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少年壮志不言愁

我从小就爱打抱不平,富有正义感,所以当高考取得好成绩,我却主动放弃了名牌大学而自愿进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时,街坊邻居都不感到奇怪。相反,很多老头老太太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他们说,“小梁,好样的!”是的,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好青年就应该去当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一晃已经十几年了,我现在还敢那么肯定自己是一个好人吗?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在老街坊的眼里,我绝对不再是那个好青年了。但我不是一个坏人,这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还不够,但对于当了十年警察的人来说,能够大声这样毫不脸红地说出来,真的不多。

作为警察,我知道,善恶虽然只有一念之差,但好人和坏人却应该是黑白分明。

我是好人,于是我去当警察,当了十年警察,我只能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坏人!

没有什么职业比我的职业更需要分清好人和坏人。干了十几年警察,当我认为自己已经练出了火眼金睛,一眼可以分辨出好人和坏人的时候,我却无法肯定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了。

自从看了电影《便衣警察》,情节虽早已经忘了,但那个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就从来没有离开我的嘴巴: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风霜雪雨化激流。

历经苦难,痴心不改,

少年壮志不言愁。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

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

我就是旁若无人高声唱着这首歌进入警察大学的,那几年无论洗澡走路操练,我都会哼哼这首歌。这首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也给了我任意发挥的幻想。大学毕业时,我是各科都以优异成绩离开学校进入广东省公安厅的。厅长在迎接新干警的会议上特别强调: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警察,但只有中国的警察的全名是“人民警察”。厅长笑着强调:今后我们不搞繁文缛节,开会汇报都言简意骇,该省略的就省略,不许拖泥带水、啰七八嗦,但是有一个名词不能省略。那就是不许把“人民警察”省略为警察!

几十个新干警都笑了,是自豪的笑。从此我开始了自己终生追求引以为豪的职业——人民警察,从此我开始了抓坏人保护好人的生涯。

然而回到我自己身上,好人和坏人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最后终于模糊到我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模糊到我再也不敢公开唱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的主题歌。

如果我是坏人,那么坏人们为什么怕我恨我见了我拔腿就跑?可是如果我是好人,那为什么那么多好人见了我也露出害怕和鄙视的神情,而且都躲得远远的?

如果说我可以对路上街上人的眼光熟视无睹,对男女老少的议论置若罔闻,但我却无法忽视王媛媛和杨文峰对我的看法。我喜欢王媛媛,在我的心中她已经近乎女神。在广州这个地方,外表和内在的美丽同时具备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没有可能。由于工作关系,我见过上到副省长的美丽情人,下到价廉人美的新市发廊卖淫女郎,我知道在这个城市每一个漂亮点的女人都在出卖什么,大多靠出卖身体,也有些靠出卖良心和灵魂。可是这王媛媛却完全不同,她活在理想和事业中,她不同流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在刚刚接触她时,我也根据广东的省情想当然地判断出她一定是靠出卖什么而维持她昂贵的衣服和装饰品,我甚至利用自己所学对她作了暗中跟踪和调查,结果让我陷入对她的崇拜和爱恋之中。她的脱俗的美貌,她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个性和绝不同流合污的高雅深深迷住了我。

然而除了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刑事案件的资料外,她对其他包括对我本人没有兴趣。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在她的眼中,只有挖掘事实,跟踪报道和采访,她对这个城市的其他女人们感兴趣的事好像不太感兴趣。不过我对她一直痴心不改,当然我知道,她一直没有男朋友,她好像对所有的人都紧紧关着心扉的大门。不过只要她一直没有男朋友,我就可以一直怀着希望这样若即若离地等着她注意到我这个人,而不是我提供的资料。

可是我怎么都想不到,王媛媛编辑组里来了个四十岁的杨文峰,就算没有长着个侦探的眼睛,我也能够看出来,他们两人很快就搞得火热。而最让我不解的是,竟然是王媛媛在主动投怀送抱。

我哪一点比不上杨文峰?有一次瞅准个和媛媛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不客气地质问她:媛媛,你年轻漂亮,又能干,追求你的人都快排队了。可是你为什么单单挑上杨文峰?

“杨文峰怎么啦?”

我不是说杨文峰有什么不好,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好呀,他比你大了十岁,而且要不是你把他从发行部调到自己的编辑部,他只不过是一个搞发行的苦力而已。

“这我可不爱听,”王媛媛满脸不高兴地打断我,“他那职业怎么啦,总不比你的职业差劲吧?”

