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25)
俄国各界的反思(25)
下面看俄罗斯中派政党反思苏联剧变的第二个问题:
二、对苏联模式的看法
1) 苏联模式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体系
罗伊.麦德维杰夫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说它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矛盾的体系，既有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家所想像的社会主义的许多关系和制度以及不少共产主义的关系和制度(如无偿分配许多福利)，又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如干部委任制、垄断制和剥削)和国家封建主义的成份(如使农民依附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使职工依附于企业，使科学家固定于保密研究所和非开放城市)。还在国内保留了许多自然经济的成份(如农村的宅旁园地和城市居民的果园菜园用地)。
通过12个五年计划，苏联建立了一个了强大的、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生产和经济体系。这种服务有些地方表现很糟，有些地方表现平平，有些地方差强人意，而有些地方甚至还很好。问题不单单在于高度的集中和行政命令管理体制，而是在于这个体制当中有两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给实物化了。而这两条原理在19世纪是可行的，但不适用于20世纪的经济现实。
第一条原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必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生产过剩，从而引发周期性危机和失业。这种情况又会造成社会生产力和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使工人阶级陷入贫困和无权境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垄断化又将阻滞技术进步，引起物价上涨和经济衰败。只有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国家计划才能消除无政府主义和经济危机，才能把集中和垄断的缺点转化为优点。因此，苏联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的是彻底的严格垄断制，即使在服务领域里也排除竞争。各汽车厂家各自生产不同型号和载重量的汽车，不同的钢管厂生产不同口径的钢管。对某些不可能实现生产垄断的部门，如肉类、奶类或者粮食制品生产部门，则划定市场销售范围，每个企业只能在严格规定的地区内进行销售。
第二条原理，大型或超大型企业拥有较之小型、甚至中型企业更大的优越性，在计划、组织、利用储备、釆用新的生产方法或新产品等方面尤其如此。因此，苏联的企业大多数都是大型或巨型企业，而小企业，甚至像公共浴室、洗衣房以及理发业则合并成立统一的联合组织，归公共事业部领导。大型化也反映在产品上。苏联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大的挖掘机和发电机、机床、载重汽车，却不重视生产小型拖拉机和小型电机。轻工业产品十分缺乏。几乎每家大企业都力图扩大自己的地盘，许多大企业拥有自己的铸造部门和电站。企业还建立自己的社会服务体系，其中包括住宅、幼儿园和休养所等。有人把苏联经济比作一种有静脉、动脉，但没有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系统。与生产关系相应建立起了一整套上层建筑——从国家管理形式直至道德和法律的性质。每一种经济成分都变成了整个制度的一个细胞，而整个国家则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只有一个雇主——即国家——的工厂。这种性质的生产和整个经济体制使几代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顽固而刻板的行为和思想方式，官僚权贵则更是如此。
麦德维杰夫还认为，对苏联经济制度产生过影响的，不仅有19世纪的思想，而且还有20世纪初期的那些条件和思想。苏共是在一个受到并不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孤单的国家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只能是最大限度地自给自足，不可能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苏联科学同样必须在所有科学领域全面展开研究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许多商品在质量方面必然敌不过西方，但是苏联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由外贸垄断所维护的经济安全。在组成社会主义阵营以后，苏联经济扩大了劳动分工的机会，但是只局限于经互会范围之内。此外，在苏联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这一观点，对生产的发展和分配、对价格结构以及对苏联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不断降低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向居民供应的面包、香肠、药品、砂糖、公交和报纸的价格比西方国家低得多。这样的价格，不是以生产费用为依据的，而是根据社会和政治上的考虑来决定的。
休养所和疗养院的休假证或者免费，或者只相当于实际价值的20%一30%。幼儿园的收费也是十分低廉的。西方旅游者看到苏联的公交收费如此便宜，向订户递送报刊不收任何费用的情况，感到非常惊讶。由于价格低廉，苏联城市居民对水、电、煤气非常浪费，打起电话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但是另一方面，一些廉价的商品又不足以满足所有居民的需求，于是经常出现短缺和排队现象。另外，苏联人的流动性也很小，有许多“绳索”把他们拴在一座城市和一个乡村、一个企业和一种职业中。
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体制过度集中的弊端，是靠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来设法克服并得到部分的弥补。不过，这种体制也有优点。比如它具有巨大的动员能力，在必要时可以迅速有效地集中巨额资源去完成某些重大项目。但到20世纪下半叶，过度集中的苏联经济的这些优势已经开始逐渐消失。苏联在掌握科技革命成果方面已步履艰难，在发展最现代化的部门方面已经落后了。改革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这种改革不能仅限于表面的修修补补，必须对体制加以变更和革新。要消除它的缺点和畸形，减缓和取缔不合理的集中，对部分国有财产实行私有化；将某些巨型企业化小，同时建立一批以私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中小企业；不合理的生产垄断应该为合理的竞争让路，国家调节方法应该用经济调节方法加以补充，或加以局部替代，等等。
