,经过大家讨论,科学论证,然后作出决定、通过。政治上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大家协商再决定呢?”……这一下子被共产党抓住辫子,共产党说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就是要“轮流坐庄”,共产党,你下去,我上来,“轮流执政”,这真叫冤哉枉也。[70]

吴祖光则是被老友田汉及周扬、夏衍布钩钓中。1957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1898~1968),鸣放出“外行领导内行”等尖锐言论,感觉大祸将临,与夏衍、周扬商议移祸于持类似观点的吴祖光,特邀吴参加很小范围的“提意见”座谈会。新凤霞竭力阻拦,挡在门口,吴祖光认为向党提意见非去不可,大力将妻推开。座谈会仅七八人出席,他人都没提什么意见,就吴祖光说了“外行领导内行”。不久,“剧协”刊物《戏剧报》大标题载出吴祖光发言:〈党“趁早不要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沦右后,大小会批斗五十次以上,田汉主持。等吴祖光从董健《田汉传》中得知田汉构陷自己的全过程,已是40年后了。田汉临终前对移祸吴祖光,悔恨难赎,再三向友人表示“一生最痛”。田汉躲过反右躲不过文革,最后还是遭迫害而死。[71]

反右前,田汉针对中共文艺政策,讲过“教条主义”、“外行领导内行”,田汉将吴祖光针对个别领导的“外行领导内行”改标题为〈党“趁早不要领导文艺工作”〉,性质顿变,成了整体否定党的领导。

这一改动,性质大变,确实把吴祖光和田汉“分开”了。这样批起来也就觉得“理顺”了。这样做,可害苦了吴祖光![72]

5、自告奋勇型

《甘肃日报》主编袁炜认为党主动整风,要求大家放下包袱多提意见,决不秋后算帐,但出尔反尔,将所有提意见者打成“右派”,说成“别有用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实在想不通。他在会上说:“如果提些意见就是『右派』,我同意这些观点,我也是『右派』。”话音刚落,会场矛头立即转向他,要他站起来,交待目的、企图。[73]

后成头号“自由化分子”的方励之(1936~2012),当年也是“红青”。他动员恋人李淑娴(1936~ )向党交心。李淑娴有几位亲戚抗战期间去了延安,经历“抢救”,结局悲惨,她便对党组织说了一些怀疑。李淑娴划“右”,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方励之“中右”,一年后也开除党籍。夫妇俩哀叹自投罗网,送货上门。

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教师杨秋澄,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复查“右派”材料,认为“右派”言论与自己想法类似,向领导汇报活思想,要求退出领导小组:“我也有和他们一样的想法,所以我不能领导反右。”打右者即沦“右派”。[74]

复旦物理系四年级生施伟达,虔诚基督徒,性格内向,很少谈笑。“反右”期间,他清晨等在校办门口,人们十分惊讶,他答曰:

昨天党委办公室通知我,说是英国宗教代表团来上海考察我国宗教政策,今天要上复旦,党委要我一起参加接待,现身说法,向英国友人介绍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为了避免耽误他们的时间,所以在此等候。

施伟达对工作的这份积极,成了划“右”根据。理由是他对群众冷若冰霜,对帝国主义分子却热情似火,一大早就去迎候,急不可耐!可见其阶级立场——完全站在帝国主义一边![75]

《中国妇女》杂志未能完成三名“右”额,上司天天电话催逼,上纲到指标联系党性。驰名延安的“阎家店”女将阎明诗(阎宝航之女),时任总编室秘书,认为若将一位大学生编辑定“右”,实在过分,她提的意见既真心诚意又对党有利。为完成“名额”,她自顶窟窿:

“右派”就算我一个吧,反正我不当也得让别人当,革命几十年,这次“右”就“右”一下吧,下次再“左”过来就行了,共产党员总得有黄继光堵枪眼的精神嘛!

几位相知甚深的单位领导觉得别无它法:“行啊,就你吧。‘阎家店’一窝子共产党,世人皆知,党内同志都很尊敬你一家,谅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当阎明诗名字上了《人民日报》,开除党籍,阎明诗惊呆了,社长兼总编董边(田家英妻)见这位延安老干部被踉踉跄跄拉出会场,肠子都悔青了。阎宝航也只能安慰女儿:“运动搞得这么猛,爸爸也无能为力,事已至此,今后就好好改造自己吧。”[76]

上海副市长曹荻秋秘书、市委办公厅党支委兼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华平,相信了党的继续动员“鸣放”。此时,“头上有辫子,屁股有尾巴”的人都憋住呼吸,不敢也不愿再写大字报,市人委机关整风运动冷冷清清。华平本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精神,挖空心思带头写了两纸向柯庆施提意见的大字报——〈秘书长、办公厅主任们,你们为什么对柯老如此害怕?〉〈柯老与文娱活动〉,对柯庆施不愿机关干部工余打扑克、跳舞等小节提点意见,沦为被成功钓起的“鱼”。

为扩大反右战果,6月8日以后中共仍继续动员鸣放:

以前的整风受到右派分子严重干扰,不能正常进行,现在打退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可以正常开展党内整风了。

无非表明不是不让说话、不让提意见,剥夺的仅仅只是“右派分子”的发言权,人民内部、党内仍有“言论自由”。但同时下达内部文件——

面上的右派分子虽然已经被揭发出来打倒了,但还有一些埋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还没被挖掘出来,开展整风时,还要“引蛇出洞”,把埋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挖掘出来。

华平明明看到这一内部文件,但为了将“埋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挖出来,为了将向领导提意见的整风热火搞起来,他想带头“以身作则”。[77]

6、自投罗网型

作家张弦违心揭批锺惦棐 ,稍后“向党交心”再交出尚未发表的小说《青春锈》手稿,真诚请求组织指点,换来“反党小说”与“右派”两顶帽子。此前红得发紫的蓝翎(1931~2005),也是自作多情交出草稿本,让“反右”斗士挖出一枚“真正的定时炸弹”。[78]

徐懋庸(1911~1977),“左联”老党员,认为武汉大学程千帆教授等“划右”,恰好证明自己此前整了这帮教授十分正确,这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0年代初就在“向党进攻”,乃是这次“右派”进攻的彩排。1949年10月~1953年8月,徐懋庸主政武大,飞扬跋扈,鸡飞狗跳,闹出好几条人命。高教部长杨秀峰严厉批评,中南局撤了徐懋庸的武大副校长,徐大会检讨。“鸣放”时期,徐懋庸写了翻案杂文〈大学里的右派〉(《大公报》1957-7-24),同样也是“反对党的领导”,自投罗网的“右派”。所有“右派”中,徐懋庸这样的因左成右,最不令人同情——活该!就徐氏一生行迹,除了追随中共一左再左,实无可书之处。

美国归侨“右派”曹德谦(1921~ ):

我并没有忧国忧民的壮志,不过是一名奉公守法希望过太平日子的从美国回归祖国的小百姓而已。当年共产党派一名同志来解除我的顾虑,要我大胆发言,于是我就发表了七八篇言论,并因此而当上了右派。这位女同志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英文秘书林克的妻子,她是一个好人,决无害人之心,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我受了骗,但又骗了别人。”[79]

一位留美老党员,1957年供职驻外使馆,夏天匆匆回国,沾包划“右”。1970年代末对李慎之说:

我在美国把那么多留学生都动员回国了,他们纷纷被划了右派,我自己要是逃脱了,怎么对得起别人呢?[80]

7、牵连型

林希翎一“右”成名,连保姆丈夫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也牵连划“右”。鸣放时听了林演讲或读林文章的青年,有的给林写支持信,林为向党剖白,上交信件,写信青年全部坠网。仅北京一地,受林牵连而“右”就有170多人,包括胡耀邦秘书曹治雄(与林恋爱)。

华东师大中文系党员助教、团总支书记曹鸿梁,拍胸为“右派”教授许杰担保:“许杰不是右派,我愿以党籍团籍担保”。一语沦“右”,曹鸿梁开除党籍团籍,劳动教养,发配赣闽边界乡村小学教书,老婆被大水冲走淹死。[81]

北大物理系四年级生刘奇弟(1934~1963),铁路工人子弟,根正苗红,“肃反”与“鸣放”都为胡风叫屈,第一个贴出〈胡风绝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戴“右”帽后1961年遭吊打冻饿,瘐毙狱中。

天津作协、文联负责人公木(1910~1998),〈八路军进行曲〉(即〈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反胡风时拒绝执行命令——批判19岁的林希;认为仅凭认识几个“胡风分子”(方纪、鲁藜、阿垄),与胡风并未直接关系,不该无凭无据随便抓人。公木很快被撸职务,1957年沦“右”。[82]

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胡显中(1932~ ,南昌地下党小组长),鸣放文章〈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沦“右”。北京地质学院一女生被诬贪污几十元实习差旅费,开除学籍。她告至团中央,查无实据,恢复学籍。“鸣放”中,印尼侨生林其銮打抱不平,贴大字报〈杀人不见血〉,与女生一起划“右”。[83]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生杨万才(1938~ ),出身黄包车夫家庭,写信向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请教文艺创作,得许回函,许划“右”后,杨万才也划“通信右派”。但他并不认识许杰,揭发不出许杰“右派”阴谋,升级“极右”,发配伊犁。三代工人出身的北京中专生佟信顺,“鸣放”期间致信艾森豪威尔,请教美国民主最初如何搞起来?信还未出国门,划“极右”,进了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后发配津郊茶淀劳改农场,1960年饿死该场。[84]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骆寒超,痴迷诗歌与艾青通信,因艾青成“右”而划“右”。

《文艺学习》青年编辑李兴华,很左,只因是陈企霞学生,老往陈家跑,帮着抄稿寄信而沾包沦“右”。[85]

四川青年诗人流沙河(1931~ ),一组短短400余字《草木篇》(《星星》诗刊1957年创刊号),牵连全国万人以上划“右”。[86]

8、一句话型

甘肃省电台邢鹤,1940年的红小鬼,嫌数次上门催缴房租水电费太烦,随口一句:“你们比国民党催苛捐杂税还厉害。”同单位张亦铭也是一句:“话说三遍如屎臭,我们就不能在大鸣大放中创个新?”两人均一语划“右”。[87]影人萧镇骂了一句苏联专家“瘪三”,反苏反人民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88]

中央电台华侨部主任赵节,发言说逮捕胡风未按法律手续,捕后也未按法定时间审讯,划“右”。[89]

复旦中文系一教师抱怨户籍制度:“解放前人是动物,可以跑来跑去;解放以后,我们倒成了植物了,不准动了。”指为恶攻社会主义户籍制度,长期隔离。[90]