这话我也不爱听!平时大家在一起时,也不是听不到对我职业的冷嘲热讽,我都一笑置之;可是今天从王媛媛嘴里说出这话,我觉得特别刺耳。我霍地一声站起来,冲着她吼开了:警察职业怎么了?没有我们这些人,天下还能够太平吗?没有我们,看看你们是否还敢在夜晚出门散步?我们警察哪一天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上班?全国每年都有超过五百位警察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受重伤的几乎每天都超过十人!我们这职业光荣得很,亏你还是个大记者,你有良心没有,你说差劲是什么意思?

媛媛吃惊地看着我,过了一会才回过神,于是连忙安慰我。不过过后她还是找到机会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她说:你就别自己认为有多高尚了,自己说不算数,要听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你知道吗?在全国各种职业中,你们公安战线一直劣评如潮,哪次全国民调不显示你们这些“人民警察”在贪污腐败排行榜上独占鳌头?你说你们中每年有多少人成为英雄,那谁不知道?可是不要忘记,人民更加知道你们中有多少腐败分子,每年有不少于一千的公安因为腐败渎职被清除出公安队伍……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什么意思?你不要只告诉我有多少干警牺牲了,你最好把眼睛收回到广东地区。就拿你们公安厅来说,你能够解释你们三位副厅长公子开的百万人民币的名车的来历吗?你能够解释你们公安厅出境处的从处长到科员个个存款超过五十万的现象吗?你能够解释人家说在广东干三年交通警察,回到家乡可以盖三层楼豪宅的顺口溜吗?你……”

我制止了她。我知道这些,没有人能够解释。可是这是我们公安部门独有的现象吗?作为警察,我比谁都清楚,广东的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平均六倍于他们的工资加补贴,大家都无法解释清楚。中央都放弃了让大家解释,因为如果都解释出来的话,全国那些普通民众会造反的。中央早就制定了领导干部要公布自己和子女财产的规定,可是不可能实行呀!那些东西如果公布出来的话,无疑就会成为普通民众讨伐中国政府的战斗檄文。

为什么偏偏拿我们公安出气?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国人民在有困难时候就知道找公安,可是在批评腐败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公安。

“你如果不服气的话,”王媛媛面带讥笑地说,“你能够给我举一个广东公安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的例子吗?或者把公检法一起算上,你告诉我一个领导干部的名字,我保证在三天内向你提供他藏在各个银行和香港银行的存款!”

我很气愤,但我却真提不出。我们公安厅也有几个廉洁奉公的老公安,但都因为入不敷出,加上不合群而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他们由于自以为一身正气而受到单位的排挤,家人的排斥。我想这种人在哪个单位都有。我如果真把这些人拿出来举例的话,那反而让我难堪。

反正我已经不再哼唱那首“金色盾牌热血铸就”的让我热血沸腾的歌,就是唱我也是在心里唱或者坐在马桶上哼两句。我也渐渐对值勤时群众投向我的复杂眼光习以为常。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我,警察已经成为一个职业,一种赚钱维持我生存的工作。而我当初报考警官大学时,以为自己选择的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一种值得自己“甘洒热血”的伟大事业……

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沉沦下去……

直到那天杨文峰的周伯伯出现!

我从电话里就判断出国家安全部退休的周玉书局长是被新塘镇公安局派出所设套抓起来的,为的是敲诈几千块钱。但我无法想象,周局长竟然没有识破他们的圈套,竟然只是给杨文峰打了个电话。我为当地派出所暗暗捏了一把冷汗。

全国的公安部门,特别是地方的派出所,几乎绝大部分都在搞敲诈勒索的勾当,这也是万不得已,地方警察办公经费紧张,不要补贴,有时连工资都要拖欠一两个月。这些五花八门的敲诈勒索手段中最有名的就是抓嫖客游戏。为此有的公安公然和当地妓女勾结,等她们以找酒店等为名,把男客骗到房间,然后公安突然出现。由于妓女身份确凿,而且当场坦白,被骗的人自然无法洗脱嫖客的身份。这些“嫖客”大多害怕单位知道家庭破裂等,自愿送上五千到一万的罚款。这个钱公安和妓女私分。全国公安都在乐此不疲,湖南等地更是每个派出所都这样干,于是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是这次新塘的这个派出所竟然搞到国家安全部周局长身上,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当我看到周局长的时候,我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的谦和和平易近人的样子。我也曾经有机会和广东的政法部门的厅长和局长出差,可是他们那个铺张的派头和那个前呼后拥的德行,放在面前这位周局长面前,简直不亚于皇帝出巡。