作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麦德维杰夫一直致力于维护正统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斯大林兵营式国家社会主义进行了持久的斗争。但是，由于他把社会主义理想化，试图以现实中的一些实例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作证明，结果反而给这种“优越性”作了证伪。虽然麦氏也指出低物价的一些弊端，但他仍然肯定物价低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那么，苏联的低物价能够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这里，我把中国著名苏联问题学者、历史学家闻一先生的一篇文章摘要转发给大家，让大家了解苏联的“低物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闻一先生以《一个历史学家眼中的俄罗斯》为题写了三本著作，之三名为《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在这本书中，有一篇《降低物价的许诺和现实》，以大量事实资料为依据，揭示了斯大林晚年时期“物价降低”的真相。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要:
苏联时期，有一种概念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那就是降低物价是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佳体现。在工资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物价的降低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作为一种政治措施，每逢降低物价，由上而下的宣传声势就空前浩大；而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人们会由下而上地习惯于固定的思维: 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规律。这样，降低物价就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特有的许诺，也就成了苏联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现象。于是，降低物价从政治上说，成为衡量和评价政府政策方针得失、领导人施政功过的标尺；而在文化观念上，它则成为苏维埃文化中一种宣传和鼓动“苏联社会主义成就”的特殊手段。
从1947年至1952年，苏联曾经连续五次降低物价。每次降价都被说成是经济的篷勃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都被宣告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降低物价的直接结果应该是卢布增值，老百姓的购买力提高、生活水平提高，进而是社会的繁荣安定。但是，苏联政府降低物价的许诺和现实却相距得很远，随之而来的结果远不是宣传和鼓动所描述的那样美好，甚至相反。五次物价的下降几乎都有个相同的规律，那就是: 降低物价是和物价的暴涨、卢布贬值、凭证供应制、发行公债或者货币改革等措施联系在一起的，最后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荡。
1946年，苏联主要产粮区发生旱灾，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减少770万吨，饥荒在瞬间席卷全国各地。
在粮食供应凭证事实上失去作用、货币恶性通货膨胀得简直成为一张废纸的情况下，废除旧币、发行新币、取消凭证供应是最能展示经济繁荣、国家进步、社会稳定、制度优越的措施，这也是苏维埃国家解决经济和政治危机的传统手段。所以，首先釆取的就是宣布货币改革和取消供应证和凭证供应制度。这一措施的政治需求和迫切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1947年12月14日的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议中，首先描述的就是苏联社会的升平景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在苏联，从业工人和职员的数量没有减缩。我们这里没有也不会再有失业现象。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市场上的价格也下降了许多，面包和米面，还有定量供应的粮食价格都下降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都提高了。” 但是决议在许诺这种改革将给人民带来物质福利的同时，并不隐瞒这一点: “当然，在实行货币改革时，需要作出一定的牺牲。牺牲的大头将由国家来承担。但是，居民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牺牲，何况这种牺牲将是最后一次的牺牲。”
这种表述和许诺与来自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的反应，有着天壤之别。
在苏联，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凭证供应制是一种十分顽固的历史现象。在生活物质极端缺乏的年代，凭证供应是一种不得已的保证，它是人们在饥饿恐慌岁月中的一种依赖: 依赖于国家的统筹，依赖于政府的分配。但问题是，凭证供应从来就不是对所有居民的措施，它的对象只是局限于城市居民和工人，农民基本上是被排斥在外的。所以，在凭证供应的年代里，对一些人来说，一证在手，除了是一种生活保证外，还是一种权力。在1947年，这一情况依然如此。因为粮食歉收，国家削减了2800万人的凭证供应，全国有将近一亿人(即当时苏联居民总人口的58%)没有凭证供应。硬性强征也不能满足国家各方面的急需，于是进一步削减凭证供应的人数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事。人们常常误以为，苏联历史上的取消凭证供应是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人们摆脱困境过上好日子的象征，但是，取消凭证供应制却隐藏着不幸的一面: 粮食更短缺了，经济更困难了，国家解决经济危机的措施更无力了。尤其在1947年，取消凭证供应制并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颁歌，而是一种掩盖困境、粉饰太平的非常措施。