戈扬(1916~2009),赴延红色才女,1940年代新闻界四大红色名旦(另三位杨刚、彭子冈、浦熙修),其夫延安画家胡考(划“右”)。戈扬偷偷对人说:“现在人们有话只能回家说,办公室只能说假话。”这句话遭揭发,立划“右”。“四大名旦”只剩杨刚尚左,不久也自杀了。共产党员不准自杀,自杀等于叛党,杨刚至少“极右”。

清华红女韦君宜:

这几位才女被划成右派,罪名既不昭著,以前的功劳、才华亦均予一笔抹杀,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变成“党和人民的敌人”,随手扒掉了。[91]

当过毛泽东警卫的陈浩,年近五十,1960年讨论〈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他同意赫鲁晓夫观点,开除党籍,下放黑龙江安达(今大庆)。[92]

不满20岁的小学教员,说了一句“小麦一毛钱一斤,饼干四毛钱一斤,这不是工人剥削农民么?”被指“破坏工农联盟”。[93]另一小学教员一句“苏加诺是资产阶级”,扣“右”——破坏与印尼的友好关系![94]

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居思基不知为何划“右”,说是讲了“反动话”,但他怎么也想不起讲了什么“反动话”,无法“坦白交代”。1960年发配新疆建设兵团改造——戈壁滩牧羊。文革时,才知档案里有人检举:唱歌时唱过“没有共产党也有新中国”,多唱了一个“也”字。[95]

毛泽东宗亲烈属、1926年入团、1930年入党的湘潭县长毛特夫(1912~1982),组织生活漫不经心一句:“县委对政府工作包办得太厉害,以党代政是事实。”县委正愁填不满“右”额,正在用放大镜寻找反党言论,饶是毛县长,也对不起了。划“右”后,毛特夫降为敬老院食堂管理员,每月15元生活费。毛特夫一家老小八口,上有七旬烈属高堂,下有六个孩子。毛泽东听到毛县长划右:“特夫是烈士后裔,怎么会反党?不过,受受教育也好!”大概不愿因宗亲划“右”有碍反右大局,毛泽东对毛特夫的特殊关照只是将其生活费提至64.5元。[96]

9、一泡尿型

某中学摊到两名“右”额,一位教员有海外关系,“鸣放”时提了两条意见,划“右”;另一名额尚悬,全体教师大会选“右”,谁也不愿得罪谁,怎么也“选”不出来。一位教师早饭多喝一碗面汤,以为自己政治进步,业务精通,怎么也摊不到他,离席如厕。前脚刚走,后脚被提名,齐声附和,一致通过,一泡尿回来,当选“右派”。[97]

《人民日报》某支部评“右”,会议从午后一直开到晚上,十人左右的支部无人挺身担“右”。一位编辑实在憋不住内急,匆匆如厕再匆匆奔回,已光荣“当选”。支书不好意思一边解释一边做工作:

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政治斗争,必须遵照百分比完成任务,不能不执行,可大家面对面坐着,都不好意思开口将谁划右,一直屏熬至晚上了,正巧你出去,该你倒霉了![98]

某单位团支部大会讨论怎样凑足右额,一团员肚泻离席,如厕回来,光荣“推选”。[99]

10、得罪上级型

上海援陇金融干部高尚斌(1927~ ),十多岁就参加中共地下活动,多次受表扬。1952年响应号召,报名支持大西北建设,分配甘肃临洮支行。“鸣放”中,高尚斌无任何言论,也没向领导提任何建议。一天临下班,上领导处签发一份文件,一时疏忽,没敲门直入,撞见领导正光身和女职员“那个”,急忙退出。领导既恼且羞,担心扩散,高尚斌便有了多条“右派”罪状。这位领导后也栽了——“坏分子”。但高尚斌仍于1958年5月押入夹边沟,监禁三年,侥幸熬过大饥荒,然受屈23年,妻离子散,孑然一身,鳏居40年,1992年偏瘫卧床,现已20年矣。[100]

北师大教授穆木天(1900~1971),创造社员,留日生,“鸣放”校党委何书记与一金发女生关系不正常,圣洁的“特殊材料”怎么竟有这种事?饶是1931年的“左联”盟员,与1926年入党的夫人彭慧,一起划右。“据说反右时以何书记划线,提过意见的人无一漏网……批评一个党员婚外恋的同学后来统统划成右派。……‘反对具体的党员就是反党’是当时普遍遵循的逻辑。”[101]

法国归侨陈润康,中央电台对外部翻译。组长要划他的“右”,上级温济泽问:根据是什么?

组长对曰:他攻击我们党有官僚主义。

温:我们党不是承认有官僚主义才整风的吗?他攻击谁呢?

组长:他用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来攻击我们不民主。

温再问:他是怎样具体攻击的呢?

组长:他就是反对我这个组长。

温:这就算反党了吗?不是规定对华侨要慎重,不要轻率划吗?

组长:按照规定华侨归国三年以内不划,他已经过了三年。

温:过了多少?

组长:一个星期。

温济泽明确指示不要划。但温自己稍后也被划“右”,陈润康还是被划,下放劳动,一年多就死了。[102]

丁则良(1915~1957),福建闽侯人,杨振宁家庭教师,清华历史系1937届毕业生,先后执教西南联大历史系、清华历史系,1947年以庚款生进入伦敦大学斯拉夫学院(专攻苏联史);1949年放弃赴美攻博,返国任教清华,加入“民盟”,1952年院系调整至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1957年5月赴莫斯科出席东方学会议,8月回国,径赴北大参加教材编写,因学术问题得罪中共史学家吕振羽,被划“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右派反党集团”,8月8日自沉未名湖。未名湖水浅,仅及腰,丁抓紧水草自埋泥沙,死意极坚。被指“畏罪自杀”,不准开追悼会,只可开批判会。老同学周一良教授只能绕棺一周,然后主持批丁大会。丁弟必须一次次痛批兄长“自杀拒罪”,才能换取自己的生存。1980年平反。[103]

陕西渭南一小学教导主任,嘲笑党员领导将《瑟琶行》说成杜甫所写,扣帽“反党”——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反对党对教育的领导。[104]

11、形形色色型

沉默型——北京农大毕业生、兰州农校的李如璋,未鸣放任何言论,划“右”原因:以沉默表示对党不满,送夹边沟劳教。[105]

不肯揭发型——北京一出版社编辑,抗战时参加中共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反右时,他所在的出版社总编划“右”,因与总编平素关系不错,单位要他揭发总编。他始终一声不吭,顶牛一年多,沦“右”。后送北大荒,1961年饿死。[106]

漂亮型——甘肃电台孙敬,长得很帅,一条佳嗓,普通话极其标准,追求他的姑娘排长队。领导挑不出他政治上毛病,便说他爱扮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够不上“右派”,划了“坏分子”。[107]《人民日报》中年女记者习平,在上海做了一件旗袍,家里照了一下镜子,没敢穿出来,遭揭发,斥为“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沦为“人民敌人”。[108]

社会关系型——上海长宁区税务局科员陆良敏(1924~ ),陈布雷外甥,被挖“阶级根源”,夫妇子女在冤屈中度过22年。[109] 陈独秀孙女、梁实秋长女、石友三之女,均因祖、父划“右”。1933年法国入党的冯希勃(1909~1969),其父乃西北军将领冯钦哉,因赞成多党制划“右”,其子则“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祖传右派”。[110]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陶琴薰,虽“鸣放”了一张大字报,但划“右”的主要原因还是其父是陶希圣——一级战犯。[111] 社会关系,一大“右”源。

考试型——安徽某师范中专速成班毕业考试,是非题中有一道“党天下”,对划“+”,错划“—”。学生皆为刚上初一的乡下娃,不懂政治,便划了+号,一律划“右”。十多岁的娃娃“右派”整天哭,反复一句:“我就划了个『+』号,咋就犯了大罪呢?!”[112]

阄型——杭州第一医院内科必须产生一名“右派”,大家兢兢业业,未有任何右言右行,出身成分亦相差无几,关系和睦,实在无奈,只能抓阄,摊上忠厚的女大夫王某。[113]某县电影公司,也为一“右”额发愁,开会评选,评来选去也推不出,只能抓阄,抓出一个售票员。此人一向与世无争、未得罪任何人,领导也觉得这样产生“右派”太荒唐,迫于额定,只能如此交差。[114]

办刊型——1957年春,江苏省文联梅汝恺与青年作家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等,拟办刊物《探索者》。启事:“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我们愿意为这个制度的胜利,贡献出全部力量。”他们希望自己的思想意识与文学创作较快赶上时代发展,《探索者》因经费与人员困难没办成,但所有筹办人员都被划“右”。罪名很可怕:有组织![115]

抽烟型——浙江临安一中学教员,会议室沙发上打一哈欠,手上烟头戳到身后糊墙报纸,正巧烧着毛泽东像。“反右”遭揭发,遂“右”。

自我证罪型——2007年10月22日,上海鲁研馆附近天鹅宾馆,笔者问朱正先生:“《湖南日报》肃反打你们『反动集团』,有什么材料?”朱正笑答:

你这么问,就是外行。那时都是领导先定你有罪,然后要你自找材料来证明自己有罪。在电台时,我写信告领导,因此定我反领导,我也确实认为自己有罪。

海外关系型——北京建筑世家华揽洪(1912~2012),1928年留法,1942年获法国政府建筑师文凭,1957年划“右”,并无言论,仅因“海外关系”,以“莫须有”构罪。英籍华裔左翼女作家韩素音(1917~2012):“一直那么革命的华揽洪成了右派,我简直不敢相信。”[116]这一型号“右派”,为数不少。

遭妒型——《人民日报》驻沪首席记者季音,无“鸣”无“放”,后期“补课”划右。改正后,参与全过程的老同事告知:

季音呀,老实告诉你,那时把你整成“右派”,主要是有些人出于嫉妒。你那时太红啦,又是先进工作者,调到报社后工资连提三级,出足了风头,他们决心要整你,正好抓住了机会。[117]

联想型——中直机关姜姓女干部,二十岁左右,其夫青年军官,两地分居。因对牛郎织女相隔天河的漫画表示共鸣,遭揭发,被指反军,划“右”。[118]

第三者型——妻子别有所恋,为琵琶别抱,揭发丈夫床笫之语,丈夫沦“右”,以“划清界线”达到离婚目的。[119]

无厘头型——冶金部“右派”阎希智,劳教21年,1979年改正,冶金部“摘帽办”发现右派名单上竟没有他!这位不是右派的“右派”就这么稀里糊涂遭罪22年。[120]南开大学化学系助教方惠丽,十分老实,从不过问政治,反右时也成为批判对象,一积极分子将自己的言论扣到她头上,她受不了打击,离校回沪,一直以为自己是右派,街道小厂打工。1979年落实政策,她找到南开,才知并未划右,无法落实政策,只能自谋生路。她一生未婚,年岁已老,蹉跎一生。[121]