这个周局长并不是普通人,他的传奇故事在我们公安和安全战线是家喻户晓的。由于他在情报领域的丰富经验,他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超过正局长退休年龄六年才被国家安全部党委会议勉强同意退下来。

现在这位传奇人物就在我眼前,一边用自带的手帕擦鼻涕,一边看着我们微笑。被我们领出当地派出所时,他手里提了个小包。后来杨文峰告诉我,他的周伯伯在搞什么社会调查。我想有机会,我得告诉王媛媛,让她看看像周玉书这种领导干部,不要把我们政法系统的人都看成坏人。

* * * * *

初次见到周玉书六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刚刚到办公室,处长就进来,他说:“李副厅长叫你去他办公室。”

我看了看处长,准备和他一起走,但处长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我知道是要我一个人过去。我忐忑不安地敲了敲李副厅长办公室的门。门开后,我发现李副厅长办公室里坐了另外的三个人。李副厅长招呼我坐下。我这才看到面前的三人腰板挺直,其中两人年纪较大的头发都花白了,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

“小梁,这几位是上面来的。”

我和他们一一打招呼,那个年轻人打量着我,有些盛气凌人,花白头发只是微微点了下头。我正有些对他们的傲慢不满,却发现副厅长走过来,点头哈腰地亲自为三位倒水。

“小梁,现在手头没有放不下的工作吧?”

没有等我回答,李副厅长接着说:“现在想派你接受一件重要的任务。”

李副厅长说罢并不做声,拿眼看着两位花白头发。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看着我。

“你认识国家安全部退休局长周玉书吧?”

我想解释,告诉他们我是通过杨文峰认识的,但话只说到一半,就被花白头发挥手打断。

“我们都知道!”他不顾我脸上的吃惊,继续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交代了李厅长,他把你的情况也全部向我们作了介绍和汇报。我们认为你非常可靠。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可以从你科里带一位干部,加上我们的小钟。你们三人组成一个行动小组。”

他停下来,我看了一眼他提到的小钟,点了下头。

“这个小组由你负责,你们只对我们负责,工作任务属于绝对保密,不能对厅里的任何同事和领导提起。你们的工作就是全天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周玉书!”

我大惊失色,脸上的表情显然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

“你要把周玉书的行踪每天固定通过电话向我们汇报一次。现在,你可以问问题了。”

我不知道问什么问题,因为脑袋一时之间充满了问题。首先,我是刑警队的刑事警察,跟踪监视只是在破案中用到,但并不是我的特长。其次,使用了跟踪监视,并且要汇报周的行踪,这交代一点不明确,是跟踪保护周局长呢?还是跟踪取证最后要定他的罪呢?如果是前者,那是我们厅保卫处的任务;如果是后者,则必须详细交代我目标的嫌疑历史。最后,还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周玉书是国家安部退休的情报首长,一个地方公安厅有什么权力和能力去跟踪监视他?我再狂妄,也知道跟踪这样的老手,不到一天就会把自己暴露。当然还有疑问,为什么由李副厅长直接交代任务给我,这样越级指示在我们这个讲究等级和级别的单位并不常见。

这些疑问一股脑涌进我脑子里,反而让我无法问出任何一个问题。我只是看看两位花白头发,又求救似地看看李副厅长。

接下来一个小时里,花白头发和小钟对我轮番交代,他们走时我还是糊里糊涂,结果李副厅长又用了半个小时重复他们的交代。

交代完,看到我仍然一脸迷糊,李副厅长有些不耐烦了。“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你就不明白?”

就是因为太简单,我才不明白呀。不过我没有再说什么,表示了自己坚决执行好任务的态度后,起身离开了。

他们几人的交代再清楚明白简单不过了:周玉书在广东境内时,我们这个小组负责监视跟踪他的一举一动,然而把的活动情况特别是所到之地和所接触的人每天汇报给花白头发。我负责的小组的工作既不是暗中保护周局长,更不是侦查取证。简单地说,我就是要向花白头发汇报周玉书每天干了些什么,接触了什么人,到过什么地方。

“就这些?”

“就这些!”