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金融专家对苏联价格改革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 “同过去的配给价格相比，苏联政府1947年12月14日规定的新价格体系只有四种消费品的价格略有下降……其他食品实际上比过去更贵”。美国大使馆的经济专家按当时的标准八卢布兑换一美元进行换算，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食品价格作了比较后指出，1948年莫斯科的食品价格比华盛顿要高昂。
华盛顿和莫斯科食品价格比较(按8卢布兑换1美元)
计量单位: 一公斤
货币单位: 卢布
面包: 莫斯科7，华盛顿1.88一1.94
白面粉: 莫斯科8，华盛顿1.57一1.73
苹果: 莫斯科16一25，华盛顿1.47一1.94
牛奶(公升): 莫斯科3一4，华盛顿1.61一1.94
通心粉: 莫斯科10，华盛顿2.65
一级肉: 莫斯科30，华盛顿10.4一12.16
食用油: 莫斯科64，华盛顿13.6一14.96
咖啡: 莫斯科75，华盛顿6.8一8.96
茶叶100克: 莫斯科16，华盛顿1.76
上述价格表是1948年8月3日美国驻苏联大使斯米特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会晤时，美国大使馆准备的资料。
闻一先生的文章接着写道:
至于货币改革，那就是发行新卢布以替代不断贬值的旧卢布。这在苏联历史上也是一种常用的消弭经济危机的办法，即“将数字后面的零划去”的办法，也就是用行政手段和命令措施将国家对居民的、尤其是对农民的债务和赤字强行化为零。1947年的贷币改革就是以十个旧卢布兑换一个新卢布。这种货币改革暂时稳住了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但却对广大居民产生了严重不利的影响。一方面是大幅度降低工资水平，人们手中的货币数量同时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是新卢布的发行带来了物价的上涨；再一个方面是商店里的货物越来越少，购物排长队的现象愈来愈严重。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由于没有商品，政府不得不紧急从储备中调拨了总额为17亿卢布的商品投入市场，其中的11亿卢布投向了櫥窗式的大城市。由于过去享受凭证供应的人主要集中于城市，这些商品的投放，使大中城市的居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起到了预期的“橱窗展示”作用。而小城市、广大农村地区，则由于国家的投放量少或者几乎没有，这种改革所起的作用就很有限，有的就是零。供应证一取消，从前的固定低价没有了，物价随之上涨。
关于这种货币改革，当时的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在1947年4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 “由于币制改革，国家债务将减少大约700亿卢布，其中因发行新币将减少520亿卢布(包括遗失和下落不明的卢布近40亿)，因居民存款和储备减少将减少160亿卢布。” 兹维列夫同时承认广大劳动阶层将受到损失: “新币发行应该在废除凭证供应的同时及时进行，以便公开交易能按统一价格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广大劳动者在新旧货币兑换时的损失得以补偿，同时减少商品流通时可能出现的一些暂时困难，防止形成收益投机和维护新币的信誉。”
在货币改革进行的同时，国家还大量发行公债。1946年旱灾前发行过一次公债。1947年5月4日，人民委员会再次决议发行新公债——和上次一样，也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公债”。《真理报》上提出的口号是: “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要购买公债券！” 这次的公债以摊派的形式，作为政治任务分到各个单位和人头上(每人认购的数额一般在他三个月工资总额的水平上)。到5月7日终于以101.3%的成绩超额完成认购，所以《真理报》欢呼说: “这是苏联国债的真正胜利。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有过如此的规模。” 数额巨大的国债使国家经济避免了一场灾难，使火箭武器研制计划这样的庞大军费开支得以保障，而劳动者的口袋却变得空空如也了。在认购中，国家还以各种形式从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民那里获得了21.87亿卢布的现款。所以，到了1947年下半年，各地的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就纷纷要求国家银行兑现债券。
像这样的信件不断寄到政府的各级机构: “我请求您拯救我的孩子免于死亡并准予将我们手头的数额为三千卢布的债券兑现成现金，以便能为孩子购买食物。” “根据苏联宪法第120条，并且由于我已经走投无路，我请求您准予将我购买国债的钱归还给我，我可用它们来拯救我和我的家庭免于饿死。” 问题得不到解决，有的就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或者到莫斯科告状。1947年7月5日，一个叫布勃列伊的工人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写了如下一封信: “我今年73岁，55年工龄，现在既得不到面包，也得不到别的食品。每月养老金只有150卢布，妻子已经去世，岳母还得我赡养。我处境极为艰难，贫病交加。我曾写信给苏联财政部长，请他准许我将自己的面值2340卢布的公债券卖给拉宾斯克区储蓄所，然而国家劳动储蓄银行管理总局给我答复说这是不可能的。根据苏联宪法第120条和我所处的困难情况，我请求您下令将我借贷给国家的现款还给我，以免我和家人不死。此外，请求您把我们两个老人安顿到一家养老院。”
这个布勃列依十分明白，他的2340卢布是借贷给国家的，国家应该还给他。其实，这个道理是谁都明白的，当时的《真理报》在欢呼公债胜利发行的社论中就是这样说的: “首都劳动者借贷给国家的比国家预定的计划数多出3.85亿卢布。” 而高层领导十分清楚，1947年，还有1946年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公债”实际上是一个不准备兑现的死债。在他们的意识里，这就是居民应该对国家作出的牺牲，或者说是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或牺牲在居民的眼里是又一次剥夺。
遗憾的是，在1947年1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联合决议中，所说的“这将是最后一次牺牲”的话，和这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公债”一样，也没有兑现。1947年的降低物价并不是苏联人民的最后一次牺牲，相反，它只是未来接踵而至的一连串牺牲的序曲。
由此看来，苏联老大哥早在七十多年前就会割韭菜了。现在的小兄弟当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