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锺惦棐(1919~1987),毛泽东“钓鱼”,授意周扬布置批评性文章,领头“鸣放”。周扬找到锺惦棐,锺奉命写了〈电影的锣鼓〉。锺因此文划“极右”,劳改期间上峰威胁:绝对不得透露文章源于毛意,否则“小心你的脑袋”。[122]

诬栽型——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右派姚福绵,40年后才知自己沦“右”乃同学诬陷。1957年某晚,宿舍下象棋,徐福绵说了一句:“再战两盘”。开会时,那位左派张姓同学揭发他喊“发动战争”。批斗会上,被逼得不耐烦了,徐福绵气极:“你们说吧,我什么都承认!”发配喀什二中教书,特级教师。1980年秋,这位诬陷者不远万里亲赴新疆,敲开徐家,跪膝请罪:“福绵,我向你认罪来了,我的一个编造害了你一生。你宽恕了我,我死也瞑目了。”[123]

众望所归型——北师大中文系1953级张中,长得不错,因天天眼睛在女生身上扫来荡去,加上吹牛撒谎、极端自私、不讲公德,所有同学都讨嫌他。反右时,班干部(特别女干部)坚决要划他右派,材料报了两次都退回,说是缺乏政治性材料。后不知怎么终于发现一两条上纲上线的,总算划成右派,一般级。到农场劳动后,劳动上偷奸耍滑,政治上积极靠近组织——偷听偷看右派同学言行日记,不断打小报告,独犯众怒。社员也看不上他,开他的批斗会,很晚才回校。右派难友:“要知道也有丑恶如张中之流阴差阳错弄入右派队伍的,尽管很个别,却不可不察。”[124]

没想到型——这一型号为笔者所创,为着名的“陌生右派”找一栏目。东京大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越剧皇后姚水娟、相声名角马三立、电影皇帝石挥、著名影星项堃(《南征北战》张军长)、郭允泰(《智取华山》侦察排长)、吴茵(常演贫妈),居然都是“右派”!马三立1958年底“补课”划右,只因与何迟搭档演出讽刺相声。[125]这些人名声很大,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也是“右派”。

不可思议型——1948年8月西柏坡,毛泽东向甘露(萧三妻,1920~1987)评议丁玲:“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不久,丁玲来西柏坡,甘露兴奋转述。1949年7月首届文代会,甘露又告知一位老作家。1955~57年,这段毛评竟成丁玲“罪状”之一——捏造领袖表扬,往自己脸上贴金。[126]

不知原因型——北京戏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鸣放”时期均不在单位,请“创作假”回沪写剧本。但还是与校长、副校长一起划“右”,扣押期间一把把吃了几百只苍蝇求死,“不是怕死,而是怕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1979年,复查人员翻阅其宗卷后:

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成右派呢?

厚厚一本“材料”,全是这位科长对一些戏提的意见,纯艺术意见。他问:“还有吗?”复查人员:“全在这儿了!”科长彻底晕了——

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得猛烈!二十二年我一直为打成右派的原因糊涂着,现在一看,谜底竟是这样!我不仅更糊涂,一瞬间好像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127]

被忽悠型——重庆大学教授黄永亮,留英生,回国时取道苏联,认为苏联收获不小,思想更加左倾。但觉得自己不够格做无产阶级先锋队员,立志做党外布尔什维克。国共内战后,天天偷听新华社电台,课堂上公开转述共军战报。共军入渝当晚,与吴宓等人通宵狂欢。1950年镇反,他拍手称快,并积极上公安局登记自己的历史经历。思想改造运动,他的交代三次通不过,被赶到一间小屋,甚至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帽子,都一副乐天派,认为一定“斗争从严处理从宽”,还想做一名“名副其实的红色教授”。甚至判了刑,仍然认为只是一个教育过程:

关个一年半载,总会放我们回去的。这叫做“教育释放”。相信共产党是伟大的,何必整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呢?

最后,黄永亮在劳改队里疯了,死了。[128]

、右事右言

点头右派与摇头右派” 

刘老师患颈椎病,“鸣放”时看大字报因颈椎疼痛上下蠕动。领导动员他交代问题,老实巴交的他不知犯了什么错:“『鸣放』会上我没发言呀?”负责人启发:

看攻击党的大字报,你为什么表示赞成?为什么不断点头?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你的行动本身已经证明你也是个右派。

刘老师解释:我颈椎有病……

你不要装老实。你是狼,不是羊。一般右派用言论反党,你用行动反党,说明你更阴险。反革命从来善于伪装,你是教师队伍中披着羊皮的狼。

刘老师只好找医生开证明,本来仅需索要病历,但他告诉医生此事牵涉划“右”。偏偏这位医生此时也是“反右”火力侦察对象,为求自保,拒出证明,生怕被指袒护“右派”。反右高潮过后,与刘老师素善的一位老兄为刘的倒霉难过摇头,向同事说了几句伤心话,这位同事想往上爬,跑去揭发,该校再出“摇头右派”。刘老师抽了告密者一记耳光,索性破罐破摔,痛说自己的“点头右派”本身就是一齣荒唐。学校拉出“点头右派”与“摇头右派”一起批斗。会上,“点头右派”刘老师不仅不感谢“摇头右派”拔刀相助,竟批判“摇头右派”为什么不憎恨自己的“右派”行为,是不是阶级立场出了问题。“点头右派”刘老师的“反向行驶”,原想最后赎罪,看看能否拉“摇头右派”一把,使他脱“右”,后见无望,跳了护城河。[129]

愧疚的书记

大型国企王书记(1928~2004),为完成一名“右额”发愁,逾千人的大单位岂能没一个“右派”?书记寝食不安,调阅全厂知识分子档案,没有言论查历史、没有历史问题查出身、没有出身问题查海外关系。最后只有副总工程师李万钧“符合条件”,出身资本家,舅父在台湾任空军上校。但李工乃1949年后毕业的清华生,技术权威,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唯有他能解决。书记迟迟下不了手,名单报不上去,上司一催再催,捱至最后截止日,18点以前再揪不出“右派”,拿你书记是问,轻则摘乌纱,重则自成“右派”。王书记激烈思想斗争一个多小时,一咬牙一跺脚,18点整“推出”李工。他诉向苍天:

李工,实在对不住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呵!

李工下放农村监督劳改,独生女高考分数超过北大录取线20分,退档不录取,只得入街道手工作坊,生活凄惨。后街道作坊倒闭,李工女儿失业,婚姻也不幸,丈夫酒徒,耍酒疯打老婆。1979年改正,李工肝癌晚期,剧痛中去世。此后,王书记每月匿名给李工老伴寄款20元,2000年涨至300元(每月入卡),逢年过节多打200~300元。王书记弥留之际:

无论做什么事,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做的事能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不能做亏心事,一辈子都会心痛和不得安宁的……[130]

“反右”打手——成都团市委书记章文伦,参与迫害数千高中生,八十多岁临终前忏悔:“我这一辈子最感愧疚的是不该整中学生!”[131]

妻子含泪揭发丈夫——水产部高工梁其昌划“右”,因饥饿逃出劳改农场去会妻。妻子为他做饭,一边抹泪一边暗中向公安告发,梁被抓回,上了八个月的背铐与十八斤重的脚镣,吃饭穿衣大小便都得靠同囚帮助。(卷三·页223)

党治国要结束了!—— 清华水利系学生党治国(1936~2008),陕西韩城党家村人,全省高考状元,因与同学捍卫黄万里、钱伟长等教授,划“极右”。文革中,以“现反”上报处决,四名死刑指标,他排第五得免。2004年,党治国受洗皈依基督,终身反对一党专政,临终前多次向亲友表示:“我死了以后,你们都不要哭,而要大笑三声,高声说道‘党治国要结束了!’”[132]

不能生下小反革命——1958年总政文化部19岁姑娘,在药店买了一大包避孕套,恰在店里碰到唐瑜(1912~2010),尴尬自嘲:“13岁参加革命,今年19岁,却成了反革命。我和丈夫都是少年反革命,如果生下一个小反革命,我们将是不可宽恕的罪人。”[133]

牲口之后才轮到“右派”——甘肃缺水地区以窖水为生。革命群众饮完水,阶级敌人的“右派”仍不能饮,得等牲口饮过,才轮到“右派”。[134]

元帅也不能过问——陈毅听说老部下陈沂少将也划了“右”,惊愤之下打电话给总政主任谭政大将,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啪一声搁下电话。陈毅:“好家伙,人家是那样一位重要的领导,我是元帅也奈他何!”陈沂划“右”经邓小平批准,谭政的腰板才这么硬!邓小平以中央总书记领导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党指挥枪,军队归书记处领导)。叶剑英1957年说:“除毛泽东外,邓小平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他是帅中之帅,是元帅的领班。”[135]

真正右论

北京九中教师李泰伦(1936~ ),1955年毕业于北京师院,父亲为国军反水将领,成都战役有功中共,但“肃反”仍遭镇压。李泰伦“鸣放”:

城市有设计院,政治上为什么不能搞个设计院呢?

储安平说党天下说得对。

傅作义上天安门是做给台湾看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政治手腕。

为什么说苏联科学发达就是政治民主,美国科学发达政治就不民主?

我父亲是起义将领,在成都战役中立了功,后来又说他是反革命给镇压了,共产党太不讲信用,骗人!