我当时问,要持续多长时间呢?两位花白头发互相看了一眼,告诉我,只要周玉书来广东居住,我就得一直干下去。

我听后很有些着急:“那不是我得一直干下去?我的公安工作怎么办?”

这时小钟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声音沙哑地说:“不会太长的,我们有他的医疗记录,他不会挺太久的,应该过不了2008年奥运会。再说,这个工作也就到2008年奥运会时结束。那时就没有必要监视他了!”

从此我开始了全新的工作,和我以前的刑警工作有很大的区别。我和我的手下,加上北京过来的小钟,形成三人小组。由于小钟不了解广东情况,所以跟踪监视工作主要由我和手下做。按说跟踪监视工作至少需要四人一组才可以应付,但这周玉书毕竟年纪大了,活动并不活跃,加上他的日程非常简单和很有规律,所以工作还是很轻松的。但我很难想象自己一直暗中跟踪一个老头直到2008年,更加难以想象的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跟踪他。不过工作了两个月的时候,李副厅长有一次见到我微笑着说:“小梁,好好干,你的副处长申请我们已经报到组织部门了。”

周玉书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来广东后长期住在国家安全厅招待所,虽然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领导干部会定期带着水果之类的来看望他,但他却很少随他们出去吃饭。这倒奇怪,我知道,国家安全厅那帮人几乎把一半情报经费花费在广东的山珍海味上。这周玉书的生活简单得让我惊奇,他在招待所时,都会到食堂吃饭,到外面去时则在小摊上吃碗牛腩面什么的。老人吃完后,掏出个北方人不离 身的大手帕擦擦脸,然后再小心地从口袋找出一张卫生纸,使劲擤鼻涕。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然而,我还是感觉到他一天一天渐渐慢下来的脚步。

一年后,对于老人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需要汇报的。一开始我还巨细无遗地汇报,但半年后,我也就捡重要的事情汇报。所谓重要的,也就是老人又到了哪里,又接触了什么人。这段时间,我知道他一直在对广东的流动人口做某种调查,他从劳务市场到劳动部门,从流动人口收留站到台资港资工厂,从街边的盲流到出租车司机,虽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节奏越来越慢,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搞调查研究。老人随身带一个小本本,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想到的随时随地记下来。久而久之,我对那小本本产生了好奇。如果作为刑事侦查,那个小本本将提供非常有用的线索,可惜,我现在的工作只是跟踪他。

由于李副厅长交代,所有开支都由北京支付,所以该花的就花,能够开发票的就开发票,来不及开发票的打白条也可以。开始我拿一两千块加班费用和夜宵费给李厅长,后来在李厅长鼓励下,我逐渐多开了些发票和白条。一年后,我们的跟踪费用仅仅加班和夜宵就增加到一万元,北京没有什么话说,我也就安然处之了。这时期,我也渐渐从小钟的举止言行判断出他的来历,原来他们直属北京中央军委的。

周玉书照样粗茶淡饭,从一个地方颠簸到另一个地方。出于好奇,我也把他到处了解流动人口的情况告诉了北京的花白头发,他们只是笑笑,说:这老头闲不住,别管他。我从他们两位的口气中听不出恶意。而且看他们对于周玉书具体所作所为并不感兴趣的时候,我心里越发好奇。

由于我和杨文峰、王媛媛到新塘去接过他,所以我们见面是会认出的。于是我在跟踪的过程中尽量掩护住自己,但我却有个感觉,那就是周玉书一直知道有人在跟踪他,而且我感觉到他甚至知道是我在跟踪他。虽然他从来不回头,可是我肯定他能够感觉到,有时甚至发生他故意等我们远远地跟上他,不为难我们的情况。如果传言不虚的话,这位国家安全部的情报首长能够闭上眼睛而嗅出方圆一里内的危险。

在我跟踪的一年多里,周玉书和杨文峰几乎每个月都见一到两次面,其中有一两次王媛媛也在场。每次周玉书和杨文峰在一起时,我都有种奇怪的感觉,感觉到他们两人周围仿佛有一种磁场,一种让人感觉到平和放心和智慧的存在。我一直以为这感觉只是我才有,直到看到和他们在一起的王媛媛像一只温柔的小猫一言不发,一会敬慕地看着周局长,一会爱慕地凝视着杨文峰,一反平时能言善辩的样子,我就知道她也感觉到周局长和杨文峰在一起时所造成的那种迷人的磁场。我羡慕他们。但职责所在,我只能隔着玻璃或者使用望远镜远远地观察。

