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2)

   俄国各界的反思(12)

叶利钦反思苏联解体的第四个问题是:

四、认为“八一九政变”的失败是20世纪的结束,新世纪的开始

叶利钦是苏联解体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和当事人,人们认为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但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对于“八一九事件”他这样评价: “1991年8月19日至21日是20世纪的结束。如果说第一次自由选举俄罗斯总统是全民族的大事,那么八月政变的失败则已是全世界的大事了。从大部分时间上说,20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原子瘟疫等,凡此种种的噩梦都是史无前例的。终于,一个旧的世纪在这三天中结束了,新的世纪开始了。” “最后一个帝国在这几天内崩溃了。而正是这种帝国政治和帝国思想,在本世纪初和人类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并充当了所有这一切灾难过程的导火索。”

因此,叶利钦认为苏联解体应该是苏维埃帝国发展的必然产物,苏维埃帝国成了自身灾难的导火索。叶利钦对于自己在第一次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的获胜这样评论: “我很难客观地说,主要的是什么影响了我在初期自由选举中的成功。我仍然认为,关于‘受欺负的’叶利钦的无稽之谈、现行制度的敌人形象所起的作用并非最为重要。我认为,这次选举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动因是角色的不同分工: 戈尔巴乔夫代表联盟,代表一个大帝国,代表一个旧的超级大国;而我代表俄罗斯,代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代表一个新的甚至尚未存在的国家。大家在急切地期待着这个国家的出现。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在接近1991年6月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苏联历史时期的终结。 ‘苏联’ 这个词本身已不可能说出了,它已耗尽了自己的寿命。在全世界,苏联的形象与军事力量的形象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连, ‘苏联人’ 和 ‘苏联坦克’ 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全球战略范围里改变了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给我们的坦克盖上护套之后,他继续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社会主义呀,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呀,苏联生活方式的成就呀,需要发展和丰富这些成就呀;结果,他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死胡同。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离开帝国的形象而存在,帝国形象已经不可能离开实力形象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柏林墙上响起第一声锤击时,苏联已经寿终正寝了。我们的人民,即使不是全体,但社会中最为积极活跃和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经彻底同 ′苏联’ 断绝了。全国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和以这样的思想来看待选举新领袖人物这件事的。我抱着从‘苏联遗产中最彻底地解放出来的思想走来。这样的彻底解放不单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而是通过改变俄罗斯承担的痛苦的大国职能来取得的。”

有人认为英雄造时势,也有人认时势造英雄。而叶利钦这个“苏联英雄”却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就的。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从外省调进中央,执掌京畿大权,谁承想两年多以后二人却到了反目成仇的地步。这又怪谁呢?俄罗斯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入主克里姆林宫者的个人命运》一书中这样叙述二人的恩怨是怎么结下的:

叶利钦在首都市民当中的威信越高,他与党内同僚们的矛盾就越加尖锐。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越来越难以克服对自己提拔起来的竞争对手的嫉妒心理。他们之间冲突的高峰就是前面说过的19871021日的中央全会。会上叶利钦在发言中谨慎小心地批评“改革”停滞不前,触及到戈尔巴乔夫搞个人崇拜。任何人都没有想到,首先叶利钦本人也未料到,叶利钦这四分钟的发言将成为俄罗斯历史的转折点。他的发言以请求辞去一切党内职务结束。这是一时感情冲动的结果,还是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这堪称是英勇果敢和史无前例的一步——从来还没有任何人自愿地退出克里姆林宫的奥林匹亚神山。事实上,我们都在受命运的支配。只有命运之神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英雄来,又能够转瞬之间将英雄化为乌有。

在戈尔巴乔夫的指挥棒下,整个克里姆林宫的“最高法庭”开始对叶利钦这个离经叛道的内奸群起而攻之。给他罗织的罪名有恶毒污蔑党、赤裸裸的叛变、搞突然袭击。整整三个小时的斗争能叫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濒于崩溃。……

下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从病床上叫去开会,宣布撤销他的党内职务。叶利钦后来气愤地写道: “不管是什么人,把一个人从医院里拖到那里去,就是为了要撤他的职。这简直让人无法理解。以前戈尔巴乔夫对待我多么不好我都能忍受,可无论如何也不该这样没有人性,不讲道德……”

索尔.舒尔曼接着写道:

这里不禁要问: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他又不是不明白,他这种不通人情的举动终究会受到谴责,而且不会增加他的威信。哪怕再过一两个星期撤他的职也不迟嘛。更何况从形式上还不能说是撤职,因为是叶利钦本人请求解除他所担任的党内职务。

问题就出在这个“本人请求”上。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有人自动退出神圣的政治局。自动退出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就表示你怀疑克里姆林宫奥林匹亚神山的圣洁,那你就将从这座山上一落千丈。按照克里姆林宫一条不成文法,从这个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出来只有两种形式: 或者被拉出去,或者被赶出去。就连拖长“赶出去”的过程也是不允许的。决不能让叶利钦自愿辞职的消息传遍全国。必须赶在前面,给这个叛逆者公开“判刑”。这就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急如星火地催促的原因。苏联塔斯社1031日晚刚收到叶利钦提出辞职请求的消息,过了45分钟便接到政府电话: 严禁发布此条新闻。休想讲什么自愿辞职,只能是被可耻地赶下台!

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像苏共这种组织你一旦宣誓加入,那真和签了卖身契差不多。这“永不叛党”四个字使你没了退路,成了党的过河卒子,只能奋勇向前。你连退党的机会都没有——只要你提出退党,人家先是劝阻,劝阻不成就把你除名。人家要保全面子啊。像叶利钦这种高层人士想主动辞职,在人家看来更是罪不可恕,必欲置之于打倒之列。

叶利钦摔了一跤,又爬了起来。后来因祸得福,成了英雄。这是怎么搞得呢?

索尔.舒尔曼接着写道:

但是赶下台是需要找出充足的理由的。给公众舆论提供什么理由为好呢?说他批评改革停滞不前?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说他攻击戈尔巴乔夫?可人民也在骂他,戈尔巴乔夫已经怨声载道了。与此同时,老百姓当中也流传起许多关于叶利钦的神话。各种版本的叶利钦“大义凛然的演说”在莫斯科不胫而走,实际上那些话他没有说过,那些举动他也没有做过。但人们像堆雪人一样,塑造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 一个人一旦被人民推举出来,他就会变成英雄,至于这个人实际上够不够英雄,那都无关紧要,因为他已是人民的象征。

在与叶利钦的对屿当中,戈尔巴乔夫起码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从而加速了他的覆灭。第一个错误是他无法预料的,那就是将叶利钦调进莫斯科。但是第二个错误是他明显的失误。明知道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就是同情受害人,他却偏偏对叶利钦大兴问罪之师,又是大会声讨,又是赶出政治局。这对于叶利钦来说不啻是一件最好的礼物。我们已经说过,叶利钦不善于近距离作战。在远距离战斗中、在广场上、在街垒上他的力量才能发挥出来,他在那里才感到得心应手。希腊神话里英雄安泰靠接触大地母亲来恢复体力,叶利钦也是通过接触人群来获得力量。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粗暴地抛弃了,恰恰使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支同盟军。而人民群众对克里姆林宫早已丧失信心。总而言之一句话,“叶利钦效应”是戈尔巴乔夫一手制造的。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作为第一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的“民主之父”和“自由旗手”,在俄罗斯极力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他说: “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 他在总统任期的八年多里,把自己几年的积累的块垒一吐为快,努力消除原先的一切社会主义痕迹,削弱CP的影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2002年,已卸任总统职位一年多的叶利钦对记者说,共产主义思想在全世界都在衰落,人们越来越不信仰它了。 “CP眼看着在俄罗斯渐渐消亡,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个人为此感到高兴。” “以久加诺夫(俄共主席)为首的党,高举列宁、斯大林的红色旗帜,高喊着死板的口号,号召收回一切,大搞平均主义,限制所有持不同意见者和有不满情绪者,这样的党还能走多远。感谢上帝,让人们生活在幻想中、欺骗人民的时代结束了。” 政治上,叶利钦建立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制,但同时又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建立了“超级总统制”。 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试图在短期内实现向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过渡,结果造成了俄罗斯经济衰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等诸多消极后果。但叶利钦仍然认为,他最初选择盖达尔实施“休克疗法”并没有错。他说: “盖达尔的作用在于,他使我们瘫痪了的经济骤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枢、它的资源、它的机体动弹起来。行还是不行?做法相当残酷。但必须这样做。” 对于产生的消极后果,叶利钦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 “任何国家都经历过这种困境。这是一个经济隔离带。这是一个通向繁荣的防疫隔离带”,而且这是苏联经济模式所付出的代价。 “70年来,俄罗斯远离了文明世界,在此期间它适应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但失去了重要的可贵的机会: 它未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市场。我们迫不得己地打碎自己,在自己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再一次地放弃虚无缥缈的稳定,放弃那体现于半兵营式的半贫困生活中的稳定……” 因此,“盖达尔的改革保证了宏伟经济的好转,即摧毁旧的经济。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不像做外科手术那么漂亮。相反却带有某种生锈的吱吱声,当带着肉撕下几块报废了的零件和结构时,则发生了断裂的现象。大概是实在不能换另一种方法。除了斯大林式的工业和斯大林式的经济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别的经济。旧的经济从一开始形成就必然要产生这种致命的断裂。从它的建立到被摧毁都是如此。”