杨尚昆之侄杨少西(1932~ ),成都铁道第二工程局技校教员,自称其“右派”言论重量级。杨家乃显赫红色世家,大伯同盟会员、二伯、父亲、六姑均为早期中共党员、四伯大革命烈士、十二伯父杨白冰,仍保不了救不下他。他对黄世仁提出不同意见——

地主剥削农民是事实,但地主投入资金买土地该不该有收益?收益比例过高才叫剥削,收益比例恰当,该算合理;再说地主并非都像黄世仁那样霸道,也有勤俭持家、乐善好施的,“土改”时残酷斗争杀掉的一些地主是错误的;抗美援朝中说美国要侵略中国,但真要侵略,为何不在内战时期而偏偏要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说美国侵略中国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愚民之谈,美国要找跳板为何不找台湾找朝鲜?兵强马壮的苏联老大哥援助朝鲜当之无愧,为何要找刚刚结束内战的中国老二?毛主席开展的反胡风与肃反运动是小题大做,将学术争论和文艺界内部的派系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

杨少西对土改、抗美援朝、肃反、反胡风、个人崇拜、人大选举走过场、中苏友好等,上书中共“八大”会务处。

1957年7月8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清华一级教授徐璋本(1911~1990),反右高潮中顶风而上“向党进攻”,公开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呼吁结束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赫鲁晓夫中间路线,并在清华园征集劳动党员。批斗大会上,仍公开为地主鸣冤叫屈,攻击马列主义必然产生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徐璋本不仅划“右”,还是“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136]

、漏网右派

1957年秋,梁思成在全国人大发表检讨〈我为什么这样热爱我们的党〉,侥幸脱“右”。[137]知识分子接受了走一步挨一记耳光的“革命逻辑”——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督改造。冰心仅仅因为“下边报上来要批的人太多了,实在是来不及批,才让她漏了过去。”(郭小川语)坚持独立的钱锺书、杨绛夫妇,“不喜欢跟着起哄”,才未栽“右”。

长沙十中语文教师李淑一(1901~1997),中共烈士柳直荀之妻,毛泽东赠词“我失骄杨君失柳”,金光罩身,居然也险些沦“右”。[138]

中国作协黄秋耘(1918~2001),本为铁板钉钉的“右派”,之所以漏网,乃是因为作过情报工作,上级有顾虑——

主要还是怕你跑出去。怕把你划上了“右派”,你抱恨跑掉,跑到国外去,把什么都说出来,那可不得了。[139]

林斤澜(1923~2009)特机警,没被人当枪使。“鸣放”期间,对面办公桌的工人作家赵坚神情怪异,抖抖嗦嗦掏出一信推给林斤澜。信来自福建某剧团,要改编林斤澜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何意见。北京文联秘书长田稼在信上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林十分愤怒,田稼将对他的常态审查当成政治事件,阻挠其作品的改编,当然对林斤澜不公。林起身如厕,回来后,将信推回:“这封信不是给我的。”赵坚愕然。林斤澜如厕时想到赵坚与田稼有矛盾,为打倒田稼,赵坚想拿林斤澜当枪使,点林的火去烧田稼。林斤澜的一举一动。田稼都看到眼里,后来他对人说:“我等林斤澜放炮,可他什么也没有说。”[140]

更不可思议的是:要求污秽不堪的“臭老九”必须培养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一面打着骂着,一面还要使唤人家,已经是墨墨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怎能培养出血血红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已经将他们打得臭不可闻尊严扫地,学生才是他们的老师,却还要他们去教育自己的“老师”,真不知道怎么捋的逻辑!反右以后,新凤霞所在剧院一边指着她演出挣钱,靠她主演的剧目拉广告(立即满座),一边在后台扯批斗标语──“右派分子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不要翘尾巴!”演出结束,观众热烈鼓掌要求演员谢幕,但他们热爱的新凤霞已被勒令打扫厕所、倒痰盂或清理后台。[141]

、研究结论

1、反右成因

反右成因综合复杂,决定性因素惟毛一人,圣心一瞬耳。基础原因当然包括〈秘密报告〉、“波匈事件”,但非主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三点——

一、赤左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矗立必须打倒“阶级敌人”的革命逻辑,意识形态给了毛共可以如此这般的社会环境。

二、毛泽东独裁。偌大决策,全在老毛一人“圣裁”,偌大政治动作,毋须任何审议程序。1962年7月26日,中央统战部再次提出为“右派”甄别,遭毛泽东严厉制止,批示“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硬将甄别压下去,右派改正因老毛一人拖了16年。[142]

三、缺乏制衡政治力量,民主党派纯摆设,党外无纠力,明知大谬大荒唐,只能瞪眼撒尿出,毫无办法。

毛泽东的政治逻辑从根子上就十分荒谬,如认为中国不能富,一富就会出问题。1959年底,他说:

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

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143]

1961年9月26日,毛泽东在邯郸听说孝感规定农民基本口粮360斤,立即发话:“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后定180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144]毛的逻辑竟是用饥饿驱使人们干活。

按毛泽东的逻辑,国人必须挨穷,不能富起来,因为“越穷才越要革命”!成了为革命而革命,人民得为革命服务,而非革命为人民服务,整个价值逻辑完全颠倒。1949年后中共一步步走向极左,虽然全党有责,政治局要负主要政治责任,但就个人责任,毛泽东当然难辞“第一人”。老毛实在应该读点孟德斯鸠语录:

一个国家富裕的结果,将使众人有雄心;贫穷的结果,将使众人产生失望心情。雄心从劳动得到激励,失望从怠惰得到慰藉。[145]

世界各社会主义赤国都有镇压知识分子的“共性”,这场“反右”政治运动似难避免。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公有制等国际共运“标志性建筑”,一旦从朦胧彼岸登陆现实此岸,便立即露出它臀部上的封建纹章——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一党专政或领袖独裁的新名词,各国赤酋都是披着红衣的当代皇帝。计划经济不但不节约资源,而是更浪费资源,纯属庸人自扰,远不如市场经济科学合理。

公有制成了“大家拿”,不仅摧毁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也真真切切消蚀“主人翁”意识。复旦新闻系学生“右派”姚福申——

自从我当上统计员后,分场干部买鸡买蛋都来找我,明明三斤重的鸡,我说算一斤半吧;明明一斤鸡蛋9只,我算它12只,所以那些干部都说我好。其实我是在慷国家之慨。然而不这样做岂非自找麻烦吗?这是我的过错还是体制的缺陷呢?

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镜花水月矣!乌托邦实质无可遮掩地凸露出来,各国知识分子不可能不首先发出质疑。各赤国共党为保持执政权威与既得利益,没了价值上的“理”,便会借助政治上的“力”——镇压士林,以推行赤色政治理念,从而维持“千山万水”得来的政权。苏中东欧朝蒙越古柬等国,无一例外。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反右”——镇压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价值抵触无可避免。1993年萧乾被问如果不在《文艺报》是否能逃“右”,萧乾答:“恐怕跑不了,在哪里我都有可能。”[146]

1957年反右号角一吹响,上海文教书记魏文伯(1905~1987)到复旦大学礼堂做报告,敲打知识分子:“吃谁的饭,就得听谁的话。”[147]魏文伯,1925年参加中共的大学生,满脑封建逻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2、扩大化 

邓小平这一定调,一开始就广受质疑。事关反右全局定性的“扩大化”,中共一直高挂免战牌——不争论。可事实胜于雄辩,55万与最后仅96人未改正,“扩大化”适用否?“扩大化”对右派的纠错局限于改正而非平反,22年工资未补发,文革被打倒的“走资派”则全部补发工资,对照鲜明。补发“右派”工资,虽有当时财力因素,但相比22年的羞辱苦难,这点补薪又算得了什么?一时补不上,可慢慢补偿,多少抚慰一下“右派”及共同受难的家属。

“扩大化”对反右当然只是政治处理,而非原则性的是非处理。其时,邓小平也有一定难度,得考虑政策可行性。一方面,1978年7~8月,“凡是派”尚在台上,55号文件须华国锋、汪东兴画圈;同时,打“右”首长们还是各级行政一二把手,邓大人也是“反右”首席执行官——中央秘书长。1978年的政治大态势——必须依靠“反右”首长亲手为被打者纠正,其间难度,可想而知。

《文艺学习》编辑杨觉,上妻子娘家河北雄县探亲,岳家生产队为富队,硬与邻近穷队合并,吃亏太大,要求分灶,独立核算,按当时政策亦允许。杨觉为富队向省农工部与《人民日报》“读者来信”转递信函。中国作协“右”额已超,但为积极表现,以“反对农业集体化”划了杨觉右派,行政降五级,下放张家口怀安县广播站。1962年杨觉要求甄别,《文艺学习》领导韦君宜、黄秋耘都主张平反,但具体经办者的女同志不同意。很简单,平反了,岂不证明自己搞错了?冤了人?功劳一下翻成污点。[148]

1979年10月18日,北师大在八宝山为前副教务长、右派教授董渭川(1901~1968)补开追悼会——

虽然父亲沉冤得雪,但“三反”时期帮他“洗澡”者、“反右”时批判他最厉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争他最狠者,当时在学校里都还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这些有权者仍然视我父亲为“右派”、视我为“右派狗崽子”、视我妻子为“右派儿媳”。在那些卑视不屑甚至恨不得打杀我们的眼光中,我们一家子过得并不轻松,在校内工作极其困难,特别是要为办成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更是难于上青天,例如职称问题。[149]

“扩大化”既保住了“反右”首长的颜面——反右运动本身没错,大方向正确,客观上却实质性解决“右派”问题。历史前进不可能一步到位,能走一步总比原地停步强。“扩大化”实为中国特色政治——留名纠实,先实质性解决最为紧迫的右派“解放”,政治上恢复名誉、工作上立即使用、待遇上解决困难。利弊权衡,邓小平的“扩大化”还是利大于弊。但是,“扩大化”毕竟只是形格势禁下的历史产物,真正纠正历史错误,必须实事求是,恢复历史原貌,政治形势随时而迁,“是非”当然还是第一标准。

邓小平时期的几句名言确实体现“中国特色”,如只做不说的“不争论”、如体现“不争论”的“扩大化”,携带相当丰富的中共政治特色——争论不起。因为,武装夺权倚用的红色意识形态无法配套使用于“革命后”(已被1950~70年毛时代证谬),只能“打左灯向右行”,只能说一套做一套,实践“必须”脱离理论。中共的“形格势禁”决定了“右派”们只能得到委屈的“扩大化”。

不过,呼冤声音太大,1959年中共就被迫为“右派”摘帽。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为配合国庆十周年大赧,致函刘少奇,指示为“右派”分期摘帽,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12月5日,报上公布中直机关及民主党派中央“摘帽右派”名单(142人)——

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向达、陶大镛、袁翰青、陈铭德、吴文藻、曾彦修、王曼硕、彦涵、沈志远、徐铸成、浦熙修……

1960年10月,第二批右派“摘帽”。11月25日《人民日报》刊出中直机关、民主党派中央“摘帽”260余名——

黄绍竑、刘王立明、钱伟长、宋云彬、谭惕吾、李伯球、叶笃义、黄渭川、周颖……[150]

1959年第一批、1960年第二批,共摘掉9.9万人“右帽”。至1964年,先后五次为30余万右派“摘帽”,其中主要为知识分子。[151]

 3伟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影响

这句中共政治熟语,还真给说着了。反右的“伟大现实意义”:

1打掉党内外三代直声

丁玲、冯雪峰等大革命第一代;陈学昭、王若望等延安第二代;刘宾雁、王蒙等“解放牌”第三代。“反右”成为中共丧失寰内士林向心力之始,一位1960年代同济大学生:

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了:既然共产党说国民党独裁专制,人民没有自由,为什么鲁迅可以公开发表文章骂国民党?共产党声称自己代表人民,人民群众享有“最大的自由,最广泛的民主”,反而稍稍提点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永世不得翻身?[152]

1957年“十·一”,香港挂出五星红旗比前几年少了。[153]1957年后,留学生几无一人归来。

2一批(看风)、马(拍马)、牛(吹牛)得提拔[154]