我想,没有必要把周局长和杨文峰的接触也汇报上去。他们之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需要大惊小怪的。

跟踪周玉书比较困难的时候是他到下面的县城和镇子搞调查时,他都会去搭火车或者公共汽车,我们不得不一人同他一起挤进火车或者汽车,另外一人驾车赶到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他一般会找一家便宜酒店住下,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接触当地的流动人口或者雇用流动人口的工厂企业。由于我们的跟踪任务不包括窃听他的谈话内容,所以我们只是远远地观察,并不知道他一年多到底在搞什么调查。只是时间一久,我自己慢慢对他的调查产生了兴趣。虽然说人老了,就像老小孩一样天真烂漫,又甚至在行为和思想上返老还童,可是我总觉得这无法解释周玉书的行为。

据我的观察,这一年他亲自去做的事,如果他肯借用国家安全部门现有条件的话,他一个月甚至三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了,可是他偏偏要自己提着个包,拿着个小笔记本,慢吞吞到处走。我发现他越来越多地和盲流们混在一起,我甚至注意到他为了让自己更加接近盲流,他专门挑选了一些较旧的衣服。有时他和路边等临时工作的盲流一起在路边的栏杆旁一呆就是一个小时,有时他甚至和几个盲流聊起了什么有趣的话题,竟然把面无表情的盲流都逗得哈哈大笑。不过让我困惑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玉书混在盲流之中越来越难以辨认出来。换句话说,从我躲藏的车子里远远看过去,周玉书几乎也成了一名盲流。

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位就是政法战线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周玉书。

这种无聊的跟踪工作让我越来越胡思乱想,从觉得周玉书的不可思议,到觉得自己不可思议。说实话,自从到公安厅成为一名刑警,我自己就再也没有像眼前的周玉书一样混迹于盲流之中过。广东的治安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两千多万的内地流动人口,他们没有户口,没有固定住地,虽然绝大多数都老实巴交,但却也出了不少犯罪分子。一直以来,成为危害社会的害群之马。作为人民警察,最头疼的也是这些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们。他们虽然逆来顺受,但有些被逼急了的话,也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一旦一两次冒险成功,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广东的公安承受着巨大的担子,这些都是无法言传的。外人所不知道的是,仅仅广州市,每分钟平均六起抢劫,每秒钟就有两起偷窃事件发生。这些案件大多为外地南下的流动民工所作。以目前广东公安警力,能够应付这类案件中的十分之三已经是超负荷了,哪里能够做到让市民真正满意。孙志刚被活活打死在遣返所内的事发生后,广东公安干警士气低下,相反一些外地犯罪帮派则嚣张起来,在之后的一个月,当月发生了36起出租车抢劫案,创造了历史纪录。

人民警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外界当然不知道。让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人们都认为我们警察是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好人利益,痛击恶棍坏蛋的人,却忘记了我们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法律。我们是执法的,我们保护和维护的是法律,而不是好人或者坏人,更加不是保护人民本身。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法律是保护好人的法律,那么我们维护法律的警察就保护了人民的利益;然而如果这法律本来就是损害人民利益、保护了一小部分坏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照样得维护法律,也就是说,有时哪怕得靠损害人民的利益也得去维护法律。

这才是我们的职责——维护保卫捍卫法律!所以当一些人哭哭啼啼来到公安局诉说他们被欺负的时候,当我们这些被他们认为是保护神的人告诉他们法律如此,我们无能为力之时,也就是他们认为我们是坏人的时候。

这种被人当坏人的感觉多了,就没有什么感觉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当初的理想,不知不觉就开始找机会贪污腐败,甚至敲诈勒索。

一个人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尊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哪怕他是人民警察。

全国人民对警察中的交通警察最痛恨,可是我却最有体会。我在分到广东省公安厅后被问到第一年到基层实习到哪里时,我提出到和刑警最不相干的交警支队。领导同意了。我穿上交通警察制服,昂首挺胸走出了办公室。我要把我所管这片的交通秩序搞得井井有条,让人民群众知道交通警察的作用,也让公安厅领导知道我这个刑警大学生什么活都能干得最好。我有信心,话再说回来,这也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不过短短一年,我不但尊严扫地,而且对这身警服产生了怀疑。