叶利钦认为: “直到此时我对盖达尔都没有失望,至今我仍然坚信,当时在1991年,我作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认为无论是放开消费品的价格,还是被称之为‘休克疗法’的整个自由化方案都是正确的。是的,俄国极其艰难地经受着休克,而在这种新的生活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我,许多人至今仍在寻我自我。但是对我而言,头等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立即摆脱原有经济的束缚。”

叶利钦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得以惊人的显现。列昂尼德.姆列钦在《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一书中叙述了这一情节:

(1990年)72日,苏共二十八大开幕了。戈尔巴乔夫会前考虑,是否为自己设一个党主席的位子,但是举棋不定。……

叶利钦已不像在第十九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上那样胆小了,他发了言: “我们为党贡献了几十年的生命,认为有义务来这里说,苏共的出路还是有的。虽然困难、艰巨,但是有出路: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转向多党制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改变党的名称。这个党应该称为民主社会党。党不应该具有任何国家的功能……”

叶利钦、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被列入所谓的中央候选人的“核心名单”,实际上已保证他们具有中央委员的资格。

叶利钦提前与助手们讨论过他退不退党。直接在大会上还是会后,他曾犹豫过,焦虑过。最后还是决定与党告别。

当大会开始宣读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名单时,叶利钦要求发言。他走上台说,他要退出苏联CP他解释说,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他不能只服从于一个党,应该服从人民的意志,然后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大厅。有人冲着他的背影高喊: 可耻的叛徒!戈尔巴乔夫慌了手脚。

.切尔尼亚耶夫(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助理)回忆起那次代表大会: “一大群失去理智的外乡人和首都的蛊惑分子……发言人的水平那么低,除了能理解高级党校的‘马列主义外,其它的东西什么都接受不了。要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背叛!……

“戈尔巴乔夫的班子在大会上被打得人仰马翻。这一班人防守无力,更别说进攻的能力了。大家明白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依靠党而存在,无法想像自己离开党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无法想象站在反对以这次代表大会为象征的党的立场上。

“只有叶利钦以他野兽般的嗅觉感到了′历史的钟声。……他有判断力,这使他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折中策略高出一筹……”

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不必“紧紧咬住敌视他的这个党的高级职务”不放,戈尔巴乔夫应该像叶利钦一样,朝着这个党的脸吐口唾沫接着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叶利钦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什么,而是赢得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同时推翻了当时戈尔巴乔夫常说的观点: 离开党(实际上指的是离开党的上层)就会断送改革……

许多人后来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脱离党、确定进行选举的时间,并开始对苏联的改革。那样也许他能保住统一的比较自由的联邦或邦联形式的国家,也许会保住自己政治家的地位,还会找到一些愿意帮助他进行改革的人。

叶利钦的惊世骇俗之举也表现在他与议会的冲突上。1993年叶利钦与议会发生尖锐冲突,最后他下令炮轰当时俄罗斯议会所在地白宫。他在10月4日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这场冲突定性为“法西斯一共产主义武装叛乱”,说它是由“共产主义复仇分子”挑起的。这次事件以叶利钦的胜利而告终。结果,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尚存的苏联象征物——最高苏维埃,也就是说形式上的苏维埃制度也寿终正寝。此后,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新宪法,最终确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体制。