复旦大学新闻系1955年级党支书韩修鲁(1927~2011),1943年参加革命,自谓背着“红包袱”进复旦,背着“白包袱”离校。他坚持本年级无“右派”,不同意在学生中划右。无数次开他的斗争会,上至校党委书记杨西光,下至“进步同学”,不下十余人数十次找他谈话。幸亏出身好,又有战功,否则不堪设想。“结果给我严厉处分:撤销职务、留校察看两年。毕业鉴定:不能重用。”

1960年毕业后,先分配山东省电台,1962年下放鲁西南微山湖边最偏僻最穷的鱼台县(最后在鱼台县教委离休)。1984年,当年受他保护的同学在上海科协会堂为他举办宴会,泪流满面地感谢他:“你为了保护大家,把个人一生前途都葬送了。”韩修鲁答曰——

同学们别难过。我不是保护大家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实事求是。你们说说,谁对着我说过反动言论?我当时是支部书记,你要对着我说反动言论,我当时不饶你。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反动言论,为了保护我自己或者说为了我个人前途,无中生有把同学们往火坑里推,我现在当省委书记也不光荣。心里能愉快吗?我一生虽坎坷,但不埋怨不后悔。在那种情况下,我只有如此。前途葬送了,良心没有葬送,问心无愧,精神愉快。[155]

聪明人感悟:

不声不响,升到中央;多说多讲,自我遭殃。[156]

河北雄县干部圈流谚——

要命不要脸,要脸不要命!把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往缺德里干吧![157]

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整体错位。《红旗》杂志编辑牧惠(1928~2004),见过一位很能干的县长,但他大学毕业后在食堂卖了五年饭菜票,接受单位不懂也不想懂他的特长与作用。这类“不对口”安排还往往是对“不服从分配”的恶意惩罚。1990年代后期,河南汝州市文化局还因“不听话”、“不好管理”,将汝瓷研究专家朱文立调去看守影剧院大门。那些一无所能只会画圈的平庸之辈,仅仅因为他们早到迟退步步高升。

⑶ 藐视法治

1959年毛批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实行,何必要甚么法律?”[158] 如此公然蔑视法治的“最高指示”,只有他一人批得出来,因为只有他一人有此特权,也只对他一人有利。

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1976年1月,姚福申刑满,安置于附属分场(二劳改), 对人治深有体会——

任何存在着权力下放分配的地方都会产生矛盾,农场干部之间也总是存在着一些隔阂和矛盾。……我很清楚这是个雷区,千万碰不得。无论对场长、业务干部、管教干部,我都表示应有的尊重,但绝不对某一个人过于亲近,免得引起其他人的猜疑。……有些干部刚调离,原先那班亲信顿时遭到新领导的冷落和打击,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反右以知识分子为“目标人群”,知识分子成了“吃屎分子”,大老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全社会朝无知化迅速下滑。整肃士林,当然意在一并打掉士林所持守的价值观念与历史理性。“反右”后,大陆人文状况急剧恶化,社会整体大幅退化。文化教育、价值理念、法治水平、自由开放、社会文明等一系列人文指标急剧滑降,不仅跌至1930~40年代以下,甚至低于戊戌时期。进入文革,寰内人文标准竟降至华夏历史最低点,历史理性偏斜度甚于暴秦——打老师、贬视士林、崇尚无知、全国成为恐怖集中营、国人日益贫困……最最无法忍受的是:过着地狱般的日子,还得感谢毛共使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天堂”!!

反右当然是赤潮祸华的大爆发,蔑弃理性,颠倒甲乙,大陆从此进入地狱。复旦新闻系学生右派居思基亲身感受——

当今国家号召我们要创建和谐社会,如“以人为本”啦、“依法治国”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啦、“良心”啦、“人性”啦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曾经批判了几十年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如今仿佛又复活了,变成了我们今天创建和谐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159]

⑷ 鸦雀无声 

1965年3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160]士林不敢说,更不敢写,整个国家不敢思考,积极性创造性全部受压,社会发展失去初始动力,只剩下毛泽东一人可“合法”思考,连一部影片(《创业》)的发行都得他亲审亲裁,全国只能等待他一人的能动性,全民只能“合法”消极——与无产阶级司令部保持一致。这一“社会主义特色”的幅射影响至少波及几代人。一位美国人观察:“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一部庞大生产机器中尽职而可互换的零件”。[161]

⑸ 社会环境大恶化 

复旦学生右派姚福申——

大家(按:学生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一旦被内定为右派之后,所有在非公开场合上随口讲的话,乃至两个人之间的私下谈话,都可以成为你的罪状。而且任何一句话,都会作为恶意的理解,甚至是有意的曲解,使你有口难辩。[162]

1958年,岭南才女冼玉清(1895~1965):

许多检举材料都是私人恩怨而制造的。我认为风俗之良劣,在乎人心之厚薄。自检举风兴,人心之凉薄极矣。 [163]

〈这是为什么?!〉一出,各大专院校、各机关一片噤声,万马立即齐喑,批斗会、检讨会没完没了。党员们洋洋得意,基层干部开始热衷找“对立面”的岔子,那些“不听话的”,这下可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栏目——“右派”。一些基层“鸣放”的大字报还揭出一些头目多吃偷占、乱搞女人,正好扣“右派”以报复。[164]

韩素音一直亲共,也不满“反右”,表示难以理解。老朋友乔冠华、龚澎向她解释这场运动的意义,她拒绝了——

我懂。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说过,我不相信“双百”方针会成功。现在我只想说,别为了在猫身上找跳蚤,就拼命地打它。

韩素音终身崇拜毛周,也无法认同这种不让提异议的“无产阶级专政”。她凭着对各赤国的了解,早早判定“双百方针”行不通——在专政体制下,无法实现言论自由。[165]

复旦大学新闻系1960届毕业生李鸿斌(贫家子弟),分配甘肃,再下至白银一所山区小学,报到途中病倒白银市小客栈,市民政局白发女局长接待他,耐心听完他的分配经历,神情严肃凝重,将他介绍给市有色金属公司。次日该公司人事干部急匆匆带李鸿斌上组织部报到,说民政局长为他们公司输送人才。两天后,负责审查档案的组织部负责人连呼上当,劈头盖脸训斥李鸿斌:“像你这样的人,我们不需要。这个老太呀,也太不负责任了。什么复旦大学新闻系,还是名牌,分明是『烂红薯』嘛!”文革时,他从大字报中才知毕业鉴定中有:“不听党话,同党不是一条心”;“与党离心离德”、“组织反党布衣反革命小集团”、“母亲经常发牢骚”、“包庇漏网右派弟弟”、“父亲为买办阶级服务”、“岳父是我公安部侦缉对象”……此时,他才明白“多年来好多丢失的家信,原来都是被有关组织扣留了。”文革后,当年的班级党支书在同学聚会上三鞠躬,说了两声“对不起”。[166]

1966年12月14日,为镇压反对中央文革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1966年6月5日成立),康生竟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167] 这种将专政说成“最大民主”的逻辑,当然必须端着刺刀。

学人罗尔纲(1901~1997),经受住反右运动考验,1958年入党,但1964年因“忠王李秀成”受批判,亲朋绝迹。1965年秋天一位老友上京,探望同楼他友,三过罗门不入。[168]

潘振声(1933~2009),上海青浦人,1950年参军,1956年入党,擅长儿歌创作,1957年入上海电台,创作儿歌中一句“再见吧,小鸭子,太阳下山了”,被指影射毛泽东,发配宁夏电台,1965年创作著名儿歌〈一分钱〉。娶宁夏女工,文革离去。文革后宁夏文联副主席,1991年江苏文联副主席。[169]

1993年,交出胡风信件的舒芜(1922~2009)未能逃“右”,记述感受——

万万没有想到和平生活会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又是这么紧张,这么你死我活,这么弥漫着火药味。……彼此政治关系的变化,带来许多惊心动魄的变化。原来彼此和和气气,至少是客客气气的好同事,忽然一下成了批你斗你的人,成了监督你改造的人,你得在他们面前低头认罪,时时处处事事得想到自己的“敌我矛盾”的身分。……忽然宣布“摘帽”了,周围的人又恢复叫你“同志”了,然而骨子里还是依旧,你不用多大的敏感就会明白自己的名字还是在另册上。[170]

整人自证

全社会成为绞肉机,人人“从政”,不是你整人,就会被人整,而且必须通过整人证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一位贫家出身的大学毕业生经历反右~文革全程,从1950年代初一路顺风顺水的放声高歌,到一下子闷了哑了——

人人都搞政治……又不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来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来。整成一团团,谁也解不开,越整越带劲。

军宣队审案,要被审者“配合”,按已编好的口供说,以构陷一位“打击对象”,再三保证不会判这位“配合者”。最后,“配合者”还是被判15年徒刑。宣判完,“配合者”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押解警察:“住嘴!你早干嘛去了!”[171]

但也有偷看同学信件,然后检举立功的人。1957年反右初期,复旦新闻系1955级学生费修竹接到同学姚福申来信,看完后随手放在枕下,醒来后发现信不翼而飞,一天后又奇怪“回来”。接着,几位学生干部找他严肃谈话,陈说阶级斗争的厉害,要他交出此信。高压之下,费修竹只得交出。姚信中有一句:他如是一颗炸弹,将与官僚主义一起爆炸。“恶毒反党”的铁证,姚福申大祸临头。“他的苦难都只怨我当初的幼稚和疏忽!”[172]复旦新闻系1955级110余名学生,6名划右,一个已相当“温和”“人性”的数字了。

1980年代初,四川南充改正“右派”张先痴执教某厂技校,一位省级女干部来视察,厂领导前呼后拥,此妇初恋情人与张先痴为密友,当她依稀辨旧容,临出办公室前,轻声对张先痴说:“老张哇,千万别用五十年代的老眼光看你周围的人,现在的人坏得很、坏得很!”最后几个字几乎咬牙切齿说出。[173]

人际关系相当紧张,大学同学之间连告诉家庭地址都是晚年值得记述的一笔:

我在复旦五年,这是唯一一次到同学家里。那时运动踵接,人各自危,都怕惹事上身。家庭是惟一的安全港湾(文革中这一点也失去了),不会轻易示人的。陈胜天主动告诉我,既是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又是他纯真敦厚的反映。……1960年毕业后,丙班就他和我两个被分到湖南,我只知道他在株洲,那时同学之间很少私交,不便打听。……陈胜天已遇车祸身亡,是他儿子回信说的。我怅然良久,我失去了一个说话可以不必提防的人。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生活中有一个这样的人是很珍贵的。[174]