我主管的一片是天河区天河城附近,这里街道宽敞,交通设施齐全,按说交通应该很畅通,但是由于有几个路口经常有车辆图方便而违规转弯和逆行,结果每每造成这个地区堵车。第一天上班我就揣了一大本罚款单,我相信使用严格的重罚可以扭转形势。

第一天我就抓了至少六辆严重违规的小汽车,我给他们开了罚款单。我想一百多元的罚款加上驾驶执照留下罚款纪录足足可以杀一儆百了。可是没有想到,第二天交警的支队长就把一叠罚款单摔在我面前。他说:你昨天开出的六张罚款单,那辆黑色的本田是政法部门的公务车,另外三辆奔驰是省委省政府家属的,还有两辆更加邪门,就是我们公安部门的!

“政法系统的公务车,怎么没有标志?”我问。

那头头瞪了我一眼:“你这人有病吗?那是宝马,政法部门的公务车有宝马的吗?你今后长点脑子,看清楚点再开罚款单,不要自己逞能,让我们给你擦屁股。你看这六张罚款单幸亏还没有送到交款部门,否则我就从你工资里扣!”

接下来,虽然我长了个心眼,但还是常常“出错”,一年快结束时,我才基本上搞清楚,哪些车是不能拦下来的,特别是有些车拦下来后,等于自讨其辱。司机知道你无法开罚款单,就是开了罚款也有人摆平,所以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到最后,我几乎只在拦截骑着破三轮或者自行车的盲流时才有点信心。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这身警服的尊严,我见了违规的高级轿车都自觉地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胡作非为。有时我明显感觉到连立在路边的盲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幸灾乐祸地鄙视地盯我一眼。

直到后来离开了交通警察支队,我才能彻底明白了并且理解,这样站在烈日强风之中的交通警察,举手投足而指挥成百上千车辆的人民警察,穿着神圣制服的执法者,每天都要经受权贵们无形中压在他们身上、压在法律身上的奇耻大辱。长期生活在这种不平衡之中,最后自己也去敲诈去勒索去贪污去腐败又有什么出奇呢?!

跟踪周玉书周局长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在公安厅,我们每天接触到好多份来自北京的指示报告和文件,那些报告往往是早上开会下午就到了我们的文件夹里,可是我却有种感觉,好像那些文件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什么思想教育,三个代表,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讲政治,讲道德”教育等等,难道北京真不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吗?如果知道,他们还在那里假装这一切腐败贪污都不存在,搞一些虚伪的文件给我们,还迫使我们也不得不假装我们很听话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周玉书仿佛给了我另外一种答案,我感觉到,北京确实有很多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公。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但却仍然按照自己心中的幻想来教育自己的公务员,期待自己的公务员。有时我又想,既然这个社会已经腐败到极点,为什么腐而不败,腐而不烂呢?

周玉书又给了我答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是还有这样一些人在那里知道或者不知道地顶着,所以贪官污吏才没有被人民起义推翻。可是像周玉书这样的干部和党员还有多少?他们像恐龙一样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把自己打扮得好像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进步生产力的基本需要的腰缠万贯的腐败分子。

这一切还可以持续多久?当一切都快要结束时,我又如何选择呢?我知道法律站在他们一边,所以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我是说,当真正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我会怎么选择呢?或者更具体更形象一点,当需要在周玉书这样老人和我的厅长之间作选择的时候,我会如何选择?我知道按照法律,我会毫不犹豫选择站在厅长那边,可是到时我真会让法律替我选择吗?我心里真是永远迷失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吗?

真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形象思维和联想?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有种感觉让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跟踪的老人的亲切和可爱,他的存在本身仿佛就证明了我当初选择进入公安系统的正确,只是这些年我慢慢迷失了自己,现在我眼睛紧紧跟着周局长,这个被我跟踪了一年多的人已经成为带我走出人生迷雾的新的航标,我会抓着不放的。

那一天,当我一边远远盯着蹒跚的老人,一边陷入沉思的时候,他好像晃了一下,我以为是我走了神,看花了眼,揉了揉眼睛,等我再看过去,老人已经软软地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

我忘记了不得接触跟踪目标的工作纪律,一个健步跨出车子,向周伯伯冲过去。这个时候,我用眼睛的余光瞥见至少有两起躲藏在不同地方的人悄悄退了下去。我终于证实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感觉,那就是一直以来,暗暗跟踪周伯伯的不只是我。

(未完待续)

By editor