在1995年国家杜马(议会)选举时,叶利钦一再呼吁要防止“走回头路”,不能让“旧势力重新掌权”。1995年12月15日,他在电视讲话中说: “最危险的是,某些党的代表想要使国家回到过去的年代……他们想要重新走的那条路,我们已经走了70多年。这就足以作出结论了。还有什么可说的?难道我们过去的生活比别的国家好吗?不是的,我国甚至无法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其中包括经济也像我们一样在战争年代遭到破坏的国家。这是无可争辩的。为什么今天有不少人怀念过去呢?这是因为那里有我们的青春、爱情和个人的诚实劳动。许多年几代人的经验都迫使我们承认: 无论计划还是强硬的物价调整都无济于事。靠下命令是搞不好经济的,即使将军下命令它也动不起来。如果像曾经做过的那样,禁止自由拥有土地并开始重新分配财产,那就摆脱不了贫穷。这种野蛮的分配会对谁有好处呢?”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又采取了一个不寻常的行动: 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让普京代行总统职权。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举措,目的是确保叶利钦选定的接班人普京在下一届总统选举中获胜。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表示: “我已经完成了一生中主要的事业,俄罗斯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过去了。” 但同时他又请求大家: “我想请求你们的原谅,因为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那些我们曾认为很容易的事情完成起来却十分艰难。我请求你们原谅我,因为我没有实现某些人的愿望,他们相信我们可以轻易地从灰色、停滞、极权的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自己也曾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仿佛轻松一跃就可以越过所有困难。事实上没能一跃而过。在这一点上我太幼稚。有些问题极其复杂。我们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

无论是作为苏联的掘墓人,还是作为现代俄罗斯国家的创始人,叶利钦的一生都充满着争议。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有自己的悲剧;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有自己的悲剧。而政治家是难用好人或坏人简单而公认地区分的。正所谓: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76岁。

而他同年同月出生的政治对手戈尔巴乔夫今年三月渡过了九十大寿。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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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美国政坛向来的风云突变,前美国白宫首席策略长兼美国总统顾问班农(Steve Bannon)就在短时间内从美国政坛顶层瞬间跌入被逮捕的谷底。不仅受迫与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割席,继而又失去大金主支持,现还因今年1月6日的国会扰乱事件和受控在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的众筹项目中涉嫌欺诈与洗钱遭到逮捕。回溯班农的过往,似乎这样的结局也是早已命中注定。
    51岁的班农,2004年的班借助拍摄一部传记电影的机会,结实了出版商安德鲁·布莱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两人一见如故,并在2007年联手创办了“布莱特巴特新闻网”。通过该网站班农大肆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反对多元文化,强调捍卫所谓“西方价值观”,力争将其打造成为“另类右翼”媒体平台。班农也借此一路高歌猛进,直至坐上网站总裁的位置。
    53岁的班农,凭借宣扬“白人至上”理念的班农无意间得到了默瑟家族基金会的青睐,在其支助下,班农担任上了一家英国公司“剑桥分析”的董事会副主席。该公司在之后参与推动英国脱欧及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的政治活动,班农的政治履历又获新增,也为日后的白宫政治生涯打下了基础。
    63岁的班农,在默瑟家族基金会的操作下,成为了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的负责人。在竞选期间,班农凭借在美国舆论的影响力,通过不遗余力的发声,为特朗普打造声势,同时策划各种阴谋论打压希拉里。最终,帮助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获胜,班农也获得提拔,相继担任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成为红极一时的美国政坛“新宠”。
    64岁的班农,在2017年不断主张的“白人至上”主义驱动下,极右翼群体成员在美国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爆发了种族主义暴动事件,饱经舆论指责的特朗普立即决定与班农划清界限。班农为了报复,在《火与怒》一书曝光特朗普政府内部丑闻,此举也彻底激怒了特朗普,并使得其最大金主默瑟家族基金会决定与班农割席。班农为了在“后特朗普”时期重新在美国政坛上有所建树,开始接受郭文贵的资金供养,并担任“法治基金”主席一职。一方面通过高举“反共”大旗来不断提高政治参与度;一方面通过鼓吹新冠起源中国武汉实验室的观点,来不断增加曝光度。
    68岁的班农最终被捕了。一心想要重返政治核心舞台的班农,却于去年8月20日因在“我们筑墙”项目中涉嫌欺诈和洗钱被美国邮政检验局执法人员带走。今年1月不甘落幕的班农又为了重获特朗普的青睐,参与主导了国会骚乱事件。当岁月含泪,悄悄转身,班农就在那里,如同坐上了时光的列车,缓缓回望人生此起彼伏,试图回到原点,那个出发的站台,自己背起行囊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但是,历史的沉积不会磨灭过往的罪状,班农旅途的终点也始终逃不过那冰冷的手铐和黑暗的狱房,司法的审判定会给予班农劣迹斑斑的人生一个最佳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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