走向大跃进、大饥荒、文革

55万余“右派”半数以上失去公职,相当一部分送劳教或监督劳动。[175]一代精英打倒泰半,社会失去理性滤层。否定历史理性的继承者,等于否定一切既往经验。大跃进中著名的“一平二调”(公社范围内拉平贫富、无偿调拨所有财产),自乱社会秩序,一片鸡飞狗跳。1960年,安徽凤阳某大队组织“挖掘潜力专业队”,手持铁棍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村村查户户搜,专门抄没村民私粮,见到吃的,一律吃光,村民呼为“吃干队”。村民稍有不满,便破口大骂:“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嘴牙是你的!”[176] 因彻底否定了“私”,既有价值标准全过时,与之配套的社会伦理、公共秩序一并无从附着,无法持守。

1956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310公斤,1960年降至215公斤,1978年回升320公斤,整整徘徊22年。[177]

⑻ 知识无用论

知识分子集体吃瘪,知识成了罪源,教师不再受人尊敬,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复旦大学新闻系1960届毕业生金万化:

从1949年国家易帜到改革开放,教师(特别中小学教师)一直处在社会最低层,境遇非常险恶、工作非常繁重、待遇非常可怜,我更是内忧外患,经常饥寒交迫,断绝了与一切外人的联系。

同届复旦新闻系毕业生裘惠民,分配甘肃,因出身不佳,先下乡修水库,一年多后回兰州,五泉公园看大门,再一年之后才调兰州五中教书。[178]

北师大学生右派范亦豪(1936~ ),18年发配青海门源县祁连山中学,认为反右给农村教育造成巨大伤害——

1957年反右,指标到了农村,农村里能算作知识分子的极少,所以最遭殃的是小学教师,而且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水平和威信最高的,因此农村教育遭遇了一次大劫难。……(青海门源县西滩公社一农民文革时说)“自打反右,老师被抓,我就再也不上学了。会写字太危险,怕了。我把家里全部纸和笔一点儿没留,统统烧掉。从那时起再不认字,再不写字。”[179]

 八、右派苦难

一、处决者(包括迫害致死)

据笔者有限信息,先后被处决的右派——

学生:黄宗奇、刘奇弟、顾文选、林昭、张锡琨、沈元、吴思慧、任大熊(以上北大学生);刘世广(清华生)、张春元(兰大生);徐关增、王汝强、曹介弘、陆鲁山、孙本乔、张九龙、马云凤(以上为北京高校学生);冯元春(川大女生)。

教师:吴纪仁(北外教师)、王格(东北工学院讲师)、毛应星(甘肃农校女教师)、王建国(汉阳一中副校长)、钟毓文(汉阳一中语文组长)、朱光澜(广西博白县中教师)、周信乔(博白县中教师)、蒋养毅(长沙小学教员)、杨焕尧(汉阳文化馆员)。

文化工作者:海默(北影编剧)、黄嘉音(文汇报副刊主编)、王桐竹(中央编译局俄译)、邢松劲(北京国际书店职员)、姚祖彝(外贸部译员)、张海辉(湖南农民报编委)、刘凤翔(湖南农民报编委)、傅汝舟(四川城市设计院工程师)。

老党员:柳湜(1928入党,柳直荀之弟)、朱希(1938年入党)、周居正(地下党员)、朱守中(党员)。

军人:蔡铁根(大校)、杨应森(中尉)、陈学诗(志愿军排长)。

其他:张雨沛(甘肃检察院干部)、陈民国(四川盐务局干部)、黄继亮(河南滑县会计)、刘文辉(上海造船厂青工)。[180]

被判刑者太多,一位长年研究“右派”的老人估计:被判刑的“右派”占10%。无法一一辑录,只能选录几位判重刑者——徐璋本(清华教授,无期)、张紫葛(西南师院教授,15年)、陈奉孝(北大学生,15年),林希翎(人大学生,15年)、张元勋(北大学生,8年)。

多数极右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刑劳改。他们都明白“我们想出去,只有等报上出现黑框框。”(按:毛死)文革初期,复旦新闻系学生右派姚福申就是讲了这句话——“污蔑伟大领袖”,判刑七年。[181]

二、六类处理

1957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下发专文,规定“右派”六类处理:①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不接受劳教,自谋生活);②押送农村监督劳动;③尚有专长或年老体弱,留用查看,降低待遇;④撤职,从事待遇较低工作;⑤降职减薪;⑥戴上帽子,免予处分(按中右处理)。党团员“右派”一律开除党团籍,民主党派亦须开除党籍(有影响或转变者除外)。

1958年1月13日,专文规定对高校学生“右派”四类处理:①一般开除学籍(个别反面典型留校监督劳动)。②情节较轻并确有悔改表现,留校察看;情节轻微并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免予处分。③国防、外交等机密专业,一律开除学籍,情节较轻并确有悔改表现,转学转系。④开除学籍的“右派”,回家自谋生路,由当地负责政治监督;没有生活出路者,劳动教养。

1月13日规定一律开除学籍,估计反对声浪较大,1月29日追发“纠偏”文件,要求只开除极少数“极右”学籍,规定“保留学籍”、“送农村劳动察看”比例要在30%,“表现好”可回校学习或分配工作,“表现恶劣”才开除学籍并送劳动教养。1月29日文件要求“留校察看”、“免予处分”两类合计比例应占70%左右。

对高校“右派”学生的学籍,从一律开除学籍到70%保留学籍,中共高层前后摇摆甚大。1月29日“纠偏”文件中,有一段说明何以放宽的根据:

……应该估计到他们中最后坚持死不悔改的,只会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在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之后,是可能改造过来的。因为真理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在蓬勃地发展的……[182]

请注意“真理是完全属于我们的”,195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中共用语。

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1896~1984):

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183]

对老同志也相当“直接”。李之琏(1913~2006),1933年入党;1934年入狱,“七大”代表、中宣部秘书长;1958年划“极右”,开除党籍,行政7级降13级,“结论是美化叛徒丁玲,包庇反党分子、写反党作品、叛变党。宣布大会陆定一讲话,过后就要我退场。”[184]

三、殃及家庭

1960年代初,董秋芳寻访老友,听邻妇说老友被划“右”,像蜂蛰一样惊慌,拉着同去者扭头就走。吴祖光发配北大荒后,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1905~1968)召见新凤霞,要她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离婚,便可入党,否则“承担后果”。新凤霞生来胆小怕事——“旧社会怕警察,新社会怕干部”,这次却对这位1931年入党的老革命说“不”。听到吴祖光将远戍边疆,答:“我等他回来。”“等多久?”“王宝钏等薛平贵十八年,我等他二十八年。”副部长大怒,拍桌赶她出办公室。一路哭出文化部大楼的新凤霞,次日上平剧院上班,单位已是劈头盖脸的大字报,迎门一幅大漫画——一位相府小姐抱着中山装的吴祖光,流泪哭喊:“我等你二十八年呀……”接着全院大会批斗,戴上“右派”帽子。[185]吴祖光的三个孩子不许升学。

萧乾儿子在学校被同学追喊:“小右派!”萧乾夫妇因孩子无法掌握“内外有别”,不敢对他说实话,只能说:“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长大后就会知道了。”儿子淌着泪不停摇头:“可是——我现在受不了!”[186]

“右派”华平:

我的家庭从此失去了欢乐、失去了笑声,与同学亲友一切社会关系断绝了往来。满腔的委屈和不平不但不能对任何人倾诉,还不能有丝毫流露,包括自己最亲近的母亲和妻子。我知道他们是信任我的,相信我决不会反党,但相互之间都不能明说。……这种日子,如果没有信念,真是连一天也活不下去,而我却这样度过了二十二年

最麻烦的是华平之妻受牵连,从上海静安区委书记机要秘书下放基层(终身未定职称),组织要求中共党员的她与丈夫划清“阶级界限”,要她监督“阶级敌人”,及时汇报丈夫的思想言行,而且必须倾向性十分明确——不要正面,只要反面。实在没什么可汇报,只能汇报华平给孩子讲故事不讲政治、庸俗化。组织上批评她的汇报“没质量”,加之怀孕后不愿打胎,增添罪名“敌我不分”,怀疑她对组织不忠诚。可她在丈夫面前有苦不能倒,更不能让孩子遭受伤害,为使华平安心改造,只能独自扛住压力。[187]

“右派”最向往的地方是火车上。改正后,“右派”李国文(1930~ ):

那时,人只有在火车上才是自由的,两头都不行。工地上将你当人下人,回到家,派出所知道你是右派,居委会的老太太自然也就知道。唯独在火车上没有人知道。你尽可以装得一副不是右派的样子,坐在那里和好人一起打牌,聊天,享受列车员对人民群众的热情服务……[188]

、平反故事

1978年11月,复旦新闻系学生“极右”姚福申被“改正”;1979年4月再宣布文革“反革命案”平反。此时他身陷囹圄22年。但复旦未打报告撤销“劳教处分”,他仍不能重返社会。但当年因“右派”遣送劳教,“右派”改正,劳教自然失去依据。安徽白茅岭农场准他回沪探亲,等待落实政策。

姚福申赶到复旦,复旦浑然不知需要补办这一手续,但当姚福申提出工作安排,接待他的教务处冷然回绝:不归他们管辖。姚只好三天两头跑市法院、劳动局、人事局,“那里天天高朋满座,大都是像我一样要求落实政策的人,然而得到的只是空言抚慰,并无实质性进展。”

1979年11月,复旦大学统战部突然找他面谈,“接待我的竟是统战部领导,面带笑容,态度和蔼可亲,与上次打官腔的教务处领导截然不同。他并没有涉及劳教处分是否撤销一事,而是主动谈起了我的工作问题。他认为至今半年多而工作问题仍未落实的确不应该,问我愿不愿意去离上海很近的苏州大学工作?”姚回答:“回去与家里商量商量”。

此时姚家住房被占,继母希望他上近郊工作,既不影响她们居住,有事唤他也方便。他去苏州大学,肯定竭力怂恿。因此,姚并未与“家里”商量。一周后,复旦人事处正式通知他上新闻系报到。原来复旦必须安排他工作,且有十分珍稀的“进人指标”。复任新闻系主任的王中(著名右派),将他要了回去。

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对我们一直保密的关于落实右派政策的文件,明确规定由当年错划单位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所以一开始复旦大学行政部门推得干干净净,现在却主动来通知我报到了。对落实政策对象保密的文件,统战部领导自然是看得到的,他想利用落实政策的时间差,将苏州大学的关系户借用我落实政策的用人指标调到复旦,而在我未了解实情的状况下,“征得本人同意”对调到苏州大学,真可谓用心良苦。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现在也无从查证,然而在中国当时的状况下,这种可能性大约有99.9%吧!其实对复旦大学我并无多少感情,如果对方确有需要,把实情与我讲清楚,对调一下也未尝不可。不将情况讲明白,利用我不解政策的弱势地位,诱我去苏州大学,从而达到鹊巢鸠占的目的,无疑会让我产生一种设圈套引我去钻的感觉,进而感到这朗朗乾坤其实非常阴暗,高等学府并不高尚。[189]

天津房管局一中年女干部,“鸣放”时批评人事处长任人唯亲,又因擅长书法,替同事抄写几张大字报,划右,直降四级,下放农村,文革抄家批斗,以白发病身在维修队当小工,一直没摘帽。22年办“改正”,才发现没摘帽不是表现不好,而是房管局人事处将基层房管站决定为她摘帽的报告忘在抽屉里。[190]

九、深远影响

千家驹:

……中国有史以来“文字狱”牵涉人数最多被害最惨的一次,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绝大多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从“反右”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鸦雀无声,不要说指鹿为马,即说一个蚂蚁比象还大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了。[191]

不戴假面具难出门,人际关系日益紧张化斗争化。尤其大学毕业生档案里的“政治鉴定”,关乎其一生命运。

1960届复旦新闻系毕业生,人人档案里塞入一张小纸条。1983年,是届王左生仍屈居《云南日报》小编辑。老同学杨翱卿访滇,问起《云南日报》副总编张黎洲(复旦高年级同学)。答曰:王左生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档案里有一张小纸条,说他父亲有问题。杨翱卿:“为什么不外调一下?”答:“去浙江出差的人很少,又不能单为这事派专人去。”杨:“此事关系王的一生前途,不能派人外调,至少可以函调。”不久,函调浙江,王父啥问题也没有,王很快被提拔,后任《云南日报》副总编。“我估计,王左生去世前也不知道,让那个小纸条害了他大半生。”

1960年复旦新闻系毕业生政治鉴定,由系总支书徐震(1929~1993)主持,由于“坚决与党保持一致”、“政治警惕性高”,该届毕业生(包括调干生)相当一部分鉴定:“中右”、“思想调子灰”、“极端个人主义”、“与党离心离德”、“与党不是一条心”、“不得重用”……这批毕业生长期被压,终身郁郁。划右的就不说了。复旦新闻系是届毕业生张大芝(党员调干生)——

这样的语言写在青年学生第一次进入社会的正式毕业鉴定里,难怪他们在毕业之后被目为另类,很难被安排适当的工作,影响他们几乎一生的发展前途。有的同学就碰得头破血流、欲哭无泪。同时也在客观上把好多本来向往党和社会主义的青年推到和党组织相对立的地步。

1984年,全国新闻教育会议在四川大学举行。徐震得知张大芝等1960届复旦毕业生将出席该会,“却在头一天‘临时’搭上飞机溜了,只留下长信向大家表示了歉意,其中总算还没有忘记我。”[192]

今天当然很清楚了,走错路、认错主义是第一位的路线错误。囿于时代局限,当时尚无人想到源头出了问题。章伯钧都相信将建起“共产主义天堂”,反右后才意识到:“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193]其实,毛泽东亦非真正虔信马克思主义。1957年1月,毛泽东大逆不道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194]

算一笔“伟大毛时代”的细帐:土改、镇反至少镇压200万“地富”、“反革命”,以杀一人牵连十位亲人计,至少树立2000万“对立面”;知识分子改造、批胡适、反胡风、反右,再将500万知识分子推入“对立面”,又至少树立5000万“对立面”;大饥荒死去至少4000万,再将至少四亿农民推入“对立面”;四清、文革整死2000万,整了一亿人,再增五亿“对立面”。如此这般,人民民主专政还剩下多少“基础”?1976年毛死时,得其利者至多只剩下几十万“各级干部”,明明天怨人怒,毛还自诩“莺歌燕舞”,自然只能人亡政息。

直至今日,50岁以上的大陆国人仍习惯受人控制的生活,一举一动都会想到“合乎中央要求么”?上海财大一位年近六旬的系主任,连转交几盒基督教光盘,都怕沾染祸祟严加拒绝。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大陆人只有生活在铁丝网里,才感觉安全。

价值观念上,个体被极度挤压贬低,社会大厦失去理性基础,各方面都趋向真正的反动。经济上,个人劳动所得无法由个人掌握,得通过硕大无比的集体返赐给个人,个人无法通过努力提高生活水平。思想上,独立思考不但得不到尊重,还会因“有个性”而备受打击,社会创造力大幅萎缩,创造源泉枯竭。政治上,既然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只能被动接受上级指示,个体失去价值与意义,无法有效自我关心,个人维权失去合法性,动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1957年以后,大陆国人精神禁锢达到“历史之最”。

一流人才出局,二三流人物填位,各领域断层势成必然,更麻烦的是二三流人物选拔出来的后继者,亦大多为二三流,甚至更低。2003年7月6日,央视一场有关北大人事改革的对话,北大闵书记承认该校师资队伍至今仍存重弊——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历史因果角度,一流人才出局自然不可能得到一流的结果,上游自必影响下游。

略举一例。华东师大中文系高才生赵云龙(南通人),“反右”受批判,虽未划右,但档案里装入“不得重用”的组织意见。1958年毕业分配至山西忻县师校任教,由于才华出众,1964年调入忻县地区文化局戏剧研究室,参与编创现代戏。1973年本拟调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受1974年晋剧《三上桃峰》案牵连,加上家在南通,1974年5月3日自杀。遗言:

莫将自己想象的东西强加于人,莫将自己心中的脏水硬往别人身上倒!诬人太甚!辱人太甚![195]

另一位贫家出身、1949年后甚受重视的大学生,文革后感言:

我如果只想为自己,并不太难,放弃理想、志愿,随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辈子下去就是了。难就难在你并不想为自己,还想为国家。[196]

余波未了

1988年11月中旬,昆明“全国中共党史讨论会”,对于反右运动,三派观点:一、彻底否定。认为根本无必要发动反右,指说“右派”煽动向党进攻,根本不符事实;二、部分肯定。发动“反右”并非毛一人独断,刘少奇、邓小平等都很积极,周恩来沉默,“反右”有群众基础,对“右派”言论不能接受,确有个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三、扩大化。总体上认同第一种观点,但对外宣传上必须坚持“反右斗争是必要的,但犯了扩大化错误”,即政治化策略化回避对“反右”运动的定性,“中国特色”的和稀泥。[197]

不少老“右”人还在,心未死,他们的事儿还没完,完不了。每次北大校庆,都有“右派”校友到场发声,成了校方一块心病。1995年起,全国老“右”咬上了政治上“平反”(拒绝仅仅“改正”)、经济上索赔——补发工资,且以台湾绿岛监狱为“感训犯”赔偿为参照(关押二~三年赔偿百万台币,处决赔偿六百万)。[198]中共政府既头疼又尴尬:不补发,于情于理确实欠了人家,就是补发一点工资,也补不回二十二年的苦难;若补发(政府已有此财力),那些去世“右派”咋办?家属来要,总不能说人家胡闹。更麻烦的是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的当事人、其他赤难受害者的遗属,攀比索赔,拉出葫芦带起瓢——越弄越麻烦?历史欠帐太重呵,只能宜粗不宜细——历史问题一律到此为止!

随着时间推移,最后一批“右青”也陆续逝去,一点点隐入历史天幕,“反右”研究的现实动力在递减。“右派”后人毕竟不如本人“痛说家史”的愿望强烈。作为民间研究,“反右”研究已过高峰。因为,这一研究基本“结项”——各种结论大致定型,要改变的只能是中共史家如何向民间研究看齐,而非民间研究“与中央保持一致”,“真实”在野不在朝。当然,中共史家一时不“折腰”也没关系,时间最终会使“真实”隆凸,真理必将正位,冤案必须平反。毕竟,阻碍反右平反的力量在缩小,推进平反的力量在增加。

西方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必须找出灾难原因,避免同一之地再栽跟斗。中共封堵对“反右”的反思、研析,当然不利于国家从这只大跟斗中汲取各种经验,仅仅有利中共政权的稳定。设禁历史,说明中国政治尚未“与时俱进”。从自身历史获得经验的及时率,当然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刻度。

就人性本质,恐难免左。社会终究需要不时调整改革,似乎也必须来点左。各历史时段也总会出现这样那样不良弄潮儿,驾乘社会思潮播云弄雾,悄售其私。问题的关键还是老祖宗再三强调的经验——中庸。万事有度,不可逾分。社会越发展,文明越精化,掌握“度”的能力也就越高,此即人文标准不断提高。反之,社会越野蛮,政治越粗暴,解决矛盾的思路与手段就越简单越原始,暴力度也越高。具体归结到“反右”,可浓缩为八个字:领错图纸、跟错主义。毛共强不可为而为之,加上政治因素与老毛个人政治品德,犯了低级人文错误。惟其低级,才为祸甚烈,延时甚长。复旦学生右派姚福申——

面对故意的诬陷时,我们对现状也会有不满之处,最大的不满便是缺乏最起码的言论自由空间。经过相互之间的交流,使我确信含冤莫辨的不只是个别人,反右斗争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总有一天会平反的。我估计如此明显的失误,要不了五六年就会得到纠正,没想到纠正这样一个明显的差错,竟然要等22年。[199]

整理于2012年3月,后增补。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803~804。
[2] 冯建辉:《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华文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260。
[3] 黄象品:〈1988年全国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观点述要〉,《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2期,页35。
[4] 罗冰:〈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右派300多万〉,《争鸣》(香港)2006年1月号。转引自穆广仁:〈反右的六个方面〉,《炎黄春秋》(北京)2010年10月号,页40。
[5] 金钟:〈中国右派的英勇起义〉,《开放》(香港)2004年8月号,页51。
刘宾雁:〈难忘的1956~57年〉,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页95。
[6] 金钟:〈关于右派死亡的一项死亡统计〉,《开放》(香港)2007年6月号,页40。相关段落:”最近,我们获悉一个来自大陆内部未曾公开的数字。据说中共当局不久前作过调查统计,原右派分子,全国现有9800名,港澳台420名,欧美80名,总共10300名。”
[7] 苏绍智:〈超越党文化的思想樊篱〉,《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7年第2期,页6。
[8] 马畏安:《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55。
[9]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第五版,页1~2、15。
[10]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47。
[11] 林雪:〈“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4期,页9~10。
[1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402。
[13]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统战部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浙江篇》,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1年,上册,页61。
[14]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上海)2006年第4期,页21~22。
[15] 乐黛云:《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41。
[16] 何方:〈对资中筠文章的几点补充〉,《炎黄春秋》(北京)2010年第3期,页26~27。
[17] 袁鹰:《风云侧记》,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7。
[18]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28~29。
[19] 李慎之:〈与杜维明先生的对话——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上〉(1998),载《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上集,页75。
[20] 述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中国〉,http://www.xici.net/d178754327.0.htm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10册,页154~163。
[22] (英)麥克法誇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76、376。
[23] 《光明日報》(北京)1957年5月1日。
[24] 魏承思:《中國知識分子的浮沉》,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4年初版,頁114。
[25] 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廣州出版社1997年,頁328~329。
[26] 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75~76、443~445、455~456。
[27] 《新文學史料》編輯部編:《我親歷的文壇往事·憶大事》,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2004年,頁554。
[28] 申淵:《五七右派列傳》,五七學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頁174。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下卷,頁851。
[30] 申淵:《五七右派列傳》,五七學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頁307。
[31] 〈知识分子在天安门宣誓〉,《文汇报》(上海)1958年3月17日,第1版。
[32]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汪静之先生纪念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页303。
[33] 吴孟庆主编:《文苑剪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页67。
[34] 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128。
[35] 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183。
[36] 舒芜:《未免有情——舒芜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7年,页316~320。
[37] 彭志一编:《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2004年8月自印本,页127。
[38]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书作坊(香港)2008年第二版,上卷,页166。
[39] 申雪:〈不予平反的大右派彭文应〉,《开放》(香港)2007年6月号,页9。
[40]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283。
[41]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161~165。
[42] 谭天荣:〈前言〉,《我的回忆与思考》,〈五柳村〉网站(北京),http://56cun.anyp.cn/blog/archive/108797/060709170145140.aspx .
[43] 原载《新月》杂志第二卷第八号。转引自朱正:〈反右派斗争:历史关节〉,《领导者》(香港)2007年8月号,页103~104。
[44] 华平:〈写柯庆施大字报改变了我的命运〉,《世纪》(上海)2012年第4期,页28~29。
[45] (苏)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永恒的爱》,郭锷权译,花城出版社(广州)1982年,页301。
[46] 谢蔚明:〈我了解的张恨水〉,《文汇报》(上海)2004年9月7日。
[47] 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页327。
[48]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20~21;311~313。
[49] 周素子;《右派情踪》,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41。
[50] 邢小群:《往事回声》,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页83。
[51] 张伟:〈陈梦家——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中国青年报》(北京)2006年9月6日。
[52] 范忠俊:〈难忘樊斌话〉,《大理日报》2012年11月26日。
[53] 金蔷薇编:《作家人生档案》,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2001年,上册,页25、34~35。
[54]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121~122。
[55]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三卷,页242。
[56] 孙庆瑞:〈勿忘哈军工的”右派”〉,”老藤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e032fa0100etal.html
[57] 曾伯炎:〈右派传奇〉,《观察》(华盛顿)第41期(2008年9月5日),页66~68。
[58]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420~424。
[59] 朱正:《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20。
[60] 黄新原:《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70~71。
[61]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三卷,页390~392。
[62]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111。
[63] 陈学昭:《浮沉杂忆》,花城出版社(广州)1981年,页60~61。
[64] 谢言俊:〈费孝通和江村经济之路〉,《新京报》(北京)2005年4月26日。
[65] 申雪:〈一代巨星石挥之死〉,《开放》(香港)2007年8月号,页69。
[66] 萧镇:〈吴永刚导演为何成为右派〉,《世纪》(上海)2010年第4期,页74。
[67] 傅光明:《解读萧乾》,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298。
[68] 丛维熙:《走向混沌》,花城出版社(广州)2007年,页26。
[69] 戴煌、戴伟:〈我的“右派”生涯及相关刍议〉,《领导者》(香港)2007年6月号,页104~105。
[70] 千家驹:〈千家驹笔下的反右内幕〉,《开放》(香港)2007年6月号,页43。
[71] 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43~45。
[72] 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页784、789。
[73] 周素子:《右派情踪》,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02。
[74]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三卷,页385、242。
[75] 沈吉鑫:〈上茅厕被定为右派的奇事〉,《世纪》(上海)2010年第3期,页76~77。
[76]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343~344。
[77] 华平:〈写柯庆施大字报改变了我的命运〉,《世纪》(上海)2012年第4期,页26~27。
[78] 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128。
[79] 曹德谦:〈右派并非都是英雄〉,《开放》(香港)2007年11月号,页94。
[80] 笑蜀编:《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博思出版集团公司(香港)2002年,页10。
[81]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297、359~360、390~392。
[82] 金蔷薇编:《作家人生档案》,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2001年,下册,页516。
[83]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三卷,页417~420、100。
[84]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395、399~401。
[85]《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534。
[86] 晓枫:〈《草木篇》文字狱始末〉,《开放》(香港)2007年4月号,页66。
[87]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北京)2008年,第二卷,页339。
[88] 萧镇:〈吴永刚导演为何成为右派〉,《世纪》(上海)2010年第4期,页74。
[89] 《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281。
[90] 贾植芳:《狱里狱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1年,页253。
[91]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58。
[92] 张轶东:《从列宁格勒大学生到新肇监狱》,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部(华盛顿)2007年,页182。
[93]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09,注释一。
[94] 《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289。
[95]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95。
[96]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三卷,页181~184。
[97]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112。
[98] 沈吉鑫:〈上茅厕被定为右派的奇事〉,《世纪》(上海)2010年第3期,页76。
[99] 申渊:〈邓小平、彭真的反右角色〉,《开放》(香港)2007年4月号,页70。
[100]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333~335。
[101] 范亦豪:《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38~40。
[102] 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280。
[103]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四卷,页162~163。
[104] 俞安国:〈运交华盖欲何求——我的右派生涯心路历程〉,俞安国、雷一宁编:《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183。
[105]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四卷,页55。
[106]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339~342。
[107]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339。
[108] 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160。
[109]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417~419。
[110]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三卷,页388。
[111] 范泓:〈名门之媛陶琴薰〉,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老照片》,2005年8月第43期。
[112]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424。
[113] 周素子:《右派情踪》,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255。
[114]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111。
[115]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277;
[116]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第二卷,页21;第三卷,页408。
[117] 季音:〈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炎黄春秋》(北京)2007年第7期,页60。
[118] 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页189。
[119] 何满子:〈文人道德怎么样了?〉,《文学自由谈》(天津)2004年第6期,页58。
[120] 赵文滔:《伤害》,夏菲尔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页212~213。
[121] 刘乃炎(右邨):〈凄风苦雨中的莘莘学子〉,陈生玺、张镇强主编:《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南开大学“五七”回忆》,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香港)2015年,页217~218、393。
[122] 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页94~95。
[123] 范亦豪:《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66。
彭浩荡:〈在鲜花和掌声之外的追忆〉,俞安国、雷一宁编:《不肯沉睡的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2006年,页284~285。
[124] 范亦豪:《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69~70。
[125] 彭苏、任明远:〈笔声的窒息〉,《南方人物周刊》(广州)2009年第30期。
[126] 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150~151。
[127]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232~234
[128] 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页389~400。
[129] 丛维熙:《走向混沌》,花城出版社(广州)2007年,页128~130。
[130] 王瑛:〈反右欠下的良心债〉,《炎黄春秋》(北京)2010年第2期,页46~47。
[131] 申渊:《五七疑云》,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10年,页182。
[132]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二卷,页329~332。
[133] 唐瑜:《二流堂纪事》,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1997年,页142。
[134] 周素子:《右派情踪》,田园书屋(香港)2008年,页125。
[135] 申渊:〈邓小平、彭真的反右角色〉,《开放》(香港)2007年4月号,页67~69
[136]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三卷,页131、144~146、311~313
[137]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三卷,页407。
[138] 胡渐逵:〈李淑一险成右派〉,吴孟庆主编:《政海拾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页279~280。
[139]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我亲历的文坛往事·忆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489。
[140] 〈林斤澜何以在反右风暴中“漏网”〉,《青年周末》(北京)第161期。
[141] 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4。
[14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下卷,页1007~1008。
[143]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1959年12月10日~1960年2月9日)。转引自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利文出版社(香港)2005年,上册,页288。
[1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第五卷(1961-7~1966-9),页30。
[145] (法)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1748),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年,上册,页214。
[146] 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页51。
[147]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15、179。
[148]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43~44。
[149] 董乃强:〈一个“右派狗崽子”的回忆〉(2010-9-15),雷一宁等编:《“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香港)2011年,下册,页52。
[150] 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明报出版社(香港)2004年,下册,页683~685。
[15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下卷,页1001。
[152] 李大立:《中国—— 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香港)2007年,页128。
[153] 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卷四),商务印书馆(香港)2004年,页99。何光诚:〈反右中一位香港人的迷惘〉,《二十一世纪》(香港)2008年4月号,页141。
[154]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书作坊(香港)2008年第二版,上卷,页334。
[155]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12~113。
[156] 应克复:〈中国大陆政党制度及其展望〉,《当代中国研究》(美·普林斯顿)2007年冬季号,页39。
[157] 金蔷薇编:《作家人生档案》,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2001年,上册,页96。
[158] 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出版社(香港)2006年,页357。
[159]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14~315、333。
[160]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261。
[161]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观察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103。
[162]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283。
[163]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北京)1995年,页49。
[164]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314。
[165] (英)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351。
[166]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77~178。
[167] 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325。
[168] 萧乾:《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29。
[169] 李动:〈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解放日报》(上海)2015年7月21日。
[170] 舒芜:《未免有情——舒芜随笔》,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7年,页330~331。
[171]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307~08、336。
[172]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59。
[173] 张先痴:《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美国)2007年,页287。
[174]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423。
[17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下册,页839。
[176] 旷晨、潘良编著:《我们的1960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2006年,页8。
[177]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优秀文化出版社(香港)2004年,页39。
[178]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423~425。
[179] 范亦豪:《人生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154~155。
[180] 申渊:《五七右派列传》,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09年,第四卷,页1~13。
[181]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05。
[182] 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 )》,光盘。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77。
[18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839。
[184] 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页88。
所谓反党作品,乃长诗〈到哪里去〉第一章,写一军人到延安后的变化,拟写十章,刚第一章,从宿舍抄出。
[185] 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4。
[186] 萧干:《萧干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5年,页229。
[187] 华平:〈写柯庆施大字报改变了我的命运〉,《世纪》(上海)2012年第4期,页28。
[188] 李辉编著:《书生累——深酌浅饮“三家村”》,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页174。
[189]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317。
[190] 范亦豪:《命运变奏曲——我的个人当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90。
[191] 千家驹:〈千家驹笔下的反右内幕〉,《开放》(香港)2007年6月号,页41。
[192]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25、243、244。
[193]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初版,页366~367。
[19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年,页344。
[195] 毕星星:〈《三上桃峰》事件查处纪实〉,《同舟共进》(广州)2015年第1期,页75~76。
[196]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页307。
[197] 黄象品:〈1988年全国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观点述要〉,《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8年第12期,页35。
[198] 申渊:《五七疑云》,五七学社出版公司(香港)2010年,页276。
[199] 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283。

原载:《领导者》(香港)2012年6月号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